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2018-10-23 作者: 张鸣

中國戰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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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世以来，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在近年的学界，成了一种流行论点。美国政治学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关俄国、中国革命的宏观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①]似乎改革成了旧体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还好，一改，死得更快。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宁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确，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证这个观点，这场革命，的确发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认真的一场改革过程中，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产物。多少年来，对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客气一点的说是操作不当，不客气的干脆等于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掉了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制度的改革，不仅打掉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势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皇帝敕令从1906年开始废科举——注释)，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②]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③]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④]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起来闹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1910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派新军镇压，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⑤]1911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都带有武装，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的武装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⑥]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⑦]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新政到1911年，满打满算，不足9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的流行。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几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称赞道：“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除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处。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军官从那里营救出去。”[⑧]得到同样印象还有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医，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间，奉天一片阳光，鸦片在禁绝，学校在兴办，几位总督都挤出钱来支持他开办医院。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样。——笔者注)，现在兴建起了碎石子路。街上开始出现了路灯，几年后，路灯变成了电灯。随着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遍，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警察也来了，“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警察开始指挥交通。奉天甚至组建了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⑨]不仅城市有了新面貌，开展了地方自治的乡村，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都不能否认，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时期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一段。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高潮。从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业9家，资本599280元。1904年，企业23家，资本5222970元，1905年，企业54家，资本14813391元，1906年，企业64家，资本21278449元，1907年，企业50家，资本14573047元，1908年，企业52家，资本22527338元。1909年，企业29家，资本9947254元，1910年，企业25家，资本4944740元，1911年，企业14家，资本2290500元。[⑩]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在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但是，在1903年国家岁入1亿的基础上，1908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2·6321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0·3801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3·0122亿。[11]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1911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296961909两，岁出381357175两，赤字84395266两。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301910294两，岁出降为298444360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12]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13]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此同时，自1903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据统计，仅1909和1910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14]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吏治好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广大的农民基本没有关系。由始至终，农民连响应革命都兴趣缺缺。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的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一直以来，对科举的诟病就没断过，而近代则更是把中国之弱归结于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废除了科举，西方的科技才能在中国落地。在废科举的时候，实际上人们是把科举看成了教育制度。所以，废科举，才跟兴学堂相对应。事实上，当时兴办的新式学堂，是面对社会的，目的是给社会输送各类的人才。而科举考试，则是面对官场的，为官场选拔人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科举和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保留科举，但降低位置，取消附在上面的种种荣誉和特权，仅仅作为选官之用。而同时废旧学，兴新学。但是，当时的改革，却把这两者捆在一起，一并扔掉了。

不用说，这样的改革，的确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会导致民间私学的动荡，私学市场萎缩，一些不发达地区以教书为业的人，生计会出现问题。山西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秀才上街抗议游行的现象。这一时期，山西个别地区打先生，烧学堂的风波，多少跟废科举有点关系。传统的士绅金字塔结构，也会因此而出现麻烦，新学堂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或者留学生，到底要摆放在哪个位置，有点混乱。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导致大批的士子失业，没有奔头。当时学堂一兴，大批的士子都奔学堂去了。当时传说是小学相当于秀才，中学相当于举人，大学相当于进士。当年考一个秀才相当难，但进个小学却容易得多，进中学，难度也不太大。各地都在兴办学堂，名额比当初的秀才的学额，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人们实际上是把学堂当便宜科举看的，蜂拥而至，可以理解。到辛亥革命发生前夜，这些学堂学生多数还没毕业，出路问题，并不严重。同时，由于改革，新事业也在出现。1905年之后，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高峰，报馆也在纷纷兴办，比起从前，新的就业机会，还是多了起来。据统计，新政时期也是一个民营资本投资的高峰，加上朝廷因新政而出现各种新事业，士人的机会从另一个方面也在增加。随着朝廷军事改革的推进，投身待遇优厚的新军，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况且，即使新学堂兴办了，但旧式私塾教育，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消亡，整个民国时期，私塾都在顽强地生存。我们不能断定，在新政时期，教旧书的人，就没饭吃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看到有关士人失业的确切资料。

那么，士子跟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联系是否中断了呢？显然也不是。科举废了，民间与朝廷，以科举作为阶梯的联系方式是断掉了。但当时的改革，又创造了其他的联系方式，比如地方自治组织，预备立宪期间的准议会谘议局，以及这些机构背后的各种社会组织，学会、商会、农会等等。我们知道，科举作为一种士子跟朝廷的联系，是无声的。一般来说，除非出现明显的科举舞弊，或者特别的政治事件，士子无法通过科举这个形式，对朝廷发声。但各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种商会、学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却有这样的发声渠道，更不要说作为士大夫的议政平台谘议局和资政院了。事实证明，自废科举之后，士绅与清政府的沟通和对话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高。在野士绅和绅商不仅跟地方当局沟通密切，跟中央政府直接对话，也有了管道。即使1908年之后上台的满族亲贵政府，也不能完全忽视民间的声音，立宪请愿虽说失败，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成果——毕竟预备期缩短了3年。没有了选官制度，但不能说士子们就没了进入官场的渠道，很多受过新教育的知识分子，比如回国的留学生，有不少都通过一种特别的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官场。在改革后的各种新式机构中，洋学生的比例相当的高。进入新军的士人，由于有文化，晋升的机会也多，从士兵变成了士官和军官，也算是入仕了。

