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Justin Metz

本文为《The Atlantic》2018年九月号封面故事：《How Trump Radicalized ICE》，Franklin Foer著，纸质版标题为《How ICE Went Rogue》。

英文版链接：

https://bit.ly/2wFNV9o

授权翻译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转载请征得同意

【作者】富兰克林·弗尔（Franklin Foer）,《大西洋月刊》全国新闻记者，《新共和》杂志前主编，著有《无思想的世界》（World Without Mind ）及《足球如何解释了世界：另类的全球化理论》 （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 An Unlikely Theory of Globalization）等书

【翻译】杨刁刁，华思睿，张拓木，张海云

【校对】李雅坤，Xujun Eberlein

对于一位记忆中充斥着不安与危险的人来说，找到安全感并不容易。想象一下：你从杀气腾腾的政府武装手下仓皇逃离；你为了逃命横渡江河，却无以得知在河对岸是安全还是新的危险；你可能突然间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返回故乡了，因为它已成焦土；关于你旧时邻居被强奸和奴役的传闻无处不在。继续想象一下，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人来到了纽约市，手里攥着也许只是一张废纸的身份文件。

这是来自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数千名移民的集体记忆。这个国家由阿拉伯人统治，而这些难民源于在该国处于少数地位、有着自己语言的黑人族群。 1989年，毛里塔尼亚政府在突然飙升的民族主义驱动下，把种族差异当做死罪处理。它逮捕、折磨并暴力驱逐了许多黑人公民；强行迁移了7万多人，并取消了他们的公民身份。留下的人处境并不好多少。现在大约有43,000名毛里塔尼亚黑人处于被奴役状态，按人口比例来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奴隶群体之一。

经过多年的无根浮萍一般的生活——从临时营地，辗转穿过塞内加尔的村庄和城市——一些毛里塔尼亚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慢慢开始抵达美国。他们英语说不利索，在很多方面很不接地气。然而各种机缘巧合加上工作机会，让这个约3,000人的社群集体搬家到了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落脚在在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附近的街区。仿佛冥冥中他们与这条大道就有缘分：这条大道名为“难民路”（Refugee Road）。这个街道名纪念了19世纪初俄亥俄州张开双臂接纳另外一批涌入的陌生人：对美国革命表示同情的加拿大人，并为他们提供了大片土地。

难民路并非黄金铺就；但在本世纪初的那些年月里，这个街名给人带来的希望的确应验了。毛里塔尼亚人将一家旧杂货店改建成了一座高门深院、铺满蓝色地毯的清真寺。他们开起了餐馆，供应熟悉的鱼类和米饭，还有出售从非洲各地进口的CD和汽水的商店。

时间一年年过去，曾经的来客在这里扎根，生下美国公民，成了当地克利夫兰骑士球队（Cleveland Cavaliers）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七叶树（Buckeyes）球队的粉丝。在美国一直没有完全得到法律认可的身份这件事，早就被他们抛在脑后。当年他们抵达纽约时，许多人花钱请了一名会讲英语的同胞填庇护申请。他本应分别填写每位难民的个人遭遇，但他却简单地用大体差不多的故事复制粘贴了很多遍。（许多刚来美国的人急于寻求庇护却缺乏经验，成为这种骗局的牺牲品者并不在少数。）这些难民抵美后一两年法官终于审阅了他们的案件，注意到了这些可疑的重复，判决其中一部分申请为欺诈并命令将这部分难民遣返。

但这些遣返命令基本是一纸空文。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能把人往哪送？毛里塔尼亚政府早就从其数据库中删除了这些难民的档案，并拒绝向他们发放任何旅行证件。它没有兴趣收回这些被其暴力移除的村民。所以ICE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难民们被要求定期向ICE当地办事处报告，并保持循规守法的完美记录。随着岁月的流逝，被递解出境的威胁似乎越来越小。

然而，特朗普登台了。突然间在许多毛里塔尼亚人工作的仓库里，他们的白人同事把他们拉到一边，悄悄提醒说日子可能会不那么好过了。新的行政当局很快让这些警告变成了现实。头一件改变是他们去ICE报到的频率。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许多毛里塔尼亚人被要求每年“登记”一次；突然ICE要求他们更频繁地报到，有的人每个月都需要去一次。ICE官员开始突访他们的家。像有线电视公司一样，他们会通知你在某天几点到几点的六个小时内在家等着他们；被造访的人不得不因此请很多假，生活节奏也被打乱。这些毛里塔尼亚人说，ICE告诉他们美国终于说服他们的政府重新接纳他们；这是国务院为遣返消除外交障碍的全球行动中的一小部分。

恐惧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一位ICE官员曾出于同情提醒一些毛里塔尼亚人：“遣返不是一个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另一个官员直接说：“我的职责就是让你离开这个国家。”ICE官员在会面时坚持要求这些难民去毛里塔尼亚领事馆申请护照，以便把他们交回曾经试图谋杀他们的政府手心里。

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哥伦布清真寺星期五的祈祷之后, 我坐在他们简陋的会议室里。男人们逢此都会穿着传统服装，身着鲜艳长袍，头上缠绕头巾。阿訇让那些人自愿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会众在门外排起长队。

这些毛里塔尼亚人一个接一个地向我描述了他们为被遣返所做的准备。有人说他们已经卖掉了房子；其他人清算提取了他们的401(k)。我聊过的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朋友坐大巴前往加拿大边境申请了庇护，而不是冒被递解出境的风险继续与ICE官员见面。

一位叫蒂尔诺的男人告诉我，他的兄弟已被ICE拘留几个月，等着被遣返。对于这些毛里塔尼亚人来说，ICE挑蒂尔诺的兄弟先下手让人感觉大势不妙。蒂尔诺的兄弟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为清真寺捐款的善人。如果他都会被抓，那么没有人是安全的。蒂尔诺含着泪在他的iPhone上给我放了一个视频：一个留在毛里塔尼亚的黑人的惨状。他的脸被打肿到不成人形，他在乞求饶命。 “老子要操你老婆！”一个画外音冲他大喊，然后一只手出现在屏幕上，一遍又一遍地抽他耳光。蒂尔诺担心他兄弟也会沦为如此下场。

