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田丰隆 ：中苏分裂与196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62年，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战败”后，中苏两个共产党政权开始出现公开的争端。这一冲突持续升温直至1969年，中苏双方的驻军在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面对中苏分裂，美国采取了“亲苏反华”的态度。美国加速同苏联缓和，结果是双方开启了达成军备控制协议——如1963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的新纪元。相反，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19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爆发）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作为回应，中国批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密谋”垄断核武器，并因为担心中国可能获得原子弹而“合谋”孤立中国。总之，1960年代经历了由于中苏分裂而带来的冷战政治的转型。
战后日本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可被划分为两派。其中之一是所谓的保守主流派，由吉田茂（Yoshida Shigeru）及其后继者，如池田勇人（Ikeda Hayato）、佐藤荣作（Sato Eisaku）和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领导。另一派是“反吉田” 派或称保守支流派（conservative tributaries）。来自这一派的领导人有岸信介（Kishi Nobusuke）、石桥湛山（Ishibashi Tanzan）、椎名悦三郎（Shiina Etsusaburo）、三木武夫（Miki Takeo）和福田赳夫（Fukuda Takeo）。
大量与日本政治相关的研究已强调了这两派政策的差异，尤其是他们对美国态度的不同。保守主流派更为亲美。他们是美日同盟的热情支持者，且毫不犹豫地支持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但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这些政策将牺牲日本的独立和主权。“反吉田”派并不反美，只是对美日安保体系多持怀疑态度。他们追求更为自主的外交，并坚持认为日本应拥有足以独立保卫自身安全的军事力量。
但是，学者们尚未充分探讨这两个派别对中苏同盟的不同看法。正如下文所示，吉田派的政治家们强调中国人与俄国人历史上的竞争，并试图诱使中国脱离苏联，尤其是借助扩大日中贸易（的手段）。虽然他们希望同中国接近，但是他们对改善日中关系几乎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反吉田派倾向于认为中苏同盟将保持稳固。虽然他们也希望同中国接近，但是对他们来说，同苏联建立密切关系才是必要之举。
吉田在1946-1947年和1948-1954年两度出任日本首相，为战后日本的亲美外交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一位政治“导师”，对1960年代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吉田对中苏同盟有着独到的见解。早在1950年代初，他便坚称中苏同盟不会维持太长时间。考虑到两国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性格，他认为：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他们自称中央王朝，拥有一种强烈的比其他国家，起码是比其他亚洲国家先进的优越感。虽然苏联人建立了基于相对理想和乌托邦观念的社会理论，但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且对其自身的利益十分敏感。鉴于两国的民族性格和环境的差异，这两个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合作的。
基于此，吉田坚称将很容易拆散这一同盟。
虽然[中国]同苏联结盟在短期内可能对中国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不利。中国同苏联携手的情况持续时间越长，则中国愈发确信对其自身是不利的。我认为，如果采取某些措施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这一理论和现实，那么将中国从苏联阵营中拉出来是很容易的。
在他看来，美国对中国的过分敌视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此外，他认为有必要要求英国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调停：
最理解中国人这类心理的是日本人和英国人，他们对中国问题有着长期的经历。坦诚地讲，美国人尚未达到完全理解中国的程度。战后美国人采取的所有政策几乎都失败了。[…]英国作为调停者加入[美日关系]，并同后两者在对华政策方面密切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更具体地说，吉田认为应该将同中国进行贸易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一种方法。
从长远来看，目前在战略物资和重要物品方面的禁运，并不总是符合自由国家的利益。[…]相反地，使中国人认识到同自由国家的贸易将最终使他们获益，而同苏联的结盟将最终使之受害是必要且有益的。就此而言，美国的对华政策正走向相反的方向。
