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允诺政治对话框架的数字都市未来— 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智慧都市网络”圆满闭幕

2018年11月21日，网络社会研究所国际年会如期而至。第二届年会“与列斐伏尔前行：算法时代的都市论与日常生活批判” 透过今天的都市和算法剧变重新发掘列斐伏尔的工作，意在激发重新发明都市空间和日常生活将的创造性行动。延续这样的批判力与行动欲望，第三届年会“智慧都市网络（Urban Fabric ，也受到列斐伏尔启发）”邀请智能城市专家、国内外学者与各地市民技术组织，在地方政府-企业领导的都市化与自下而上的市民科技组织的张力中，编织构造一个能够允诺政治对话框架的数字都市未来。这在杭州领先全国的技术速度下，在会场内外、工作坊热烈的气氛里，引起与会学者专家、师生、与会者热切的回应。汇各方力量，逼迫真切的对话。”智慧都市网络”在会后持续发酵，已经不仅是一个由黄孙权教授所开创引领新新实理论方向，更在会后达成多项国际串连与后续计画的实践的开端。

第三届网络社会集锦

大会回顾

11月21日上午——

大会主题报告

“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是不同的”，会议召集人之一曁网络社会研究所所长黄孙权在大会主旨报告中指出技术官僚、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加速主义者都错把技术当成了菲利浦·金德里德·狄克（Philip Kindred Dick）《尤比克》小说中的万能喷雾剂。“智慧”更包含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才是规划的核心。技术本身虽无好坏，然其扩展与应用却必然隐含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地方治理和商业发展作为导向的数码都市化历程，造成了“数码士绅化”，而这正是由新技术─经济模型所引发的新“地理差异”之全球再结构化。“新的都市意义将由新的都市运动所决定”，由上而下的政府与企业的智能城市规划，自发的技术团体、以及由下而上市民参与的公民科学，三者将创造新的政治对话空间，重构新的地缘政治，成为本次年会关注的焦点。

黄孙权教授大会主题报告，介绍网络社会研究所九月份在香港与美国纽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中国文艺黑客松-合作松2”

专题一：为了共善的治理

回应黄孙权教授的思考，首先发言的王坚博士也指出，“智能、智慧”这样的修辞混淆视听，“城市大脑”提升城市管理、减少资源消耗所需的技术与算力，并非把“人类大脑”移植到城市。基于阿里云强大的算力，一座城市终于可以实际上精确统计交通流量从而即时调度交通资源。王坚认为今后自动化的治理系统将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智能城市”是这一过程在城市层级上的拓展，新的希望与困境同时涌现。与另一位“梦想家”伊龙马斯克相比，王坚认为真正的挑战不是移民火星，而是如何留在地球，这句话赢得台下掌声。遗憾的是，年会筹备时预邀请两位欧洲城市技术长（CTO）未能到场，王坚博士也因公务在身，未能与其他学者、实践者充分对话。相信在“城市大脑”的成长里，必将有一场更加愉快的切磋。

“如果观众在博物馆可以看到的一切都在手机上了，他们为什么要来博物馆呢？”这或许也是早已习惯在社交媒体上浏览展览的朋友们的共同问题。墨尔本澳洲流动影像中心（ACMI）的首席体验长（Chief Experience Officer）赛博·詹基于博物馆营运与数字化收藏的经验指出，博物馆在量化上可以做的更多，如“美味、舞蹈、氛围；光影、微风、斑斑锈迹”，以及无法编目进服务器等等，都有可能量化并创造出处不同的体验。那些“我们没有说出的东西”正是智慧博物馆需要面对的。技术的着力点不在于实物本身，而是开发智能设备与实物的链接，人与体验的连结。

若林干夫教授则重新回到列斐伏尔的都市理论，重新勾勒当代东京湾地区的社会—空间结构，探讨购物中心如何成为当代都会的基础设施，汇聚公与私，物质与信息，经济与文化，以及全球与地方。他认为，与古典的“城市（city）”相比，“都市（urban）”深深地被运输与信息网络所中介，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基于土地，但土地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我们需要在“没有城市的都市”、“不可见的都市空间”这样的概念下来思考今天的共善治理，面对今天全新的社会-空间条件。

