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降英 : 析2018年上半年三起行业性劳工维权事件 ——兼论中国劳工运动和宪政民主运动之间的战略关系
编者按 ：本刊隆重推荐谭降英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事实，有理论，有战略高度，且来自国内一线观察。劳工问题不仅直接联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党国政治结构的死穴。我们欢迎更多有识之士关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哪怕它只是一点一滴的，哪怕它仍然面临阻力，前途凶险。本刊愿意为这样的观察、分析提供平台。
2018年3月、4月、6月，中国国内连续发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本文将对事件的经过和原因、这些事件的性质和影响以及劳工运动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述评，以引发更多有识之士的探讨。
一、三起劳工事件的经过和原因
上海长宁区环卫工人罢工
3月底，上海长宁区3000环卫工人举行了罢工，一时间街上堆满垃圾，无人清理，空气中弥漫着臭味。环境卫生是一个公共服务行业，涉及到千千万万市民，包括学生、公务员、知识分子、企业白领和企业家。环卫工人的辛劳和待遇众所周知，而他们的罢工所带来的影响又无可回避，因此，社会各界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环卫工而谴责环卫公司。出于维稳的惯性思维，警察很快被调至抗议现场，有工人被强制带走。罢工持续六天后结束，环卫公司在工人罢工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下，也做了一点让步。
导致环卫工人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公司准备克扣他们原来的福利。原来，上海环卫工人的基本工资是上海市最低工资，每月2300元。工人要想多挣钱就必须加班。过去他们一周要工作7天，去年年底开始才每周休一天。也就是说，他们每月要挣到4000块钱的话，除了每天要加几个小时班，周末还得加班一天。交完社保后他们每月大概有3000块钱到手。4月1号开始，上海市的最低工资从去年的2300元提升到2420元，涨了120元。以2420元为基数计算环卫工人的加班工资，每月加班费将增加500-600元。这两笔钱加起来是700元左右。长宁区三家环卫公司于是决定取消环卫工人的餐补和早班晚班津贴，这两笔钱合起来也是700元左右。对环卫工来说，这是很大一部分收入的损失，于是一些人到公司要一个说法。公司说，把你们早班晚班津贴和餐补扣掉后，你们的总收入并没有下降，公司没有损害工人的利益。工人不接受这个解释，他们认为国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要让工人收入有所增加，公司这样做，是把政府用于增加环卫工工资的拨款给截留了，导致在最低工资标准增长的情况下环卫工的薪酬还是保持原样。公司坚持己见，于是工人罢工抗议。
导致这次自发的、无序的、突发性的、大规模的罢工的第二个层面的原因是，环卫行业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集体协商和谈判机制，当劳资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双方只是进行了最简单的、非正式的接触，而没有进入正式的协商和谈判的程序。这正是这些年来中国劳资冲突常见的“先罢后谈”模式，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先谈后罢”模式（经过充分协商谈判不成后再罢工），是恰好相反的。众所周知，环卫业之所以不能形成劳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原因又是因为工人不能自由组织并且有效掌控自己的工会——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会，或者有工会，但却被公司方面所掌控和操纵，不能有效地代表工人去与资方进行集体交涉。
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积累，劳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对抗性的程度，这表明和预示，罢工这种比较激烈的现象会愈来愈频繁和大规模地出现。此前，环卫业也有过零星的、小规模的罢工，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人口将近百万的行政区多达3000名环卫工人一起罢工，这还是第一次。700元的损失，对于中产阶层只是一顿饭钱，对于富人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工人来说，可能压垮他们的生活，他们终于忍不住而爆发了。
五一之前各地塔吊司机集会示威
4月25日，某个微信群中突然有人转发了长沙塔吊司机联盟的一封公开信：
各位辛苦在一线的塔吊司机、指挥、电梯操作员，你们好！作为建筑起重机械设备操作工程师，作为建筑施工安全风险最大的一个工种，我们起重设备司机（塔吊、施工电梯）以及信号工的薪酬严重与之不相匹配，也与其职业工种的不可或缺性严重不相符，在建筑施工行业中，这个工种的工作量与工作时间远远超出国家劳动法之规定，我们承担了建筑施工行业最大的安全风险，付出最多的工作时间，却只得到微薄的薪酬，且没有任何安全保障。为了响应全国统一的塔吊司机罢工热潮，为了捍卫劳工基本权利，为了获得等价薪酬，为了捍卫劳工基本尊严，长沙塔吊联盟决定联合起来重申（宣告）建筑劳工的基本尊严与谈判权利，于201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在长沙五一广场举行联合罢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欢迎社会各界声援支持，在此致谢了。
