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自我造神运动，它是极权政治的最高形式，形成新的红色政教合一。中共在1949年完成颠覆国民政府（政治革命）、1950年代颠覆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变成党国）之后，启动的超级革命形式（深入心灵、宗教化）。文化大革命实在毛泽东主导的核心派系，对中共的全面专政与夺权，以军权为依靠、以红卫兵与社会暴力以工具、武器，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口号，最终实现领袖极权之治，这个过程中，充满暴力与迫害，要进行心灵深处的革命，阶级斗争撕裂人伦，以极端宗教的方式，来树立领袖的神圣形象，而整个国家政制，从党国一体，过度到领袖主导的、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的革命之治。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革命的最高层级，领袖成为精神领域、革命成为宗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成果。

关键词：

一、“造反”与颠覆，是中国革命的主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者在发起之时，就已然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定性”：参与主体是无产阶级（红卫兵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他们一无所有），性质是革命（革命即“造反”），主要领域是文化（实为心灵革命或灵魂领域的革命）。而宣布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官方，认为这是一次决策“错误”，发起人是毛泽东，主要责任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后果是“十年动乱”。

本文想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历史、以及文革过程，对这场运动进行分析与定性，本作者的分析基于这样的个逻辑来定性：结了桃子的树，可以定性为桃树，即便它是由梨树嫁接而成，最终的结果决定一棵树的被定性。

文革这棵其大无比的树，结了无数恶果，但最大的恶果，就是造了一尊神，以太阳为形象符号（“东方红、太阳升”），以伟大为体征，以万岁为呼号，以其思想、语录为教义，以开天辟地为其新创世神话，同时他也像宗教领域的救世主：“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马克思倡导的革命被毛泽东等人做成了中国特色的造反，主要原因是中国在１８４０年之后，在面对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之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政制改革，日本的明治立宪使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政制文明与技术文明、学术思想，从而变成一个强大的近代国家，自上而下地完成了维新，而不是通过革命或造反的方式。

相比之下百年中国，所有的领域都进行过革命，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革命或被革命，唯有当政党与最高领导人，没有实现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无法自我革命）。

中共开启的模式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与造反，新文化运动是先声，五四运动开启了暴力模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革命与造反有理的“福音”，湖南农民运动是底层社会的一次社会大革命，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文革的方式：通过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分裂人民为不同阶级，组织农会甚至农民武装，通过阶级斗争剥夺地主土地与财富，非法进行人身迫害，为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为建设中共的“新中国”做准备。

延安整风与延安文艺运动，是中共对党内知识分子与异已者进行的一场扩大化整肃，也是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迫使文化为中共的政治服务，歌剧《白毛女》是八个样板戏的鼻祖，丑化、罪化地主阶级，制造阶级仇恨，为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做准备。《东方红》歌曲在延安唱起，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提出，造神运动已具雏形。

延安确立毛泽东的党内至尊地位之后，中共夺取了国家政权，立即开启了继续革命的模式，而在传统中国，用天道模式打得天下之后，立即开启人道模式，遵守仁政道德原则来安定天下，中共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反人道进行革命运动。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的运动，三反五反等等，都是制造革命恐怖，致力于迫害人权消灭异已者甚至无辜者的生命。而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则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同时进行的文化革命是从反右到庐山会议，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迫害，对党内异己的清除，毛泽东成功摆脱了三年灾害的罪责，又一次确立党内至尊地位。

直到１９６６年新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被发动，我们看到，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导的革命与造反、颠覆几乎每十年进行一次。

湖南等地农民运动，颠覆了传统中国社会模式，这是一次底层威权与秩序的破坏与颠覆；

延安整风与延安文艺运动，国共内战，颠覆了国民党政权。这是毛泽东的第二次颠覆。
第三次颠覆是五十年代，废止全国政协的独立政治权利，迫害民主党派与知识精英，使共和国成为党国。