在21世纪的美国，很难想象联邦政府会拿一个橡皮擦从地图上抹去整个族群。我之所以去哥伦布，是出于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前会长大卫·利奥波德（David Leopold）的建议。利奥波德是一位克利夫兰律师，他与毛里塔尼亚清真寺的一位老客户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讲起这个社区面临的困境时，他用了“种族清洗”四个字。初听起来这样的说辞夸张荒谬。但我每一次到哥伦布都听说又有人逃往加拿大，或者去了纽约，因为在大城市的暗影里躲ICE会稍微容易些。这一次，难民要逃离“难民路”。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一直在大肆抨击一个所谓的“深暗政府”（“deep state”）。他用这个词指代一小撮深藏在执法部门、情报界和监管机构中的官僚势力，一个定义模糊不清的精英集团；这群人在不惜一切代价阻挠他的意志，也就是阻挠“人民的意志”。

但是“深暗政府”的一部分早早就公开表达了对特朗普的狂热支持。早在2016年9月，ICE工会就已经为特朗普的候选人资格背书，而之前该组织从未公开支持过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大选中胜出后，一位即将被提名为ICE负责人的官员豪气地宣称，ICE终于等到了一个支持它，能让它好好办事的总统。在6月退休前一直担任特朗普手下的ICE代理局长的托马斯·霍曼（Thomas Homan）称，特朗普“解开了ICE的手铐”。其实霍曼只是借用了ICE内部非常普遍的一个说辞。“特朗普获胜后，[一些官员]弹冠相庆，比超级碗赢了球还高兴，”一位前ICE官员告诉我。

特朗普当选后，在6月退休前一直担任ICE代理负责人的托马斯·霍曼称，新总统“解开了ICE的手铐”。 （ Sandy Huffaker/ Getty）

无论特朗普还为ICE做了什么，他结束了ICE相对不为人知的境况。他的“零容忍”移民政策引发了一场围绕该政策执行机构的激烈争论。今年春天，在连续几周的时间里，全国人民眼睁睁看着移民官员将跨越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家庭生生拆散，从父母身边将孩子夺走。虽然ICE在拆散家庭这件事情上其实只是配角——主要角色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但对于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批评者来说，ICE是个好靶子。基本上每个想显示自己进步主张的民主党政客都要求撤销ICE。

该机构历史其实还很短。当恐怖分子于2001年9月11日袭击世界贸易中心时，ICE并不存在。当时有司法部下属的移民及归化局（INS）。但是虽然INS的任务一直包括遣返无证移民——偶尔还会大规模去工作场所扫荡——它从来没有建立一支庞大的力量来系统地将无证移民从美国本土移除。

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发生后，国会拙劣地把一大堆以前不相关的行政机构塞进了国土安全部（DHS）：特勤局、运输安全管理局、海岸警卫队等；这一波也包括了同时创建在国土安全部旗下的ICE。在ICE成立之后，国土安全部成为第三大内阁部门；其组织结构就算客气地说也是乱七八糟。要看这种混乱而又高度政治化的政策制定过程会引起什么后果的话，ICE可能是最好的例子。

自从ICE在2003年被正式定为INS的继任部门以来，作为和平时期的官僚机构，它的发展速度可以说是非常显著。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之际，移民已经成为联邦执法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所有联邦起诉中有一半是与移民有关的犯罪案件。 2012年，国会拨款180亿美元用于移民执法。其他主要的刑事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缉毒局、特勤局、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局、美国法警局加到一起，才拿到了140亿美元。

ICE迅速建立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基础设施，包括拘留所、国际运输部门和监控技术系统。这套政府机器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私人承包商。国土安全部是在联邦政府的“外包热”时期诞生的，雇用的外部承包商人员比实际的联邦雇员还要多。去年，这些外包公司——包括地缘集团（Geo Group）和CoreCivic——在政治游说和兜售影响力上至少花费了300万美元。举一个小例子：ICE租用的私营拘留设施的业主们为特朗普就职典礼贡献了50万美元。

一个致力于执行移民法的组织总会被人们条件反射般地看成恶人，有时这可能并不公平。国境是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边境监管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一个运作良好的政体应当能够有序地允许一些人和拒绝另一些人入境。按定义，这事就含有排他和心狠的成分。欧盟内部实行的自由移民政策已经表明，看起来简单的宽宏精神也可能会带来深层的不稳定。这里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目前ICE的存在状态却严重偏离了美国漫长的移民历史。历史上美国也曾经把绝望的难民和渴望成功的奋斗者关在门外。但是一旦移民抵岸、定居、抚养家庭、开办企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都没有犯法，政府几乎从未将他们大量逐出边境。 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湿背行动”（译者注：Wetback，指游泳过境的偷渡者，多用为对从墨西哥进入的移民的侮辱性称呼）——你没听错，这就是官方的叫法——从美国境内移除了100多万墨西哥移民。人们记得它正是因为它与美国作为一个自我定义的移民国家的身份如此不和谐。

然而，ICE的职责恰恰就是从国内移除无证移民，并且是以冷酷无情的官僚效率来履行这项职责的。直到最近，该机构一直被国会明令每天保持34,000张拘留所床位来拘留无证移民。一旦移民进入系统，她就变成一串数字——她的案件号。她往往会被有罪推定，申诉非常困难，甚至连她有什么权利都不被告知。

目前大约有1100万无证移民居住在这个国家，比瑞典人口还多。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年或更长时间。从技术层面讲，白纸黑字的法律给予了ICE授权可以遣返他们中几乎任何一个人。特朗普之前的奥巴马和小布什都容许一定程度的同情心，许可检察官和法官在移民程序中暂缓一些遣返，并鼓励将着重点放在重罪犯人的移除上。就国会而言，近二十年来两党都比较支持所谓“移民政策全面改革”。这种立法的意义就是在严格执法与为无证移民提供特赦的机会并最终成为公民的可能性之间找到平衡。

然而，还没有一个政治家有决心克服阻挡改革的体制障碍。民主党在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短暂控制国会时，并没有把移民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共和党内的改革派一再被众议院的反移民强硬派拖后腿。2013年一项全面的移民改革法案以68-32的惊人比例通过了参议院，但当时的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拒绝允许它进入众议院投票。 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从最初把自己的政治身份整盘压在移民改革上，一步步退到自称从未真正支持过这项改革。

