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 从《炎黄》到天则：中国自由主义的溃败与坚持
现在这种状况，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应该是处于后半夜了，或者乐观点讲，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
据悉，在中国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也是存在最久的自由派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将遭中国当局彻底封杀，封杀原因很可能是今年7月该所网站刊载了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一篇呼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以及平反六四的文章。但在中国言论自由受到更大钳制的当下，天则所能够生存至今，可以视作一个奇迹。当局对它屡屡触碰底线行为的容忍是有限的，事实上，天则近年来一直在承受当局打压，今年7月，其所承租的办公室房门就被秉承政府意旨的中介公司焊死。
自习近平上台后，自由派特别是其中温和的自由派和知识分子，成为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可能当局认为，鉴于他们的影响力，温和自由派所传播的自由思想，对中共的杀伤力更大，因此必须清除。在天则之前，已经有中共党内历史刊物《炎黄春秋》以及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共识网，于2016年先后被当局接管和关闭。两者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及其同情者中，曾引发轩然大波。
《炎黄春秋》创刊1991年，是一份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其创办者是党内退休的前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杂志其他领导及顾问也多为党内退休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高官，作者也大都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杂志因大量刊发有关中国历史敏感事件的评论和反思，以及主张党内改革的文章受到关注，在中国的舆论场中，该刊被认为带有政治自由派色彩，代表建制内自由主义势力。
共识网则是一家以转载为主的学术和思想性网站，其创办者为舆论场的活跃人士周志兴。该网站标榜 “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坚持中道立场，追求左右共治，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声誉，但也未能躲过当局的侧刀。
《炎黄春秋》是党史刊物，共识网是学术网站，天则所是以经济研究和咨询为主的民间智库。它们虽然形态、身份和背景不一，然而一个共同的标签是，倾向自由民主和宪政，因而经常受到极左和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炎黄春秋》和天则所。
对党内和社会的自由派来说，办杂志、网站和独立智库，既是他们传播自由思想的方式和阵地，也是他们生存的样式，现在，阵地遭受中共当局铲除，表明当局是有意识和计划地在中国消灭自由思想。
这种状况可说是自改革以来从未遇到的，对自由民主思想的绞杀，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严厉程度。
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本来就很薄弱，它发端于近代民族救亡图存时刻，但一直未能成气候，五四至抗战前夕，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的大学和舆论场成为重要的思想流派。然而，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存亡的背景下，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共建政后，对自由主义更是一网打尽。改革使自由主义死而复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占据思想界的中心位置，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更一度成为国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可贫富两级分化的加剧和腐败也败坏了新自由主义的名声，因为社会正是把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这样，在当局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打压以及民间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讨伐的双重夹击下，自2005年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节节败退。中国学术和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经济学界的张维迎、茅于轼，政治学界的刘军宁、法学界的贺卫方等，都先后遇到了当局限制。党内具有自由思想的官员，如原中宣部长朱厚泽、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等也被边缘化，此种情状在中共十八大后达到一个高潮。
习近平的新时代以降，当局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做法，都表现为对思想言论的收紧和对媒体出版的管制，其程度丝毫不亚于对社会的管制和对当政官员的政治责任要求。现在来看，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因为没有对自由思想和言论的钳制，领导人的“新思想”便会遇到党内外相当强大的阻力。
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中共十八大伊始，知识分子有一些天真的幻想，但进入 2013年，红旗文稿率先发难，刊发了多篇反宪政文章。随后，官方以打击网络谣言为由，发起了一场清理互联网的运动，一些网络大V和异议人士被落网。同年国家信息安全小组成立。是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期间，高校传出“七不讲”。2016年2月，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要求党媒必须姓党。十九大报告更是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伴随着这一系列指示、讲话和报告的，是当局对媒体出版网络文化和教育的严密监控和审查，媒体和舆论曾经多少具有的一点监督作用消失殆尽。高校信息员遍布，教室安装摄像头，教师上课必须严格按照当局的要求和规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学者的研究课题受到严格审查。凡此种种，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而在这一连串的对思想和言论的管控中，《炎黄春秋》的被接管和共识网的被关闭是两起标志性事件，现在又加上天则。
当然这不仅仅是针对学术思想和理论界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上的右派，但尤以自由主义和右派受到的打击最大，可以说，在当局的意识形态整肃下，中国持温和自由主义立场的言论空间已经完全丧失。
凯恩斯曾说人是观念的奴隶，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过去观念遗留的结果。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形塑或改变人的观念，赋予人以意义和价值。进入新时代后，当局之所以要严控思想和言论，对各种异议声音频频亮剑，四面出击，原因可能在于，正统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众所排斥，而官方又无力改变此种状况，只能用行政命令和党纪国法外加专政工具来管理思想言论和媒体，包括学术和理论，企图在社会多元化下强行进行思想一统，从而为在全国全面推行习近平的“新思想”铺路。当局明白，要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就必须有相应的意识形态跟进并作支撑，为人们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观。而要使习近平的“新思想”入脑入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必须对不符合“新思想”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清理。故而过去几年当局打压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力出击，是一个必然过程。
目前看，在当局打压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自由主义在官方层面完全绝迹，在社会的发声也日渐式微，然证之历史，自由之花却从来无法做到被完全遏制，总会在严酷的环境下顽强地生长出来，就像经历严冬的小草在春天来临时又会生出嫩芽一样。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是人性。没有人不喜欢自由的，也许一个人在理智上不赞成自由主义，但他绝不会不需要个人自由。当局的目标既然是带领全体人民实现中国梦，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但人在富起来后，总是需要一点自由的，此乃人之本性，任何外在的强力，都不可能长久地扼杀这个本性。
事实上，从当局在舆论上的刚硬僵化做法来看，也是不可能达到效果的。无论怎么强调舆论一律思想一统，它都不可能消灭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本身，要求新闻舆论事事都从党的工作大局和利益出发，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到“正确的舆论导向”，必然会导致新闻宣传上的“假大空”，背离基本事实和真相，与大众的精神需求脱节，无法吸引民众，他们早晚会在官方的虚假宣传和麻醉中醒悟过来。类似“厉害了，我的国”宣传，就是这种虚假宣传的典型。可惜，在自媒体时代，公众早已看破了这个把戏，中国官媒的公信力在大众中早已破产。
因此，眼下看似是中国在思想言论的又一个暗夜时期，但从历史来观察，也不必太悲观，自由之火在文革那样的残酷环境下都没有熄灭，今天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基础不仅比改革初，甚至比上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大发展时期还要结实，内心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士即使在中共的官员里也不在少数。现在这种状况，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应该是处于后半夜了，或者乐观点讲，已经是黎明前的黑暗，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暗的，但时间也不长，曙光一旦到来，自由主义会迎来翻身仗。
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在这个暗夜受到的损害虽然最重，然而就像弹簧一样，压抑得越厉害，反弹的力度会越强烈，面对当局的疯狂打压，目前需要的是坚忍和坚持。事实上，很多自由主义者正是这么做的。
《中国战略分析》第9期 2018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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