第四次颠覆是继续迫害党内异已，并大量迫害知识精英，颠覆共产党政权，成立革命委员会，造神运动获得成功。

而最终形成的颠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所谓秦始皇加马克思，实为举着马克思的旗帜，行着秦皇暴政。毛泽东其反人道、侵人权、奴役与欺骗人民，恢复的是超越帝制的极权，形成的是红色革命政教合一的党国体制。党国全部占有了国民的剩余价值，甚至私有财产。

从一切权利归农会，到农民成立武装组织，到红军变成党的军队（党组织建在连队上）、党指挥枪，党指挥枪，军队成了党卫军，国家最终异变为党国，党内毛泽东指挥枪，枪最终指挥了党，枪杆子制造了个人极权，并成功实现了个人的神化。

文革实现了毛泽东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人神，成为精神领袖，成为万岁，他不能从血亲上实现政权的万世一系，但可以实现思想万岁，致力于红色基因的万世一系。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每十年毛氏都会启动一次政治文化运动，每一次运动的结果，都让毛的地位升级一次，直到成为中共的一尊神圣。

二、“文革”：过程与结果，都是一种宗教状态

触及心灵、灵魂的是人类最高价值，但它可能会使人产生宗教情感、精神迷狂，古希腊人所言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前者使人迷狂，后者让人崇拜。毛泽东穷尽自己在中国的政权最高权力地位之后，在人类的思想巅峰上，最终实现的是思想万岁、形象万岁，就是达到人神或偶像神的位置。这不仅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而是耶稣、天皇、教皇、皇帝、革命领袖、舵手、思想家、革命导师、统帅这样的崇高伟大元素的集合体。

“东方红太阳升”，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歌词，它在中共的红色宗教情境中，如同基督教中的那句：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中国历史一直黑暗，因为有了毛泽东这个大救星，如同太阳升起，中国便有了光明。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下午，我们（安徽怀宁）村庄的一位年迈老人广播里听到毛逝世的消息，泪流不止，她说，为什么死的不是自己，她愿意为毛而死。

同一个时间，安徽皖南（绩溪县）田野里，生产队农民在田间劳作，突然，从村庄那边疾跑来一位老地主，他边奔跑边疯狂地高喊：

你们的主席死了，你们的主席死了。

声音响彻南方的原野天空。

这个时间应该是下午四点左右。

我当时读初中二年级，被通知全体同学坐在教室里，收听重要通知，当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哀乐阵阵传来，我的内心并没有悲哀，只有莫名的惶恐，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我们又被极左的教导主任集中到学校的院落里，听他诉说悲痛，他掏出手帕擦拭眼泪时，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同学回过头来，对我轻微一笑，他的笑化解了我受到的现场情境感染，我内心瞬间有了某种轻松。

太阳正在西沉，当时我突然在想，这轮灰黄的太阳将会怎么样？（这是当时真实的个人体验，所以记忆深刻）

一个人去世了，一个党国领导人去世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居然会对永恒的太阳产生莫名的焦虑，有一份惶恐不安。因为我们失去了一种宗教关怀，实为一种邪教的虚假关怀。

对于一位地主，压抑他的魔王死掉了，他解脱了，或者说精神上获得了一次胜利，那个人并没有万岁，他自然死亡了。

老地主似乎在呼喊：你们的主席死掉了，你们没有主席了，你们没有保护神了，你们怎么办？

而对于一个中学生，是一直被宣传的像太阳一样光辉、伟大的神一样的领袖突然没有了，这不符合逻辑，因为他已被塑造太阳一样的形象，生命将万岁永远。

我们有多少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歌儿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后来，我进入教堂，才知道，那些美妙绝伦的颂歌，应该是信众们献给神的，但那个时代，这些颂神一样的歌曲，全部都是用来歌颂一位独裁者的。

２０１１年重庆，我去亲身体验闻名一时的红歌广场，听到了这首：《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多少年没有听过，突然听到来自年少时的颂歌，无比真诚无比喜悦，突然又复活了一种宗教情感。我是多么希望这首歌献给一位真正的神或英雄，因为这首歌让我的灵魂有了皈依，内心因信仰而温暖感恩，但理性告诉我，这是一场巨大的骗局，有人披着神的外衣，公然把全中国的人欺骗。一时间的感觉是：情感在复活，瑆性在作呕。

