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 : 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2017年4月，我在上海實在呆不下去，只好赴美避恐。2005年以來，我在港美《二十一世紀》、《當代中國研究》、《開放》、《爭鳴》、《前哨》、《北京之春》……發表160餘篇「反動文章」；2014年以后在台灣出版七本「反動書籍」——剖析赤潮禍華、指斥中共禍國。「文保」對我先禮後兵——誘勸控制、圍而不打、直至圖窮匕見。2015年1月31日，我訪學港臺回沪，在羅湖被逼脫內褲「接受檢查」，隨行拙妻與女碩生遭搜身（載《前哨》2015年3月號）。2017年3月下旬，我攜妻拟出席香港「反右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然後飛美旅遊。「文保」向我退休前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施壓，逼我兩退機票，故事曲折，拙文〈出中國記〉載港刊《爭鳴》2017年8月號。
我雖一直心系民運，畢竟教務撰務繁重，無有精力跟蹤「進行時」，也因「金盾」封鎖信息，2011年動靜很大的「茉莉花事件」，僅聞粗略，來美后才接觸一些材料。拙文根据这些材料，對進行時的中國民運提供一些思考，簡剖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一、轉型維權
與「七九」民主墻、「八九」六四不同，当代民運更為普羅化，從形而上政治訴求轉為形而下經濟維權，個權意識日益覺醒，維權力度一路走高。毛時代「陸民」幾無私產，不太感覺得到制度性剝奪。如今稍擁私產，真切看清貪官貪去的并非與己無關的「公家的」，而是自己繳納的稅款！「陸民」從切身利益處認識到現代文明的價值基石——私產神圣！相比公民意識朦朧的「七九」、「六四」，當代「陸民」的經濟維權，說明民主意識已落至實處，筑就中國民主轉型最大的社会地基。
直至2018年6月鎮江老兵維權，大陸各種維權此起彼伏，頑強持續。以個人權益為內核的公民理念，是最令中共膽寒的「不穩定因素」，故列入「七不講」。专制特權只能來自收繳公民個權，壓低公民个權，才能汇聚翹起官僚特權。百姓成為愚民順民奴民，中共才能維穩「萬萬歲」。出於階級本能，中共在打壓維權運動的同時，勢必防堵宣倡個權的「資產階級思想」，因而不惜巨資打造「金盾」，全力封堵境外網訊。
哪兒有壓迫哪兒就有反抗。上訪、上網、上街、上法院，維權活動綿延不斷：堅決抗爭的法輪功學員、抗拆抗征的村民居民、呼吁獨立的維族藏族、要求安置的復轉老兵、反抗城管的街頭小販、團結起來的維權律師、中外關注的政治異士、各式各樣的司法案件、各種各類的上訪冤民、各省各市的臺商告狀、各時各地的「歷史遺留問題」……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中共「維穩」越來越難矣！
1995年縣市一級糾紛仲裁機構處理勞資沖突3.3萬起，2006年44.7萬起，2008年69萬起。 [1] 2014年國家信訪局發布：各級信訪年度總量逾千萬，年度上訪人次逾50萬。《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估測訪案2000～3000萬起／年，上訪者100～150萬人次／年。專家調查，僅0.2%上訪得到解決。一位「訪齡」51年的訪民還在「繼續革命」。另一位「訪齡」15年，進最高法院信訪辦2018次，仍屬「同志仍須努力」。一位訪民被收容遣送152次。一位訪民將含冤而死的親屬頭顱割下，攜帶上訪。 [2] 2015年1月30日國家信訪局發布：每天收件約兩千，2/3直遞國家領導人。 [3]
群體事件直線上升。2005年8.7萬起，2006年逾9萬起， [4] 2008年12.4萬起。 [5] 此后，政府不再發布數據。
二、維權意識
1949年後，媒體官營，全體陸民憋居「鐵屋」，絕大多數不清楚權益被剝奪的根源，甚至感覺不到被剝奪。「80後」小彪，2011年的感覺：
我總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麼不對，有點不正常，感覺不是自己內心想像的樣子，但是我找不到原因…… [6]
近年，隨著電訊普及，「陸民」漸脫愚盲，打出很有質量的標語——「人權高于主權！維權就是愛國！」中共只得關口前移，繃緊神經到處澆水——封殺一切提高個權意識的現代名詞。2013年，中南海終于圖窮匕見，悄悄發布「七不講」，明確回避「公民社会」。高瑜因向外媒捅出「七不講」文件，重判七年。
有打壓自然就會有反抗，構成當代中國主要社會矛盾，或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面。這一現狀，使海內外民運界看清社會矛盾的叢結，看到民主轉型的現實力量。雖然民主轉型難度不小，畢竟春風在綠江南岸。