11月21日下午——

专题二：智慧市民

“自己做（DIY），发挥艺术家、建筑师、智慧市民的创造力，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将更多人们卷入一起做（DIT），创造新的连结”——迈克尔·拉方由自己在柏林身体力行的合作住宅经验出发，指出了智慧市民在共善都市中的能动性。在演讲中，拉方介绍了德国柏林创新可持续研究所id22的工作，展现了柏林多样的社区发展与共同住宅模式：占屋者（Squats）、自助项目、公社、共享公寓、非投资性租户网络、住宅合作社……黄孙权教授在回应时感言，这样针对迫切需求、低技术门槛的共同运动（commoning）让他感到希望。对拉方而言，智慧社区除了规模问题外，核心是所有权，各项实践都指向那公与私之间、市民城市之间的共同之地。

2012年便开始致力于台湾开放街图社群发展的邓东波介绍了开放街图、空气盒子、路杀社三个案例，其中的技术含量显而易见，然而他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社群在一起要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如果没有，就不会有共同的目标。”从多样的参与者杂交的想法中汇聚共同目标，这本身就是群体智慧与专业学术知识的差别。邓东波认为，萃取集体智慧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开放的共同-系统，由此好的资料生产者和资料的消费者才会成长起来，也才会激发出创新的应用。这些经验给数据近用（accessble）的实践者启发良多。

dyne.org的技术长与软体工程师丹尼斯·罗伊欧则重返区块链的应用。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成为媒体炒作与商业投机的支点，然而区块链技术本身的潜能不应被忽视。关于共享经济，丹尼斯问到“我们究竟与谁共享了欲求？”关于物联网，“物联设备究竟在和谁说话，说了啥？”关于区块链的基石——工作量证明算法，丹尼斯问“如何将人摆在等式的中央？”技术的速度促逼着社会集体反省的速度，在展示dyne.org出色创意之时，罗伊欧也说明了如何突破所有权的盲点，重新夺回人民对于数据的共同使用权。数位治理扩张其版图，不断向常民生活的隐私侵入，如何从数据伦理切入反思，成为打造智慧市民的出发点。

11月22日上午——

专题三：智慧市民

荷兰汎荷学社（WAAG）的宗旨是“让科技与社会更开放、公平、包容”，其研究总监克里斯·朱利安结合自己的工作，阐发了创新图式（schema）在21世纪的变革：由二十世纪市场-政策-科研构成的三角，转变为透过公共研究引入社会行动者参与的四边形，当下智能城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症结正是忽略了“社会-参与设计”这一极。克里斯进一步介绍了汎荷学社的5项实践，例如通过集体测量让市民更充分地意识到自身行为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创造感官”，基于合作社，保障市民基因数据安全的“基因合作社”等，回应了“智慧器官”这一专题。

罗布·范·克拉内堡用科幻的方式阐发自己对当下新技术现实的分析。他认为物联网的本质是从人体区域网路（Body Area Network）、在地网路（Local Area Network）、广域网路（Wide Area Network）到大范围区域网路（Very Wide Area Network）的无缝衔接，例如智能城市就连接在BAN于VWAN，智能手机则连接LAN和WAN。在我们正在搭建的世界中，任何物件都有了一个数码双胞胎，任何产品都有了处理器，因而也是一个服务器。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处境？罗布不乏诗意地说：“此时整个世界是一个太空舱，由三根灯芯（一种智能脚本，在梦中运作）编织公共智能”，第一根灯芯产生数据的意识，评估差异，划分范畴；第二根灯芯搭建常识，默契的、共享的理解；第三根灯芯就是当下和此刻，把数据和日常融汇当下。他呼吁在座的艺术家，这个世界没有出口，每个人都得殚精竭虑，不能再认同个体天才的艺术家形象，我们要为切近的未来负责。

沼田宗纯是东京大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灾难应对专家，他以“何为灾难”的提问开场，海啸、地震、飓风都是灾害，而沼田宗纯认为最棘手的是忙乱的救灾过程。灾难应对工作往往被迫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工作量大大超出正常负荷，没有准备与思考的余地然而又必须进行严苛的价值判断。从一张庞大复杂的灾害应对工程表可以直观地看出救灾工作的难度。沼田随后展示了他所研发的灾难管理系统，十分详细地说明了数据资料如何完善整套灾害应对流程。这套已经被用于日本多个城市，还将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灾害管理局、孟加拉国防灾局、缅甸灾害管理局、夏威夷大学等合作，发展成国际标准作业程序。