在本届政府，行政当局取消了过去对ICE的许多规则限制。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前八个月里，ICE逮捕的人数增加了42％。移民执法被移交给了一小群激进的反移民斗士和政策专家。他们仔细研究过自己的手牌，知道实现他们遣返无证移民目标的最佳策略就是散播恐惧。他们同时也知道，ICE在两党默许下聚集起来的潜在力量还远远没有真正爆发。

在临时决定去一趟哥伦布后，我在一家精品酒店预订了房间。酒店位于一栋刚刚翻新过的装饰派艺术风格（Art Deco）摩天大楼上层。我约好了第二天早上在大堂的星巴克和一位二十来岁的非洲移民及其律师见面，这里我暂且称这位移民伊斯梅尔；我会跟他们一起去ICE定期报到。

伊斯梅尔身材矮小，人很瘦，话也不多。他去年从非洲经墨西哥偷渡来美——那场迂回曲折的长途跋涉以他在加利福尼亚被捕告终，他随之被ICE关了好几个月。当我见到伊斯梅尔时，他卷起黑色牛仔裤的裤腿，给我看他瘦骨嶙峋的脚踝上戴着的监视脚镯，这是他获释的必要条件。他获准搬进他表哥在哥伦布的公寓。由于ICE不允许他在获得许可文件之前工作，这段时间伊斯梅尔通过观看大量的电视节目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到我们见面时他的英文已经好到足以对我说：“我来美国是为了寻找自由。这不是自由。” 我们去ICE办公室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都不用出这栋楼。ICE在我住的酒店楼的第三层就有办公室。这是一个细微但却令人震撼的例子：这个存在时间不长的政府机构无处不在。

毫不意外，ICE的等候室并不在这栋大楼高档装修的范围内。这里就像一间没有杂志和牙线招贴的牙医候诊室，几乎看不到一抹色彩。一位小个子、上了年纪的中美洲妇女在寂静的等候室里徘徊，手里拿着马尼拉纸信封，信封上订着一张纸片，上写：“我不会讲英语。请帮帮我。”

一扇紧锁的厚门隔开了等候室与ICE主办公室；官员们在那间办公室里讯问移民，有时候还会拘留他们。一名身穿法兰绒衬衫的工作人员开门传唤伊斯梅尔；他的律师起身陪他进去。但那位官员对着她摇了摇食指说:“对不起，律师不准进去。”律师满脸困惑地说：“我之前都让进的啊。我认为我可以进去的。我能跟主管说句话吗？”

两分钟后，一名剃了光头、身穿黑色Under Armour卫衣、皮带上插着枪的官员从门内探出身子，直勾勾地盯着伊斯梅尔。“你为什么一直在工作？”他问道，“我知道你一直在工作。”他显然是被律师的抗拒惹恼了，抛出这个毫无证据的指控作为回应，或许指望对方的回答能够自证其罪。这似乎很符合等候室里的紧张气氛。在此之前，广播通知说外面有辆车违章停放，需要挪走。伊斯梅尔的律师探过身来告诉我人们普遍认为这又是个陷阱：有很多受ICE监视的移民是不准开车的。

哥伦布的律师在和ICE打交道时都小心翼翼，唯恐得罪ICE而使客户遭致报复。因此伊斯梅尔的律师有意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配合态度。正当她用温和的态度解释时，伊斯梅尔消失在那扇门后去接受讯问，另一位官员出现了。他说负责对伊斯梅尔进行“高强度监管”的人是ICE雇佣的私营承包商，该公司与联邦政府的合同禁止律师参加他们对移民的讯问。“我倒是有点好奇，”律师说，“能看下这项规定吗？”那位官员取来一张纸。他指着罗列“参与权”一节的关键部分，其中描述了“除ICE要求的信息之外的保密权”。律师偷偷对我闪过一丝苦笑，忍住没去戳破这个明目张胆的欺人之谈：伊斯梅尔被剥夺了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却被说成是为了保护他的隐私。但是这名穿衬衫戴眼镜的拉丁裔官员却急切地为自己解释。他说他也想帮忙，还提到伊斯梅尔可能很快就会拿到工作许可。“你看，”他说，“我很同情他的。”

当伊斯梅尔回到等候室，律师问他约见的情况，他对律师的所有问题都只用一个字作答。这场会面不过是与体制的刻板程序的又一次小遭遇，然而它给人留下的厄运在所难逃、最多不过是推迟的感觉却经久不散——这或许就是这些约见的全部意义。

没人从小就把遣返无证移民当成自己的梦想。ICE的执法和递解处（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缩写ERO）有6000名工作人员，但这个工作并非都是他们职业的第一选择。“很多在ICE工作的人当初申请的都是别的声望更高的执法机构。”曾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任职的移民法学者大卫·马丁（David Martin）说。ICE的执法队伍大部分由退伍军人和前边境巡逻员组成；比起分布在美国南部边境的哨所，这些边境巡逻员们更喜欢位于大城市的ICE办公室。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大部分联邦机构都要求大学学历。这份岗位是进入联邦执法机构的一个较容易的起点，能提供一个有工作保障和体面工资的职业轨迹，也许有朝一日还能冲进大楼里搜查或是站在新闻发布会的背景板前，旁边的桌上摆满罚没的违禁品。这样的幻觉很容易有，只不过在上班的第一天就会化为泡影。

ICE在联邦政府所有工作场所中常常排在末端。2016年一项员工满意度的问卷调查显示，该组织在305个联邦机构中排名299。尽管特朗普对该组织不吝溢美之词，还赋予其更宽的职责范围，ICE在去年的问卷调查中依然只位列288。

官僚等级制度定义了ICE的文化——这种等级制度在外人看来晦涩琐碎，但对内部人士来说不可或缺。15年前ICE刚刚成立时，两支截然不同的队伍合二为一。ICE名字中关于移民的部分主要指来自刚刚解散的移民及归化局（INS）负责遣返的官员。而海关那部分则是指从财政部调来的调查人员。这是一场强制婚姻，从一开始就满是争端和敌意。海关调查员们很喜欢自己原来的财政部和与之俱来的威望。他们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被调到了新部门，换了新上司，被赋予模糊的任务，还不得不与一帮他们认为职业上不如自己的同事为伍。我采访了一位后来在ICE身居要职的前海关调查员，他在讲到ICE正式成立的日子时仍然称其为“2003年3月1日的不幸事件”。

