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哲盈 : MeToo分歧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局
随着新一代成长印记的改变和近年政治环境的恶化，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但是它的发展正在变得困境重重，其中的撕裂、迷惘，以及与其他派别合作的困难从此次MeToo事件中可见一斑。
2018年1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翌日，女权主义者张累累发起“万人致信母校”行动，呼吁高校毕业生或在读学生向母校发出公开信——要求大学建立反性骚扰机制。这成为中国版MeToo运动的开端。接着，中国内地的MeToo 运动冲出高校圈子，分别在公益圈、媒体圈、知识分子圈等言论较为开放的圈子中爆炸式上演，并形成了多年来中国舆论环境中难得的思想辩论氛围。
7月28日，在中国公众视野中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政治学者刘瑜对MeToo 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字旋即在内地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也在知识界引爆激烈争论。刘瑜既得到了包括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在内的力挺，也遭到了女权运动者及其他知识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作为第一代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刘瑜算是很多新一代青年的民主启蒙。近年来刘瑜渐渐在公众视野沉寂，随着反性侵运动的愈演愈烈，一篇发布在个人微信账号的MeToo评论将其重新推上了风口浪尖。该文虽不能算严肃作品，却成了她在公共视野沉寂多年后的新“代表作”，并开启了近年来中国舆论中少见的公共讨论。
MeToo运动本是一场女权领域的斗争，但有趣的是，从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反性侵运动中，我们足以窥见当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尴尬处境。本文从试图从刘瑜MeToo评论出发，从这场运动各个参与群体的分裂、消匿、新融合中，浅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局。
一 、自由派内部的裂痕
近期的Metoo运动，在很多社会领域中激发反响，但其中之一是，自由派内部开始产生隔阂，有不少声音甚至将这次争论形容为“中国自由派的大撕裂”。但仔细考量，也许并不是自由派突然撕裂了，而是自由派内部原本就存在裂痕。MeToo 运动只不过是让这些裂痕浮出了水面。
1、 MeToo 大辩论：保守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之争
在对双方分歧进行梳理前，我们必须承认，“自由派”这个称呼原本便是模糊不清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讲更是过于笼统。根据莫之许的左右定义，泛右派的核心坚持是个人权利、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和反思集体道德，而泛左派的核心坚持是社会福利、反对经济开放、主张国家主权至上，支持集体道德。然而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左右标签所指十分混乱。我们通常认为以政治光谱定性，对官方意识形态批判即为右派（自由派），但此种“批判”一方面难以和左派进行区分，一方面难以在其内部加以进一步界定。
因此，“自由主义”一词及其延伸意识形态的复杂含义常常令人困惑，中文语境下的“自由派”更是发展出了特定历史与政治情境下的特殊意涵。虽然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反极权专制为“共同底线”，但一旦涉及经济与社会议题，其内部的巨大且复杂的分化便暴露无遗。在这次运动中，便集中体现为“保守自由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之争。保守自由主义结合自由价值、政策与保守主义立场，在社会、道德议题上持有较为传统的立场。“进步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表现为主流性质的新社会运动的联盟（包括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多元文化主义以及LGBTQ权益运动）和高度的“象征性”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商业体（华尔街、硅谷与好莱坞）的联合，在中国以女权和自由派内部希望开拓新进路的更激进团体为代表。
此次MeToo运动中爆发的分歧，即可以说是两者在女权的维度上描画的一次清晰裂痕。
自由还是平权？
刘瑜在讨论MeToo运动时提到，她不认同受害者“别无选择”，而是认为“除去某些极端的情况，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选择余地的”。而MeToo运动的支持者认为，非同保守主义观念下“只有明明白白的政治权力才叫权力”，私营企业主、公益圈领袖、有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等也属于拥有权力的一方，而持保守主义思想的人“既然否认权力结构的存在，当然也做不到审视权力结构。