大量訪民、維權律師、公民運動，都還是承認既有制度的改良型權益訴求，並非重起爐灶的革命性要求。別忘了，戊戌後同盟會不時舉義，槍聲四起！當代民主運動希望不僅結束暴力專政，也結束暴力邏輯，避免法國大革命的「斷頭臺政治」，進行一場真正澤被後人的「徹底革命」。
三、維權律師
2003年以来，三十萬大陸律師出現特殊小群——數百名維權律師，勇敢承接「很有難度」的冤民訴案，以期推動法治建設。這批維權律師在公安系統電腦中的欄目：重點維穩對象。
維權律師的客戶均為弱勢群體——拆遷戶、各式冤民、法輪功信徒，為他們維權勢必冒犯官府，因此他們被政府列為新「黑五類」，維護社會公正的律師反倒成了「破壞社會」的對象。
有了「不和諧」的宗旨，也就引來「理所當然」的打擊。2015年7月9日～2016年5月27日，全國至少319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及家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失蹤。
2015年7月30日，余文生律師向北京檢察院遞交刑事控告狀，指控公安部長、要求調查司法部長、罷免北京司法局長：「我不能同意這種小文革式的抓捕。」8月6日，余律師遭撬門抓捕，10小時背銬、14小時正銬。 [7]
維權律師雖得到一些社會支持，畢竟直接承受專政暴力。劉士輝律師婚姻破裂，「我先后交過幾個女朋友，都因為我的政治理念帶來的壓力而不得不跟我分手。」不得已，他娶了越南新娘，才一個多月，2011年「茉莉花運動」，劉士輝再次被捕，跨國婚姻被拆散，越南新娘遭強行遣返。
與筆者曾有交往的劉曉原律師（1964～ ），本對「法律」尚存寄望，經六天「無手續關押」：
這件事除了造成我心理上的恐懼，也讓我對法治失去了信心。 [8]
文革后恢復的律師業，「社會主義法治」一大櫥窗，最初也有一點恢復人權的意思，重點畢竟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新一代律師走向政府對立面，也就成了「重點監控、特殊防范」。中共只得抹下臉，整出喧騰中外的「709事件」——抓捕大批律師。
這群面對苦難不愿轉身的維權律師，由于揭了「共和國傷疤」，近年成了知識界承受「無產階級專政」最集中的群體。值得關注的是：維權律師全都出自體制內，不少還是前檢察官、前法官，他們清晰認識到中共政府的積弊。1997年底進入吉林延吉州檢察院的唐吉田（1968～ ）——
檢察院的工作經歷，對我正確認識人權保障問題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原來的重打擊輕保護，轉而確立了刑法應該同樣是以保障人權為歸宿的觀念。 [9]
他們的認識也很深刻——
甚至有些體制內的朋友更激進，說要想解決問題，只有重回1949年。 [10]
四、覺醒下一代
「六四」後，大陸青年的政治熱情一度消沉。北京流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憂心國務的似乎只剩白髪老人。但近二十年大陸各項維權運動表明，從「30後」老右派、40後「解放牌」、「50後」老知青、「60後」「70後」六四分子、「80後」「90後」新生代，革命自有後來人呵！源於天然人性的自由爝火，當然不會因中共高壓而熄滅。
2004年8月，一批「80後」在網上組建「泛藍聯盟」。他們從未去過臺灣，卻以國民黨「精神黨員」自居，宣揚三民主義，傳播臺灣民主化經驗，嚮往臺灣的「白色恐怖」——
蔣公若在大陸搞如此「和風細雨」的白色恐怖，該有多好！
「泛藍聯盟」重要成員張起（1983～ ），2008年以「煽顛罪」判刑4年，出獄后不改初心。 [11]
北京農大學生陳云飛，「六四」擋軍車遭警察暴打縫了七針，畢業后在四川省農業廳呆了四年，辭職搞產殖，「那時在政治上我對政府還是抱有希望的，沒有認識到制度有問題。」2007年6月，他覷空在《成都晚報》刊出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
2011年，川女程婉蕓（1971～ ）對抓他的警察說：
共產黨的統治搖搖欲墜了，警察也好，百姓也好，大家應該一起來推墻。
程婉蕓被關押一月後——
這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過去相信政改，相信非暴力改變中國，現在我認為有必要做暴力反抗的準備，最可能的方式是廣場革命。如果形勢演化到了利比亞和敘利亞那一步，我會義無反顧地成為自由軍。 [12]
上兩代「陸民」絕對不敢出口的腹誹，居然都敢對警察說了！既丈量出社會的進步，也是中共最害怕的「星星之火」。
遭受酷虐的維權律師余文生(1967～ ):
我是改良思想非常嚴重的一個人，一直希望當局能做些改變，可現在我的改良思想幾乎殆盡了，我不相信共產黨能改變。
總要有人去犧牲，為後人鋪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這一步，也就沒有什麼退路了，我也不願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國社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 [13]