我们对一棵树的定性，是这棵树最终结了什么果实。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也应该看它最终结了怎样的恶果，最大的恶果，就是通过政治、文化、造反、斗争，迫害、恐怖方式，造了一尊邪恶神，借助了太阳的光辉。通过编造神话“东方红”史诗、通过无数改编的颂歌、通过圣经一样的语录出版、学习与教材背诵，通过一切的方式，通过一切人，还甚至通过向海外传播，塑造了一尊红色邪神。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终于以肉身的方式呈现在东方大地，肉身之人却被呼喊万岁，万万岁，最终却像所有人类一样，死生由命。

文革结束，国家成为废墟，只有一尊神仍然在神圣矗立。

毛泽东走下了神坛？

他的画像仍然悬挂于国家象征之门，他的思想仍然是国家指导思想，战无不胜的毛思想万岁，仍然写在新华门前，人不能成为神了，但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却成为神一样的存在，继续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

网络上有无数的毛迷，村庄里残留着无数原有的毛画像，现在新的画像又在重印，并配上新的领导人形象，大城市出租司机曾时兴挂毛像章辟邪，而民间农村，更是如此，民间社会的人偶神现象，通过毛形象大量出现。

因为没有完成近代化，没有进入政治文明现代化，所以中国无法走出文化大革命陷阱：
当年一隅重庆，文革之风如火如𦯬，人们仍然会在情感上去依赖神一样伟大的领袖，靠着他为人民谋幸福。

而现在，当年重庆的放大版又一次上演，又一位伟大领袖要指点江山，既有马克思一样的新思想，又为党国未来描绘蓝图，他遍读人类名著经典，他的讲话是新时代伟大思想，他的思想被写入党章，并成为数以百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拥有最高权力者，即拥有神圣不可怀疑的思想，这就是政教合一，这就是重建神圣信仰，这就是文革再现，最终还是一场造神运动，结出一枚邪恶的果实，让整个国家民族自受其恶。

文革只有一个结果：国家成为废墟，只有一尊神矗立。

三、对比明治维新，看中国百年革命

“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以它是中国百年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百年中国革命的收官之作，最后的巅峰。因为文革之时中共已完成了制度革命、土地革命，而文化革命是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也是心灵革命，已触及到灵魂层面的革命，所以它是革命的极致，进入到革命宗教状态。

如果对比明治维新，会发现，中共的革命，是共产党主义革命逻辑的产物，符合中共的真理与历史逻辑，同时陷入死胡同，就是不仅要与人类的私有制进行革命，还要进入人类心灵，进行革命。为什么中共会陷入这样的死结？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在应该完成近代化的时间，完成近代化，在应该完成现代化的时间，完成现代化，社会与政治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路径是以政制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带动社会的近代化与现代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与现代化过程是渐进的过程，是主动因变的过程，或者说西方是主导世界近代化与现代化的领导者，而大清中国与邻国日本，则是应变应急过程中，被迫的近代化。

近代化一词对中国与日本独具独特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国门被迫洞开、市场面向全球、国家必须改变政制以应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化（民主化）、工业化、市场化，通过军国主义来保障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近代世界生存法则（东方近代军国主义是西方列强激发出来的）。

日本明治维新以东方文明特殊方式，完成了政制改革，幕府大政奉还给天皇，天皇主导宪政改制，学习西方、工业化、天皇主导的民主化、资本主义市场化、富国强兵、文化与农村通过改良方式，随之实现近代化。而中国在明治维新之时，有同治维新（维新变法），又有君主立宪，均是表象之作或无法完成社会转型，终结大清之后，或因军阀混战、外力干预、国共北伐、日本入侵与苏俄渗透建立红色政权，使大清之后的中国，尽管已经进入到近代化进程之中，但一直无法完成政治近代化或者一直被破坏。中国至今仍然走在近代化的路上（有工业化进程而无世界认可的市场化），没有实现政治现代化。