这反映出，在经济与社会议题方面持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性人”和“个体自由”的假设，与MeToo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因遭受来自父权社会的权力结构压迫而呼吁基于群体的平权，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前者认为，如果社会制度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等基本权利，那么这些独立个体就应该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并为自己的行为或遭遇负责。女权主义者李思磐在数年前早已指出，中国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人权”理解为“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并没有把人权视为针对个人克服各种社会压迫与歧视而进行生活各种运作的能力所提供的保障”。而后者则认为，处于不同阶层、不同权力关系下的个体，上述的基本权利对他们产生的效用是不同的。即使在享有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个体仍然会受到社会中其他“权力结构”的压迫，其中就包括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公域还是私域？
关于性骚扰/性侵的解决途径，刘瑜认为，受害者应该首先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哪怕法律途径走不通，也要在“‘找单位找亲友闹’这种‘私刑途径’被穷尽之后”，才将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发声作为“最后的途径”。但在MeToo支持者看来，MeToo 运动正是产生于一个“不尊重女性自主意愿和身体边界”的社会环境当中。MeToo 不是为了个人复仇，而是对抗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如果一种伤害，仅仅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那么请法律裁决既效率又公正。但如果一种伤害，不单单是甲和乙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有着跟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脉络，社会运动就是一种恰当的应对。”
这体现出，MeToo 支持者对于在此事件上进行公、私领域的划分（“公域”包括政治生活、经济市场等，“私域”则包括家庭和私人关系等。在此基础上，公权力不得插手私领域）并不认同。按照这种划分，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家庭暴力以及私人关系中的性侵犯等问题，就都被排除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成为“私领域”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女权主义者们希望通过公共讨论甚至立法来维护女性权益、实现女性在家庭领域中的正义的核心议题。
运动还是法治？
刘瑜的言论之所以引发激烈批评，最大原因之一是她将MeToo 运动形容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她认为法治精神“讲求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罪名也要各自具体分析、程序正义、双方对质与提供证据、刑事问题上的无罪推定精神、量刑适度的比例原则”，相比之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则是集体性的、远距离的、带有狂欢性质的公审”。
这典型地反映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忧：如同文革所造成的诸多悲剧一样，起源于草根的MeToo 运动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被指控者若被误伤也难以自证清白。因此相对MeToo 等社会运动，“法律精神里所包含的小心翼翼”更值得推崇。
但宋石男对此作出了区分，他指出“旧时代大字报式的大揭大批、大鸣大放，其本质是政治权力的游戏，是自上而下操纵民众完成的，而现在MeToo 的匿名或实名举报，绝大部分是自发的，或至少是罕有被权力自上而下操纵完成的。”
北大飞则从中国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不同知识结构的角度提出反思。他指出，中国中年一代（40至50岁）在“文革”后上学读书，并接受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对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社会正义议题存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因此一看到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
另一方面，MeToo 运动是否违背法治精神？这也是绝大多数社会运动都会面临的质疑。而事实上，从逻辑角度，正是因为现有的法律与政治体系不足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会发生社会运动。同时，相比其他社会运动，MeToo 运动其实已经温和得多：它并没有冲击现有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而仅仅是指出性侵受害者可能面临难以举证、后知后觉、舆论谴责、荡妇羞辱等多重问题，使得单纯依靠法律无法解决问题。MeToo 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在高校中建立反性骚扰体系，这在不改变现行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实现。
