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中国外交格局中的“东亚突破”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外交主动实现“东亚突破”，大力开拓中日友好新局面和实现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无疑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中日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是东亚永久和平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
中国外交正面临着困境
中国外交目前正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时代的前半期，外交政策选择“一边倒”，即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基本上是闭关锁国，除了向亚非拉少数后进国家输出革命之外，主动和世界先进国家隔绝。“文革”后期，中国面临着苏联军事侵略的危险，巨大的压力之下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把美苏视为第一世界，把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视为第二世界，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第三世界。由此采取的外交政策是：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统战)第二世界，对抗第一世界(实际上是对抗苏联)。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中国外交抓住了两头：一是和美国和解，用“乒乓外交”开拓契机，主动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取得对美外交的战略性突破，一举解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二是抓住第三世界，用中共自己的话说，是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毛泽东的外交相比于其内政而言，具有开放性、务实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外交遗产至今仍然还有价值。
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延续了毛泽东时代开拓的近美路线：亲美亲日亲西方国家，放弃意识形态外交，走务实的外交路线，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对穷国小国的经济支援量力而行，开展对日对韩外交时不被朝鲜政策所绑架，奠定了东亚和平友好的新秩序。纲举目张，对美国友好是中国外交之纲。在中美友好的主基调下，中国视日本为现代化的榜样。邓小平1978年访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彻底打开了对日友好的大门，并从日本现代化实践中获得重大启示，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胡耀邦和赵紫阳全面贯彻了邓小平的这个外交思想。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突破，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遵循了邓小平的外交路线。八九风波之后，中国遭遇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外交面临极大的困境，邓小平的外交嘱托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20个字，核心就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是中国外交的战略定位，而不是策略选择。基于此，江泽民对美外交基本上是成功的，在处理美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能够秉持理性冷静的立场，不因突发事件而影响中美友好大局;并在中美友好的大好形势下，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重大步骤。胡锦涛执政时期，中美友好的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中美经贸关系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外汇。
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改变了从毛泽东时代以来所确定的以美国为纲的外交路线，特别是改变了邓小平所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是路线性和方向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澳(澳大利亚)关系都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
首当其冲的是，中美关系陷入了难解的僵局。目前美国朝野两党、左中右人士、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对中国形成共识，一致主张对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和扩张实行遏制战略。美国日趋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原来长期对中国实行的开放、接触政策并没有换来中国制度上的变化，反而造成了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各个方面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损害。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主动掀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实影响不限于贸易领域，而是中美关系全面转折的开始。中美关系从战略合作走向战略对抗，这是中国的外交之纲从正面导向走向了负面导向，有人说这必将影响中国未来30至50年的国运，这个判断也许并非言过其实。
其次，正是受制于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中国在南海、台海和东海三线的行动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南海“填岛”的军事行动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促成了美日印澳四国新的准同盟的军事体系，目标显而易见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大陆在台湾地区持续制造紧张气氛，客观上加强了美台关系，美国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显示出美国对于维护台湾现状的坚定立场;虽然在东海围绕钓鱼岛的中日冲突有所缓解，但冲突的根源没有消除，中日之间随时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冲突。
第三，中国新的国际发展战略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遭遇了各种限制性条件。中国原来一直行之有效的“以市场换取技术”(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以投资换取支持”(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在人权等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以援助换取友谊”(主要是针对非洲落后国家)的对外政策，效力在下降。欧美国家正在日益警惕并采取措施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有时甚至宁愿放弃中国市场也不愿意再继续容忍中国对欧美知识产权的侵犯(中兴芯片事件对欧美国家具有广泛的警示意义)。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提出批评，已非获得中国投资就可停止。中国用经济援助的方式来换取他国友谊的做法，在国内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第四，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实质是意识形态外交)，遭到了世界主流国家的警惕和抵制：中国号称用“中国方案”不仅要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世界问题;主张重建人类共同体却以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为导向——这种价值观外交和世界多数国家所遵循的普世价值存在抵牾。
中国外交困境源于意识形态障碍
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是如何造成的?是不是来源于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利益冲突或领土冲突?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四面为友转化为强敌环伺?