政治近化化与现代化之后，农村土地问题、文化习俗问题、信仰问题，通过自由与市场去完成，或通过政制去调节，完全不用革命与颠覆的方式去完成。正是因为无法政治近代化，所以才有清末与民初的各种乱象，正是因为无法完成政治现代化，所以中共一直通过社会颠覆的方式，一次次去解决一党专政无法解决的问题。

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共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有方式，就是底层无产者或流氓无知者们，对有序社会与不公社会进行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的颠覆（不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只采取革命暴力），迫害人权，毁灭传统与契约，法则，最高教主或动乱的制造者却坐收天下与红利，比较一下日本明治维新初十年，有近二百次农民起义，但精英们没有去发动底层革命，明治维新也没有革命性地去剥夺底层地主的土地，原有的社会精英则融入新的政制行政系列中，转型成为新生的力量。

有趣的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天皇神圣性的复归，某种意义上，明治维新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天皇之下人人平权，文革之时毛神之下，人人平等，日本的近代人人平权，有宪法保护，而毛神之下人人平等，只靠毛语录的造反方式来实现），而这使日本获得了近代军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或宗教力量，如果仅有西方的政制，而没有东方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力量，包括武士精神、效忠精神、家国一体，日本近代不可能战胜大清与俄罗斯，也不可能在二战时与美国在东亚进行决战。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被征服的日本政治转型，完成了现代化，天皇成为国家象征，不再政教合一，变成和平正常的民主宪政国家。西方政制与东方文化传统，美妙的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毛泽东的军国主义只是在朝战争、以及对台湾、对越南、对苏联进行过有限的战争的话，它更多的是对内军国主义，对外是革命输出模式。而反思当今的中共新文革，南海造岛与一带一路，既在致力于重建军国主义模式，又在通过经济殖民经营的方式，隐藏意识形态与党国影响力的输出，现在在积蓄实力、扩张地盘，以空间换时间，只要时机成熟，必然展开正面对抗（所谓“以牙还牙”）。

庞大的红色党国，不能进步到宪政民主状态，必然要退回到军国状态，对外害怕敌对国家颠覆，对内担心各种力量结盟颠覆，对内是党国对外必然是军国，以保障政权的安全。而元首人物的神圣化，也是为了政治安全，或者它是极权政治的最高形态。

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漫长的近代文化革命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思想勃兴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原生态文化思想，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圣哲创造了字概念：仁、义、礼、智、信、道、德、忠、诚、福等等，这些文字体现传统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

而日本文化的近代化过程，通过翻译与利用传统中国文字，创造了词概念：维新、大政奉还、神武、物理、武士道、文明、开化、厚生等词是利用传统中国文化，旧词新用，但更多的概念则完全是日本近世创造或翻译时的创造：社会主义、共产党，干部、封建社会、观念、理想、主义―――我们今天中国使用的绝大多数近现代语汇，均来自日本近世创造。而近代语汇，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近代思维、近代价值观，语言文字中隐藏着一个文化民族的心灵内含。

日本人并没有发起一场宏大的群众文化运动，而是一个个学者按照实际需要，来完成了这样一件文化升级，它不是一次运动，更不是一次革命，而儒释道文化精神仍然潜在地影响着日本人的心性，东方文化的底蕴没有被革命性消除，尽管明治维新之初，也有激烈的争论，关于汉字、儒文化的落后性，甚至人种低劣论，都有争论，但一旦主流社会主导的政制改革开启，随后的文化问题就变成一个纯个人的自由选择、自发创造的问题。

汉武帝之后，儒家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所以古代传统封闭的社会结束之后，必然要有新的文化思想以适应新的近代社会、面向开放的世界。日本明治维新也一样，佛教的国教地位废止，天皇的神圣性确立，书院教育中的儒家经典让位于兰学、洋学，大量的西方经典文献被翻译出版。

兰学与西学给日本的是筋骨架构，以及新的政治价值体系与行政管理方式，但其文化血脉与文化元素，仍然是东方传统或者萃取了华夏文明文化基因。

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新文化运动则走了极端：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期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错误表现在：社会精英们过多的关注文化问题而缺少对宪政民主制度的启蒙与研究，特别是宪章的普及奠定，激进的共产党人在政制革命、宪章宪政领域几乎一无贡献，追求的只是革命与颠覆、造反与斗争。