活动时间：2018年4月30日上午8.00至下午4.00。
活动地点：长沙五一广场。
活动内容：组建更加稳固的塔吊司机联盟，拍出优于别省的塔吊司机罢工视
频，重申建筑劳工权利。
鉴于这次活动的性质与从业人员的分布特点，活动为自发组织，希望各位同行
积极参加，向全社会发出我们的声音。
长沙塔吊司机联盟 2018.4.25
这封信在群里引起热议，大家在转发的同时，也为塔吊司机的安危担忧。不出所料，第二天下午，转发这封信的工友发帖说：“恐怖，因为昨天转发了一条关于五一罢工的帖子，长沙国保部门在一天之内就收集了关于我的所有信息，包括住址、电话、工作单位等信息，并于两个小时前到我工作单位，要求我前往派出所说明情况。”该工友向国保承诺不参与下一步活动后返回，但担心单位会因此而解雇他（后来果然被解雇了）。
然而，这个活动并不是长沙一地塔吊司机的单独行为，而是由全国塔吊联盟微信群发起的全国性活动。4月26日，海南塔吊司机发言人通过微博视频，号召海南塔吊司机加入全国塔吊司机将于5月1日上午开始举行的罢工，要求涨薪、增加加班费……他说，不罢工，谁给你涨工资啊？全国性罢工怎么少得了海南工人呢？海南的塔吊司机胸中也有一团火，那就让它燃烧吧！同日，四川省自贡市上百名塔吊特种工作人员拉横幅抗议，要求涨工资，否则在5月1日发起罢工。
4月27日，江西南昌、甘肃天水、河南驻马店、湖北仙桃、贵州清镇、江苏淮安、湖南衡阳、福建厦门等地塔吊司机也打出横幅了。此后三日，又有武汉、石家庄、银川、昆明、三门峡、洛阳、沈丘、兰考、上蔡、清丰、运城、株洲、永州、岳阳、张家界、怀化、平江、达州、惠州、中山、茂名、肇庆等地塔吊工人集会的视频传到网上。截止4月30日，全国各地塔吊司机集会拉横幅喊口号表达自己诉求的，据初步统计，有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江苏、江西、海南、福建、甘肃、青海、宁夏、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山西、山东、陕西等20个省份30多个城市，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这么大规模的、跨省份的全国性、行业性工人集体行动，是我国最近数十年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五月一日之所以没有发生计划中的罢工，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有些地方已经答应了塔吊司机涨薪和增加加班费的要求，这也为全国塔吊工人诉求的满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二是因为地方政府严厉的维稳措施对塔吊司机起到了威慑作用。
导致塔吊司机群起集会并宣布将要举行全国性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作为特种作业人员和技术工人超强度超时劳动（每天上班将近16个小时）与低廉的工资（月薪6000元左右）和缺乏社会保险之间的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他们要求将月薪增加到8000元以上，另计加班工资并享有社会保险。与上海环卫工人罢工一样，塔吊司机集会也是一种突发性的“先罢后谈”式的集体行动，虽然同样缺乏正式的工会组织，但人数众多的“塔吊联盟”微信群显然承担了某种程度穿针引线的组织功能。
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
2018年6月8日，网上突然爆出卡车司机将在6月10日举行全国大罢工的消息，这立刻令人想到4月25日网上突然爆出塔吊司机将在5月1日举行全国大罢工消息的故事。到了6 月10日，预告中的罢工并没有如期发生，原因正像5月1日并没有发生塔吊司机罢工一样，应该是带头人被各地维稳部门控制住了。不过，也正如4月26—30日大约有20个省、30多个城市的塔吊司机在各地举行了集会一样，这一次，江西的修水、安徽的合肥阜阳芜湖、江苏的连云港、浙江的宁波、贵州的铜仁、上海的嘉定、湖北的武汉、山东的聊城、四川的成都以及湖南、河南、重庆等地的卡车司机，也提前于6月8、9两日举行了罢工和驾车游行。声东击西，在预定时间之前或者延后行动，这似乎成了民间维权力量与官方维稳力量斗智斗勇的经典剧情。
不管怎么说，卡车司机已经成功地让全世界知道了他们的生存处境和基本诉求：他们抛妻别子以车为家，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工作条件很差职业安全度极低，遭受各种机构、关卡、黑白两道的盘剥，收入逐年下降，只能靠冒险超载和疲劳驾驶勉强维持生存……他们强烈要求降低油费提高运费、取消过桥过路费、惩治车匪路霸、纠正警察和路政的乱收费乱罚款、坚决反对满帮集团垄断货运市场的霸王条款！
卡车司机的生存困境凸显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和荒诞：一方面中国物流成本是美国的两倍以上，运费对货主太高了，企业负担太重，消费者买不到便宜的商品，另一方面，物流业内大部分人却没有赚到钱，不仅普通的车主赚不到运费，被雇的司机也挣不到多少血汗钱！那么钱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以北京—西安线为例，跑一个来回运费为21500元，其中油费和过路费14500元，占67.5%，其余的7000元，扣除两个人5天的生活费、车辆折旧费、轮胎磨损费、车辆正常保养费、每年审验费、保险费、各个部门的罚款费，车主和司机可以分配的利润和工资就所剩无几了。相比之下，美国绝大部分高速公路不收费，一加仑油不过$3左右，没有警察为创收故意拦截罚款，跑一次长途有上千甚至几千美元收入。
