孙立平： 教育——从越改越好到越改越差，逻辑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审核者请不要被这题目吓住，这里我说的只是教育。
如果从1977年恢复高考算起，可以说，教育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整个中国改革的起点，迄今已有将近40年的时间。
如果回顾一下这40年的历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条轨迹：从越改越好到越改越差。为了避免争论，为了避免说是抹黑，那就用这样的表述吧：早期改革的正面效果几乎是众口一词，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至少说是毁誉参半。
正视这种逻辑的变化，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对于更好地推进改革，是非常有意义的。
改革与常识
为什么改革早期的那些改革效果好，受到人们普遍的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的改革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把不正常的事情改成正常的，这是靠常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取消高考，取消大学正常不正常？不正常。恢复到正常就是变好了。
但是在走到今天的时候，情况不一样了。一方面，来自常识的启示越来越少，更多地需要自己的探索和创新；另一方面，一些常识由于不符合中国特色而只能弃置一边。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的根本不是改革，需要的只是回归常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在常识就在那里摆着，而人们却在紧皱眉头、冥思苦想如何进行改革的时候，我常常为这样的改革担心。
理念与利益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景：一个大学老师给另一个大学老师打电话：喂，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进行改革了。你估计一下，接电话的那个老师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反应？可能马上心里会咯噔一声：估计没什么好事。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所有的改革都应该为人们带来利益。在正常的情况下，之所以要进行改革，更主要是出于理念，目的是改变制度安排，理顺机制。但在教育理念严重缺乏，特别是行政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利益甚至变态的利益就很容易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
大约在十年前，我就和朋友们说，你看着吧，他们改来改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把他们自己改成终身制。因为从那时起，学校中行政化、学阀化的倾向就开始越来越严重。而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种学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化的：你当了头，就表明你的学术水平是高的。然后就可以垄断和控制大量的资源，最后是利用权力固化这些资源。所以我经常说，大学里谁最忙？那些学官的研究生最忙。因为这些学官掌握大量的资源，而他们自己又没有时间来做这些研究，就只能让自己的学生来做。
利益问题的凸显，还与一个特定的背景有关。现在掌握学术权力的基本是50后和60后，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出生和生长在艰难的年代，生活的经历固然会使其中的一些人更具有理想主义的特点，但也使得其中的另一些人吃相更为难看，他们觉得历史亏欠了他们，因而有着更强的找补心理，特别是面临退休的年龄时，更是恨不得把一切都垄断过来并尽可能保持下去。
务实与浮躁
前一段时间，我写过一篇文章，《警惕一种惊天动地的工作方式：从海南限购说起》。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那里说的并不仅仅是海南，并不仅仅是房地产限购，其中所分析的现象在其它的地方、在很多领域都是存在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现在很多政策的出台，往往都具有这样的特征：突然出台，惊天动地，大张旗鼓，截然脆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也许要的是一种视觉听觉的效果。为什么要这个效果？可能真的就是一种姿势，就是为了吸引眼球，只不过吸引的是不是老百姓的眼球。惊天动地之后是什么？往往就是一地鸡毛。所以这些年我们常常看到，在惊天动地的政策出台之后，接着就是一堆堆华丽的口号，一串串斩钉截铁的语言。于是，生活就在口号的泡沫之上运行，口号几乎就成了现实。但口号的泡沫之下，就是一团烂泥。
类似的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在特定的氛围中，假大空的口号层出不穷，各种工程，各种计划，令人眼花缭乱。实施的结果，基本是前半段是瞎折腾，后半段是一地鸡毛。事情当中，人们忙于做局编故事；事情过后，留下的是一片虚夸浮躁的氛围和未来不尽的笑话。
有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改革，而是踏踏实实按照常识和规律做事情。你说呢？
出处 : 孙立平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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