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
美国人对《中国制造 2025 》很有意见，让中国朝野有点始料不及。其实，这个文件是无数个类似文件中的一个。这种“类似文件”是指，看起来很漂亮，但基本上不会落实；有些文件一旦落实，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带来浪费甚至灾难。中国民间早已习惯了，没把它当回事。只有寻租集团可能会摩拳擦掌。
但美国人把它当回事。为什么？这其实是在夸奖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着实让人害怕。自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就一直保持顺差，而且越战越勇。美国人一向自视甚高，他们实际上并不害怕贸易赤字，因为这样就可以将美元卖出，但他们不愿意面对一年 2000 多亿美元（他们说 3000 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似乎在说，他们在市场中竞争不过中国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会找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竞争的“不公平”。
中国做得确实有点“不公平”。因为有高额政府补贴，如中国有科研基金制度。 2016 年，中国财政的科技经费支出高达 6564 亿元。不过这个制度貌似在推进中国的科技创新，其实没起什么作用。主要的作用，就是以一个高尚的、动听的名义分钱。早就有人说，科研基金就是唐僧肉。真正推动中国科技创新的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具体的分析我将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现在谈另一方面的事情，这就是，给了美国人以口实，说中国的竞争不公平。美国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国的科研基金制度并不会在知识产权制度上锦上添花，却可能釜底抽薪。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创新转移到了寻租游戏；并挤走了大量本该进入科技市场的资金。也许他们知道却故意不说。这不怪他们。在市场经济规则下，“政府补贴”就是政治不正确。
回头再讲“中国制造”。这个词有什么问题吗？倒退到 2001 年，这个词没有错。那时中国只是一个“小国”。为什么是小国？因为当时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比重只有 4.1% 。当年中国加入 WTO ，只是一个世界市场舞台上的一个新生。一个小国，一个新生，努力在世界市场的博弈中有更好表现，甚至采取了一些违规动作，无可厚非。因为按发展经济学，后进国家因为没有现代工业，缺少竞争力，如果仅按公平的市场规则，它们就永远是非工业国。所以在贸易中，领先国家会对后进国家放宽某些条件，如允许后者有不对称的关税水平。在 WTO 的框架内，也明确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某种优惠和照顾。如一定程度上允许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产业的补贴，允许这些国家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优惠关税和降低壁垒等等。
但在 15 年后，中国已经不是小国了，而是世界舞台上的庞然大物。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 15% 。在这时，“中国制造 2025 ”所蕴含的意味，就显得有些问题。因为这还是小国思维，不遗余力地要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进一步挤占世界市场。在这时，已经承受中国巨大竞争力的外国企业应该会感到焦虑。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技术领先国家，也感到了不安。这已经说明了问题。美国人公然对“中国制造 2025 ”提出质疑，要求中国取消这一政策，似乎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其实不然。中国的今天，如果再适用 WTO 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似乎说不过去，所以那些在 21 世纪初还能容忍的政府补贴在今天就变得不合时宜。因而，“中国制造 2025 ”提出的对制造业技术升级进行政府补贴的做法，就违反了公平的贸易原则。
那么，“大国思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领先的大国就应该开始考虑其它国家的利益，就像一个大哥要照顾小兄弟一样。大国就不能只想着挤占更大份额的市场，而是要想着与其它国家分享市场。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大国，我们发现，它们并不是在贸易上雄霸全球，而经常有着持续的贸易逆差。如英国。我记得看过一个英国在十八九世纪的贸易差额表，令我惊讶的是，与一般的预期相反，在英帝国最鼎盛时期，有着持续的贸易逆差。这张表我现在一时找不到了，不过有确凿的数字表明，自 1924 年至 1936 年英国的贸易是赤字（见下表）。而美国，自从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后，就是持续的贸易逆差（见下图）。这是为什么呢？当一个国家走到世界巅峰位置，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它一方面享有着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对这个世界有所回报。这个回报就是要带动整个世界。这就包括将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同其它国家分享。
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是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第一大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最多。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上，再增加收入时，人们不会再增加基本消费品的消费数量，如不会一天吃十顿饭，一家买十个电视机，而会购买更贵重的奢侈品。因此，在大多数商品市场中，人数的因素比人均收入的因素更重要。即使是汽车这种贵重的商品，由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被很多人看作是必需品，因而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除了房地产市场，武器市场，和其它一些奢侈品市场外，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中国守着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不放，还要挤占更多别国的市场，就显然不是大国思维。
