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故乡的奈保尔，与寻找乡愁的三毛 | 针尖多味听觉馆 –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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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思乡（Homesickness）都不陌生。思乡（Homesickness）指的是，人们因为对远方的家或者依恋的客体怀有爱与渴望，因而觉得痛苦、抑郁或忧虑。

思乡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将近所有人在人生中都至少有过一次思乡，思乡的人会反复谈论自己的家乡，渴望自己和家乡都得到这个新世界的关注和认可。

2004年，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克特（Glenn Albrecht）提出了一种“身在家乡的乡愁”——乡痛（Solastalgia）——由于故土的环境被迫改变，或者文化传统发生中断（比如新一代人的思想发生改变之后，无法再与传统的文化产生链接），以至于人们虽然身处家乡，却觉得和家乡的联结断裂了。家乡逐渐变得陌生，人们产生了疏离感，并因为丧失了寻回家乡的希望而低落。

在今天的节目里，想与大家分享两个与家乡产生羁绊的人。一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三毛，台湾著名女作家；另一个，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18年8月去世的奈保尔。

先来说说奈保尔吧。

1932年8月17日，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座位于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岛屿。奈保尔的祖父属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但也是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身份的高贵伴随着家庭生计的贫穷，成为奈保尔成长中的童年印记。

在奈保尔10岁时，他就想当个作家。奈保尔受到父亲影响，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所偏爱。父亲西帕瑟德·奈保尔是一名记者，业余时间撰写小说，并始终怀抱作家梦。正如奈保尔笔下《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一样，书生气使得他在特立尼达当地人社区中显得格格不入，死时债务缠身，年仅47岁。

18岁时，奈保尔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奈保尔找工作时因为移民身份饱受歧视，住地下室，不得不靠妻子教书来维持生计。奈保尔后来写到：“我总是缺钱，没有安全感，还为我（远在特立尼达）的家庭深深担忧，我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成了一个异乡人，并始终处于一个非常孤立的状态。”

直到成为BBC的广播员，奈保尔才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并于1957年发表了处女作《神秘的按摩师》。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奈保尔童年的记忆和对特立尼达生活的回忆。

然而，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自己的出生地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憎恨，形容其为“深渊”，并庆幸自己并未滑落下去。“我感到十分压抑，那真是再痛苦不过了。我想逃离特立尼达岛。我能逃离它真是太幸运了。毫无疑问地，我已经治愈了我的创伤。从离开的那一刻起，我拥有了可以为之努力的新生命。”1998年，奈保尔在接受《巴黎评论》专访时说。

《米格尔街》就是在这种轻快喜悦的逃离中收尾的――“离开了他们大伙儿，头也不回，轻快地走向飞机，只看着眼前自己的影子，那在跑道路面上跳动的小矮子。”

在梁文道看来，早期的奈保尔，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后代而产生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身份认知和焦虑，构成了他成为一位出色作家的核心。

“写作者的一半要务是发现主题，而我的问题之一是生活斑驳色杂，满是动荡和迁移。”在1984年《寻找中心》的序言里，奈保尔写道：“先是跟祖母住在信德乡下的房子里，那里的宗教和社会习俗仍然接近印度村庄；到了西班牙港（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黑人、街头多种族多文化的混杂生活和我在女王学院的有序生活交织；然后是牛津大学、伦敦、BBC广播电台的工作间。当我尝试开始写作时，不知该聚焦哪一段。”

1960年代后，奈保尔不断地从英国出发，足迹遍布全世界。奈保尔最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就是他三次去印度旅行、采访的产物。从1964年到1990年，他先后出版了《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印度：受创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三部作品。仅仅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印度的热爱，以及深邃的忧思和毫不留情的批判。

“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为我的家；而我对它却不能拒斥或漠视；我的游历不能仅仅是看风景。一下子，我离它那么近又那么远。我的祖先百年前从恒河平原迁出，到了世界另一边的特立尼达……印度，这个我1962年第一次探访的国度，对我来说是一块十分陌生的土地。100年的时间足以洗净我许多印度式的宗教态度。我不具备这样的态度，对印度的悲苦几乎无法承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书中，奈保尔满怀惆怅地写道。

说到乡愁，却想说说三毛，是因为同样在八月，七夕那天，我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听到她的声音。

没错，这是一场名为“回声”的演唱会，也是一张专辑的名字，《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其中的“回声”出自三毛的英文名Echo，是三毛的第十五个出版物，但不是书，而是一部有声作品。三十三年前，这张名为《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的专辑发表，由三毛填词，李泰祥、李宗盛等谱曲，齐豫和潘越云演唱，在歌曲中贯穿三毛的独白。

你可能不知道这张专辑，但其中的很多歌曲你都听过。而对于读过三毛作品的人来说，这张专辑就是纪念和了解三毛一本最好的自传。

说起三毛，大家都知道撒哈拉，荷西，还有橄榄树。三毛说，撒哈拉有她前世的乡愁。白先勇说，三毛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

其实，三毛也是我的青春偶像，刚升高中那会儿，在学业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还捧着一本厚厚的盗版三毛全集，从她笔下回忆中的童年、雨季一直读到中年的经历。仿佛我的青春期，也有了三毛的影子相伴。

只不过，根据三毛早期的作品，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却格外压抑和阴郁，并没有撒拉哈的故事中那样通达和幽默。三毛自己也说，自己曾是非常自恋的，追求创造悲剧美，追求幻影。

那么，为什么《撒哈拉的故事》与早期作品风格如此悬殊？有人说，失学、病痛曾经造成她成长过程中的阴影，但由于三毛不轻易妥协的天性，她一再突破难关，重新复学，扩大早有的生活领域。只不过，之后婚姻上的挫折，使她再度遭遇到重击。……就作品本身唯有通透了事理、生死、喜怒的人，才能如此无为无求的透视人生。

众人喜爱撒哈拉的故事，是因为它流露善良、豁达、悲天悯人的性情。然而，众人也许不知道，写喜剧的人，往往深尝悲剧。

而放在一个大的时代里来看，在三毛曾经生活的7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无论是大环境的外交困境、政治威权、言论的禁锢；或是小环境的升学压力、亲子代沟等问题的出现。对当时的青少年而言都是心中一股找不到出口的压力。而在文化方面，从忆旧怀乡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移植，文化思潮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所以读者在看到三毛能不顾一切、率性而为流浪到沙漠，成功打造新生活的行为，仿佛替自己实现了不敢付诸行动的梦想，因而打从心底狂热的崇拜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