當代中青年反抗者，清晰意識到抗爭的必要性，精神對立一定會落實為肉體抵抗，「怕死但又在找死」。滕彪(1973～ )：
政府的容忍度，基本上是由坐牢者的平均水平撐大的。這正是這種體制神奇和吊詭的地方，這也似乎是民主人士和人權捍衛者的宿命。愛自由，才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才能爭取自由。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其實都退無可退。 [14]
2012年，京滬等城出現「公民聚餐」，每月最后一個周六，一些關心政治者聚餐議政。北京達到200人。成都多年的茶敘「龍門陣」聚拢500人，老右派流沙河、張先癡成為「圓心」。 [15]
五、网络破墙
酷虐暴政只能運行黑暗之中，這也是中共之所以會對媒體「嚴防死守」，他們很清楚「輿論乃行動的先導」。2009年後，藏區為抗議對藏傳佛教的嚴控、呼吁迎回達賴喇嘛，130余名僧侶信徒先后自焚抗議。 [16] 2012年11月9～10日，藏區爆發大規模抗爭，青海黃南州同仁縣萬名學生上街，連續兩天示威，降下五星旗，聲援自焚藏人，譴責對藏民的嚴厲鎮壓。偌大新聞，大陸媒體竟無一字。 [17] 反過來，媒體也成了各路民運必須著力的突破點。
2009年5月湖北巴東鄧玉嬌事件，若非百余網友趕聚巴東，聳引媒體關注，這位捅死當地官員的農村女孩不可能很快「有罪免罰」。而百余網友趕往巴東，得有周莉這樣的人在網上喊一嗓子。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網絡形成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付酬）等一整套流程。
互聯網的破墻作用不可小覤。北京高中生劉偉（1987～ ），就是通過外媒獲得民主思想，在網上宣布成立「統一黨」：
自從我家安裝了接收衛星電視的「鍋」，美國之音、德國之聲都能收到。我從電視上瞭解到國外議會制度，就覺得中國也應該實行多黨制，就不能一黨獨裁了。
2010年8月，我在網上發表了成立「統一黨」黨章，然后國保第二次來找我，問我為什么寫這個黨章，我說為了民主啊。他們問我這個統一黨發展了多少黨員，我說就我一個人。
當然，中共一向脫褲子不臉紅，「敢作敢為」。2011年5月下旬，香港記者沖上樓采訪被監視的廣州維權人士野渡，「下面兩個便衣不是也跟著他們上來了嗎？」 [18]
必先突破言禁報禁，才可能突破黨禁政禁。中共暴力禁聲，因缺乏意識形態為政治暴力提供合法性，只能以「維穩」名義要求媒體「自覺」配合、規定媒界必須默認潛規則——「黨的喉舌」。隨著時間推移，現代意識整體上升，要求一茬茬媒界從業者自覺保持與黨一致，日益困難，不時出現這樣那樣的「不配合」，不時蹦出「反出朝歌」的楞頭青。
六、國際支持
國際支持一直是中國民運重要一翼，除了道義聲援，還有資金注入、政府出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赦國際、各國NGO基金會、各國媒體……一直關注中国人權，特別關注各路異士。歐美領導人不時向中南海「談人權」，駐華使領館更是跟蹤人權事件、慰訪被捕人士家屬，甚至進監探訪。2003年后的維權律師群體即美國對華法律援助項目。 [19] 聯合國報告顯示：1990年代以來，歐美各國及世界銀行向中國提供經援1161億美元。各國NGO(非政府組織）在中國設立辦公室，既與政府也與民間機構合作，最多時在華NGO約萬家，其中最多的是美國，約占總數的40%。 [20]
2000年8月29日，經美國著名女作家蘇珊•桑塔格（1933～2004）在《紐約時報》呼吁，美國國務院營救北京出版人貝嶺（1959～ ）赴美避難。 [21]
2001年9月初，朱鎔基訪問愛爾蘭，愛爾蘭總理、總統在會談中要求釋放留學愛爾蘭的趙明（法輪功學員），都柏林三聖大學校長向朱熔基當面遞交信件，要求釋放該校這名中國留學生。2002年3月12日，勞教22個月的趙明獲釋，3月23日返回愛爾蘭繼續學業。 [22]
2005年，臺灣中央電臺開設專訪大陸異士的「為人民報務」，一周五次，多次電話采訪劉曉波、高智晟……
2006年，美國国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派員赴鄭州，找當地人士了解民運動態，驚動「國安」。 [23]
2010年6月16日，北京維權女士倪玉蘭夫婦被捕——
一些國家的大使、外交官員關注我。比如歐盟大使就給我寫過信，監獄給了我一個副本。我女兒會見的時候告訴我，美國外交官還到監獄來過。這些都對我的待遇改善有幫助。
2013年10月5號我出獄，11月1號就來了一群便衣，要把我們從出租的房子里轟走，他們帶著房東和房屋中介一起來的。那天碰巧來了三個國家的外交官，所以房東就說同意我們找到房子以后再搬，否則當天就流落街頭了。 [24]