中国是人数上的最大国家，还意味着中国在贸易上的优势。这我称之为“巨国效应”。这个概念是从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推导而来的。克鲁格曼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之一，规模报酬不变，改成了规模报酬递增，就发生了一场理论革命。在这个新假设下，国家的规模就会产生作用。当其它条件相同时，一个较大国家会在自由贸易下优于一个较小国家。这是因为，较大的国家就有较大的市场，较大的市场就会培育较大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产业规模，和整个国家的较大的产业间配套规模。这都会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再向外国出口，就具有竞争优势。而中国不仅是“较大”，而且是“最大”，克鲁格曼的理论也就会推向极致。
具体看数字。 2016 年中国的汽车、大家电、计算机和手机的产量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其中手机的产量几乎是天文数字，达 18 亿部之多（见下表）。这样的巨额产量，会给中国带来巨国效应，在国际贸易中带来额外的优势。所以尽管中国产业在技术和管理上还与领先国家有差距，但在国家规模上得到了弥补，甚至还有多余的优势。下表还显示，这些产品的巨大产量，首先归功于巨大的国内市场，以此为基础，向国外输出。而出口量一般最多不到产量的 60% 。
因而，中国的巨国优势不仅保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长期优势，而且也为中国走向“中国市场”提供了条件，即中国可以对某些较小、较弱国家实行单边自由贸易。即无论该国是否实行自由贸易，中国都将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对其它国家，至少可以实行对等的零关税。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而言，这一分享市场的做法对其它国家和中国来讲，其带来的好处都可能远超“一带一路”战略，因为后者有着很高的投资风险，也由于借重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还会将国企的弊端放大到世界范围，最终可能会产生债务违约甚至政治危机，反过来殃及国内。而分享市场的做法才真正帮助了更大范围的国家，它们的企业要在适度优惠的贸易政策下，在中国市场进行真正的竞争，只有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才能分享这个市场，这同时又是有效率的。
最后，不要以为，中国若让各国分享市场，就是“吃亏了”。实际上，大国有“大国模式”。仔细看一下，称霸时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它们吃亏了吗？实际上，在老大分享商品市场的时候，它在金融市场上大赚其钱。我们可以把美国的贸易逆差看成是一种金融服务，即美国用贸易逆差的方式发行美元，而美元只是美国政府的一种金融创制，它的物理材料只是纸，甚至连纸都不是，只是电子符号，成本极低，但由于得到了企业或个人的信任，同时可以用来进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支付，计价，以及储备，起着一种有效货币的作用，所以就被认为有独立的价值。货币是一种最好的商品。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某种特定的商品，但是没有人不想要货币。因此，算上美元，美国并没有贸易逆差，却有更高的利润率。
人们早就注意到铸币税的概念。古代的货币多是金属货币。货币价值就是用金属的重量来衡量。如著名的汉代五铢钱，铢是重量单位，大概 24 铢为一两，所以不能缺斤少两；但是古代的王朝发现，可以改变金属成色。用较贱的金属替代较贵的金属形成的铜合金的成本就会低一些。于是发行货币就有赚头了。在现在这个纸币时代，铸币税就更多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就等于向全世界发行货币，其赚得的铸币税，如果按广义成本 20% 计，美国 2017 年的 5660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相当于赚了 4528 亿美元的铸币税。所以像美国这种大国模式的、有逆差的贸易，实际上是更赚钱的贸易。
即使是失去帝国实力和尊荣的英国，也因金融业的发达而能接受持续贸易逆差的模式。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开始，英国就经历了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 2000 年以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见图 2 ）。但英国的金融服务却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到 2016 年竟达 510 亿英镑。见图 3 。金融服务等英国服务业的贸易顺差，再加上金融账户的资本流入，使得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要从小国思维转向大国思维，要从小国模式转向大国模式。不能再狭隘地认为只有更多地挤占世界的商品市场才是在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这也许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当一个国家崛起，从小国变成大国，就不得不选择这样的转型。一个企业似乎可以赢者通吃，因为这只是一个或一类产品或服务的事情；一个国家不可以赢者通吃，如果可以，别的国家就没的吃了。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口走向世界巅峰的国家，如果持续地奉行小国模式，到头来就要处于与其它国家对立的境地，因而转向金融服务或其它服务就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其它国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从而以产品市场作为与其它国家分享的蛋糕；一方面又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和难以进入的产业，保证该国的长期利益。当然，也许还有其它更高明的模式，但就目前我们已知的模式，这种大国模式是可行的。
但要实现这一转型也不容易。关键在于，金融体系是更为制度依赖型、契约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那些在生产产品时还不太显现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中会变得相当严重。如果不保护产权，金融产品的安全受到威胁，将会产生严重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会迅速漫延，从而压低金融产品的价格以致使其亏损；如果有政府补贴，金融产品的价格扭曲将会带来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的不平衡；如果有垄断，如中国现在的垄断利差比竞争性价格高出 25~66% ，则会吓跑外国需求者；如果有频繁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就没有自发形成的公正的交易秩序和价格体系。如果金融服务要向世界市场输出，就不能由一国政府完全操控，而要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因而，所谓转型，实际上是制度演进；所谓中国市场，实际上需要有更为遵循市场规则的中国制度。