其二，用革命的方式而是不扬弃的方式，将传统道德与非人性的礼教完全等同，废弃传统道义，导致中国近世社会日趋流氓化、暴力化。德先生与赛先生，解决不了儒释道先生心灵层次的问题。脱掉儒家的长袍，却又无法制作西人的西服，所以国人在道德领域只能裸奔。反传统导致流氓文化成为近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流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群氓被理论包装，并加以科学化、革命化、赤化。大量涌现的革命理论符号，如同陌生的病毒，中国普众无法抗拒，从大脑到躯体，均被侵蚀，成为红色革命病毒的牺牲者或病毒感染者、传播者。

其三：学生与社会底层的人成为运动的主体，学生们更多的是理想激情代替理性与现实，而后来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几乎影响了整个百年中国历史进程，学生的爱国与热情都可歌可泣，问题是成人主流社会没有成为主力，而成熟的文明体中，无论是英国大宪章还是美国的宪政制度确立，甚至黑人争取平权运动，都是成人主导，精英主导，而不是靠热血激情的学生运动来争取。

其四，五四运动开启了学生暴力正义，前有打倒孔家店，后有火烧赵家楼，因为有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打倒孔家店，到了文革之时，就会有毁孔庙孔林，毁坏无数古代文物的悲剧发生。毁灭私人府宅在中共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革抄家，更是成为风行的方式。
第五、革命精英们用更革命更激烈的方式，对中国社会与政治、文化与经济进行颠覆性的毁坏，而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更是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革命成为宗教，马克思主义成为教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因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而登上历史舞台。而陈独秀、李大钊们，正是毛泽东的革命导师、带路人。

陈独秀这些导师们即便进行革命，还是有一定的底线，而到了毛泽东一代，无底线的革命，利用流氓进行革命，暴力革命，迫害人权的革命成为主流。

后来呢，共产党人拥戴的不是德先生与赛先生了，而是马列先生，而到了文革之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被神圣化，成为唯一被拥戴的对象，陈独秀们所有的革命性毁坏，只是为了树立德先生与赛先生，而文革之时的所有破坏与迫害，最终是为了树立毛泽东个人的神圣地位。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距半个世纪，却与毛泽东的文革，形成精神上的链接、呼应关系。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什么呢？反礼教，兴政教，政治启蒙与政治教育成为潮流：政治教育并没有致力于进行政制改革，而是致力于颠覆传统文化传统信仰，而礼制一方面禁锢了社会自由，另一方面，却是维系社会和平的一种道德力量，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我们会发现，日本维新方式不是革命造反的方式，而是扬弃的方式，道德价值元素被肯定，社会通过新的政制完成平等与自由、开放。日本的精英成为主导社会变革的主力，学生与农民，并没有被精英们煽动起来，而中国的学生们用青春的热血与激情，在中共的领导下破坏一个旧世界，但却无力建设一个新政制，特别是新道德体系。

德先生与赛先生不可能建立起道德价值体系，特别是民间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两位先生神圣地位还没有确立，另两位先生急促进入中国，就是马克思、列宁，或者说马恩列斯主义，革命就是造反，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是真理，五四运动开启的，是学生运动，是工人罢工，是反帝反“封建”，这些都是口号，在当时改变了一定的时局，但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在中国，群魔邪恶同时涌现，它以光明与希望之神的面目出现，但百年来人们遭遇的却是黑暗与绝望之魔。

爱国、反帝也会进入迷狂状态，反传统，还是进入迷狂状态。这些都是革命教的表现，因为爱国、反帝、反“封建礼教”都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神圣不可侵犯，谁反对中共的政治正确，就是反革命。

陈独秀、毛泽东在中共随后的纪念五四活动的同时，纪念五五，即马克思诞辰，马克思成为革命神圣的符号。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开始了大转型，而这一转型，是文化革命向政治革命转型，是革命宗教取代传统的社会道德。极端化、暴力化、革命化成为新总体特征。