2011年2月22日，廣州民運人士野渡「被旅游」，接著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秘押94天。3月1日廣州美領館包德寶領事前往野渡家探望其妻，拍了照片。3月下旬，美國國務院通過中國外交部交涉此案——
外交部就派了三個人來廣州調查。他們找到我妻子，給我妻子錄像，讓她簽了一份聲明，說不歡迎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等等。……交涉以后，我在里面的條件確實得到了改善。廿七號讓我散步作秀，四月一號我就搬進了一個大房間。過了兩天，拿來了一些報紙，又搬來一臺電視給我看。這些外交壓力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對我的審訊也沒有那么密集了。 [25]
2012年2月14日習近平訪美，美國國務院舉行聽證會，獄中律師高智晟之妻耿和、獄中異士郭泉之妻李晶到會發言，控訴中共政府的非法酷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日趨惡化的人權狀況。 [26] 探視「難屬」，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國際影響」。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西方國家減少或終止對華援助。中共政府認為已無必要再容忍「危險度甚大」的NGO，加上國內經濟惡化，終于對NGO下手。3月，「谷歌」被逼退出大陸，向中共說「不」，寧失中國市場也要捍衛自由原則。至2014年，七千多家境外NGO在大陸無法生存。 [27] 一群韓國基督徒，二十年每周六向北京南二環一處地下通道的訪民、流浪者免費發放食物，竟也遭驅逐出境。 [28]
豫人楊占青（1977～ ），供職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NGO），从事反歧视和人权捍卫者心理支持。2015年6月12日被捕，蹲鄭州第三看守所一個月，罪名出版《中國反歧視通訊》，案件至今未撤銷。他與「同案」郭彬先后為這家機構「京辦」負責人。楊占青將蹲獄經歷〈為何讓我用手擦屁股？〉（包括吃飯不給筷勺）寫在自己微信公眾號上，廣得轉載，美國漢學家林培瑞英譯后刊載《紐約時評》（2016-10-6）。讀者會與楊占青一樣納悶：為什麼不提供手紙？不提供筷勺？在毫無遮掩的蹲便池用手擦便（禁止難友借紙）、當眾手抓飯湯，就是讓你嘗嘗「無產階級專政」辣貨醬，讓你明白「共產黨的厲害」，要你失去「繼續革命」的勇氣。當獄囚質問「為什么」？看守所回答：「你家屬未在你賬戶上存錢。」可新獄囚哪知這規矩？林教授之所以擇譯此節，應該是與所有讀者一樣：沒想到中共至今仍如此惡形惡狀！
2008年，獄中人權斗士胡佳（1973～ ），獲歐洲議會「薩哈羅夫人權獎」。2010年，粵媒人士北風（1971～ ）獲「法蘭西共和國人權獎」。2011年，三次被捕的北京維權女士倪玉蘭獲荷蘭「郁金香人權獎」。140名諾獎得主、130個國家與地區45萬余人簽名要求釋放劉曉波、解除對劉霞的軟禁。
2016年3月上旬，美加德日、歐盟等國駐華使節聯署致函公安部長郭聲琨，表示對新頒布的《反恐法》、《網絡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的關注與憂慮，希望中共政府放鬆壓制。尽管没有直接效用，但有间接钳制之力。
對熬受中共鎮壓的維權人士，國際支持彌足珍貴，看到「人權必勝」的希望。也因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共才不得不對異議人士改關押監禁為禮送出境。據筆者所知，2010年以來被「驅逐」的大陸知識分子：
徐友漁、張博樹、李偉東、夏業良、余杰、吳祚来、崔卫平、華澤、騰彪、廖亦武、陳光誠、北風、何楊、譚松、裴毅然。
隨著大陸經濟增速日趨降滑，金融維穩日益艱難，中共只會加強控制，對異議人士的打壓逐漸加碼——「將所有反抗消滅于萌芽」，自由在大陸進入嚴冬期，異議人士出入境會進一步收緊。國際關注雖使中共有所顧忌，但中共一向「光榮孤立」、至今還在念「抵制西化」的邪咒，「進步」速度實在無法指望。
海內外民運界也應看到：隨著中國經濟能力上升，中共兜里越來越有錢，對外談判籌碼加重，以經濟換政治，以生意壓人權，歐美國家已出現「只談價格不談價值」的唯商趨勢。
七、高昂維穩費
「上不封頂」的維穩費超過軍費，很說明中共政權性質——政府財政的「第一保證」竟用于這一陰暗處，用納稅人的錢監控納稅人。民主國家的預算能有這一欄么？需要這一欄么？
