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经济中的逻辑
这里的逻辑，我定义为任何人不可能反对的道理。比如 A 等于 B ； B 等于 C ；则 A 也等于 C ； A 不大于 B ；也不小于 B ，则 A 必等于 B 。在数学里有许多类似的逻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可反对的逻辑。比如嫌疑犯不可当法官；裁判员不可下场踢足球等等。
一个命题如果逻辑有错，这个命题不可能是对的。所以检验真理不是靠实践，而是靠逻辑。如果真理是从实践证明的，连惯性定理也不可能被发现。因为在我们的地球上不存在不受外力的物体，而惯性定律要求物体不受外力，才有动者恒动；静者恒静。把实践提高到能够检验真理的位置，极大地妨碍了我国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只会实践而不会用逻辑分析。我并不否定实践的重要性，真理是靠实践发现的，但是发现了真理以后，这个“真理”是不是符合真理的本质，就不是继续实践，而是回过头来用逻辑去检验。
用逻辑检验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国有经济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裁判员不可下场踢足球的基本逻辑。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管理者，或者说是裁判员，他不可以进入市场去赚钱。正因为这样，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不允许政府开办目的在赚钱的企业。企业只能由民间办，不可由政府办。中国因为国有企业问题多多，几十年来一直讨论国企改革的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案。其原因就在于国企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把它变成民企。
由于中国的权势人士相信共产主义，宪法上规定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所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企业，如金融、通信、电力、石油、交通等都由国家垄断，民营资本不可进入，或者只能当一个配角，起到帮助国企经营的作用。这种所有制的特点与西方以私有制为主的完全不同。
由于垄断缺少竞争，这些国企普遍效率不高，但是因有垄断地位，靠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赚钱不少。这些大国企所赚的钱都成为政府的收入。所以中国政府除了税收还有国企的垄断利润，非常有钱。在西方企业的收入都归企业的股东所有，也就是都成为百姓的收入。所以和西方比较，中国政府有钱而百姓较穷。
政府的收入除了必要的行政开支，不可以用于消费，只能用于投资。所以中国经济的主要需求是投资，而非消费。请看下面这张图，在世界各国中中国的储蓄（绝大部分都转换成投资）是最高的。
中国经济的如此与众不同主要是公有制造成的。
中国的政府投资首先是用于基础设施，建高速公路、高铁、地铁、机场、大坝，以及电厂、港口等。因此中国的基础设施比许多发达国家都更强。投资业也兴建了许多工业，如钢铁业、水泥业等。所以中国的钢产量达 8 亿吨，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 20% 。另一方面居民因收入低而消费弱。结果是产能过剩，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解决的办法还是扩大投资，靠投资保持一定的增长率。这种投资的自我加强在短期能够见效于一时，但不是长久之计。从长远来看，必须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让居民在 GDP 中分配得更多一些。办法是企业要改国营为民营，让企业的收入从政府手中转变成居民的收入。
企业的目标都是追求利润。在法治的环境下，大家都追求利润不会造成冲突，反而能够促进资源配置的改善。所以自由贸易（国内和国际）是促进财富增长的最主要的方法。如果企业的目标除了利润之外还有别的目标，自由贸易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国有企业常常会有利润之外的目标。所以对国有企业，自由贸易未必有利于社会。国企往往有国家（不一定是人民）利益的目标，所以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未必适用于国企。其他有关于自由贸易的合作协定也未必适用于国企。中国的国企在全世界的企业中是一个另类，他与众不同。
中国大城市房价之高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中国虽然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房价已经超出高收入国家。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也与中国的公有制有关。因为百姓的储蓄没有能够获利的投资机会。能获利的投资，如金融业、能源业、通信业等都是国家垄断的。所以百姓的储蓄只能投资于比较自由的房地产市场。大量资金涌入有限的房地产，房价焉能不高。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方法，很简单，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业。比如让老百姓开银行，大家就会把房子卖了去开银行，房价立刻就落。要知道，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银行都是百姓投资开办的。美国有五千多家银行，都是私人投资办的。唯独中国不让百姓办银行，其间接效果就是房价奇高。 ▓
2018-10-5
[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 北京富平学校创始人之一、理事长； 2014 年茅于轼被英国《 Prospect 》杂志评选为十位“ 2014 世界思想家”之一，名列第四。本文为中评周刊首发，图表 2 、 3 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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