诚如后文所言，吉田对中国和苏联的看法及其政策框架对池田和佐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反吉田”派的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苏关系的纽带十分牢固。即使在1960年代这两个共产党政权的分裂公开化后，“反吉田”派的政治家们仍坚信中苏同盟将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恢复。因而，仅仅中国同西方接近，并不能使他们满足，除非他们也可以同苏联接近。虽然吉田的“保守主流派”对发展日苏关系甚为冷淡，但“反吉田”派的政治家们却对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甚为推崇，并对改善同后者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其中，石桥湛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于1950年代末出任日本首相，是 “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鼓吹者。与吉田希望中苏同盟分裂不同，石桥认为维持这一同盟是非常必要的。1963年10月，当池田首相试图通过扩大同中国的贸易以便诱使中国脱离苏联阵营时，石桥访华并拜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石桥含蓄地批评了池田，并告诉周，“在日本，有些人想要利用这一分裂，他们认为中苏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冲突对日本是有利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认为，如果中苏相互合作，则互利共赢。因此，我认为两国不应分裂。” 由于他的目标是创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因而，有必要确保包括中苏在内的这些国家间没有任何冲突。
另外，虽然石桥赞同苏联的外交政策，但却不认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1964年，他以日苏友好协会主席的身份访苏。访问结束后，他在个人备忘录中写到，“长期以来，我一直支持和平共处理论。现在，我认识到这对苏联来说是一个现实。” 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同样认为，以1963年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标志的美苏关系的改善，是一个“真正令人愉快的现象”。然而与之相反，（对中国）他表述道，“我不能理解中国人[对待和平共处]的思维方式。”
椎名悦三郎、三木武夫和福田赳夫均曾在池田-佐藤时代担任外相，并对（日本）同中国和苏联的外交持有类似的政策框架。在这一时期，他们每个人都在改善苏联同日本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1964年间出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时常作为“吉田派最好的学生”之一被提及。虽然其前任岸信曾为日本外交争取到了更多的自主权，并完成了对《美日安保条约》的修改，但池田却毫不犹豫地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同时更为强调经济发展。当今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池田的政策奠定了吉田主义的基础，而吉田主义被视为战后日本外交最主要的原则，即经济中心导向。 此外，池田在制定有关中苏同盟的政策时，倾向于他的导师吉田。他本人承认，“首先开启我对外交和国际事务认识之眼的是前首相吉田。”
确实，1950年代中期的某些迹象表明，池田对中国和苏联的看法受到了吉田的显著影响。1954年8月，池田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并表达了同中国接近的愿望：“正如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所表明的，美国的反卷政策（roll-back policy）是一个败笔。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打破当前未维持关系的局势。” 然后，池田进而对吉田（的政策）进行呼应，建议日本力争同英国合作：“除了维持同美国的和睦相处外，同英国的合作[对日本]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 1955年，池田抨击了鸠山一郎内阁（Hatoyama Ichiro Administration）采用的“同苏联和中国恢复关系”的口号。在池田看来，“视中国和苏联为一体是不恰当的。我认为中国和苏联是不同的。”他进而解释道，中苏同盟是有问题的，正如吉田也曾指出，“因为两者历史上不同。”
但是，当池田在1960年组阁时，日本的决策者们普遍认为中苏同盟是稳固的。虽然他们公开承认中苏关系中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日本外务省的大多数官员拒不相信中苏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可能性。中国课课长远藤马唐（Endo Matao）在外务省的一次会议上谈到：
中国和苏联拥有共产主义者[共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坚持其追求共产主义发展的基本立场，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他们有必要在国际政治中保持一个强大的声音。同时，他们也需要安全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在近期是不可能疏远的。
尽管外相不支持诱使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政策，但池田仍坚持追求自己的目标，热切期望在他的任期内能同中国接近。1961年，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开始声称共产党中国应该得到承认并成为其中一员。池田和他的外相小坂善太郎（Kosaka Zentaro）访问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以期说服西方国家领导人，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池田同中国接近的政策，尤其得到了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的同情。池田向迪芬贝克表达了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中国人似乎不会同苏联人合作太长时间，” 这同吉田在文章中的看法如出一辙。