ICE成立时，两支队伍合并，一支负责移民执法，另一支地位更高的团队则负责调查跨国犯罪，后者一直要求脱离ICE。（John Moore/Getty）

在几次尝试未成之后，海关调查员们最终被重组为国土安全调查局（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缩写为HSI）。HSI成功办理了不少令人瞩目的跨国案件，包括软件盗版、儿童色情，抓捕墨西哥头号毒枭“矮子”华金·古兹曼·洛埃拉（Joaquín “El Chapo” Guzmán Loera）等，还参与了巴黎恐袭爆炸案的调查。尽管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HSI的成员发现他们依然会被和ERO之间的联系以及充满情绪化争议的移民问题困扰。拒绝与ICE合作的大城市警员会刻意回避他们，不接受HSI从功能上是个独立运行机构的事实。今年夏天，19名HSI成员联名上书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要求她正式将他们的部门和ICE分离。他们写道：“HSI的调查被人认为针对的是无证移民，而非跨国犯罪集团。”他们感觉HSI因为和ERO的联系而名誉受损。

可以说HSI存在某种部门优越感。“他们以为自己是贵族，”一位前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告诉我。除了其他各种福利外，在HSI工作还能位列“特工”——在联邦指导文件中属于1811级别——即这些官员和FBI特工同属一级。而ERO的官员则属于1801级别。这样的级别通常薪酬没有那么好，职权也相对有限，比如这些官员无权执行搜查令。

ERO官员的日常工作和电视上播放的联邦执法部门的画面相去甚远。官员的职责通常包括在不同的递解出境站点之间进行文件递送和移民处理。很多情况下，当ERO官员被派去抓捕在逃的罪犯时，会碰上官僚体制造成的各种障碍。ICE前任代理局长约翰·桑德维格（John Sandweg）告诉我：“你跑去敲门，人家说不在。” 即便是人在家中也有权不让他们进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官员们除了坐在门外干等之外别无它法。

“如果认罪协议太过宽松，一般警察都会因此而感到沮丧，”桑德维格说。“而在ERO，你抓捕的人当中有一半在一年后依然留在境内。”无论你在移民问题上的政治观点如何，这样的结果说明体制存在明显的失灵。ICE拘捕移民的能力在很早之前就超过了法院处理的极限。移民法庭目前积压了70万起案子，也就是说有的人要等上好几年才能见到法官。因此ICE部门上下弥漫着一种徒劳之感。一名前工作人员回忆他上班第一天学到的格言就是：“只有等外来者赢了，这一切才算完。”

尽管有ICE官员被无力感困扰，外界却常常把他们描绘成无情的暴力执法者。据托马斯·霍曼描述，他在担任代理局长时，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看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最新控诉和主流媒体的负面报道。批评他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很多ICE人员在城市里工作；他们自己就是拉美裔或者配偶是移民。ICE办公室前副主任约翰·阿马亚（John Amaya）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会听到传闻；他们去杂货铺里买东西会听到诅咒。他们也很受伤。”

当我问起ICE如何回应投诉和批评时，我不断听到的答案是ICE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工作也会心存疑虑。与任何大型机构一样，ICE内部当然也有坏果子。但如果谁要说ICE充斥着种族主义者，会遭到奥巴马时期政府官员的激烈反驳。曾经担任国土安全部门领导顾问的卡洛斯·格瓦拉（Carlos Guevara）告诉我：“很多官员人都很好……我不认为他们在抓捕一位老奶奶或是某个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人时会感觉很爽，更不用说是执行将孩子和父母分离的政策了。”

面对这样的道德困境，ICE的官员们会用一些故事安慰自己。这一机构是在9/11事件之后成立的，当年政府没能阻止作恶者渗透进美国国土，造成数千人遇害。一位前ICE官员告诉我：“我们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安全的说法来麻痹自己。天哪，如果我们让这人溜走了，会出大问题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面对的是真正的威胁。”当然，真正威胁发生的可能性存在争议。ICE针对的很多目标是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毫无犯罪记录的中美洲移民。从统计意义上讲，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从未有过任何来自中美州国家的移民在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这个记录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达不到。

ICE对奥巴马的激烈回应将这种脆弱的组织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中，他实行了强硬的移民执法政策。截止到2013年，他遣返了43.8万无证移民，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在他之前最近的任何一届政府。这种极端手段的目的是为了给全面移民改革预付定金。共和党人叫嚷着要奥巴马证明他对移民执法是认真的，奥巴马做到了。然而，这笔定金最终却没能收到回付。拜众议院共和党强硬派的游击战策略所赐，移民改革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国会的不作为，奥巴马开始引导ICE采取更富于同情心的策略。对于应该拘押和遣返哪些人，他想给该机构制定明确而严格的重点对象。在此之前，所有无证移民都被同等对待。如今奥巴马把ICE的工作重点放在重罪犯和新来者上。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中期，行政当局已经找到办法如何将重点落到实处，并向ICE提供了明确的程序——包括清单和文件——确保该机构能尽力达成新目标。

按照ICE某些派别的说法，奥巴马时期关于遣返重点的政策像”手铐“一样阻碍了官员们履行工作职责。在那些年间，ICE的大量官员表现得像是联邦政府里的恶棍。2012年，在奥巴马提出了他的执法重点后，代表ICE官员的工会不允许会员们参加传授这种新方法的培训。当奥巴马在同年推出“幼年入境暂缓递解”（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缩写DACA）的计划后，工会的负责人克里斯·克兰（Chris Crane）起诉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试图阻止这一计划。克兰成了时任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最爱的证人，他称克兰是“美国英雄”。