MeToo 运动之所以从学术圈与公益圈爆发，原因之一是这些领域的女权启蒙更成功。而同时， MeToo 运动在中国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我们从此次运动中发现，坚守旧有路线的“自由派”和一些更激进团体，难以就新近涌现的社会议题达成共识，而在自由派阵营内部，那些希望开拓新进路的成员，也和上一代人产生了隔阂。
2、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很多人说，此次刘瑜的发声，是“偶像的坍塌”。此次运动也暴露出了许多早年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今日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女权运动时的局限性，让许多年轻人对其“袪魅”。
中国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最早起始于2004《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早期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向公众普及现代西方文明政治理念，启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这些人多数是高校或者学术机构的学者，敢于表达个人见解，有些观点不同于主流官方意识形态，也敢于向官方正统观点挑战。
而现今尚存言论空间的自由派公知，对于公权力，事实上并非持强烈的批评立场，很多人也是体制内编制，所以跟权力之间的态度就有着些许暧昧。有些人甚至可以因为自己的名气和地位得到一定的利益。于是其批判意识就更为弱化。另一方面，多数体制内公知，并不反体制，还是寄望于体制内健康力量走改良路线。
基于精英主义的立场，知识结构陈旧，又本能的与社会运动、平权观念等左派立场产生排斥，从而导致与草根群众的需求产生严重脱节。如此下来，公知一方面想要充当意见领袖青年导师希望代表民意，另一方面又做着维护体制的事。因此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不得不承认，许多曾经的“自由派”启蒙者在知识结构、行动力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共情上都已远远落后于年轻一代。背负着历史包袱的他们对来自草根阶层的社会运动满心警惕，对通过冲击权力结构来实现社会正义的路径也满怀疑虑。当曾经站在人们前方的意见领袖成为实质上的“保守派”，接下来带领中国社运的，也许将会是新一代自由派青年。
然而，下文我即将探讨的，是与此相关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第二重困局，即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迷思。
二 、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迷思
在旧一代自由主义“偶像坠落”后，人们自然将期望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一代。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和社会控制的加剧，这一群体并没有能够获得如同上一代的发挥空间。同时，大量自诩“自由主义”“右派”的青年学生出现，但在连串的社会事件冲击下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1、无所适从的自由派青年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民间启蒙和公民社会运动共同推进下，新一代“自由主义者”正大量涌现。这一身份定义或过于草率，但这一批“自由派”普遍接受了西方思想熏陶，认同普世价值，在基本原则上靠近自由主义思想。并且代表了相当大部分中国九零后和零零后青年。
从我自己的观察角度而言，该群体的特点是：以新一代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为主，并未接受过正规的政治学训练，对政治思想的分派也不甚清楚，只是从朴素的文化价值上接受并推崇自由主义思想，反极权反专制，崇尚个人自由，对社会事件积极关注并勇于发声。而他们的局限也非常明显。他们的信息来源大多为散乱的、被筛选过的社交媒体消息，评论论调也较为虚飘粗糙，缺少技术含量，习惯于宏大叙事和讽刺调侃。但不可否认，在上一代公共知识份子或妥协或沉寂后，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当今社会议题的主要参与群体。
事实上，这种社交网络上的焦虑情绪集体爆发只是在最近几年，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政治环境不断紧缩，各类恶性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且触及到了这一群体的切身利益，如近年来“毒疫苗”“红黄蓝幼儿园”“驱逐低端人口”“修宪”等都激发了激烈的社会批评和自由主义思潮。与此对比，类如几年前本该震动更大的七零九大抓捕事件等鲜有人知。这似乎是一种被动的靠近，重压下的选择，因此导致了视野的片面和了解的局限。也在公共讨论时暴露了这一视域下观点的浅薄和缺乏系统。
而更早接触公共事务、拥有专业智识的一群人，在事件发生后本可以在思想和框架上加以引导。但由于长期来因触及“敏感内容”而导致的不断封锁甚至炸号，或是在经历无数争辩和努力无果、同质反复后最终失望，趋于沉默，或早已转向墙外。于是公共平台的评论引导更加每况愈下，刚被激发热情的新加入的群体愈加没有框架。
北大120周年校庆前夕，一波由“沈阳事件”掀起的反性侵的行动，在校方的强力打压下，衍生出了一场关于信息公开的攻防战。舆论焦点也从高校防止性骚扰机制的建立，延展到了对信息公开制度有效性的质疑和对建立校园约谈规则的倡议。社交平台上各式声援、观点、反讽层出不穷，却在事件重点转向复杂后变得嘈杂、混乱、缺乏重点。