所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之门。播种了革命的种子、选择了红色转基因。

政治成为新宗教，它也有排异排它性，需要独尊马术，罢黜百家。新文化运动本应该是新启蒙、文艺复兴运动，因五四救亡图存，而演变成为新政治宗教运动、革命造反运动。

这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救亡异变了启蒙，使启蒙变成了革命启蒙与造反宣传、暴力煽动、侵犯人权、颠覆国家。

五、湖南农民运动，从底层开启的颠覆模式，侵犯人权成为革命常态

湖南农民运动，是从社会最底层进行一场深刻的历史性的社会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毛泽东还只是学生状态的话（毛泽东说陈独秀是自己的革命导师），而到了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之时，毛泽东则升格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理论指导者与总结者，而这一切为日后毛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实践基础。

我们摘取两段《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立足地位，完全剥夺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垄）。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戴高帽子游乡 。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战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去，复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出到他们的嘴巴。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之时政治口号满天飞。通过口号打击敌人、打击政治异已，毛泽东二十年代在湖南就深谙其巨大的精神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宏大口号，与具体的财产剥夺、人权侵犯，如此协调在一起，这是毛氏革命的法宝，分裂人民，制造革命狂欢，让底层的群氓通过革命获得精神力量，并融进革命队伍，成为革命战士或牺牲品。

通过打土豪乡绅，最重要的是获得了革命经费、革命人力资源，而让流氓无产者与热血青年通过革命获得成就感、精神渲泄、扬眉吐气，这是通过迫害阶级敌人获得的，共产党不用任何成本，就收获了异变的民心。而这也是后来文革的手法，毛泽东几乎不需要党国支付成本，就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现在新造文革的成本却代价巨大）。

从大清向民国政府转型之时，地方农村出现行政权力真空，毛泽东共产党成功利用农村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与贫富悬殊等问题，以及传统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进行政治宣传，并发动了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到了农村，成了中共的文化宣传运动。湖南农民运动时，基层组织是农会，农会权力决定一切，而到了文革，则是革委会，革委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组织，权力高于一切。

早期毛泽东与晚年毛泽东，都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新的权力体系，破坏社会伦理与法律，秩序与规则，通过恐怖与迫害，整肃异已，以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最终完成革命运动造神。

湖南农民运动中共得到了工农红军，得到了革命经费，得到了底层民心，培养了干部队伍，得到了破坏底层社会的经验，而这一经验模式在后来的国统区、抗日战争大后方继续使用，为最终战胜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中共革命是为了共产主义，所以，中共的战争又具有宗教性质，宗教性质的战争不仅无成本，而且更多的力量是基于奉献与牺牲而进行。通过中共不断的宣传塑造，毛氏进而扮演了革命战争教主的角色，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实为一句宗教性质的宣传（因为只有神才会战无不胜）。

六、延安的“文化小革命”到庐山会议

延安的政治文化运动，即党化文艺（中共并没有如此命名，但实质是进行了一场内部文化革命），延安的文化革命，是革谁的命？是打压进入延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自由化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对延安的批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要求的是个人身体的自由与个性思想的解放。进入延安的新文艺人士不认同毛泽东的想法，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萧军语）

毛泽东无法容忍自由化思想，康生、王震、贺龙等均表达了严重不满，王实味1942年2月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胆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暗面，遭到几个月的批判斗争、隔离，第二年一月被康生下令逮捕，关进监狱，后被砍头。

毛泽东要对整个知识分子进行清理，认为其中一半是有问题的，通过审干——肃奸运动，让人人写 “学习笔记”、“反省心得”到写“小广播调查表”，再三番五次地写“个人历史自传”、“思想自传”，作家刘白羽说，“在那难熬的日日夜夜里，惶惶不安、彻夜难眠，在上司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

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透露，“整风运动”中被杀害的有五六万，被捕过的更无法统计。毛泽东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权威之下。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标。”（参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p580香港 2000年版）

延安的小文革，与五十年代的反右、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这个时代没有红卫兵可以发动，延安文艺革命是内部整肃，也不愿意扩大化，给中共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带来不利影响。毛泽东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篇讲话倡导的似乎是文艺为人民服务，而实质则是要求文化人的创作为中共的政治服务。毛泽东完成自己的核心地位、军队的党化之后，开始要求文艺政治化、党化，文化人、知识分子要成为党的喉舌，否则就被迫害，没有生路。