自进入政坛后，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将自己标榜为ICE的救星。特朗普在撕碎奥巴马移民政策方面表现出少有的连贯和具体，他说出了很多ERO官员深深的愤懑。特朗普对他们不吝溢美之词——“我们尊重和珍惜我们ICE的官员们”——他不断强调他们对公共安全的重要性。当ICE工会开会投票选择背书总统候选人时，特朗普获得了95%支持率。特朗普也投桃报李：在就职典礼5天后的演讲中，特朗普总统指着克兰宣布：“从现在起你们的工作要大忙特忙了。”

政府机构做事有几个众所周知的毛病：化简为繁，抗拒变革，在制造低效率方面的本事令人叹为观止。但是ICE却极快地建立起了一个规模惊人、流程工业化的系统来从美国移除人群。

举个例子：“ICE航空”。十二年前，ICE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航空公司来运送被遣返者回原籍。目前ICE航空可以调拨十架飞机，大多数都是波音737，每架能运载135人，从五个枢纽城市的机场起飞：亚利桑那州的梅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和布朗斯维尔、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德里亚、以及迈阿密。飞机座位靠背后的口袋里也装有画着ICE航空常飞航线的地图，那些大圆弧横跨整个半球。（在2016年，ICE航空往它的头号目的地危地马拉飞了317趟。）与大多数航空公司相同，ICE航空也有行李限制：不超过40英磅。与大多数航空公司不同的是，ICE航空禁止乘客穿皮带和鞋带，以防乘客自杀。如果不出意外，乘务员会提供水和燕麦营养棒，在长途航班上也会提供完整正餐。有时候他们会给被铐着的遣返者打开手铐。

在2006年，ICE创建了它自己的航空公司“ICE航空”，来将遣返者运回他们的本国。2016年，ICE航空往它的头号目的地危地马拉飞了317趟。( Edmund D. Fountain/ Redux)

然而ICE航空上的食品供应不断带来争议。去年冬天，一架载有92名索马里人的飞机经停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然而短暂停留后本该来换岗的新一拨机组人员却因为当地酒店的问题耽搁了。飞机在跑道上等了将近24小时，这期间乘客一直被困在飞机上。有一些索马里人说ICE没有给他们足够的食物和饮料，而且因为空调有毛病，他们在机舱内感觉呼吸困难。还有一个人说因为被禁止在机舱里走动，他们无法去卫生间，所以只好用空水瓶解决问题——当水瓶赶不上需求时，他们不得不尿在裤子里。ICE对这些说法提出了异议。

ICE航空的调度需要一定的天才，尤其是考虑到其目标是尽可能将每趟航班塞满人，这跟商业航线是一样的。（在执行遣返时ICE宁愿包机；他们尽量避免使用商业航班，因为商业航空公司不会要坚决拒绝飞行的人登机。）一位ICE前官员回忆起一位同事炫耀一次特别复杂的遣返行动，需要横穿西奈半岛飞往加沙。他说当时ICE感受到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需要展示自己的遣返能力：不论什么国籍，不论其族群在美国的数量是多么微乎其微，它都能处理。

ICE制定了量化目标，并会想方设法去完成。这些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保持满员运转ICE下属的拘留所。2004年，国会指示ICE每年要增加8000个床位。（1994年，被拘人数平均每天6785人；今年，这个均数的预期是40520人。）这就需要在拘留设施上投入巨额资金，国会要求保证这些投资不会被浪费。2009年，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已故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在一份拨款议案中悄悄地加入了一个条款，要求ICE“维持不少于33400个拘留床位”。这个条款从未经过国会辩论并且为不同的解读留出了很大空间。但是在奥巴马当政的大多数时候，伯德条款里的数字被视为是必须达到的法定目标。（去年国会终于删除了伯德定额，但特朗普的拘留目标远远超出了国会历来规定过的数字。）

一个城市对其警察的泊车违章罚单数规定下限是一回事；联邦政府为剥夺人身自由设立日均人数目标则是另一回事。然而伯德参与建立并立为正统的体系鼓励的正是后者。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译者注：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美国一个成功并有号召力的的非盈利民权律师组织）的律师杰里米·庄（Jeremy Jong）向我描述了他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拘留所里ICE官员的对话。那位官员对于他自己“一直是尽全力来完成保证拘留所床位满仓的合同义务”十分自豪并就此夸口。

ICE把拘留业务外包给私人公司，于是多囚禁一人就意味着多一分利润；这样一来，把移民描述为“仓库货存”也就顺理成章了。拘留是个热门产业，投资来源包括先锋领航（Vanguard）和黑石（BlackRock）这样的巨型基金，并且在最近十年来产业规模如打了激素般暴增。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几个月，地缘集团（Geo Group）和CoreCivic这两家拘禁业务经营规模最大的公司的股价涨幅超过100%。（之后股价趋稳。）去年，地缘集团和其主要竞争对手们雇佣了大批跨党派的政治说客，包括艾金·岗波（Akin Gump）和格普哈特集团（Gephardt Group）等游说界的大牌事务所（格普哈特集团是前众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格普哈特创建的）。同年秋天为了庆祝自己的好运，地缘集团把年度高管大会设在迈阿密的特朗普多拉尔国家度假村举办。

1994年，政府拘禁无证移民的人数日均6785。今年，这个日均数字预计是40520。(Kadir van Lohuizen / NOOR / Redux)

CoreCivic和地缘集团都一直宣称他们不针对具体的移民政策游说。然而根据NPR的报道，臭名昭著的S.B. 1070法案有36位共同提案议员，拘留产业为其中30位都捐献过资金。这项法案旨在对无证移民进行广泛而严苛的打击，2010年由时任亚利桑那州长的简·布鲁尔（Jan Brewer）签署为法律。另外，布鲁尔还有两位高级顾问是之前为CoreCivic效力的说客。（这项法令最终被法院裁决违宪而作废。）

当然，ICE将拘留业务外包给私人公司也有真实出于公共政策考虑的理由。因为ICE的另一个主要可选项是依赖县级监狱，从那里租个床位每晚ICE需支付130美元。拘留系统按道理是属于民法系统，但监狱却在本质上从属于刑法系统。很多拘留在监狱里的移民也穿着颜色鲜艳的囚服，身陷铁栏电网之内。并且跟私营设施不同，这种监狱大多都没法应对不会讲英语的人。

