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
内容提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既有权力之争的原因, 也有路线之争的原因。 之所以能动员亿 万群众积极参与, 是毛巧妙地把文革装饰成一场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 实质上文化大革命是 这样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 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要求无关, 与中国人民 的愿望和要求无关, 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标, 以毛泽东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为根本目的。
关键词 文革定性、 权力之争、 路线之争、 群众运动、 民主运动
问题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这是一个表面简单，实际上难于回答的问题。它看上去简单，因为中国有数亿人曾经投身于这个运动，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就算不是每个人都说得清楚，至少可以指望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说得清楚。但问题在于，参加文革的人分别属于不同的组织和派别，他们的立场、观点大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人们在文革中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家庭出身等等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经历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人往往会讲出不同的文革故事，对于中学校长和老师是不堪回首的经历，充满屈辱和折磨，对于不爱上课和害怕考试的学生，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还因为它确实如其发动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它很难比附于古今中外的各种政治运动。我们能说它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法西斯主义运动？都有一点像，但细究起来又都不是。我们能说它是为了实现社会理想、公平正义的伟大实验，还是说它纯属一场权力斗争？这个问题把人们划分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在一般民众中如此，在学者专家中也是如此。
对“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不好作出判断和结论，还因为文革中充满了完全矛盾的事情和现象，口号是一回事，密室中的策划是另一回事；运动初期对自发的群众行动是一回事，运动后期则是另一回事；同样的事情，出自“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回事，由“资产阶级司令部”来干就是另一回事。我在美国讲文革，美国左派来闹场，他们质问：“徐教授，文化大革命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把它说得那么不好？”我的回答是：“你们看文革，是靠阅读《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我谈文革，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追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痛定思痛、记忆犹新，对文革这场悲剧和灾难的反思从现象到本质，愈来愈深入、愈来愈大胆。比如北京大学教师郭罗基对于张志新在文革中被残忍处决发表文章“谁之罪？”提出文革时期中国“搞的是超专制主义、超法西斯主义”，张志新是这个制度下的“思想犯”，并且提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谴责、惩罚真正的历史罪人；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要改造把无罪的人搞成罪犯的社会环境；既然张志新是无罪的人，那就一定不要再让无罪的人成为惨死的张志新。”这样的追究吓坏了官方。虽然他们当时也在否定和谴责文革，但他们一定要保住产生文革的社会制度，一定要保住必须为文革承担罪责的毛泽东。当局强行压制了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文革教训”这一课的缺失产生了恶劣而深远的后果。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人们对其基本事实还了解不充分，对其基本性质的判断还莫衷一是，这是缺课的表现。现在文革重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对文革的赞扬越来越多，这使得我们必须重视研究文革，对其性质做一个认真的探讨。
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毛泽东为什么而斗，是为了权力，还是为了他的社会理想，这理想包括消灭剥削制度，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和地位，等等，斗争的目的决定我们对于文革性质的判断。在文革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通常用“路线斗争”来说明斗争中双方的分歧，“路线”与目的和理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现在不去深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一般地认为，路线分歧包含方针、政策、意识形态的不同。
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广大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自然以为文革是关乎中国和世界命运、前途的斗争，在文革后期遭到失败、受到惩处的群众组织领袖至今还坚持这种观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不少西方研究者也是从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角度理解这场运动。比如Victor C. Funnell说：“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在追求打破现存的经济和社会区分，以防止在毛泽东及其助手看来存在于苏联和东欧的资产阶级化。” Theodore His-en Chen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首要打击目标之一是‘修正主义’。共产党领导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不仅存在于少数孤立人群中，实际上在中国到处都有，其根子在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因此，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教育人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很明显，思想和政策分歧不是毛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原因。刘少奇很快就被打倒了，但他的首要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对毛泽东表示屈服，说他愿意改正一切错误，说他准备交出一切权力。如果毛仅仅是想纠正刘少奇的错误，那么他的目的很早就可以达到。但毛泽东并未就此罢手，显然，毛要彻底干掉刘和他的所有的追随者。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上面的观点难于对此作出说明，比如，毛泽东批判林彪，说他“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是“反党政治纲领”，这能用社会理想和革命目标来说明吗？又如，毛泽东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发动“批孔孟，批周公”运动，借口之牵强附会，今天我们除了嘲笑其手法拙劣，还能认真地当成意识形态的分歧吗？
所以，另一种观点直截了当地认为，毛发动文革纯粹是出于权力斗争，毛感到大权旁落，为了恢复他那权力不受挑战的地位，他要把竞争对手打下去。Simon Leys在其书《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尖锐指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这种观点具有一针见血的痛快，但未必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人们不难在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的观点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证明他们从中共取得政权之后不久的50年代初一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及其以后，两人在建国方略上确有不同。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既有政策分歧，又有权力斗争，为了坚持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引发了权力斗争。中国人熟悉的西方文革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著名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就持这种见解，他在该书的导言中说：“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目的，怎样治理中国和发展中国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正像人类社会中总存在着对权力和地位的激烈争斗一样，文化大革命根源于原则分歧和个人斗争。”Garg Dutt 和V. P. Dutt说：“在中国，斗争不可避免。这类斗争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对于在各种选择中如何拍板，领导常会产生分歧。政策分歧会发展为尖锐的，常常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们与个性相关，并显得是在争权夺利。如果领导都是老谋深算、说一不二的人，那么争斗就会愈加激烈。有时，某个领导的自大狂、幻觉，至少，他的自我中心心态，他的疑心甚至于他的衰老，都是最高层分裂以及人头落地的重要原因。中国并未置身于其外。”