然而，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让人信赖的金融体系，中国能否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还是个疑问。上述的几个问题，产权缺乏保护，政府补贴，垄断，以及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严重且不易克服的问题，甚至是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固有部分。粗略说来，尽管中共中央于 2016 年就发布了平等保护产权的文件，但在实际上产权越来越不安全了，小到街头早点摊，大到阿里巴巴，其产权都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不太重要的行政目标，如整顿市容，或安全排查，一分钟就可以将经营了十几年的早点摊关掉。最近的北京市政府的所谓“减量发展”，又一次威胁着在北京市郊谋生的人们的产权。
人们在支付宝购买的金融产品，不知为何就突然没有了。其实这种经营权也是一种产权，是互联网时代发展出的虚拟世界的产权，对这种产权的不尊重，等同于对实体产权的不尊重。如网络信息服务的经营权，这包括在网络上运营的商业性账号、甚至包括一个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其关注人群或粉丝群都是可以营利的客户基础；这个服务账号所能获得信息的自由流动性，潜在客户达到这一商业性账号的可通连性，等等，都是其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这类产权还没有被视为产权，行政部门可以不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任意关闭一个商业性经营账号，一个直播账号，一个网站，一个微博，一个微信公号，而不在乎这侵害了人的财产权利，在网络上经营的权利。相对于其它领域，金融领域的交易主要是数字交易，它更借重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它对信息的实时性要以秒计，如果不能尊重和保护网络上的虚拟产权，阻碍互联网的信息自由流动，就根本不可能在金融服务领域中战胜竞争者，而吸引大量外国客户。
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似乎已被国企利益集团看成是自己的固有利益，取消补贴将会遭到它们顽强的对抗。垄断权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交易秩序更是令人担忧。最近的假疫苗事件揭示，一方面用政府权力保护假疫苗的销售，另一方面又将真疫苗说成是假疫苗加以打击，直接破坏交易秩序的就是政府行政部门。在这时，人们很难相信，交易秩序是公正的。 2015 年的股灾，也是一次史上罕见的金融操纵事件。一些投机大鳄利用银行资金撬动价格，证券价格在几天内可以在 8% 的幅度上上下震荡，却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这不是有公正规则的市场。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现在越来越缺乏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缺少这一条件，对上述各项要点的强调都没有意义。如此看来，中国离大国模式还很遥远。
所以，所谓大国模式就不仅是让大家分享本国市场，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的保护产权和维护公正秩序的制度规则来，而这又离不开建立起约束权力的宪政结构。这样才能持续本国的发展，也才能吸引外国人对本国金融资产的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从小国模式到大国模式的转型。而如果不完成这个转型，中国将会在小国模式的竞争中越来越与其它国家产生紧张和对立，也越来越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反弹，最终在小国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国正处在这个应该转型的过程中。只是中国自己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延续着小国思维。美国对“中国制造 2025 ”的指责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有益警醒。这是一件好事情，促使中国想一想，应该转型了。如果拒绝这一提醒，中国也许永远不可能从小国模式转型为大国模式，她走向巅峰的道路将会中断。
当然，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型。尤其是英国，在早期还是一个依赖于暴力优势的帝国。中国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一个贸易逆差国，但可以逐渐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期目标是实现贸易平衡。这实际上等于在向世界逐步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再在制造业领域中努力，而只是不要进行大额政府补贴，而民间企业还会世界商品市场上显示力量。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真正的制度变革，有效地约束行政权力，使中国逐渐加强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包括对虚拟产权的保护，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打破垄断，并迫使政府行政部门不去干预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的金融服务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让其它国家的企业和公民相信中国市场的安全和公正，相信人民币，中国才能最终完成向大国模式的转型。
有趣的是，美国指责“中国制造”，又要求减少贸易逆差，也就等于要减少美元的出口，这似乎像是一个退出大国模式的序幕。也许许多年以后，人们还会惊叹特朗普总统的超凡的直觉。他“逼着”中国走向大国模式，又自觉地让美国退出大国模式。如果中国逐渐完成向大国模式的转型，而美国又在逐渐退出、至少是部分退出大国模式，不就完成了一个美国与中国的平稳交接。历史会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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