与此同时，毛泽东要抢占了党内的话语制空权：刘少奇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毛的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刘少奇成功地拥戴了毛的领袖地位。
《东方红》歌曲（改编自延安民间小调）出现，使毛泽东通过歌曲获得文化上的神圣地位，造神运动开始了，毛氏既有思想，又有文化形象，毛的政治形象与太阳符号形成神圣的关联。

《白毛女》的出现，是中共文艺史上划时代的政治作品，这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继续，通过文艺形象，丑化地主，恶化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把农民斗地主合法化、正义化，为中共扩大大后方制造民意基础、播撒仇恨的种子。正是白毛女一剧在政治上巨大的成功，才有后来江青的八个样板戏又一次达到中共红色文化的巅峰。

从延安小文革到北京大文革，我们由此发现一个规律，中共的文化革命或文化运动，开始之时，均是一场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整肃迫害，对异己“敌人”进行迫害与羞辱（戴帽子游行、批斗），然后才是宣传与文化运动跟进，而其中，伴随一场特殊的心灵改造或洗脑，就是写检查，不停地写检查，要让每一个文字都体现你的屈服，要让每一个文字都记录下你的耻辱。

中共真的不知道写检查可能是口服心不服吗？这是一个过程，一种精神折磨与摧残，因为文化人写字，字是写在纸上，实则是刻在心中，铭心刻骨，言为心声，字则更是证据，让你在屈辱中开始扭曲自己，或者不敢继续有公开的批判精神与自由独立的状态。
而湖南农民运动中的一系列迫害人的方式，在中共建政后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文革中又大量用于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知识分子、商人、地主富农、有海外关系者，甚至抗日国军老兵、国民党投诚人员等等，因为无法忍受屈辱，许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让内部统一到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独立自由者要不就信服党组织的力量，要么被清除或人身消灭，“人民群众”开始相信领袖的思想力量，领袖的思想在自己的政教体系中确立为神圣，抢占了理论制高点，它的威权性就真正确立了，再加上文化宣传，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雏形，已然胎孕形成。

五十年代还有一次重要的革命，人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反右，而忽略了毛泽东政治集团在这一过程中颠覆共和国的政变，反右迫害的对象是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而这些精英，正是中国政协的基本组成，中共主导的国家政治协商，使中共建政获得了合法性，也使人民共和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中共毁弃了政协，使党外没有了制约力量，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实为反革命，因为，它将革命成果最终归于一党专政，背弃了政协联合时的承诺，使共和国成为党国。

当毛泽东在总路线人民公社这场他亲手指挥的巨大灾难中受到党内质疑时，个人威权与极权受到挑战，政治迫害与制造个人崇拜，又一次隆重上演。标志性的会议就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迫害异已，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令毛泽东听了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周恩来的发言，指责彭德怀“犯上”，表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参见：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 冯建辉　《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这一场大戏，我们看到了什么？个人崇拜不仅是党首的个人需要，也是利益集团或政治共同体的需要，利益共同体是有强大的排异性，反右是整个中共利益集团对民主、知识精英的排异迫害，而庐山会议，又一次开始在党内进行排异性迫害，彭德怀首当其冲，后来又有习仲勋、高岗等，再后来就有了刘少奇、林彪，最后甚至开始动到了周恩来的头上（批林批孔批周公）。

结束语：始于造反，终于造神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６日接见斯诺，毛泽东曾说：“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斯诺说：“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到胜利的终止。”毛泽东说：“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这段对话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解释，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由，蒋介石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国民政府，中共需要一个精神领袖来凝聚战斗力，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到了庐山会议之时，为了打倒彭德怀，为了使毛摆脱五十年代一系列罪责，打倒了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又一次制造领袖崇拜，１９６３年中共宣传系制造了雷锋精神之后（读毛的书做毛的好战士，将整个党的军队变成毛家军，使文革有了军队保卫），１９６４年，十一之时，中共在经济刚刚得到恢复，隆重纪念建政十五周年，周恩来嗅觉灵敏，开始主导制作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将共产党的历史神化，将毛泽东的形象神化，某种意义上，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文革之时，文艺大旗被江青扛取，成为文革红色文化的旗手。

