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十月革命”与中国的发展道路
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无论结局如何，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作为一个历史存在，作为在20世纪改变俄国发展路径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其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继十月革命而起的中国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不仅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走向，而且为世界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为21世纪人类走出全球化的困境，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呈现了中国叙事。这也是不容否认，具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对于历史学家来讲，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人们对十月革命和中国发展道路以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必然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和叙述框架。恰如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言：“不可能有‘事实如此’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而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迫切需要。”在当代中国，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给予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公正评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言，十月革命的确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革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里讲：“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它“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恩格斯所说的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引发了一场推翻沙皇君主制的二月革命。这是“俄国历史长期的结构问题，中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短期的事态发展这三方面因素结合的结果”。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问题。站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谁能适时地把握住这些问题，谁就可能创造合乎自己诉求的历史。
在当时俄国的革命政党中人数众多、力量最强的是社会革命党(100万党员)和孟什维克(25万党员)，但这两个在苏维埃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革命党的领袖都信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的阶段论”，坚持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立宪民主党作为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号称有3万党员)，虽然在革命前已崭露头角，追求民主宪政，但过于迷信政治程序，坚持只有未来的立宪会议才能决定国家的制度形式、决定土地制度等重大问题。于是，“两个政权并存”，而面对俄国暴涨的无政府主义，日益极端化的民众情绪，这些政治力量都无所作为。
政治力量弱小的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万多名党员)就是在这样诡异的历史背景下进入俄国民众视野的。列宁是一位兼具理论家和政治家身份的革命者。作为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是毫无疑义的；作为政治家，他敏锐地察觉到历史为本党提供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列宁很赞赏拿破仑的名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二月革命甫一发生，侨居瑞士的他便按捺不住投入战斗的强烈冲动，迅速取道敌国德国回到俄国，随即率领布尔什维克发动了十月革命。列宁后来评论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段开始，而是先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再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
因此，作为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发展多种可能性的结果，十月革命仅仅是历史选择中的一种。革命成功虽有其内在的根据(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和合理性(社会及民众的接受)，但这里所体现的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是偶然性，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性，而是特殊性。这种偶然性和特殊性，同样反映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中。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列宁的内心，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起点，它绝不等同于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列宁甚至认为，“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革命由“俄国人开始了”，而“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开始实施一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全面国有化，消灭货币和商业，并推进农村的“十月革命”，倡导公社化。在政治制度方面，则取缔立宪会议，实现一dǎng专制。国内战争的爆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布尔什维克奔向社会主义的进程。
然而，列宁等待的欧洲革命并未如期而至，德国的起义，匈牙利的暴动，以及对波兰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军事共产主义”的尝试，则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面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全面危机，列宁表现出政治家的灵活性，他一方面建立起共产国际，并将世界革命的重心转向东方落后国家，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发挥作用，运用商业原则调节城乡关系。列宁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他甚至认为，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其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此时的列宁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惜因重病在身而未能如愿。
斯大林并非列宁选定的接班人，而是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走上权力顶峰的。在理论上，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游离了马克思提出、列宁遵循的在世界革命共同胜利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但却是十月革命的逻辑结果，符合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实际条件，成为苏联国家建构和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坚持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即苏联应该支持和帮助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而各国共产党必须支持苏联、保卫苏联，一切服从苏联的利益(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体现)。于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基地。在政治体制上，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化国内阶级斗争，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大清洗，建立起以个人集权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在经济体制上，斯大林则抛弃了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依靠暴力实现全盘集体化，按照贡赋理论完成工业化，建立起全面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便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曾造就了上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奇迹，但也给苏联带来了深刻的危机——社会恐慌、经济畸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这种建构在“军事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则为苏联提供了对原有发展道路进行调整、改进的客观条件和机会。然而，在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又沿着原来的轨道，把这种发展模式固定下来，并将其移植到苏联所控制的东欧和亚洲国家(蒙古和朝鲜)。于是，斯大林模式便成为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可能与生俱来就是完善的，其生命力在于随着经济发展和文明演化而不断得到修正、改善。100多年前就被预言行将腐朽和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到今天还在活跃和发展，就因为它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甚至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然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层，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的长期统治下，墨守成规，不思改进，导致苏联体制日益僵化，最终病入膏肓，积重难返，被人民所抛弃。苏联解体和苏 共垮台，有主观和客观、党内和国外的各种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国家体制内固有的弊病和缺陷未能得到克服而致，这一结局标志了斯大林模式的终结——“十月革命”所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到尽头。