这么说，政府对于物流业最重要生产经营要素（燃油和高速公路）的垄断是导致这个行业上述问题的最深层原因，政府行政管理（交警和路政）设卡寻租是第二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也就是引爆此次罢工事件的最直接原因，那就是物流业内部存在的大资本与小资本、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平等的产业关系。
中国大约有1500万辆货车，以一辆车配备两个司机计算，司机人数达到3000万。业内有一部分人是车主兼司机；有一部分人是车主，拥有较多车辆，自己不开车了，把车租给司机并收取租金；第三部分人是受雇的司机。这是一个多元的运输服务供给方，与此相对的是多元的对于运输服务的需求方，即企业或货主。以多元对多元，基本上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型。但是这几年业内发生了急剧的集中，甚至达到了垄断的程度。
2017年11月27日，物流行业两大巨头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运满满）与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货车帮）宣布战略合并，共同成立一家新的集团公司，名曰满帮集团。运满满成立于2013年，是国内首家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货运调度平台，目前拥有注册重卡司机约400万、货主约100万，业务覆盖全国 315 个城市。另一个与运满满不相上下的行业巨头货车帮，也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货源信息网络，为平台货车提供综合服务，致力于做中国公路物流基础设施，注册会员车辆达450万台、货主达88万。2018年4月24日，满帮集团宣布完成合并后第一轮融资，融资金额19亿美元。本轮融资后，满帮的估值将超过60亿美元。5月26日—29日，在“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满帮集团首次以统一展台的形式亮相，完整展示了包括车货匹配业务及车后增值业务的全方位服务，满帮将用9个事业部来实现自己的宏大愿景：平台事业部，控制全国全部车货匹配市场；交易事业部，预计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做到一天过亿的营收，明年突破一千亿；科技运力事业部，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力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差异化解决方案；金服事业部，金融服务将成为满帮集团的第四大事业部；新能源事业部，从终端与供应链厂商合作建立柴油供应体系，未来还会探索清洁能源；物流地产事业部，利用天网做地网；车后事业部，搭建包括ETC、轮胎、车辆等业务在内的车后服务网络；无人驾驶事业部，让满帮成为货运领域无人驾驶的重要参与者；国际事业部，将满帮打造成全球最大的运力公司。满帮董事长兼CEO王刚表示：“我们全心全意致力于帮助货主用户和司机用户降本增效，坚持以技术为导向，将满帮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力平台及运力公司”；“未来满帮要做成3000亿美元市值的巨无霸。”
随着满帮的崛起，物流行业产业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首先，满帮对货车司机和相关信息服务人员发起收费攻势，不交费者就关掉运满满APP的使用权，已经依赖该软件信息的行内人士只有缴纳年费（1680到3000元不等）；第二步，于6月4日率先对洛阳和合肥的货车帮客户端实施了升级，客户端无法看到即时信息，定价权也被系统剥夺，货车帮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买办，赤裸裸的开启了双杀模式：要看信息，按规矩交钱，价格由满帮来定。据被访司机透露，货主交给满帮1000元钱，满帮只支付给司机800元，满帮截留了200元。此举引起车主、货主、司机以及业内其他从业人员一片哗然。
问题的关键在于，满帮已经由收取年信息服务费的第三方中介服务平台，介入到买卖双方的交易过程中并截取利益了，由物流业的信息服务公司变成物流业的大老板了！它利用对供需信息的垄断优势，在收取合理的信息服务费（年费）之外，又迫使车主和司机就每一笔交易缴纳一笔“交易许可费”，而满帮不需要为这笔巨大的利润支付任何资本和劳动！这是赤裸裸的强取豪夺啊！而且，按照满帮9个事业部的发展规划，它是要在全行业通吃通杀的，其他投资者（车主）和劳动者（司机）统统必须臣服于满帮！
物流行业内产生的垄断，对于饱受垄断国企和专横政府之苦的物流业车主和司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6.月4日APP升级成了压垮货车车主和司机心理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行业性集体行动（结社、谈判、罢工）浮出水面并将成为劳工运动的主流
1、行业性是三起集体行动的共同特征