从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所获得的国家利益来看，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一直是处在有利位置;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和多数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均处于顺差状态。按2017年的统计，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3750多亿美元(按中国海关统计是2750多亿美元)，对日本的贸易顺差是315亿美元(按日本海关统计)，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是2007亿美元(按欧盟统计局统计)，对加拿大的贸易顺差是365亿美元(按加拿大统计局统计)。中国贸易的主要逆差国，排在首位的是韩国，2017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是442亿美元，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是273亿美元。从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是独领风骚，贸易顺差占了世界各国货物贸易差额的大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可谓如鱼得水，获得了各种好处，国家利益有了巨大增长。
从中国的领土主权来看，自从1979年中国和越南之间发生的一次边境局部战争后，中国近40年来没有和世界上的主要贸易国家发生过领土争端，尤其是和美国迄今没有发生过领土冲突。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支持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挑战，但美国政府反复声明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是反对中国大陆以武力的方式改变台海现状，这是美国政府长期一贯的立场。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展开的冲突，是一个历史问题，长期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执政时期，并没有成为中日和平友好的障碍;如同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侵吞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对俄罗斯仍然采取友好的立场，这说明历史遗留问题在现实的国家利益面前并非不可化解。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和印度的边境纠纷时有发生，但中印目前几乎没有因为边境纠纷而再次爆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因为战争不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美国、日本、欧洲等主流国家并未发生国家主权或领土的武力冲突，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是得益国家。中国最近二十几年来的迅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条件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大力支持的立场，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利益结构中一直处在有利位置。因此，不是改变而是继续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将对中国有利。中国即使和美国发生贸易战，或者和其他国家处在利益冲突状态，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常态现象，可以通过国际公法和各种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则来予以处理和解决，不足以造成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
中国外交困境的根源在于，近五年来实行的是一条意识形态导向的外交路线。
(1)中国对朝鲜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是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东体制崩溃之后，世界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已经日渐稀少，中国至今仍然把朝鲜视为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中国对朝鲜一直采取支持的立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援助，从粮食、石油到军事装备，几乎应有尽有。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的强大支持，朝鲜才有恃无恐地发展核武，从而构成了对东亚和平的严重威胁。在目前朝鲜是否弃核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依旧秉持意识形态的外交路线，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将会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障碍。
(2)中国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从反美的意识形态出发，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长期实行对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多次就叙利亚局势尤其是就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旨在通过美英法联军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时，中国成为少数投反对票的国家。目前美国和伊朗关系处在战争边缘状态，美国要求国际社会统一制裁伊朗，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邀请伊朗外长访问中国。中国的这个外交姿态，会被美国人解读为是中伊联手来对抗美国。
(3)中国对俄罗斯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俄罗斯和美国的对抗性关系，期待俄罗斯在和美国对抗时寻求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同盟型关系，中国在对抗美国时也期待获得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另一方面是基于前苏联体制遗留下来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普京的个人集权所包含的精神和传统，让中国的领导人有同道者之感。
(4)中国对日本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是基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年来中国民间发起的反日运动，是中国政府和官媒长期宣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果。东亚的政治动荡，一方面是朝鲜拥核引起的，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惹的祸。中国的民族主义喧嚣，从客观上助长了日本政治的右翼化。围绕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和钓鱼岛主权之争所持续展开的中日外交之争，时而沉寂，时而热闹，完全是源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并非是国家的利益冲突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5)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总根源是对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偏见。美国虽然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但是，中国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出发，长期以来将美国树立为海外敌对势力的总代表，总是认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以朝鲜、叙利亚、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为友，和日本对抗，反对在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系统，完全是以美国划线：视美国的敌人为友，视美国的朋友为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虽然谈不上是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是中国一直期待建立的关系)，但至少能够和平相处，现在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巨大鸿沟，中美的战略对抗已近乎形成。
中国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质，是中国的价值观外交，这一价值观的核心是：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中国要主导世界秩序的重构，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的领导国家。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还能不能继续走得下去，应该反思了。
“东亚突破”的核心是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证明，意识形态外交已经碰壁。举目四望，还有多少国家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按照“三个世界”划分，失去了美国这个“第一世界”国家的支持，也就是失去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而要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则要花出多少钱?以金钱换来的支持又有多大的可靠性?按照邓小平所确定的外交路线，“韬光养晦”不仅仅是中国的外交策略而是战略定位，中国不管是从实力上看还是从价值观上看，都不足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决不当头”应该是中国外交的长期选择。