但不管怎样说，私营机构的目标是明确地为了逐利——这个动机不免会牺牲被拘留者的利益。有一些私营拘留所处在偏远的乡村，因为那里土地和人力都格外便宜。南部一个主要的私营拘留所位于佐治亚州的兰普金，在亚拉巴马边界上，距亚特兰大140英里。尽管这种“民事拘留”很明确不以惩戒为目的——它仅仅是遣返这种行政流程中的必要一步——但这些拘留所的偏远位置使被拘者亲人的探访异常艰难。移民律师告诉我说他们一般不接这些拘留所里被拘留者的案子，因为到那里去太困难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律师马蒂·罗森布鲁斯（Marty Rosenbluth）搬家到了兰普金。他对我说：“据我所知目前我是从兰普金到亚特兰大之间这个区域里唯一一位做遣返辩护的律师。我还在我自己家里开了个一间房的B&B旅社，想借此吸引律师们接这里的案子，因为律师们不接案子的部分借口就是这里离最近的旅馆开车也要一个小时。”即便有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杂志2015年的研究发现这里的被拘者得到律师代理的比率只有6%。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也好不到哪里去：14%。尽管在有律师的情况下被拘留者在移民法庭胜诉的可能性很小（21%），没有律师的话则几乎完全无望（2%）。

私营拘留公司和ICE的合同规定它们在运营中必需遵守一系列严格标准，但它们当然会寻找减少开支的方法，这意味着在满足被拘者的基本要求方面它们会能省则省。举例来说，人权优先组织（Human Rights First）去年组织了一群律师和医务工作者访问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一个CoreCivic拘留所。他们发现淋浴间和食堂供应的生食里有蛆，并且饮用水喝起来几乎是“纯漂白剂”。若干被拘者说他们尽量不去看牙医，因为这里的牙医只做拔牙，即使补牙就能解决问题。心理健康的治疗一般就是“读书疗法”——阅读自助书籍——尽管很明显问题出在长期的拘禁所带来的压力和抑郁。CoreCivic宣称人权优先组织的报告充斥着“不胜枚举的错误和误导性指控”。但报告中的这些内容并不仅仅是某个人权组织独有的观察。在十二月，国土安全部代理督察长约翰·V·凯利在对拘留所进行了一系列不期而至的访问后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报告。这份报告里写道：“我们发现了诸多侵犯被拘者权利及违反人道的问题，并且这些拘留所无法为被拘者提供安全健康的环境。”

和很多官僚机构一样，ICE一直竭力扩张。在其成立之初，ICE雇佣了2700位遣返工作人员，和圣地亚哥警察局的雇员数量差不多。自成立到现在雇员数目已经翻倍，ICE的野心也随之膨胀。ICE不仅拥有自己的独立预算和私人合同商网络，还利用了比尔·克林顿1996年签署的移民法案中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赋权给联邦政府使之能够与州及地方警察合作。这实际上就意味着ICE可以借地方警力来执行移民法律。并不是所有的司法管辖区都愿意和ICE合作——多数大城市都确实在竭力拒绝与ICE合作，尤其是在特朗普当政后。但很多地方警察，尤其在郊县，很高兴地接受了ICE的合作邀约。

佐治亚州北部的格威内特县，曾经是老式南方乡村的完美代表：人口稀少，且以白人为主。但最近几十年来该县人口爆炸性增长，同时族裔组成也飞快地变得更多元。人口统计学家预计这个县到2040年将不再是以白人为主体。当特朗普签发了行政令允许ICE拘押它遇到的几乎任何无证移民后，格威内特县的警察们热情响应了这一行政令。在特朗普上台后头四个月里，与一年前同期相比，从地方监狱转到ICE的无证移民上涨了248%。格威内特警察局并不是在抓危险的黑帮份子；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研究了这种新的执法模式发现，警察主要是借交通违章逮捕移民，然后把移民转交给ICE。

特朗普时代之初，我们就目睹了一波又一波地震式的反移民政策：他就职第一周就发布禁穆令、废止“幼年入境暂缓递解”法案、在边境造成家庭骨肉分离。这些政策变动引发了来自社会的强烈关注，然而这也使人容易忽视那些同时发生着的较小的变化。而当局正是靠这些小变化来实现其计谋，目的是营造一种对无证移民充满敌意和威胁的氛围，使他们在美国活得胆战心惊。

在移民事务方面，特朗普安排了一帮意识形态死硬派控制执法机器，这帮人很懂这套机器。他们中在这方面特别有本事的一位是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办公室主任L ·弗朗西斯·西斯纳（L. Francis Cissna）。西斯纳在国土安全部任职多年，在奥巴马时代自我标榜为异见者。2015年，他暂时借调到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手下工作。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父母是秘鲁移民，西斯纳职业初期曾在海地和瑞典做外交工作。日子久了，他逐渐成为一个精通政策的专家；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与之相反的人也不得不自愧弗如，承认他对移民系统错综复杂的细节了如指掌。

在特朗普当局的高枝上，西斯纳通过各种方式反复重申其部门对待移民的新态度。在二月份，他重写了机构的使命宣言，删除了将美国描述为“移民国家”的词句。对于这个变化，他的解释是他想强调该机构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就仿佛这两者在逻辑上互不相容。在六月份，他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来复审已归化入籍的公民，重新检查指纹，寻找可以作为吊销美国公民身份依据的欺诈作弊的蛛丝马迹。

除了西斯纳之外，特朗普还在前国会山工作人员中挑选了其他同样属于一个紧密小圈子的人来掌管移民系统。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这群人聚在那些对限制性移民政策最坚定不移的保守派政客——尤其是参议员格拉斯利和塞申斯——的办公室里。即使是共和党的移民政策大幅右转的时候，这些国会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任白宫高级顾问的斯蒂芬·米勒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也与共和党主流相距甚远。他们前同事的描述说约翰·麦凯恩和马可·卢比奥的办公室对他们经常失去耐心，因为他们热衷于摧毁任何切实可行的移民改革方案。一位曾与他们有密切交往的的共和党议员办公室人员对我说：“他们是一个小阴谋团伙。”他们精于向国土安全部发放大量文书来问询移民极其详尽的个体信息，有时候感觉他们纯粹就是为了让系统不堪重负。有一封格拉斯利、塞申斯和他们的参议员同僚迈克尔·李（Michael Lee）签名的信，要求国土安全部就关于25万名移民的问询进行回复，并且要包括“精确细节”。