在当时开始有青年反思，我们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是妥善处理这名同学，还是还原性侵事件真相，还是对约谈风波做出交代，还是需要高校行政方式作出改革，还是停止肆意删帖的公权力膨胀，还是岳昕文章中谈及的更高更社会更制度性的期许，我们现在的声讨是在往哪一方面推进，不改变战略下能推进到哪一步。而大多数人由于能力所限无法梳理。各种情绪杂糅，时间杂糅，在一年来的大语境下，新一代“自由派”青年已然在焦虑中变得混乱。每一次都激烈，每一次都混乱。他们无法分辨自己在叫嚣天安门事件时究竟在叫嚣什么，在纪念刘晓波时究竟在纪念什么，反对修宪时说“药丸“的深层含义和后续应对究竟是什么。相比一场躁动而起的狂潮，三十年过去了，除了看到大学生血仍未冷，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进步应该在哪里。这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者的一大困境。
2、组织性和行动力的缺乏
除了自由主义者自身的摇摆，“组织性”问题也是其中一大困难。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而“组织”则有压抑个性的趋向，所以自由主义者里面，不管是学者、记者、作家，还是维权律师、公益从业者和社会活动家，基本都是独立的，或只属于一些连带性较弱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有大环境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任何体制外的“组织性”都十分警惕，那些稍微具有“组织性”特征的非政府机构，基本都被当局以各种借口消灭掉了；而为了尽量在政府允许的框架内活动，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考虑“组织性”的问题。
而在年轻一代中，即使有众多自称“自由派“也怀有社会责任感和改良心愿的青年，也绝无可能形成相应组织进行活动。我在大学期间加入的一个探讨公共议题的小组直到解散也未能在社团部门得以注册，始终以朋辈社区自称。同时，由于参与者的自由主义作风，始终未能形成组织性的规章、范例，更像是围绕创始人的“朋友圈子”，并在主要创始人毕业后事实解散。
十分有趣的是，在当今反而是校园中的左翼社团在充当着“行动派”角色。我来自清华大学，清华和北大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在近年的公共事务中非常活跃，甚至非常讽刺地成为了“铁拳”下的主要打击封锁对象和牺牲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社团在大学可以正常注册活动，甚至还能得到相关单位的支持和指导，两校的此类社团开展了一系列诸如理论学习、历史学习，支持工友和上访群体等活动。虽在左右形态上不同，但他们大部分理念、关怀、诉求却与自由派毫不相悖。这和一代人成长环境密不可分，也决定了新一代左右两派可以有新的对话模式。自由主义想要解决自身的困境，“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因此左翼自由主义的演进成了自由主义者新的观察目标。
三 、与左翼自由主义的联盟？
在近期的诸多公共事件（尤其是近一年的反性侵、工人维权事件）中，左翼青年逐渐进入公共视野。在之前，可能鲜有人关注过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社团中的同辈，迂腐、红专、身不由己是我们对他们的初始印象。但和他们交流越多，你越会发现，首先，他们不是“幼稚”的，他们有着自己清晰的体系和主张，大多数信奉马克思主义，并在自愿开展着相关学术研究。他们是“五月风暴”的精神继承人，与学院知识分子相比，他们的理念和信仰甚至有更高的政治德性，更加“纯粹”。
同时，他们有着比一般学生更有力的组织性、行动力和抗争武器，且保留着相当的自由主义元素。当自由派青年在严密的控制下无所适从时，左派青年却正在逐渐发展为一个不容小觑、需要重新审视的力量，并在一系列社会运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1、新一代“毛左”青年
自2012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种种新状况，促进了一波左翼青年行动的产生，其中包括：以学者、媒体人、维权律师、NGO公益人士为代表的自由派被打压之后，留下了不少话语和行动的真空亟需填补；以“女权五姐妹”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以更加大胆，更有策略的传播方式，利用新兴媒体和流行符号，为社运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影响了后续的青年行动者；各种左翼社团，利用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近的便利，在大学悄悄兴起，并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网络。
这一波左翼青年的破土基于时代原因（很多分析认为现在和50年前的“五月风暴”在各方面极为相似），一方面，中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得本该当家作主的工农阶级沦为弱势群体，且难以争取权益；另一方面，官方在意识形态上渐渐背离“左”的初衷，对马克思主义明褒实贬，引起了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且和正统“学院派”不同，这一代左翼青年更富行动力，策划或参与了近年来多起具有广大影响力的社会行动，并少有历史包袱，大多毫无忌讳地以“毛左”自称。且仅就目前青年们展现出来的胸怀、担当和勇气，已经足以让一些伪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羞愧至死。他们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认同、对女权主义的关注和反官僚主义。
