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与人大合作，康奈尔项目主任称是为了学生发声和学习的自由
暂停与人大合作，康奈尔项目主任称是为了学生发声和学习的自由 ——
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Eli Friedman，向NGOCN证实了该校暂停与中国人民大学（下简称人民大学）交流项目合作的消息，同时表示正在参与相关项目的学生不会受到影响。据了解，受影响的包括有两个交流项目和一个研究项目。
暂停合作的消息最先由FT曝光，在10月28日的FT报道中，强调了这次合作暂停的原因，是康奈尔大学对学术自由的担忧——认为人民大学限制学生为劳工权益表达支持，同时报道也称“ 这是多年来外国大学首次出于此类原因中断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
FT中文网报道截图
这一消息引起关注后，《环球时报》在29日发表题为《独立的康奈尔大学跟了白宫战略的风》的评论，一方面否认人民大学有被指控的行为，另一方面归因于：“美国社会中的更多机构可能被对中国的错误认识感染，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动向中”。
关于《环球时报》的评论，Eli Friedman向NGOCN表示，康奈尔大学跟着特朗普步伐行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直言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学术界来说，都已经造成严重损害。
Eli Friedman强调，暂停合作的行动是为了“支持中国学生在一个没有胁迫的环境中发声和学习的权利”。
学生：学校和人民渐行渐远
校友：学校应该反思
Eli Friedman：官方媒体没有回应学术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明白这些违规行为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据Eli Friedman在推特上的说法，他首次对学术自由的问题感到担忧是在8月30日。也是在这个月里，有高校学生参与到一场颇受关注的工人维权行动中，更有不少学校因此而查问学生去向。《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推特上承认了人民大学曾“召回”学生，他说这是对学生的保护。
胡锡进的推特
10月初，人民大学一名姓向的学生在网络上曝光了该校经济学院的“一人一组工作机制”的PPT截图，上面的重点名单有12个学生，其中包括了向本人，据他的解释，这份资料相当于学生“黑名单”，名单上的学生会被学院“重点关注”。向表示，自己被“重点关注”是因为关心工农问题并持续发声，此外，他还遇到过被踢出班群、家长遭遇老师施压等问题。另一名姓杨的人民大学学生则在网上称，自己因相关行动被学校停学一年。
Eli Friedman 公开了一封10月20日发给人民大学联系人的信件，信中内容可知，他曾向人民大学核实学生关注劳工问题而受影响的消息，其中包括前述向姓学生的情况，而人民大学的回复是这些学生违反纪律，Eli Friedman信中称，他并没有看到这些学生做错事的证据，反而看到人民大学的做法是对学术自由的损害。
一名人民大学的学生告诉NGOCN，现在学校里“无论是学生还是工友的诉求，都很难去声张”。这名学生介绍，在两三年前，学生与校工做《劳动法》普法时，学校会以“善意的提醒”来影响他们，例如建议他们改说《交通安全法》，但到了现在，学校会直接要求校工不许和学生联系。
同时这名学生觉得，康奈尔大学因此与人民大学暂停项目合作一事，对人民大学来说是一个“耻辱”，“人民大学理应培养为了人民、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可如今却和人民渐行渐远，这是令人愤慨的”。
王君（化名）是人民大学劳动关系专业的毕业生，作为校友，她得知合作暂停后感到“心情复杂”，同时认为这是学校该反思的时候了，她表示：“如果本身无法做到尊重思想自由、捍卫学术尊严、服务人民群众，又是如何在一个个国际项目中探究社会理论、推动社会进步的呢？”
学者：劳工研究一直都是处在极大的限制之中
资料显示，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和人民大学的合作始于2012年，在合作的早期，两校举办过有关集体谈判、协商的研讨会，其中一些部分还重点讨论了工人罢工后的集体谈判方式。
项目签约时的通稿截图，截图自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官网“在六年前，一些事情还可以去做，而这些事情在现在已经无法完成了。”在一则采访中，Eli Friedman这样说道。
一名长期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告诉NGOCN，做这方面研究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直都是处在极大的限制之中”。
此外，他自己的主观感受是越来越不可做，“就我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劳工领域离开，或者主动避开劳工领域中敏感议题，如集体谈判和工人运动”。
关于康奈尔暂停合作的举动，能否促使人民大学有所改变的问题，这名学者觉得很难。他判断人民大学应该不会在意这种事。一般的高校都会有很多对外交流的项目，有可能每年都会项目停止，也会有项目新增，只是没有报出来。所以他认为此事对人民大学本身的影响是微乎其微。
至今，人民大学并未对此事作出任何回应。
人民大学劳动关系专业校友王君也觉得，学校并不会感受到压力或者作出改变。她感觉到，2007年至今，整个劳工权益领域经历了由上升到下降的阶段。她分析，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同时是劳工NGO成立的高峰，这一年至2014年，整体动力都在往上走，而2015年劳工NGO案发生后，则进入下降阶段，空间正在压缩，在2017年冬天北京的“清理”中，劳工NGO完全缺位。
“我觉得在国内，不论是劳工学者的研究、还是劳工NGO本身就呈现出与劳工群体的区隔，也并没有保持时刻站在劳工的立场。”王君说道。
她觉得左翼学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参与形式：“学生愿意去工厂体验真实的劳动生活，切实将工人当做了社会的主体，因着这个贴近被损害者的立场，他们看出了真正的价值。”
不过，学生以及学生团体也在近期受到影响，有多所高校的左翼社团遇到各类问题，包括社团骨干被约谈、社团注册受阻等。此外，有曾帮助工人维权的高校毕业生至今仍然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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