2003～2012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8倍，同期「維穩費」增加4倍余。2009年維穩費5140億，接近年度軍費5321億。2011年維穩費6244億，超過同年軍費6011億；2012年維穩費7078億，軍費6703億；2013年維穩費7691億，軍費7202億。 [29] 2015年才稍有改變，軍費9114億，維穩費8899億， [30] 2009年以來首次「擺正關系」，而之所以「擺正關系」，乃是2016年開始為「專政支柱」加薪：士官5750元/月，副連10470元/月，正連11390元/月，副營12340元/月，正營13820元/月，副團17600元/月，正團21270元/月，副師25640元/月，正師30070元/月。 [31]
2008年，誕生一項新職業——輿情分析師，搜集網民觀點、態度，呈遞整理后的報告，從業人員200萬。輿情分析師薪酬優厚，最低6000～8000元/月，最高萬元以上，每年為此職業支酬2400億。 [32] 英國《每日電訊報》載文〈中國政府養了大批密探〉，全國至少3900萬線人。深圳每條信息獎勵百元人民幣。 [33]
北京每天數萬上訪者奔走各衙門，60%以上為司法冤案——法官泯滅良知作出失公判決（如從出故障的ATM機不當取款17萬判「無期」）。2010年6月1日，湖南永州郵政局保安隊長因判決不公槍殺三名法官，隨后自殺。 [34]
中共政府不受監督，法院不受理所有「政府行為」，百姓投訴一名村長都不可能。申張正義如此困難，社會公平無法維護，邪惡低成本無成本運行。國人只見「維穩」經費每年遞增超過18%，卻看不到社會走向公平正義的希望。 [35]
巨額財政用于保護一黨政權的「維穩」，當然只能使社會更不穩定，惡性循環。中國為什么非要「堅持社會主義」？為什么不能換一種體制？換一種「主義」？中共憑什么強行「代表」中國？人民為「主義」服務還是「主義」為人民服務？為什么放棄成熟的歐美民主政制非要「摸著石頭過河」？還不是躲避「普世價值」，不肯降旗易幟！維穩費「上不封頂」，也「有力」說明大陸人權狀況的糟糕。
中南海當然清楚現有體制無法正常發揮政府調節功能，但仍頑固拒絕改革。他們依靠龐大武警維持高壓，并研究出一套對付民間抗議的具體措施，反維權的經驗「水漲船高」——越來越豐富。
八、一夕數驚的中共
經歷「六四」的學生，對中共本質仍有一個認識過程，曾對中共抱有寄望。可惜「偉光正」未利用大好民意啟動政改，反而逆行加強鎮壓，這才最後喪盡民心，徹底失去政治安全感，一夕數驚。
「蘇東波」后，中南海很清楚「東風」徹底敗落，馬列主義盡失魂魅，紅旗打不久了。如今的近九千萬黨員并非因信仰「走到一起來了」，而是為了「分一杯羹」，才團聚餐桌。
面對民眾個權意識覺醒、維權運動蜂起，中共不是政與時宜推行改革，而是加強封堵打擊，不但撲滅一切露頭的反抗，還想「將一切革命扼殺在搖籃裏」——滅危險於未萌、撲火種於未起。如從理論上竭力證明「民主必然論」是錯誤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不是以嘗試探索為幌，回避普世價值，為「光榮孤立」尋求辯詞，以期延長「合法性」。
任何社會異動，中共草木皆兵，時時驚弓。2011年春，一朵網上「茉莉花」（至今未找到始作俑者「秘密樹洞」），就折騰得中南海驚恐萬分，當成一場全國性群體事件。
2013年7月，許志永被捕，2014年1月判刑4年。伊力哈木2013年刑拘，2014年判無期。香港出版商姚文田被判10年。鐵流、高瑜、浦志強、徐曉、徐友漁遭拘押……都說明中共近年急劇左拐。歐美國家之所以將民主自由作為立國基石，當然是認識到民主自由乃社會和諧的根本，維護人權就是維護人類最高利益。
線人密布度，亦可讀出「驚弓」度。2008年，本人列名香港「反動刊物」《開放》特約擬稿人。一位中共前線人悄悄忠告：「你一定已被『高度關注』，身邊肯定有眼線。」十年下來，筆者也有點經驗了，知道如何辨別敵友。
九、各種異聲
一方面社會撕裂，兩極分化、官民對立、士林離心、冤案遞增；一方面通訊日益發達、思想日益多元、民權意識日益覺醒，「專政」隊伍也在日益離心。
一位「國保」勸「茉莉花囚婦」程婉蕓——
我們也知道現在很腐敗，我們也知道墻總有一天會倒，你就讓它自己倒吧，你為什麼一定要去推呢？你過好自己的生活不就行了嗎？你看你一個單身母親，也挺不容易的，幹嘛要去關心政治呢？社會問題又不是你一個人能改變的。
2011年3月，廣東省公安廳獄醫十分不滿刑訊，對「茉莉花囚犯」野渡說：
都什么年代了，還搞這種嚴酷的審訊，這他媽就是法西斯嘛！ [36]
一位預審員甚至安慰「茉莉花犯人」：
我們都知道共產黨就這樣，沒辦法。 [37]
「無產階級專政」已失昔日真理在手的底氣，各地警察雖有不少蠻橫者，終究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性復蘇，意識到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不合適。專政鐵拳在疲軟。沒有思想認識的大面積轉變，缺乏輿論先導，民主轉型的難度自然要艱難得多。知難行易，確含深刻哲理。