11月22日下午——

专题四：重构地缘政治

张圣琳教授所讲的是自己正在进行的实践，她谦虚地说自己不是演讲而是求教。村客松（Transkathon）音意兼备，这个跨领域的乡村实创平台由圣琳教授与两位山东老家的80-90后企业家一起创立，希望贯通（Trans）的是农耕社会的土地世代与“云耕”社会的信息世代。不同于复制度高的城市, 乡村的知识是扎根于土地、生态和常民生活文化。如何在新技术的帮助下让人才往来于城乡之间? 如何让人们走到哪里都能为乡村贡献力量？村客松以平易近人的技术细腻地处理乡村留守儿童、养老等难题，摸索着新的城乡关系。

西悉尼大学通讯学教授奈德·罗斯特的研究基于在大都市进行的一些列调查项目，探讨基础设施、经济、地域、主体性、治理与劳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更于新加坡与香港、中国等地考察云端资料库的建置、集中化等问题。媒体理论内含的地方性总是与其想要宣称的全球性其对抗性矛盾，奈德教授指出在媒体系统之存在论剧变的当代，我们需要新的生产概念的技术，需要内在于媒体环境的媒介理论，奈德自己往往在技术手册与产业报告书中获得灵感。他以印度、中国的非正式经济为例，说明控制与互用的数码技术系统总是被无法兼容的协议扰乱，我们无需接受技术悲观论。在今天，数码的计算取代了表征的制度，媒体的存在论属性让位于排序、分类、图式识别预测的认识论，权力也内在于这些认识论程序。二进制的“0和1”必然存在间隙，在抓取踪迹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消失的美学”，也即“数码媒体的物质性”。在这种美学中，无论计算系统的时间之间隙多么微小，时间会累积，在被技术提取之外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生活时间。

黄孙权教授的淘宝村研究报告是整场会议的压轴戏。这一研究是他所带领的空间生产小组为期1年多的田野研究与理论梳理的阶段性成果。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报告的一开场就将我们拉回到40年前小岗村血手印分田到户的时刻，然而40年后中国改革第一村已经变成淘宝村。土地再次集中，乡村连片化和由政府政策与阿里巴巴主导的电商消贫将是下一各阶段的生产力提升与生产关系的钜变时刻。刚过去的双11余热未散，双12购物节和更多的购物狂欢已经纷至沓来，电子商务的确刺激和促进了地方经济，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工业品下行与农产品上行间巨大的差额。如果说电子商务在发展初期缩减了贫富差距，那么2015年后的反弹便暴露出电商巨头的商业模式必然造成的马太效应。淘宝村-电商社会的整个研究计划处理的是在中国特殊的城乡关系下同时爆发的工业化、都市化和信息化三个历史程序，国家的市场化与市场的国家化雌雄难辨，社会的平台化更是隐含着公共领域消失，人际关系再消费画和生态破坏的隐忧，逐渐形成一个 没有社会的社会（a society withourtg sociality） 。这项研究还有许多后续工作，黄孙权教授笑称，每一张ppt都可以发展一篇博论。总之，在今天的地缘政治与新技术环境下，网络社会研究无法忽视中国，而中国独特的网络生产方式更需要具有实践意涵的理论工作，而这里正是历史发生的现场。

11月23日——

物联网开关-社会钱包工作坊

第三天的工作坊，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团体dyne.org的4位成员重新为网络技术带来了不同的体验。经由遮蔽视觉重新感知空间与人际互动，弗里德里克·波利尼的转变分析身体工作坊与DOWSE路由器的应用反思网络讯息的可视性问题；阿斯帕西娅·本尼迪的社会钱包则经由价值与交易的重新定义，想像资料库与区块链的应用，如何可能打造出另类的有机生态；下午的大游戏（Le Grand Jeu）桌游工作坊则开启金钱与民主社会的细腻关分析；罗布·范·克拉内堡的共同设计工作坊，经由日常需求的激荡，启动物联网的思辨设计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