在这一批“毛左”青年中，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高于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认同，但是在他们的种种行动中，自由主义的元素仍然得以保留。例如，张云帆被释放之后曾发表自白书，里面写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这是权利！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这和自由派呼喊的观点毫无二致。
因此，这一代左派和我们的分歧，并非在价值观的冲突，只不过是“看谁在行动罢了”。潘毅认为，左翼文化、左翼思想、左翼青年，以及行动力，是会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这四五年来左翼青年的人数不断增长，开始关心一些国企工人问题、劳工问题、建筑工人、富士康、尘肺病，每一件事都是累积来的。累积到有一批学生认为这是使命，让他们想要解决一些劳动、劳资问题，甚至去摸索、追求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让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而这些相同的理念、关怀、诉求和一些共同成长背景下的普遍共识，使他们区别于老一代“毛左”，带给了青年左右两派更多的对话可能。此语境下的左派显然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不认同毛左和共产主义行动方式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一系列学生声援行动的可贵。就目前而言，在这片土地上任何民间自发的抗争都应该被呵护，现阶段，行动总归先超越口号。
2、反国家主义同盟
2017年11月，北京大学毕业生张云帆在广东工业大学举办读书会时，遭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捕，后又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30日，监视居住14日。在这期间，逾四百名人士联署了一份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张云帆。联署名单上，不仅有左派的孔庆东和范景刚，还有自由派学者张千帆、秦晖、徐友渔和于建嵘。另外，女权主义者、NGO社运工作者等各界人士都赫然在列，形成了一个跨越各种意识形态光谱的声援阵容。
从这一有趣事实可以看出的现实状况是，现在中国的社会运作，已经不被任何左右派理想主义者所接受。两派虽然没有融合可能，暂时也没有看到通力合作的趋势，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当下的糟糕现状。新一代左翼青年同样对中共已经彻底幻灭，对工人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明确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毛左青年会宣称自己是“反国家主义者”，还会积极地参与Metoo行动。张云帆就是典型。
虽然许多左翼青年都表达出对“反国家主义联盟”的认同，但必须说，这个联盟的困难，是不难预见的。自由派和毛左之间的嫌隙，并非一朝一夕，要让双方产生互相信任，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这次Metoo运动中，刘瑜将当事人在网上揭露性侵和性骚扰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遭到了激烈批评，这也从侧面说明，“文革”在自由派那里，依然是一个精神上的禁忌。
刘小枫曾说，如今的中国处于“精神内战”之中，毛泽东就是中国人产生“精神内战”的根源。一般来说，自由派对于毛是一概否定，不仅不认同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也不承认中国人民“站起来”是毛的功绩。然而这一次，这种“精神内战”也蔓延进了自由派。对于是否声援这些“毛左青年”，自由派内部必然产生分歧，这种分歧亟待有力的分析和澄清，以便明确自由派以后要往哪一个方向着力。
反过来说，左派对自由派同样有不少刻板印象，例如软弱和改良主义，社会运动中的“幼稚病”等。虽然自由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坚定的反国家主义毛左等之间，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共识，从而具备一个巨大的联合空间。但联合的困难必然不难想象。
四、结语
随着新一代成长印记的改变和近年政治环境的恶化，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但是它的发展正在变得困境重重，其中的撕裂、迷惘，以及与其他派别合作的困难从此次MeToo事件中可见一斑。刘瑜的评论文章正如一根导火索将各种矛盾集中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自由主义的发展在这一时代发生了新的转向，因此亟需新的思考和策略。
参考文献
[1]北大飞，《和刘瑜老师商榷：米兔不是保守主义守贞》
[2]北大飞，《中国中年一代（40-50岁）自由派知识分子知识结构问题》
[3]纪小城，《中国#MeToo大辩论：并非刘瑜导致撕裂，裂痕一直就在那里》
[4]陈纯，《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没落》
[5]陈纯，《已打响的精神内战──中国自由派为何应声援毛左青年？》
[6]陈纯，《左翼青年与“反国家主义联盟”》
[7] 陈纯，《五月风暴”的中国继承人之战》
冯哲盈 中国在美留学生
《中国战略分析》第9期 2018年11月号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