1962年秋，自民党内亲华派的两位政治家：松村谦三（Matsumura Kenzo）和高崎达之助（Takasaki Tatsunosuke）为商讨恢复日中贸易问题访华。他们的努力促成了于同年11月成功开始的“廖承志-高崎达之助贸易（Liao-Takasaki Trade）”。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得知事实上池田引导了整个外交过程。他亲自指导谈判，甚至亲自挑选访华的代表。 此外，在这两位政治家前往中国后不久，池田便访问西欧，努力说服欧洲领导人认同其对华政策。例如，池田告诉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我与吉田先生有着近乎相同的看法，即如果西方推动同中国的贸易，那么中苏关系将疏远。”现在中苏关系“已经迅速恶化”，中国开始采取一种“比以往更为现实的政策”。因此，“西方国家不应错过此次离间中苏同盟的良机。”
1963年8月，池田授权出售化学纤维维尼纶设备，这是西方阵营第一次向中国出售这种设备。在池田做出出口这种设备的决定前，美国和台湾曾表示强烈反对，警告这将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日本外务省也不支持这一计划。事实上，外务省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结论是，“一旦这一计划被批准，将存在引起一场远比出口本身更为重要的国际反应的危险。” 尽管如此，这些国内外的压力没能改变池田的想法。正如池田于同年4月份对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米尔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所说的，他的决定同样基于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我认为，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糟。因此，我们应该同共产党中国进行交往，使他们认识到自由主义有多好。”他同时指出，“长期同共产党中国不发生关系是不现实的”，但障碍之一便是“美国对中国过分敌视的态度。”
同他在对华政策上热情十足不同，池田不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1961年8月，他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S.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开始了所谓的“书信战（correspondence war）”，对各自在领土问题、和平条约以及核试验等问题上采取的态度相互攻击。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多，但没有产生任何建设性的结果。为推动“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理念，1963年9月，石桥试图一并访问中国和苏联。但是，池田拒绝了访问苏联的计划，因为他关注的不仅是这次访问本身，还有其对日本同中国关系的影响。总之，池田在中苏分歧扩大时期采取了一种“亲华反苏”的政策。
然而，美国对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政策同池田的政策恰恰相反。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肯尼迪政府加速了同苏联的缓和。此外，在1963年8月池田向中国出售维尼纶设备之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增强了其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尤其是在意识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中国人的威胁之后。越南局势的恶化更增强了美国对中国的敌视。美国的政策之外，中苏的冲突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似乎倾向于采取一致敌视中国的政策。这一趋势与池田试图将中国整合进国际社会的政策显然是不相容的。
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政策分歧导致两者在中国问题上出现了令人心痛的争端，并于1964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访日期间达到高潮。腊斯克曾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Ohira Masayoshi）就此展开激烈争论。当大平询问美国对苏、对华政策的“调整可能性”时，腊斯克强调“到目前为止，我们正在寻求和研究着各种可能性，1962年8月古巴导弹危机带来的苏联的重新谨慎，使其有了更大的希望，当时核恐怖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相反，“不幸的是，北京并不认同这种体验。” 因而，腊斯克暗示不管日本的偏好如何，美国都将坚持其“亲苏反华”的立场。
然而，当为日本的“亲华反苏”立场辩护时，大平坚称：
二战中日中之间的冲突至今仍使日本民众有一种负罪感，日本民众并未感到自身直接卷入东南亚以及共产党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中。
（日本民众）对苏俄有一种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深刻的仇恨感，而对共产党中国的敌视并不强烈。因此，日本民众的感情同美国民众的感情十分不同。
但是，腊斯克以如下的言论来驳斥大平的观点，
日本应该考虑其自身的利益——例如，在朝鲜、台湾(Formosa)、越南、柬埔寨、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日本应该考虑它自身的利益将受到北京方面对这些地区政策和行动怎样的影响。
虽然他们最重要的外交盟友不甚满意，但池田内阁直到1964年中期始终坚持其同中国亲近的政策。尤其是1964年4月，池田再次派松村访华。按照池田的指示，松村建议中国应同美国和日本交换记者。虽然中国拒绝了同美国交换记者的意见，但却同意同日本交换记者。此外，松村成功地同中国达成在东京和北京分别建立贸易办事处的协议。这些办事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和日本之间第一批固定交流渠道。
然而，同年8月初的东京湾事件不仅使越南危机进一步升级，而且恶化了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开始为对抗中国做准备，池田的对华政策因之受限。他不能为了中国牺牲美日同盟。结果，两周后他向台湾人宣布他不会批准授权向中国出口维尼纶设备。同时，他任命椎名悦三郎为外相，后者以“台湾说客”的称号而出名，且对改善日中关系毫无兴趣。
鉴于椎名对国际局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看法，对他的任命表明池田放弃了诱使中国离开苏联阵营的政策。1964年10月前后，椎名在其个人备忘录中写道：