长宁区环卫工跨越了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隔、实现了在一个市区范围内环卫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塔吊司机联盟同时在20个省、30多个城市发起集会示威；卡车司机同时在12个省发起罢工和驾车游行。相对于常见的某一企业范围内的工人集体行动而言，这三起工人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行业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参与人数几十上百倍地在整个行业放大；二是行动覆盖到行业里的很大一部分企业，对行业内的劳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三是对上下游行业和产业并进而对地区范围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2、行业性集体行动的出现标志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2010年到2015年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一波高潮和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几乎全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都发生在某一家企业范围之内。中国劳工运动，按照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本性和发展趋势，一定会从企业级别的集体行动发展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行动，此次三个工人群体，尤其是塔吊工人和卡车司机在几十个城市同时发起的跨企业的、跨地区的、全国性的集体行动，完全有资格被认定为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开端。
严格来说，企业范围内的集体维权只能叫做劳工集体行动，还不能叫做劳工运动，只有很多企业的劳工集体行动建立横向联系、实现了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才能叫做劳工运动。一种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够把分散的劳工力量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就是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及其集体行动，它也因此而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劳工运动的核心环节和劳资集体谈判的主要形式，原理在于，同一职业、同一行业或产业的工人，处于同一种劳资结构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对手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团结和联合成本最低，一旦团结和联合起来，具有最直接的规模力量，一旦成功，又具有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最大化的规模效益，所达成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对于劳资双方具有内部宪法效力，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对自由、平等、公正的交易和契约关系的需求和要求，这同时也就是法治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的责任，不在于破坏而在于保护劳资双方这种自由、平等、公正的博弈机制。
2018年上半年三起行业性劳工维权事件，标志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进入第二波高潮和第二个发展阶段，或中级发展阶段。
3、承认和保护劳工三权是劳资关系和市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管是公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存在劳资关系问题，只不过前者是国家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后者是私人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表明，保障劳工三权是解决劳资矛盾的有效制度和机制。遗憾的是，中国还缺少这一制度和机制。
相反，在中国，政府一看到工人行动起来，就认定为政治性事件，或者有境外敌对势力在煽动。然而，在上述三个事件中，都没有所谓的境外势力插手。2015年12月3日，当局大举抓捕劳工机构工作人员，紧接着又完成境外社会组织立法，切断了境外势力与国内劳工组织之间的联系和资金链条，这套组合拳把已经初步联络和组织起来的劳工界打散了。
但是，没有劳工机构的帮助，不等于工人自己没有组织能力。工人有足够的学习和复制能力，就是在2010到2015年第一波劳工运动当中，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由于广泛的信息传播，很多工人迅速学会和掌握了劳工运动的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是选举工人代表，在南方叫做工人代表制。这是有法律依据的：首先是民法依据，一帮人选出一些代表，让他们去跟资方、政府、法院、仲裁院打交道，这在民法上叫做委托代理关系；其次是劳动法依据，即在没有工会的企业，工人可以选举集体协商代表。当然劳动法里头含糊不清的一点是，在有工会但是工会不作为或者反作为的情况下，工人能不能选自己的集体协商代表？这个在法律上没有做明确规定。第二是由工人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或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集体协议。第三是在劳方提出集体谈判邀约而资方不予回应，或在谈判时资方坚不让步的情况下，行使罢工权，把资方逼到谈判桌上来。