如果承认历史的可选择性，那么就时间和空间的背景而言，十月革命的确对中国革命有着示范和标杆作用。不过，这种示范和标杆作用更多地在于方向和目标的设想，而非具体路径的设计。恰如列宁讲的：美、英、法、德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其政治形式却各不相同。在人类“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斯大林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然而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共产党真正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国家政权的只有南斯拉夫和中国，而南共和中共走的都不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中国自古以“天朝”自居，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但鸦片战争使中国人蒙受了奇耻大辱，经过几番内心挣扎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决定向西方学习。先是洋务派主张学西方的坚船利炮，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是康、梁等改革派和孙中山等革命派主张学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所有这些努力屡遭挫折，“真经”没有取到，反而连连受辱，老师不断欺负学生。于是，中国人对西方由羡慕转为憎恨。恰在此时，俄国爆发了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由此，中国共产党人担起了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重任。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引导和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其思想、行动自然都要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和制约。而苏联人并不了解中国，想当然地依照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应该说，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受挫，无论是中共领导人对莫斯科的迷信和服从，还是苏联及共产国际顾问提出的错误主张和措施，都与苏联的革命经验有直接关系。而苏联的经验——致力于在城市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和暴动，从根本上讲是脱离了中国国情和社会条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和挫折中变得聪明起来，并且开始摸索自己的道路。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了一系列说明。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在于：农民（主要指贫农和中农）是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革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斗争的形式是不流血的，即使爆发了起义和战争，也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这是“在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但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国革命的重点在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
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斯大林来讲是一个意外，尽管承认自己低估了中共的力量，但直到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之前，斯大林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心存疑虑。在西安事变、皖南事变以及中国内战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频频出现。在苏联领导人眼里，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普加乔夫”，而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在60年代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时，中国人把十月革命归结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而坚信中国革命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一般意义上来讲，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但就夺取（不包括巩固）国家政权的内容和形式而言，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通过暴力推翻旧政权是一切革命的特征，而不是十月革命的特点。事实上，在俄国革命中，导致沙皇制度崩溃的实际上是“电报革命”，而直接参加10月起义的只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的不足3万人，起义过程中伤亡总计仅56人。与此完全不同，中国革命则是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历经数十年的革命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
其实，斯大林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因为这不同于十月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起义。斯大林始终认为，即使对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不具有普遍意义。1950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赞扬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过却把这一胜利归结为列宁、斯大林“战略与策略的学说获得胜利的显著证明”。在谈到“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时，社论强调了工农联盟、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斯大林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并非“武装斗争”，只是“游击战争”，而武装斗争“意味着要把农民的游击战争同工人总罢工和起义结合起来”。斯大林指出，游击战争离不开解放区（根据地），而中国的解放区只是因为建立在与友好国家接壤并以此为后方的地区——满洲才得以生存的。因此，中国的经验对于像印度这样远离苏联的国家是没有意义的。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的缺陷是没有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总罢工和起义，因而无法同十月革命相提并论。
应该说，苏联对中共提供了很多帮助，对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有贡献的。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完全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走，是不可能夺取政权的。
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深谙“可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党，所得“天下”，既不能承继前朝旧制，也无法比照西方列强，而自己又毫无执政经验，那么就只能学习苏联。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要求斯大林向沈阳派出100名苏联顾问，解放军包围上海数月迟迟没有发动总攻，都表明中共缺乏管理大城市的信心。革命越是接近胜利，毛泽东就越感到需要苏联这个盟友和老师。从1947年到1949年，毛泽东三番五次提出请求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就是希望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的建议和指导，学习苏联的治国经验。
通过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中共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强烈愿望和追随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立场，斯大林也显示出支持和帮助中共的友好态度，毛泽东随即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明确讲：“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其实，关于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开始就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的。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向全党推荐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
尽管如此，建政伊始，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比较谨慎和清醒的。他们知道，中国社会发展的条件，在各方面都与苏联存在着很大差别，于是设计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政治上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提高中国国力。这很像是列宁当年倡导的“新经济政策”。然而，在朝鲜战争背景下展开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对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的结果使他们兴奋起来，1952年9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接着，中共宣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设想在几个五年计划时间内完成整个过渡时期，毛泽东还号召“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中共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基本教材，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此同时，苏联的资金、技术、援建项目和专家顾问大量涌进中国，不仅使中国迅速实现了经济恢复，而且全盘照搬了苏联的各种制度。中苏友好协会在全国遍地开花，“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了，1955年9月还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到一年就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多少使中共领导人冷静了一些，并引起他们的思考：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怎样避免苏联已经犯过的错误。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要探索中国自己的路，先是调整“十大关系”，又进一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共八大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党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阶层人民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然而，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意识到，革命政权可能得而复失。随着反右派运动全面、深入地展开，八大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步步升级，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到底还是选择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