中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必须要有根本性的调整，调整未必是要回到“三个世界”理论，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世界的划分不再是简单地以国家大小穷富为界线，而是还要以各国都要遵循的共同国际规则为基准——从联合国宪章到世贸组织所确定的基本规则，是现有国际秩序赖以形成的共同基石。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要想另起炉灶，用自己国家的一套价值标准来重新建立国际秩序，那相当于和世界的主流国家为敌。现在需要调整的是，重新回到邓小平所奠定的“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上来，在战略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的外交之纲：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基于中美和平友好的战略格局，才可能真正打开中国的外交空间。
外交路线和政策的根本调整，除了要在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走出来之外，需要在外交实践上有大的突破。如同毛泽东时代中国主动寻求与美国的和解从而一举解除了外交困局，中国目前也需要有这样的外交突破。事实上，中国外交并没有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世界主流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友好状态，是中国意识形态外交所导致的结果，是中美两国由战略合作走向战略对抗的结果。在中美关系陷入极大的僵局时，中国外交率先在东亚突破，重新寻求和日本真正建立一个和平友好的关系，同时也和韩国彻底恢复原来的友好状态，是中国迅速摆脱外交困境的当务之选。
中国外交困境在客观上为改善中日关系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条件。在中美关系处在僵持状态时，中日关系率先突破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从外交策略上考虑，中国如果不能首先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就不能取得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有力地位，而中日关系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无疑具有最重要的位置。中国古代外交策略推崇“远交近攻”，这是基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领土扩张和防守的需要，在现代地缘政治中，“近交”才能“远攻”，只有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才能掌握世界外交的主动权。今年中日关系开始改善，和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是有关联的。如果中美关系继续处在紧张状态，中国政府寻求“东亚突破”的动力会更大。
中国在国际压力之下寻求“东亚突破”，肯定有利于东亚和平与东亚的国际秩序。这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包括韩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按2015年公布的经济数据统计，已超过了16万亿美元，总量超过了欧盟，占世界总量的20.9%，亚洲的70%。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2016年，中国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而韩国则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日韩三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经济关系如此密切，同时又有着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作为共同的文化资源，从历史到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基于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关联性，中日韩和，三国肯定是共赢，中日韩斗，三国都是输家。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东亚突破”，符合中日韩三国的根本利益，符合东亚的稳定和发展。
中日两国关系的再正常化，是中国外交“东亚突破”的核心。所谓“再正常化”是指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出现的不正常的两国关系的再调整，中日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化的轨道上来。中日两国之间原来基于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所形成的长期矛盾和冲突，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基本要求。中日关系不能仅仅从策略上考虑，而是要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从战略高度上奠定中日长期友好关系的基石。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中美关系是纲，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目，那么，在东亚范围内，中日关系就是纲，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就是目。纲举目张，通过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矛盾就能迎刃而解。
中国外交的“东亚突破”，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要解决朝鲜的拥核问题。目前对东亚和平和东亚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就是朝鲜已经拥有了核武能力，这是中日韩三国的心头大患。决不能让朝鲜拥核成为无法改变的既定现实，而由中日韩三国采取共同行动迫使朝鲜去核，是当务之急。解决朝鲜核问题，中国肯定具有关键性或决定性作用。美朝元首会晤之后，用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已出现了良好开端，但最终能否迫使朝鲜彻底弃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采取和美国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外交“东亚突破”的关键一步。惟有彻底解决了朝鲜的核问题，中国在世界才能真正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在东亚才可能真正行使有影响力的话语权。
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不是权宜之计，不是外交策略，而是要致力于真正实现20世纪80年代时所确立的“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一长远目标，为此，必须对横亘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三大障碍——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有一个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时，这三大问题都存在，但中日两国领导人都能够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中日友好的大局，存小异，求大同，不激化矛盾，不把问题意识形态化，不诉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加强官方互访特别是高层互访的同时，扩大民间的交流和来往。正是基于中日两国领导人对于中日长期和平友好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两国国民的互相好感度都高达80%，使中日两国进入了自隋唐以来最友好相处的年代。这说明，中日两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阻碍中日友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现在的中日两国领导人，应该有政治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暂时还解决不了，那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先“搁置争议”，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总之，不能把问题当作包袱背起来，而是要卸掉包袱，尽可能轻装前进。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外交主动实现“东亚突破”，大力开拓中日友好新局面和实现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无疑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中日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是东亚永久和平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压舱石。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当然，中日关系要有根本性的改善，要彻底地再正常化，取决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决于中国从意识形态的外交困境中走出来，取决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根本改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日两国持续友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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