这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劳工三权。虽然珠三角大部分企业的劳资冲突还处在“先罢后谈”的水平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理解了劳工三权，接受了“先谈后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以一种不正常的、粗陋的维稳思维看这个问题，认为这些工人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甚至指控有些民间劳工组织与党和工会争夺工人阶级，搞第二工会，就等于是把工人推到自己的对立面，这个从政治上讲，对于当局实际上是不划算的。
为什么不能让这些由工人选举出来的代表进入工会体制呢？习近平不是批评工会等群团组织有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的毛病吗？怎么才能改掉这些毛病呢？富有建设性的也是唯一可行之路，就是吸纳工人代表成为工会干部。
国家应该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把自己定位在劳资双方中间，成为中立的、客观的裁判员。它既不能偏袒资方，也不能偏袒劳方。资本和劳动是一对基本生产要素，谁都少不了，国家居中调节，不能拉偏架。有个工人说得好，我们不需要政府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只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就可以了。第二个是要提供劳资关系领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公共服务，维护劳资双方之间的一种和平的、理性的谈判机制，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只有在劳资双方都失去理性、没完没了地冲突，损害到了整个社会利益的情况下，国家才出来予以强制干预。
对于这次大规模跨企业的环卫工人与更大规模既跨企业又跨地区的塔吊工人和卡车司机的集体行动，外界只是在事后才知道，对于他们事前进行的交流、联络、组织、决策过程，外界可以说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信息和证据证明外部社会力量（比如劳工NGO）介入其中，进行了相关的协助、辅导、指导或提供其他帮助。更没有发现“境外敌对势力”的踪影。在公众没有得到有外力干预的任何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定这是环卫工人、塔吊工人和货运工人自发、自主、自组织的集体行动。
如果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就需要纠正有关部门的一个错误判断了：它们认为工人的集体行动是由境外敌对势力或境内民间机构幕后策划、操纵、组织和指挥的，是它们在与党、政府和工会争夺工人阶级，因此，只需要严厉打击这些组织和机构，工人的群体性事件自然就不会发生了。这应该是2015年12月3日大批抓捕劳工活动人士并对其中四人处以刑罚的主要理由之一。然而，12.3事件以后，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并没有销声匿迹，经过短暂的低潮后，又出现强劲上升的势头，而全国塔吊工人的集会示威和全国卡车司机的罢工游行，更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和层次。这充分表明，中国工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组织行动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台阶，至少在某些行业或地方，他们可以不假外力成功地发动和组织集体行动了。
过去，面对劳工集体行动，有关部门尤其是工会惯用的招数就是找替罪羊：自己没有履行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自己不能获得工人的信任，就归因于境外敌对势力或境内民间力量的煽动，以此来应对上级和中央的问责。可惜的是，这样一种转嫁责任的方式，可以糊弄上级和中央，却糊弄不了工人，工人的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积怨和愤怒日益加深，劳资矛盾乃至劳政矛盾愈演愈烈，不客气地说，这种找替罪羊的做法，简直就是在给执政当局挖坑。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惯例，面对工人自发、自主、自组织的集体行动，国家的理性和正确的应对办法，就是承认和保护劳工的团结组织权（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和罢工权（产业行动权）。这是本文面向中国执政当局讲的一点道理，听不听就是你们的事了。下面直接面向民间讲话。
三、环卫工人、塔吊工人和卡车司机的集体行动，为整个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三起劳工集体行动对于整个劳工运动的示范意义