2013年4月15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圍繞「中國夢」網上問卷調查，設題「三信」——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任（對中共）、信仰（對馬克思主義），幾小時三千余網友參加，投票如下——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于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82.33%不贊同。
只有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83.85%不贊同。
一看苗頭不對，立即關閉調查，中共根本無法面對真實民意。
很反諷，紅色意識形態本身就在製造「革命者」。幾年前，一位青年民工在上海書城找《共產黨宣言》，與戚本禹攀談起來——
我是湖南來的，念過初中，在上海給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毛澤東第一次去北京尋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里人當作「鄉下人」嗎？我今天也是在尋找革命道路。現在所有底層人都認為，這個社會不行了。我們一個建筑公司六百多民工一年的工資不吃不喝全部加起來，還不到老板一個人賺的利潤的三分之一，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而且兩邊看不到頭，富人富得沒有了盡頭，窮人窮得沒有了盼頭，窮人永無出頭之日。這個社會必須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來，就要革命。我聽老家的老支書講，要革命，就一定要讀《共產黨宣言》…… [38]
人們還看到其他「不穩定因素」——
這些力量包括企圖顛覆體制的宗教團體、充滿怨怒的少數民族……中國共產黨將被這些心懷不滿者掀起的一場革命起義所推翻。……儘管中國經濟增長，中共政權正面臨著日益增長的不滿，其脆弱不堪一擊。 [39]
美國華裔政治學者裴敏欣研析指出：中國大陸似乎備受稱贊的漸進主義已產生劣質的異種制度，糧食價格未市場化、銀行因政策性貸款繼續巨虧、國企仍控制著關鍵部門、財政稅收所占GDP份額在下降、官員對國家前途缺乏信心只惦著攫財。國家黑幫化，官員與犯罪集團勾結包庇，由于經濟畸型繁榮，中共缺乏動力從事真正改革，各政府部門不以滿足公眾需要為宗旨，鄉村農民與城市失業者的怨恨在遞增。 [40]
十、轉型動力
「后三十年」中國人文進步實在不大，糟糕度減幅太小，各種歪理邪說還在堂皇行走，革命遠未成功。另一方面，畢竟「春江水暖」——人權意識在騰漲、維權運動前赴后繼。高壓打擊下的各路異士、中青年維權律師，擦干眼淚，相互鼓勵「朝前看」。江天勇說：「民主是大勢所依，愿意出來折騰的人還是越來越多。」 [41] 土壤決定品種，思想決定行動，還想依靠馬列意識形態與紅色恐怖「維穩」，牛頭难對馬嘴，一黨專政的好日子即將到頭矣！
當然，拆除馬列主義這一違章建筑的任務仍相當繁重。大陸民運界、維權人士因時時面對專政暴力，整日張惶，無暇顧及形而上掰理，意識形態「拆違」的活兒只能由海外人士承擔。我們這些海外「不同政見者」必須掃除中共的「前提論」——邁向民主必先發展經濟、必先有強大中產階層、必先普教育開民智、必先……「前提論」的實質是拖刀計——藉此抵制民主轉型，再給中共「時間」，遲滯政改提上議事日程，要求國人放棄追求、消極等待。可是，民智要到什么時候才「開」？才算「開」？230年前的美國民眾，民智可開？還不是邊干邊學邊「開」？不給一個起點，豈非永遠無法開始？「前提論」即等待論，于誰有利？
當然，中國還很落後，民眾普遍文化程度不高。2002年一項民意調查表明：「民主對你意味著什么？」八個亞洲國家，中國回答「不知道/不回答」的百分率最高，因為絕大多數國人確實不知道如何回答這一現代化問題。 [42] 但這并不能成為必須等待中南海賜予民主的理由，《國際歌》里不是有：「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事實上，一手緊握權柄一手市場變現的中共政權，不僅缺乏政治轉型的內部動力，也缺乏推進民主的利益需求。轉型的信心與動力只能來自海內外民運界的不懈奮斗。雖然目前還處于「量變」增積過程，但中共對各種維權的「近視」打擊，既扼殺平穩轉型的民間推力，亦必然導致最終的斷裂式「質變」。更麻煩的是：改良被堵，革命勢必「萬歲」！各種極端政見得到價值空間，順勢登場。
從善良愿望出發，當然希望中南海「頂層設計」，引領國家轉型。但人家連「六四」都不平反、毛尸都不出堂，還在自我感覺很好地做「中國夢」，尤其「十九大」習氏繼續集權——向毛澤東看齊，再拾《共產黨宣言》，一路反向而行，一廂情愿的「黨主立憲」，還有多少立論依據？