为何政策分歧会导致权力斗争？毛的最高地位和关于他一贯正确的政治神话是分不开的，他的权力和威望都建基这种正确性。一旦这一点受到挑战，他就当不成“英明领袖”了。毛爱以皇帝自居，但他的权力来源却不同于皇帝。皇帝的权力来源于世袭，一个皇帝虚心纳谏可能会博得美名，万不得已时他甚至可以下“罪已诏”，作自我批评，但他仍然是皇帝。毛对于自己的错误，对于党内批评，只有两种应付办法，一是找替罪者，如延安整风得罪的人太多，他把责任推到康生头上；二是猛烈反击，把反对意见打下去。他不能承认这是不同意见，而至说成是别有用心的攻击，是两条路线或两个阶级的斗争，如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待彭德怀那样。这种做法，出于共产党运作方式的规律。我们说毛个性强、独断专行、固执己见，但这不是意见分歧转化为权力斗争的唯一原因。体制也促使他在有意见分歧、遇到反对时以攻为守。
如果我们既承认政策、意见分歧，又承认权力斗争是发动文革的原因，那么何者更为重要呢？我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一旦以权力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文革发动之后的事态发展就只能按权力斗争的规则进行。意识形态、社会理想之类的因素，如果真有的话，也会退居到次要地位，它们在文革期间毛的政策方面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权力的考虑要现实、紧迫得多。在文革中，毛泽东鼓动红卫兵和广大民众起来造反的动力是权力斗争的考虑，而不是他在为他那成问题的、美好的政治理想找寄托，只不过这种考虑需要以意识形态的动人语句装扮起来而已。
文革是一场伪群众运动和伪民主运动
对于判断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最难解的现象是，毛泽东是以广大受压制、受迫害的群众的解放者和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文革中最流行的说法是，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相信群众、爱护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另一条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压制群众、打击群众，把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一些研究文革的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为了实现平等、公平和正义这一类社会理想，为了保持革命理想永不消退，为了使中国不至于蜕变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不惜带领广大群众，进攻那个以他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不惜以世所罕见的魄力，支持红卫兵造反，摧毁那个他亲手缔造的国家体制。
文革运动初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实了以上说法。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下车伊始，他立即严厉谴责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大中学学生在校园内自发的“革命行动”，他说，看到校园内的运动那么冷冷清清，他非常难过，他还厉声质问道：什么人才镇压学生？只有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一切镇压学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的态度是如此坚决和鲜明，使得多数学生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毛的一边，他们立下誓言“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1966年10月上旬，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已经有了“两个司令部”的说法，为了区别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文革派的官方提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个别具深意的概念）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份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大多数学生是革命的，是好的，他们是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的，他们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断定党组织整群众是整错了，要退还或者销毁整他们的材料。在这之前，人们对于党组织整群众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是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人们从来不敢指望事情会翻过来。但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真理和正义终于取得了胜利。被压制和得到解放的学生由衷地高呼：“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1966年10月16日，毛泽东的文革干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他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由此，人们在理论高度上得到的结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群众路线，而刘少奇的路线就是类似国民党的训政那样的压制群众的路线。
事实上，在毛和刘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爱护群还是压制群众的路线，刘少奇的所有做法都是中共进行政治运动的惯常做法。1966年6、7月毛泽东故意离开北京，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就是为了让刘少奇犯错误，在群众运动中引火上身。其实，刘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请示过毛，毛故意含糊其辞，答复是“相机行事”，但当刘的压制行为已成既成事实之后，毛又借机发难，大发雷霆。当毛泽东利用学生打倒刘少奇之后，当学生经历了运动变得桀骜不驯之后，他决定把他们统统赶下政治舞台，这时他的压制手段不知被刘少奇要厉害多少倍。毛和刘的区别是——也仅仅是——敢不敢利用群众运动，敢不敢挑动和利用群众与党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正如Simon Leys所说：“毛动员和利用红卫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纵义和团的方式极其相似，他把群众普遍的不满用于针对他的敌人，而这不满是因他自己的统治而产生的。如果理解更深刻的话可以看到，这种不满本可以是针对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不满和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随时都要爆发。毛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敌为造成这制度的根源（而实际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后把广泛的愤慨引向他们，把他们搞掉······红卫兵最后意识到他们上了当，但这已为时太晚：当他们的作用完成之后，毛可以把他们抛到军事压制之下，用一批和原先一样的官员来代替他们。”