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还是有一些不同表现的。在政治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被引入到思想领域，斯大林对“阶级敌人”采取的完全是肉体消灭的办法，毛泽东则强调进行思想改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经济上，计划受到“大跃进”的严重冲击，苏联人搞计划讲究的就是平衡发展，计划就是法律，毛泽东却最讨厌“四平八稳”，视计划为“框框”，主张“积极平衡论”，不断突破计划和提升指标，在经济建设中搞群众运动。不过，就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言，斯大林模式在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对内政策方面，就是批判“利润挂帅”、自由市场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在对外方针上，更是抢过世界革命的大旗，承担起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从各方面来看，虽然已经同莫斯科决裂，中国却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推到了极致。
然而，实践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毛泽东以后，中国渐渐走上了一条本质上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毛泽东本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努力对于后来的发展道路并非没有影响。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想法和做法，对中国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落实都造成了极大冲击，尽管无意破坏计划经济体制，但不健全的计划经济无疑为后来中国搞市场经济减少了许多阻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就客观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归功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对美关系的大门和窗口正是毛泽东打开的。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毛泽东，没有人敢于，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对于后来中共领导人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起到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语）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带领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历程。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的援助是现代科学技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向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转移，并由此把中国带入了现代化的进程，那么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则实现了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向中国的第二次大转移，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复兴和步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基础。
邓小平接掌政权以后，中国对时代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前说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现在说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对外主张和平，彻底放弃世界革命的方针，对内重在发展，重新设计中国的经济建设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目标。中共领导人的思路和逻辑是十分清晰的：中国是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因此不能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而在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心任务就是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中国进行了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突出了民主法制的概念，包括公民权、改善党的领导、基层自治、加快立法等；经济体制改革，打破计划经济的结构，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言之，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
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就是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列宁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又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种局部的新东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投射出苏联的影子，不过与其相连的不是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在贯彻“新经济政策”时向农民喊出了“发财吧”的口号，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时也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很不充分，因此都不可避免地要“补课”——补上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课。不过，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如列宁所说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政权的资本主义。在列宁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问题，而“理论是灰色的”。列宁在引用歌德的这句名言时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上个世纪20年代初，苏联党内为“新经济政策”的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争来吵去，列宁向全党呼吁：“少争论些字眼吧！”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说，他的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还批评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就是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里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过去，《共产党宣言》曾宣布，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今天，中共十九大提出要保护人民的“财产权”，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时代已经变化了，社会已经发展了，难道还非要抱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70年前提出的一两句口号不放吗？再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在否定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后的未来社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命题，多年来犹如数学王国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在理论界争论不休，分歧颇大。但无论如何，既然这是马克思早年的一种假说和推测，那么在不断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实践中对此加以补充或修正都是应该的、必然的。至于在马克思这一概念的原意中，这种“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是什么关系，其中是否包含生产资料占有的内容，似乎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理论产生于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继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在发展中，现在急于进行理论争论和总结是没有必要的。
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人终归还是发现并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了成功；走自己的路，中国迈进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既然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俄国不同，那么大可不必为苏联解体而伤感和忧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过，那艘船是如何沉的，那棵树的病根在哪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出处 : 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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