除了米勒之外，特朗普移民政策另一个最重要的架构师应该就是塞申斯的另一位年轻跟班，吉恩·汉密尔顿（Gene Hamilton）。2008年在华盛顿与李大学就读法学院时，他去了迈阿密一间ICE拘留所实习。2012年，他在ICE亚特兰大办事处找到一份律师的工作。（当时亚特兰大作为在移民执法上最富攻击性的城市之一而为人所知：那里的法院批准庇护申请的比例只有2%。全国的平均值是50%。）

特朗普总统任期伊始，汉密尔顿进入国土安全部，担任当时部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的高级顾问。去年汉密尔顿离开该部,去做了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的高级助手。由于塞申斯对移民政策的全面影响，一位前ICE人员将他形容为“事实上的国土安全部长”，这让我明白了汉密尔顿为什么会跳槽。塞申斯和汉密尔顿一起建立了一个自成体系、快速行动的执法机构。

在某种程度上，塞申斯、汉密尔顿、米勒和他们的同道所做所为是基于堪萨斯州州务卿克里斯·科巴赫（Kris Kobach）首先提出的理论。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他用猛烈（然而注定失败）的攻势来扑灭子虚乌有的所谓选民作假风潮，科巴赫已经成为左翼的眼中钉肉中刺。然而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一个分支的律师 – 这是在推动设立限制移民法方面喊得最凶也最有效果的一个团体。在那个职位上，他帮助撰写了许多最严苛的州一级移民条款并得以纳入多州法律，包括亚利桑那州的S.B. 1070。

科巴赫要重新制定移民法是为了支持他称之为自我遣返的理论；从实际操作上讲，就是通过执法导致移民自动减少。 这一政策在2012年出了一次风头，当时竞选总统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曾一度宣称这是他自己的立场。该理论认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搜捕和遣返全国1100万无证移民，但可以给他们添堵，鼓励他们自己离开。如科巴赫写过的，“非法移民做的是理性选择。如果被拘留或被遣返的风险上升，同时没有工作许可的就业机会下降，那么到一定时候，唯一理智的决定就只能是打道回府。” 通过剥夺自由和制造恐惧两者兼施，政府可以把无证移民基本上赶出本国。

一旦明白自我遣返是本届政府行政部门的指导理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移民问题上的鹰派在预计法庭会驳回其政策时仍然沾沾自喜。因为就算最初的禁穆令和在边境将家庭分离等案例会在法庭上败诉或最终被反转，他们也已经在移民中成功地营造了恐惧和担忧气氛。就其效果而言，演这出戏就是政策本身。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的第一个月内就签署行政命令，废除了奥巴马关于优先递解重罪移民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十分明确，那就是不给任何一个无证移民安全感。正如托马斯·霍曼去年在国会听证时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是非法入境，你进入这个国家就是犯罪，你当然该不舒服……你就该时时是惊弓之鸟，你就该处处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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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政府行政当局试图在移民执法各机关植入上述警告的精神。之前的多年以来，这方面的执法一直遵循至少给无证移民在“敏感地点”提供安全感的政策。例如，从前ICE会避免在学校、礼拜场所和医院逮捕移民。这项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即使一位移民可能有被遣返的危险，在看医生这样的事上，她也不应该需要感到害怕。但有事例表明，现在ICE更经常地在敏感地点附近采取行动：有特工逮捕了刚送完女儿上学的父亲；有一群人刚离开教堂收容所即遭拘留。ICE也试图破坏“庇护城市”，这些城市拒绝将其警察碰巧逮捕的无证移民交给ICE。ICE故意大声宣传在这些城市突袭行动的升级，借此传达一个信息：任何得到“庇护”的想法都纯属幻觉。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自我遣返有明显数量的发生。而另一方面，有充分的数据表明，恐惧的加剧导致了移民家庭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证移民试图减少开车，以降低与警方无意间相遇的可能性。许多移民父母现在尽可能将孩子留在室内。一位女士告诉凯泽家庭基金会，她注意到附近曾经充满活力的儿童玩乐场地突然变得空空如也。

同样，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都注意到拉丁裔报告家庭暴力和虐待事件急剧减少。 （例如在洛杉矶，拉丁裔的性侵犯报告在2017年的前四个月与2016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5％。）女性显然宁愿忍受殴打而不让伴侣或自己冒被遣返的风险。据《休斯顿纪事报》 （Houston Chronicle) 报道，在德克萨斯州南部，许多为无证移民提供服务的诊所候诊室比特朗普上任之前空了一半。亚特兰大郊区的学校有报告说，移民父母不愿意为孩子登记廉价午餐计划。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采访了12个州的学校教师和辅导人员，以评估零容忍移民政策在校园里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证移民的孩子一致表示担心从学校回家就会发现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不见了。一位艺术老师报告说：“很多学生画了他们被迫与父母分离或者是别人跟踪/追捕他们家庭的图画。”

口口相传或新闻报道（尤其是在西班牙语媒体中)有可能夸大人们对ICE的恐惧。但那些每天都会去拘留中心和移民法庭、最常与ICE打交道的社会活动人士，的确对移民的这种恐惧感同身受。今年春天，一位来自圣达菲、名叫阿利格拉·洛夫（Allegra Love）的移民律师前往墨西哥探访一个驶往加州边境的中美洲人车队。当她到达时，由社会活动家团体“人民无国界” (Pueblo Sin Fronteras）组织的车队已经增加到数百名寻求庇护者，并且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尤其是福克斯新闻。特朗普总统描述该车队为“耻辱”。虽然洛夫一直以为移民呼吁为职业，但她这次来墨西哥却带着明白无疑的劝退信息。 “我想保护这些人的安全，所以我必须向他们解释我们美国政府是多么愿意给他们苦头吃，”她告诉我。她在普埃布拉市的一个临时难民营举办了一个讲习班。随着数百名移民的聚集，她拿着麦克风对他们说：“这个体制已经变得骇人听闻。你们的确需要害怕。你们需要考虑这一点。“她一生中第一次积极阻止人们来美国寻求庇护。这是特朗普政策的可怕讽刺：它甚至将坚定的活动家变成了无意中为它服务的仆人。