说文革中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纯粹只是宣传口号，真正实行的是“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要求群众的，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群众组织在文革中的重大行动，不是响应公开的号召，就是听命于暗中的教唆。比如，对待中中央第4号人物陶铸，几天前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人物，毛一旦不满意，说打倒就打倒，中央文革小组一声令下，红卫兵的批判就蜂拥而至，令行禁止，群众“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过夜”。又如，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约蒯大富在中南海西门单独见面，向他布置在社会上公开打倒刘少奇的任务，蒯大富欣然从命。12月25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出动5000余人，到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北京站等闹市区以狂呼口号、大撒传单、刷大标语等方式宣传打倒刘少奇。过了几天，又在同样的北京市中心地带播放刘少奇女儿刘涛揭发批判刘少奇的自我检查。这两次活动都引起了轰动，蒯大富和清华井冈山兵团洋洋得意，自以为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事实上，文革中多数以“造反精神强”自傲的群众组织，莫不以揣摩“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为要务，莫不以向毛泽东邀功为荣。
有人说，文革中群众享受“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空前的言论自由，实际情况北非如此。“四大”是用来打倒刘少奇和其他所谓“走资派”的武器，批评的言论涉及毛泽东和其他毛派领导人，就变成了“反革命言论”，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安六条》，原名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就规定了言论的界限。文革中因言获罪的人不知有多少，比如遇罗克和张志新，又如写出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中学生依林、涤西。
文革中成立了无数个群众组织，有人据此说中国的民众在文革中享有（哪怕是短暂地享有）结社的自由，这同样是不正确的。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本来就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打倒刘少奇和其他“走资派”而成立的，把这样的组织说成是结社自由的产物，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湖北武汉测绘学院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立时，为保证这支队伍的正确方向，学生们自觉自愿地在其中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在党小组成立之前，“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有五位学生党员，他们形成了核心领导班子。在商量成立武汉地区一大派学生造反组织时，他们最初拟名为“造反司令部”，经过讨论，改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一变动意味深长，虽然毛泽东已经说过“造反有理”，但这一批政治觉悟很高的学生，还是认为有必要强调自己的造反是“革命造反”，而绝不愿留下丝毫可能产生其他联想或误解的余地。
在文革中，被取缔和镇压的群众组织何止成千上万，事实上，各种群众组织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等级，比如“左派组织”、“革命组织”、“保守组织”、“一般群众组织”，等等，只有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承认的组织才能生存和发展。
结论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阐述，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场政治运动：它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要求无关，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无关，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标，以毛泽东高度集中和垄断权力为根本目的。如果说，苏俄的国家性质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左的极权主义，那么文革前的中国已经是具有相同性质，但在政策上更左的极权国家，而文化大革命使中共的政策从左发展到极左，使中国的极权主义发展为极左的、登峰造极的极权主义。
我们可以从文革的结果来判断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要达到的目的，并据此考察文革的性质。
文革前，毛泽东是中国的两位主席之一，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虽然刘少奇的国家主席的含金量不如毛的党主席的含金量，但用陶铸的话来说，这毕竟是“双峰并立”。毛在文革中成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集“四个伟大”于一身，他与党的副主席及他的接班人之间的距离大大地拉开了。
文革前，毛泽东思想被定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经过文革，毛泽东思想成了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成了马列主义的顶峰，通过中国官方的自我宣示，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
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党、政、军各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和山头，毛泽东虽然有自己最大的派系，并且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但并不是唯一的，文革消灭了毛派之外的所有派系。文革废止了各个级别的党政领导，并重新建立新的 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原有的干部要视其是否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决定能否进入新的权力机构，这使得文革成为一场全面的、彻底的清洗。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种最高领袖直接动员、命令亿万群众的新型模式，使得原来的党政官僚机构或者科层结构的传达命令的功能大部失效，这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成为最典型的极权形式。
文革以“一大二公”和“穷过渡”的方式跨越生产力发展阶段，强行向共产主义过渡；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严格的禁欲主义泯灭人性中的自然、合理的要求，使中国亿万民众成为最高领袖为实现其乌托邦幻想和称雄世界野心的工具与牺牲品。
文革以“自力更生”为口号自断与国际经贸体系的联系，使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低水平发展；文革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煽动东南亚的颠覆和叛乱，支持世界各国的骚乱和破坏活动，是世界的动乱之源。
总而言之，说文革是一场悲剧和浩劫，并不为过。在制度、思想、历史、文化、人性层面探讨这场悲剧和浩劫发生的原因，将有益于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和现代化。防止这场悲剧和浩劫的重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比如，参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475页；亦见杨道远：《奉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460页。
2.Victor C. Funnell, Social Stratific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ll, Iss.2, 1968， pp14-20.
3.Heodore Hsi-en Chen, A Nation in Agon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 Iss.6, 1966, pp15-20.
4.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p13.
5.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3页。
6.Garg Dutt and V. P. Dutt,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p.2.
7.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London and New York, Allison and Busby Limited, 1981, pp52—53.
8.见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第163—173页。
9.杨道远：《奉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34--41页。
徐友渔 当代西方哲学和文革研究学者 1995-2007 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2015-2017 年任美国纽约 New School 驻校学者。
出处 ：天问联合学会 《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2018年9月20日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