經濟學家指出：新三座大山（住房、醫療、教育）已吸干中下層國民消費能力，拉動內需無望，出口、投資減緩，經濟下行已成定局。 [43] 據北大《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國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遠遠超出警戒線的0.4；頂端1%家庭（約250萬戶、750萬人）約占全國財產1/3，底端25%家庭僅擁全國財產1%。而日本的基尼系數僅2.5。 [44] 2013年全國人口46.3%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僅占全國消費支出22.2%，人均消費3美元/天，略高于世界銀行劃定的國際貧困線（1.9美元/天）， [45] 反之，一小撮富豪的消費能力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更可怕的是：經濟學家多年反復討論，已放棄在現有政治框架內尋求提升國民消費水準的努力，「內需不足」將一直持久。 [46] 用中共造反時的煽動語來說：兩極分化如此嚴重，社會極度不公，干柴烈火，且無解決途徑，好像又到了唱《國際歌》的時候——「起來！饑寒交迫的……」
說來好笑，筆者竟從大量「祼官」那里找到民主轉型的信心。2010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向媒體透露：1995～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子女移居國外。 [47] 這些分到一杯羹的祼官都沒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反過來不就是我們可以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麼？
雖說誰都無法預測民主轉型的「最後一哆嗦」,歷史突變常常源于偶然事件。但有一點能確定：中國只會走向民主。很簡單，14億國人甘愿永遠閉嘴或說謊么？甘愿永遠「體諒」中共么？甘愿永遠忍受沒有自由只有恐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么？甘愿永遠……
2017-10-10～2018-1-12 Princeton
2018-7-2～5 刪縮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
[1] 〈勞動爭議案件大幅上升〉，載《中國改革報》（北京）1996-8-27。楊林：〈勞資矛盾有緩〉，載《瞭望新聞周刊》（北京）2009年第50期（2009-12-14）。
[2] 《中國生死書》，沐風文化出版公司（臺北）2013年，頁104～105。
[3] 〈国家信访局：每天收信约2000件 2/3写给国家领导人〉，載《南方都市報》（廣州）2016-1-31。
[4] 徐凱等：〈公共安全賬單〉，載《財經》（北京）2011年第11期。
[5] John Lee:〈If Only China Were More Like Japan〉，載美國《商業周刊》2010-8-31。
[6] 江瓊珠：《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公司（香港）2017年，頁111。
[7] 江瓊珠采編：《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頁55、65、20、10、54、86、70、72。
[8]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開學文化公司（臺北）2015年，下冊，頁117、186。
[9] 吳釗燮：〈不經風雨，怎見彩虹〉，載《中國生死書》，頁130～131。
[10]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上冊，頁217。
[11] 張起：〈泛藍聯盟的鄉愁〉，載《中國生死書》，頁154。
[12]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下冊，頁35、30、44。
[13] 江瓊珠采編：《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頁72、75。
[14] 滕彪：〈一個反動分子的自由〉，載《中國生死書》，頁184。
[15] 楊憲宏VS張林：〈中國政治犯出獄后的處境〉，載《中國生死書》，頁150～151。
[16]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6年中國宗教自由報告》，頁38。
[17] 洪財隆：〈人權至高的意義〉，載《中國生死書》，頁340。
[18]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146～147、20。
[19]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出版社（臺灣）2017年，頁239～