由企业级别的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上升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这既是国际劳工运动所走过的道路，也是2018年上半年三起劳工事件所昭示的中国劳工运动正在和将要走的道路。恰好在这一点上，企业界、经济学界和政界人士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5年4月24日“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就说得很直白：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
从三个实例来看，从企业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集体谈判，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
首先是工人要意识到自己在行业和产业链条中的“结构力量”，比如环卫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整个环卫业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行业停摆；塔吊司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特种技术工人在生产链条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车司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货运司机的技术优势和讨价还价能力。这种只要它们不作为生产经营链条就会中断的结构性力量，是工人潜在的“资本”和“筹码”，工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善于利用它们。
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业范围内的“结社力量”，实现工人在整个行业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只有通过结社，通过联合、团结和组织，结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才会变成现实的博弈、谈判、抗争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们在行业内的联合，工人在一个企业范围内的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很可能会遭到破坏，因为行业内的资本力量通常可以联合起来，调动其他企业的工人来替代正在罢工企业的工人。上海长宁区环卫工是怎么跨企业组织起来的我们还不太清楚，塔吊司机则主要是通过塔吊联盟微信群、卡车司机主要是通过卡友联盟微信群进行横向联系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团结组织和统一行动，可以预期，如果不遇到不可抗的外力打击，按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独立自主的建筑行业工会、货运行业工会的形成就是早晚的事情。这才是有效治理整个建筑行业、货运行业种种乱象的治本之策，从长远来看，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整个行业、产业、社会和国家有利。
中国劳工运动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各个产业领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形成各个行业的劳工联合和自治组织。将来，行业工会会成为主要的、中枢的工人组织形态，并承担着与行业雇主协会进行劳资集体谈判的重要职能。
2、劳工的行业性集体行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宪政民主运动的启示意义
完全没有证据证明环卫工人、塔吊工人和货运工人的集体行动与海外民运倡导的全民倒共、全民共振、全民起义等等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恰好相反的是，正是在五一全民共振行动并不顺利的情况下，行业性集体行动显得尤其的耀眼和成功。这三个事件，依次在海外民运和海外网络自媒体中引起越来越大的轰动，尤其是在卡友罢工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知名的海外自媒体都蜂拥而上进行介绍和评论，就连一向对劳工问题漠不关心的人也趋之若鹜、赞不绝口，就连平常对于工人针对企业和资本的罢工持批评和反对态度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卡车司机的罢工行动，他们似乎感觉到，他们几十年努力奋斗没有动摇的大陆极权专制统治，很可能在巨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的冲击下轰然倒塌。
根据本文上面的揭示，海外民运和自媒体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东西，那就是工人的结构力量和结社力量，也就是一种基于产业结构、生产经营链条和经济利益之上的组织化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正好是数十年来民运所严重缺乏的。