唐纳德·特朗普多次谈到边境危机。但在过去的一代中，美国花了数百亿美元封锁与墨西哥的边界，在监视系统、筑墙、无人驾驶机和执法人员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前一代的政治家们对墨西哥人的涌入感到头痛。十年前，关于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保守派理论家之一马克·克里科里安（Mark Krikorian）写了一本被高度推崇的书，发出警告说墨西哥计划“收复失地”：他声称，通过大规模移民，墨西哥将试图侵蚀美国的主权并对美国施加影响。然而就在他宣传这一论点的同时，他所诊断的“病症”却正在消失。美国严格的安全防卫机制使得随便穿越边境越来越难。近年来，移居墨西哥的人口常常多于从墨西哥移居到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估计，2016年在美国的墨西哥无证移民人数比2007年少130万。即使包括最近为逃离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暴力而涌入的中美洲人，非法过境的人数也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小部分。 2000年，美国逮捕了170万偷越西南边境的人; 而去年，它仅仅抓获了30万多一点。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也和总统经常抱怨的相反——很少有边境像美墨边界那样装备着密集的层层安全防护设施。

但即使在国家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政客和官僚机构又在制造新的问题。边境巡逻队已开始积极利用一项长期被忽视的旧规定，允许对“边境”给予一个宽泛的定义，即是包括了距离实际国境线1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地域。他们利用这种灵活的解释，在缅因州的I-95沿线设立检查站，并在佛罗里达州登上公共汽车，询问乘客的移民身份。边境巡逻队已成为拉斯维加斯和圣安东尼奥等城市的常客——在俄亥俄州北部的高速公路上都能看到他们在巡航。

类似的任务扩展也折磨着ICE。将非法居住在本国的罪犯递解出境自然可以说是职责所在， 但是罪犯毕竟只有这么多。研究多次表明，移民犯罪率远低于本土出生人口。ICE根本没有足够的罪犯目标来作为其庞大预算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当奥巴马给ICE提供严格的执法优先次序后，其拘留人数很快就大幅下降。

“废除ICE”是一个现在在民主党人中流行的激进口号。然而合理的政策不应该需要破坏系统，而是可以回归到不远的过去。仅仅五年前，政治中心的看法是本国1100万无证移民的合法化属于合情合理的妥协范围。仅仅15年前，在ICE诞生之前，美国已经有官僚机构来对付移民，但并没有把他们视为搜捕对象。移民执法部门设在一个同时致力于遣返与归化的机构中。 虽然INS也不是什么值得追忆的美好过去，因为它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但美国现在仍然可以借鉴其成功的范例，来设计一种组织结构，恢复那种和融入美国社区的移民可能带来的有限危险相称的平衡。

由于缺乏大量有价值的目标，ICE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像我今年春天遇到的杰克这样的人身上。这是一位毛里塔尼亚无证移民（杰克不是他的真名，但他确实有一个美国化的绰号）。当杰克驾驶他那精心维护的中古车带着我在哥伦布转悠时，我越来越觉得他像是一名福音派教徒。圆圆的脸，剃光的头颅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八字胡，他散发着一种只有虔诚信徒才有的乐观。当他开始拿杰克版的美国梦转化我时，我发现自己被他的讲道迷倒了。

当我们的车蜿蜒穿过“难民路”，往他的街区开去时，他告诉我，他是多么有远见地在开发商填满这条街之前很久就拿很好的价格买了一幢样板房。我们到达他的房子时，他让我远眺那整齐划一的房屋组成的街区和盘桓的沥青路。早上的毛毛雨变成了薄雾，杰克闭上眼睛，戏剧性地吸了一口气，心满意足得像电视广告里的人。

他带我进入他的车库，经过一个装满四层运动鞋的储物架。杰克，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富足有一种巨大（而且非常美国式）的快感。 他家里的每个房间似乎都有一台电视机调到CNN。我看到了他幼子（出生在哥伦布的美国公民）的照片——以及杰克在一次游行中遇到的前俄亥俄州立大学橄榄球教练吉姆·特雷塞尔（Jim Tressel）的照片。我跟着他到了地下室，他正开始着手把它修成那个橄榄球队的神龛。墙壁将涂上学校的颜色—— 猩红色和灰色。 “这将是我的‘男人窝儿’，”他告诉我。

杰克然后带我到他的办公室，那里有整个房子最棒的风景。这里俯瞰阳台和烧烤架，院子里宽阔的草地尽收眼底。40多岁的杰克——看起来比年龄更老——是职业搬家工。他在一家专门从事长途搬迁的大公司工作。在特朗普政府成立之初，杰克甚至给一位即将上任的高级内阁成员家里打过包，把他的家具拉到了华盛顿特区。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书架上，收集陈列着公司表彰他工作出色的多种奖项。

“我拒绝放弃这一切，”他说。ICE办公室里一位他觉得特别善良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被拘留和遣返只是时间问题。但杰克，这位美国式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会告诉他们，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我没有移民文件就来了。但你看看我，我从没违过法。好吧，就递解那些犯了罪的人。我会说：‘看。这是我杰克啊。’我会跟他们开玩笑，让他们知道我不构成威胁。我说话会通情达理，他们会放松的。”即使被遣返的威胁笼罩着他，他仍然竭力让自己继续相信。几天前，他还买了一辆卡车，开办了自己的拖车公司。 “我要雇人，给他们像我这样的机会。”

当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开始感觉怅惘。他打开壁橱，向我展示了近20年前, 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他飞来美国时所穿的西装。他让我的手摩挲那磨损的翻领。然后他抓起打印机上放着的一个皮革面的笔记本，打开它。 “这里都是我女朋友需要知道的事。”他写下说明，关于如何进入他的银行账户，打开他的保险箱，卖掉他的房子，找到他儿子。他给我看这些的时候，终于失落了他一向的乐观快活，一时陷入沉默。他合上笔记本，再一次用手指沿着它的封面划过。然后他看着我说，“等到了那一天。”

本文转载自【译家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