国际局势正在瞬息万变或不稳定吗？
（是的。）它不稳定。因而，我的看法是基础没有改变。
何以如此？
东方：虽然苏联和中国不能很好地和解，但是双方都有彼此接近的意愿。
西方：美国和英国同此前一样。虽然法国不是很合作，但是自由阵营没有分裂。
因此，虽然东方和西方都有某种极化的趋势，但这只是一定限度内的现象而已。
椎名将苏中之间任何潜在的冲突都只归咎于同盟内部的摩擦。他不相信中国将如池田认为的那样离开苏联，而同西方接近。然而，椎名的看法并未对池田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后者的健康问题使他在任命椎名不久后便很快辞职。但在佐藤荣作接替池田后，椎名却仍居其位。在佐藤内阁任期的最初两年里，椎名领导了支持美苏缓和的新政策，从而将日本置于支持两个超级大国共同遏制中国的境地。
尽管椎名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于1964年11月接替池田的佐藤荣作却在中苏关系上同吉田和池田保持一致。他同时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同中国接近，以离间中苏同盟。早在1954年，他陪时任首相的吉田访问欧洲时，便对吉田的见解十分钦佩，他在日记中写道：
[吉田]首相关心的是英国和美国在诸如是否承认共产党中国和援助蒋介石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他认为让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保持原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他坚称西方务必要采取一种离间中国和苏联的协调政策。陪同首相出访后，我认识到他的看法是完美的。现在是自由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了。
另外，他写道，此前的英日同盟“阻止了俄国的侵略，并对世界和平以及两国的长久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就当今的世界局势而言，取代俄帝国主义的苏俄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仍然存在。” 佐藤同意吉田和池田的看法，即为了实施分离中苏的政策，英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1963年秋，佐藤出访欧洲，同包括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内的许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此次同佐藤的会谈中，戴高乐批评道，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一种“美国人的错觉（American Illusion）”。戴高乐说，“在美国，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在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竞争中有必要支持前者。在法国，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有必要就事论事。”佐藤答复说，他也不“认同美国的政策，因为它不是用来应付真实的情形，尤其是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相反，在欧洲，他们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更清楚些。” 佐藤和戴高乐都对同苏联缓和以及美国试图孤立中国的类似政策表示怀疑。
然而，当佐藤组阁后他不能将中国视为他的第一选项。1964年2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导致中美之间强烈敌视。另外，佐藤试图实现冲绳回归日本，二战以来它一直为美国所占领。因此，他对增强与美国的合作以及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结果，他决定支持美国同苏联缓和以及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
在1964—1968年佐藤内阁执政的前半期，苏联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改善。双方的部长互访不断，在民用航空、贸易、渔业以及领事方面签署了诸多协议。另外，佐藤加强了同台湾、南韩和印度的关系，它们都同中国存在竞争。佐藤的政策引起中国对其政府的强烈抨击。这一时期，中国常常抗议其被“美苏日反华神圣同盟”所包围。外相椎名是佐藤内阁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领导了肯定苏联的外交政策。1966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外交政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将苏联和美国联合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在诸如航线等领域，在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斡旋。我们可以将[莫斯科-]东京航线扩展到纽约。
……
共产党中国问题
和平共处。
迫使北越放弃其游击战略。
接受我们单独承认中国（包括台湾）。
在椎名看来，日本不仅应该支持美苏缓和，更应作为一个调停者推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与他实现苏日友好关系的热切渴望相反，其对华态度甚为严苛。他要求中国采取一种苏联业已坚持的和平共处原则。另外，在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时，他毫不妥协地坚持条件。简言之，椎名是一位“亲苏反华”的领导人。
另有证据表明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看法。几乎与此同时，他在个人备忘录中写道：
日本的立场
1、为维持日美安全同盟体系，维持台湾的现状是必要的，这也是《日美安保条约》中认可的。
2、只要共产党中国不接受这一点，日中关系将不会改变。我们希望[同中国]和平共处。
……