一直以来，所谓自由民主人士、民运分子对于底层民众的维权抗争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的鄙视，其主要观点是，底层民众只是为经济利益而战，在没有强烈而坚定的普世价值观、自由民主需求和现代政治理念引导的情况下，他们的维权抗争不会上升到反对极权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水平，一旦经济利益诉求获得一定的满足，他们又会甘心情愿地当牛做马甚至当猪做狗。照他们的这个标准，体制内人如公务员、教师和国企工人的维权，被体制抛弃的人如老兵、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下岗工人和职员的维权，农民工的维权，农民、访民、冤民、基督教徒、法轮功信徒等等各界人士的维权，统统不符合他们的政治正确，最后大概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勉强能够成为宪政民主革命的主体。有些极右派民运分子甚至咒骂中国底层百姓为支那猪、奴才和牲口。即使是在一般的观念层次上同情和支持底层民众维权抗争的民运分子，也并没有深刻地理解劳工运动和其他底层民众维权运动与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的内在的关系，更找不到两种运动之间沟通交流、对接互动的路径和方法。对此，有必要向民运界、劳工界、学术界和舆论界重申本文作者曾经在多个场合阐述过的关于两种运动之间内在关系的基本观点：
（1）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也是基本的人权，包括公平收入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就业权和失业保险权、养老和医疗保险权、平等受教育权、自由迁徙权和居住权等等，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民生”权利，应该确定为宪政民主政治运动所追求的经济与社会目标，从而使政治权利和民主制度这两个相对高大上的东西落到实处。一些国内外民运人士已经把“免费教育”、“免费养老”、“免费医疗”等等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好处的目标提出来了，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民主可以当饭吃”的道理，这才是唤起民众的正确的做法。
（2）在共产极权主义和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实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维权行动已经先天地具有政治性质了，或者说，任何人的维权行动已经先行被政治化了，因为民众维权，实际上、客观上就是在限制权贵对民众贪得无厌的掠夺，对此，权贵统治阶级一定会给予严厉的打击。为什么环卫工待遇那么低？国有的环卫公司在截留。为什么建筑工人待遇那么低？层层分包的建筑业体制让各级权力大肆截留。为什么卡车司机待遇那么低？不仅掌握燃料、高速路的国企在截留、交警路政在截留，一定有权贵站台的行业内满帮垄断集团也在截留。此外，为什么出租司机待遇那么低？官商勾结的出租车公司在截留；为什么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待遇那么低？因为在企业后面还有很多黑手在寻租、吸血、截留……因此底层民众与这个体制及其特殊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对立状态，前者的维权必然会动摇后者的统治基础。即使底层民众还没有能力直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也为社会中间阶层的有志之士打开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引导底层民众的维权抗争进入到宪政民主的轨道。如果没有广泛的底层民众维权运动，所谓自由民主精英去引导谁呢？无人跟随的话，人数有限的自由民主精英根本就不是武装到牙齿的权贵豪富阶级的对手。
（3）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维权必将招来权贵统治阶级的维稳，对于后者来说，稳定就是一切，为了维护其极权专制的稳定，权贵统治阶级不惜重金培植和收买立法、行政、司法、所谓群众组织、网络五毛水军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等种种效忠的力量，以至使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更有甚者，还把本来应该用于对外抵御侵略的国防军，变成对内镇压民众的党卫军。但即使维稳人数高达几百万花费数万亿，面对一年几十万起群体性抗争和无数反抗的民众，权贵统治阶级仍然捉襟见肘，疲于奔命，拆了东墙补西墙，按下葫芦浮起瓢，维稳资源日渐紧张，对民众的汲取力度越来越大，这又导致民众更大规模和更加激烈的反抗。仅仅维持这个巨型维稳体系的运转，就已经超过军费开支了，如果向抗争民众让步满足其一部分民生诉求的话，维稳经费还将成倍增加。所以说，即使从最消极的意义上说，底层民众仅仅局限于民生诉求的维权行动，也将大量消耗维稳资源，瓦解极权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对此，越来越多的民运人士开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4）劳工运动之所以伴随着工业社会生生不息地发展起来，关键在于劳动和资本作为两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发生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构性相互关系，劳动具有一种“结构力量”，小到某一个关键岗位的工人可以阻断整个车间的生产，中到一批工人可以阻断整个企业的生产，大到大批而且跨企业横向联系的工人可以阻断整个行业的生产。这是推翻极权专制的宪政民主运动应该从中吸收的宝贵经验和资源。宪政民主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一支职业革命家队伍，逐渐把全国各行各业拥有结构性力量的民众调整、引导和汇聚到共同的抗争行动之中，造成全民共振的效应，这样，本来只具有经济性的罢工、罢运、罢市、罢课，就合乎逻辑地转变为政治性的全国总罢工、总罢运、总罢市、总罢课，转变为数亿人的集会游行示威，这必将造成极权专制统治的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公民委员会或临时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取旧政府而代之了。