[20] 〈有近萬境外NGO在華奔波，常因敏感惹爭議〉，中國日報網（北京)2014-8-21。
[21] 貝嶺：〈這行李就是我的祖國〉，載《中國生死書》，頁130～131。
[22] 趙明：〈一個清華學子的跌宕人生〉，載《紅朝謊言錄》，頁192～193。
[23]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229。
[24]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上冊，頁195、197。
[25]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18～19。
[26] 耿和：〈在美國國務院聽證會為高智晟發言〉，載《中國生死書》，頁241～244。
[27] 〈中國立法授權公安部門管理境外NGO〉，載《紐約時報》2016-4-29。
[28] 許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新世紀出版公司（香港）2014年，頁145。
[29] 徐凱等：〈公共安全賬單〉，載《財經》（北京）2011年第11期。
〈中國公共安全支出超軍費，不用大驚小怪〉，新華網（北京）2011-4-7。
陳志芬：〈兩會觀察：中國軍費和「維穩」開支〉，BBC中文網2014-3-5.
〈中國歷年軍費一鑒〉，網易（杭州），2014-3兩會專題。.
[30] 〈2016年中國軍費預算增幅降低〉，德國之聲2016-3-4。
[31] 〈提士氣定軍心，解放軍全面加薪細節曝光〉，多維新聞網（紐約）2016-6-22。
[32] 〈網絡輿情分析師成官方認可職業，從業者達200萬〉，新華網（北京）2013-10-3。
[33] Malcolm Moorein:〈Chinese Police Admit Enormous Number of Spies〉,Shanghai,Feb09.2010.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7195592/Chinese-police-admit-enormous-number-of-spies.html.
[34] 《海峽都市報》（福州）2010-6-2。
[35] 許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頁189～190。
[36]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下冊，頁35、16。
[37] 華澤采編：《茉莉花在中國》，上冊，頁252。
[38] 楊魯軍：〈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滬上游蕩〉，中華網(北京）2015-3-10。
[39] 轉引自黎安友：《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頁3。
[40] 轉引自黎安友：《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頁4～5。
[41] 江瓊珠采編：《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頁69。
[42] 黎安友：《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頁25。
[43]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出版社（臺灣）2017年，頁123。
[44] 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主要內容〉，2014-7-28。http://www.ciidbnu.org/news/201407/20140728230014706.html.
〈中國1%家族占有全國1/3財產〉，載《第一財經日報》（上海）2016-1-13。
[45] 《中國統計年鑒2014》，頁25、69。
[46] 何清漣、程曉農：《中國：潰而不崩》，頁125。
[47] 〈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先用黨紀處理貪腐裸官〉，法制網，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0-03/12/content_2081155.htm?Node=21768
《中国战略分析》第8期 201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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