3、只要苏联继续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就将支持它，虽然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66年继任椎名的三木武夫，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认同椎名的观点，因而直至1968年任期结束，一直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椎名相似，三木倾向于认为中苏同盟是稳固的。1969年3月，苏联和中国的边界驻军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冲突。在日本，许多人认识到了中苏分裂的严重程度。但是，甚至在1970年10月，三木仍坚称“中苏关系可能在某些时候出乱子，但在将来必然得以改善。”在他看来，苏联可以迅速地改变它的态度。因为就在8月份，苏联还同其过去严重不信任的西德签署了《莫斯科条约》。
像椎名一样，三木相信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并期望中国能以苏联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为榜样。1966年，三木访美并发表演讲，他指出，推动“中国变成一个同当今的苏联一样，相信同美国存在共处可能性的国家，”是“日本和美国”的“共同问题”之一。 作为佐藤内阁的第二任外相，三木继续采取同美国外交一致的亲苏政策。
然而，“亲苏反华”政策并不符合佐藤的长期目标。虽然他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1967年2月，他告诉驻大亚瑟·戈德堡（Large Arthur Goldberg）的美国大使，“虽然美苏关系似乎在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佐藤]想提醒美国，过于相信苏联是危险的。”此外，他强调说，他视苏联而非中国为主要威胁。 由于这一“反苏”言论与此前佐藤内阁采取的立场泾渭分明，因而不免在华盛顿引起热议。美国驻日大使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Alexis Johnson）的分析被给予了最多的关注，因为他在东京发电报称：
当然，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它与历史上和内在的日本人对不管是俄帝国还是共产主义的俄国的态度相符，虽然中国的最新发展，已使历史上形成的日本人的态度发生某种改变，但是佐藤的言论似乎预示着这些短期的趋势不能改变日本人潜在的亲华反俄情绪。
时任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沃尔特W.罗斯托（Walt W.Rostow）称赞该电报为“一位称职的大使应该写，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做的。”但是，尽管约翰逊将其注意力放在日本对中国和俄国“历史上的”和内在“感情上的”态度。但罗斯托认为，日本对这两国的态度基于其对两者实力的判断。罗斯托写道：
总的来说，日本想看到的共产党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既不太弱而依附于苏联，也不太强而威胁到日本。日本希望苏联既不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也足以同美国、中国等相抗衡，以便它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同时不认为能够自由地对它施加影响。
日本想要得到我们的保护、经济上的联系以及友谊。基于此，日本意欲在亚洲建立领导地位；同时日本希望以实力为基础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都进行贸易。
但是日本不希望我国与共产党中国或苏联任何一方走得太近——尤其是后者，因为苏联实力相对更强。
不管他们对日本外交的背景有何见解，佐藤都成功地使美国人认识到其政府的亲苏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同时，随着越南战争达到顶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大势已去，同中国接近变得更为现实可行，佐藤逐渐放弃了“反华的美苏日神圣同盟”，努力回归到池田采取的“亲华反苏”的路线上来。
1969年3月，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边界军事冲突。事后，大多数日本决策者不再视国际格局为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两极结构，而开始视之为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组成的三极结构。这一转变的出现，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现在完全摆脱了苏联的影响。然而，对于将来这三极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致的看法。特别是，中苏关系能否恢复以及中美关系能否缓和的问题更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三木和岸信介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相反，外务省的大多数官员对这两种可能性都表示质疑。佐藤的看法是中美缓和比任何情况下的中苏重新联合都更有可能。7月份，他告诉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苏联已替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公开敌人。” 他期望美国能放松对中国的孤立，以便日本能很快有机会同中国接近。
1970年初前后，佐藤向 “亲华反苏”政策的转向更为明显。他在议会中声称，他的政府打算同中国谈判。此外，世界各地的日本外交官寻求机会同中国代表接触。同时，佐藤还派遣了多名特使前去中国。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公布他的访华计划以及1971年7月份中美实现缓和后，佐藤在议会中评论说，他也可以访华。同时，他改变了他的对苏政策。事实上，他多次拒绝苏联提出的要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另外，他是第一位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声称“日本和苏联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北方领土问题上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的日本首相。此次演讲后，日本与苏联之间开始相互攻击，这同池田时代甚为相似。