至于新政的军事改革，产生的新军成为清廷掘墓人的问题，其实也不能单从表面上看。的确，军事的改革是导致了新军和旧军的矛盾。不仅原来的绿营面临被淘汰，或者转为警察的命运，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淮军，甚至由部分由淮军改编的练军，也不得不退为巡防营(相当于地方部队或者武警)。面对装备好，待遇优厚的新军，原本应该感到不满的是他们才对。但是，反倒是新军容易出事，这里有缘故。改革中，由于南方新军比较注重文化水平，因此士兵思想比较新，这样的新，也曾让一部分地方官产生畏惧，觉得这些新军的军官和士兵，有思想上的异动。好些地方都出现了限制新军的举措，平时不发子弹，演习时限制子弹数量，关键时刻甚至连枪栓都卸了。但是，明显作为次等军队的巡防营，却从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更过分的是，有的地方官还用巡防营监视新军，造成了跟改革初衷截然相反的歧视。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军种之间，军人和警察之间，都免不了有冲突。试想，在大街上，一旦出现口角，有枪有弹和有枪没弹的人之间，肯定前者气更粗，胆更壮。原本是天之骄子的新军，忽然成了受气包，心气如何能平？其实，当时的思想趋新，是社会的潮流，不见得一定跟革命有关系。把这种新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是一些官员的神经过敏，或者，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太旧了。其实，北洋军也是新军，为何北洋军就比较稳定？北洋军里也有不少学堂学生，甚至留学生，为何他们倾向革命的人很少？[15]很简单，当时没有落到北洋军头上的歧视。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扞格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扞格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16]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17]但当日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18]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就可能爆炸。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在船上爆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我看不会。当时的王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层窗户纸，早就被革命党人捅破，满汉一体的神话，早已破灭。而且经革命党的宣传，满人在入关之初的暴行，也为世人所知，极大地削弱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新政预备立宪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权力还相当的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厘定皇权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着有了限制。立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1908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一旦革命党来放火，就没有人帮着救火了。掌握海陆军大权的旗人，从载沣、载涛到荫昌和萨镇冰，权力是有，但却指挥不了军队。不止是军队不听话，他们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胆略也有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家族，那个统治集团可以江山永固的。是体面地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是两个必然的选项。

革命的发生以及迅速扩散，的确因为朝廷的政策引发了怨望之情，情绪还相当大。但这不是新政改革所致，而是当时当家的满族亲贵，逆改革的潮流而动所致。政治改革的趋势，就是使更多的人分享更多的权力，在当时而言，就是让汉人士绅和绅商，进一步分享权力。可是，把持朝政的满人亲贵，不仅拒绝分权，反而大肆收权，推行铁路国有(收回资源)，收回军权，搞皇族内阁(收回并集中行政权)，因而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代表士绅和绅商的立宪派，也开罪了地方实力派甚至部分地方官僚。此情此景，让这些人造反，到未必能做，但有人造反，他们就能加入。革命党人，恰在此时，扮演了一个放火者的角色，于是，革命之火就成燎原之势了。这期间，1908年最高领导人换马，绝对是一个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费纳克(Vinacke， Harold Monk)所说：尽管新政期间每年都可以看到若干改革，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也切实可行。“然而，由于1908年以后局势混乱，或许也由于清政府对于改革缺乏真正的兴趣，这个方案的许多措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19]不肯选择体面下台的满人亲贵，最后实际是被逼下台。虽然小皇帝没有上断头台，但满人整体的命运，却相当悲惨，很多人不得不选择伪装汉人，才能活下去。虽然说，革命的发生，革命党之所以有机会，是当家人少不经事，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惹得祸。但是，改革也的确存在某种政治陷阱，即所谓的“合法性陷阱”。越是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越是容易倾向于以收权来稳固统治，借助强权威慑反对者。人们很容易直线式地想到，抓权在手，总是要保险一点。从而忽略了这样的抓权，会开罪什么人。忘记了所谓的权力和资源，实际上是要由人来掌控的，能力不济，掌握在手里的东西，一样会丢掉。当时的满人，的确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少数民族政权，同时入关时又有“历史问题”，经过将近260年的养尊处优，整体素质又在下降。试想，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汉人，而且没有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样的陷阱，就未必起作用。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改革引发了革命，而是改革进入了自己的陷阱，当家人身陷其中没能及时自拔。所以说，清王朝不是被改革葬送的，而是被当家人自己一不留神步入陷阱埋葬的。

[①] 参见，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中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四节。

[②] 骆慧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473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③] 参见李天德、李明吾：《长治、高平的干草会》，《山西文史资料》第四辑。长治市文史研究馆：《上党干草会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④] 《辛亥革命》(三)第389、454、455页。

[⑤] 王用宾：《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11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张之芯等：《“文交惨案”资料四则》，《山西文史资料》1991年第4、5期。

[⑥] 林损：《林损集》中册，第1031—1033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⑦] Francis CliffordJones，ChinaLondon， Arrowsmith， (1937)pp148.

[⑧]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473、431页。

[⑨]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67—170页。中译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⑩]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11] 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第140页。济南，齐鲁书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