（5）劳工运动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改变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使自由市场经济升级为社会市场经济、使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升级为橄榄型社会结构、使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政民主升级为全民宪政民主，关键在于劳工群众把他们具有的客观的、潜在的、自在的结构力量，变成了主动的、现实的、自为的结社力量，形成了足以与资方力量分庭抗礼、平等博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环卫工、塔吊工和货运工中，初步形成了行业规模的结社力量，比如塔吊联盟、塔吊司机协会和卡友联盟、卡车司机协会。当然，作为对等的、平等的法律权利，资方也可以并且应该形成和产生自己的组织如雇主协会、企业家俱乐部、工商联合会等等。于是，在一个行业、一个产业内，就会形成劳资双方的自组织，它们分别代表劳资双方定期举行集体协商和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和协议，实现行业自治和产业和平。诸位，这难道不正是宪政民主共和国的雏形吗？有志于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仁人志士，正应该向率先组织起来的工人学习团结、联合、组织的经验和技能，并且向其他所有社会阶层和群体推广。中国的工人率先绕开强加于他们的官办工会而寻找自己的联合和组织形式了，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是否开始绕开强加于他们的官办商会而开始了自组织的进程呢？应该说，他们的表现远逊于工人，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官商勾结和钱权交易。至于文化程度最高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作家、艺术家、教师、医生、学生联合会，农民、市民等其他社会阶层也没有自己的自治组织。只有各行各业、社会各界都有自己的组织形态，才能真正对于极权专制制度形成强大的攻击力量，才能很快结束极权专制崩溃后的社会混乱状况，才能从初步形成的公民社会中产生出新生的民主政治力量，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并为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奠定牢不可破的社会基础。
（6）认识到劳工运动和其他底层民众维权运动对于宪政民主运动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并不等于宪政民主革命者应该坐等革命形势的成熟，相反，他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对民众维权运动施加影响和发挥作用，但不是自外而内、喧宾夺主地去指导和领导，而是顺着民众维权运动的逻辑和可能性，把它们引向宪政民主的目标。这首先需要宪政民主人士赢得民众的信任。怎么才能赢得这种信任呢？第一是要以个人的身份鞠躬尽瘁地为民众服务和奉献，向民众提供他们很需要但自己又不太具备的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组织技术的、法律的、宣传舆论的、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就像当年米赫尼克、马佐维耶茨基等人协助瓦文萨和团结工会一样，当好民众运动的参谋、智囊和助手，很有可能，在经受了足够的考验、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还会被民众承认为自己的领袖；第二是要在最高政治层面上旗帜鲜明地成立反对党，以政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政治活动，去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最后，在全国民众总抗争的情况下，由代表各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的政党和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重新制宪，通过全国大选产生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权力机关，真正迈上中华民族宪政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
2018年7月3日
谭降英 中国大陆学者 现居北京
《中国战略分析》第8期 2018年8月号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