但是，佐藤亲华反苏政策的转变面临困境。首先，中国对佐藤本人持有很强烈的个人偏见。原因之一是，在成为首相前，佐藤似乎很想实现同中国的缓和。然而，佐藤随后实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被中国视为“背叛”行为。另一个原因是，佐藤是岸信介的弟弟，而后者是亲台湾说客中的鼓手，并曾出任主张修改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前首相。
第二个困境是佐藤连续掌权7年之久，是日本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首相，因而被认为受日本的政治文化影响太久。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政治影响，他任命福田赳夫担任他的外相。福田是自民党党内最大派别的领袖，也是当时下届首相最有可能的人选。但是，福田本人又是一个十分重视日苏关系的人。1972年，福田发表了其有关日本外交的文章。在文中，他甚至未曾提及尼克松访华一事，却对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大肆渲染，而尼克松访问莫斯科是在访华后三个月进行的。 同椎名和三木相似，福田对美苏缓和的进程赞不绝口，同时希望日本对此强烈支持。1972年1月，他成功地邀请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访日。2月份，他还主动同孟加拉共和国和蒙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这是应葛罗米柯访日期间的要求而做的。由于日本人民对佐藤的过长任期感到厌倦，加之他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弱，因而除了接受福田的亲苏政策外，他别无选择。
但是，1972年7月，田中角荣而不是福田被选为自民党主席，并接替佐藤成为首相。田中对中国以及中苏关系的看法同佐藤一致。1968年，田中在一份杂志上表达了他的看法：“我认为中国‘另有所图’。他们口口声声地攻击‘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并将日本卷入冲突之中。但是，我怀疑他们的真正冲突，不是同遥远的太平洋对面的美国，而是同与他们有着共同边界，在同一大洲的苏联。” 与佐藤相似，田中认为同苏联的冲突，而不是同美国的冲突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因而，田中持“亲华反苏”的态度。9月份，田中访问北京，同中国成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其访问结束，同中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双方同意“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集团谋求霸权。” 这一“反霸条款”意指“反苏”，招致了苏联的批评。
在1972年2月份公布的《美中上海公报》中，尼克松也同意与中国一道反对“霸权”。但是，当尼克松访问完上海，继而访问莫斯科时，他也对苏联提出的“将不承认任何人在世界事务中有任何特权和优势”，表示赞同。 美苏协议意在抵消美中反霸条款，以维持美国同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平衡。相反，田中没有同苏联达成此类协议。虽然尼克松在中苏冲突中努力保持一种中间立场，田中却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亲华反苏”的立场。
1960年代，中苏分裂带来了冷战国际政治的转型。在这场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的冲突中，美国站在了苏联一边并加速美苏缓和，同时强化敌视中国的政策。结果，中国同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对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反应消极。这在1960年代中期美国推动同苏联缓和时表现的尤其明显，由于日本别无选择只得采取追随美国人同俄国人合作的政策。类似地，如果没有此前一年美中关系的和解，1972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也不可能实现。
然而，这并不是说日本领导人对国际秩序没有自己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领导人认为中苏关系将会破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反对苏联。“反吉田”派政治家们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这恰恰是吉田派忽视的方面。1960—1972年间，两派都影响了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特别应指出的是，1972年日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就是由对苏日关系不感兴趣的“保守主流派”政治家田中实现的。
而且，田中的政策是日本消极回应外部环境的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外。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美国在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平衡关系的政策是不一致的。随后，美国靠向田中的立场。1980年前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向了“第二次冷战”。期间，美国同中国建立了官方外交关系，并鼓励美中军事合作。简言之，美国此时也采取了“亲华反苏”的立场。值得指出的是，田中在日中关系中的成就之一是促进了美中外交的正常化。实际上，美国和中国同意在台湾问题的谈判中使用“日本模式”。同时，田中也开创了在同台湾解除外交关系后交换“非官方”机构的先例。 因而，田中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撰文：神田丰隆 翻译：陈洪运
出处 : 《冷战国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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