毛泽东与斯诺的对话可以看出，文革就是要夺取刘少奇的权力，炮打司令部，就是炮轰刘少奇的司令部，毛泽东夺蒋介石的权，始于湖南农民运动，是底层社会革命，流氓无产者被利用，通过颠覆性的革命运动，不惜流血牺牲与人伦道德毁弃，也要制造阶级斗争裂变，使革命队伍获得能量。

延安整风与五十年代的反右、庐山会议，都是通过体制内的整肃，就完成了权力集中，毁弃了政协权力，党国一体，使共和国成为一个空名词。

对刘少奇，毛泽东又一次祭起湖南农民运动方式，要搞一次全民运动，同时要将党内的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一网打尽，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无法行政运作，毛泽东要整体上毁弃掉共产党权利体系（还包括传统文化、文物、文化知识分子、党政官员），他要建立新的革命政府，在充分发动红卫兵之后，形成一次超限战，使法律与中共规则无法执行，刘少奇手拿宪法，也保卫不了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基本人权（因为共和国已被刘少奇们早已废掉），他面对的是湖南农民运动时一样的新流氓无产者的直接专政与人身迫害。

如果用体制内的力量来整肃呢，必然还要动用体制内的部分官员，而且体制内的党政官员会按照规则与法律来比对，不能对刘少奇们形成致命的打击，所以发动红卫兵与工宣队或革命群众对异已者进行残无人道的迫害，可以根本性的解决毛泽东希望解决的问题，就是消灭对手，精神上肉体上都予以摧残、灭绝。

周恩来的行政布局与操控能力、江青的文化宣传与文化创造能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理论水平以及组织理论写作组的策划能力、林彪的号召力与极致的投入、宗教般的造圣、还有康生等人暗中组织迫害，毛泽东自己只是象征性的挥挥手，喊几句人民万岁，就达到了人类表演史上的极致，相比之下，希特勒还需要长篇讲演、煽动才达到万众欢呼的效果。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宗教与政治、现实与历史、文化与宣传、群众运动的无组织与整个文革的有力量，都达到一个堪称奇迹的高度。恶之花的完美是邪恶的完美，它的巅峰是罪恶的高峰，它的极致是反人性、反人权的极致。前面我说中共的革命战争带有宗教性质，而中共的文革，同样具有宗教性质，用制造的政治神性侵犯人权，红色教主为神圣，神圣则不可侵犯，任何侵犯者都会遭到超越法律的迫害与残害，其他人的生命在政治神圣领域如同草芥。

毛泽东成为一座人偶，他挥手，他发表最高指示，他象征性的出席会议拍拍手、挥手致意，都表演得像一个教皇，年轻一代是通过中共编造的科书来认知他，通过东方红歌曲与东方红舞蹈史诗来崇拜他，还有无数的颂歌，以及宗教仪式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而毛泽东的异已与对手们，都被摧残或消灭。

这是人类怎样的一场文化革命运动？又是怎样的一次红色革命宗教迷狂带来的灾难？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了吗？马克思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实战实用的理论，秦始皇没有毛泽东这样的思想，毛泽东的神圣性达到了明治维新后的天皇的地位，而他在马列教义中的地位，却又是一位红色教皇、革命教主，他可以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摩顶训诫，而任何一个看到他的人，都会有一种宗教感受。

血沃中华肥中共，红色革命造人神：从陈独秀们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一条红色的革命河流，源头有些清澈，但很快就被搅浑，整个过程血腥浑浊。它起于革命、造反，终于颠覆、造神。过程是阶级分裂、人权迫害、斗争战争，革命既是革命者权力内斗的绞肉机，又是迫害国民的绞肉机。

百年中国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灵魂革命，它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始于造反，终于造神：整个中共的革命历程如此，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也是如此。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   《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

2018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