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 习近平的困局与危局
习近平的认知局限与对内对外强势亮剑，使他在第二个任期陷入深重困局。困局如何化解，困局是不是会恶化成危局？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基本可以看到结局。
习近平的困局是中共政制的必然产物，他上台伊始成立诸多领导小组，实为突破原有的行政限制，另立“小组”是为了摆脱原有政治势力为其布下的权力配置，但领导小组无法与党政原有体系匹配，他只能在江泽民仍然在世之时，悍然夺取政治“核心”大位，并通过大规模反腐败、清除异已，通过集权达至极权，立威党国天下。
习近平有更深的焦虑，是权贵资本主义模式，导致腐败，所以习近平的反腐升级到对吴小晖这样的顶级权贵开刀，不仅因为“金融政变”的传言，更因为权贵资本必然要掏空党国资本，并对新极权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习通过党的建设，做大党系力量，以此控制与稳定社会。沿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模式，确立习本人的党内神圣地位，既为了政治安全，也为了人身安全。
为了摆脱权贵资本主义陷阱，习倒车又深陷毛泽东文革陷阱。
文革是一位极权领袖领导下的“政治”大民主状态，没有经济民主，没有法治，文革最高境界是创造了一位红色革命教主，整个国家陷入宗教迷狂状态。
改革是中共领导下或威权人物控制下的“共和”状态，改革使权贵共和、开放使国际资本主义与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共和”双赢，有经济民主，但无政治民主，法治则是半法治状态，只要涉及政治或稳定界域，党治就代替了法治。没有人崇拜领袖，经济改革使整个社会陷入拜物教迷狂状态，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党政军行政职务、从自然资源到人体器官，通过金钱都可以实现交易。
习近平摆脱权贵资本主义危局，想用一已之力、重建忠诚于自己的团队，重建并依靠党的力量、党国一体化的力量，却又深陷文革之境，同时，对外贸易的不公平、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渗透与技术窃取、军国主义扩张令世界警觉，又使习近平陷入更大的困局中。习近平的认知局限与对内对外强势亮剑，使他在第二个任期陷入深重困局。
困局如何化解，困局是不是会恶化成危局？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基本可以看到结局。
一、从港珠澳大桥开通说起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通车典礼，人们期待习近平有一次“重要”的新南巡讲话发表，结果，习近平只是象征性地宣布大桥通车，匆匆下台，这可能是习近平在重要场合无话可说。
尽管在广东（深圳）考察过程中习近平也表达了继续扩大开放、重视私营经济、深化思想解放之类的政治正确话语，人们既没有看到他对邓当年南巡的高度礼赞，也看不到他要利用这次南方巡察，将中国的改革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南巡失语，因为习近平在困局中，无法解构。中美贸易困局、南海困局、港台分离主义困局、边疆困局、改革与文革困局、人类价值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困局。还有其本人的认知缺陷与新极权造成的困局。
像港珠澳大桥这样世界第一的豪迈工程，习近平也无意于向世界与中国炫耀这是强大的国力或改革开放的伟大象征，持续九年的宏大工程，耗资二百亿美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为此支付了一百元的建设费用，结果可能只能仅供极少数拥有港澳广东三地车牌者使用，而香港与大陆车辆左右行不同规，如同体制不同一样，花费巨资造成这一纽带性建筑，只有承建商与相关的机构、个人，获得了巨大利益。面对这样的工程，习近平失语是必然的，二百亿美元对习中央而言，打造的是一个精神困扰，一个经济陷阱。这样的宏大工程与困局，习近平应该知道，继承了多少，而自己又亲手打造了多少。
邓小平当年想象五十年后，两岸三地经济发达差距缩小，政治形态也应该改观，所以对香港的政策不用改变。悲剧性的事实是，邓小平无力进行政治改革，其政治继承人仍然无力、无意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开放，不仅如此，大陆对香港加强控制，令人担忧的情形正在发生：中共高层正要把香港变成大陆的一个特区，可以充分控制的特区。就像当年中共建政之初，在制度上新疆、西藏高度自治，但极权政治的惯性，最终通过政治暴力手段，使民族自治成为泡影（现在已演变成灾难性问题）。
香港、澳门需要自由作为纽带，而不是数百亿美元的豪华桥梁，新疆、西藏等民族区域需要的是自治，而不是遍地建设集中营一样的教育营，中共专政思维，决定了最高决策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是做出最坏的选择，付出巨大的成本，为社会制造灾难，为自己的政权打造陷阱与困局。
中共从政制到世纪工程都是一个模式：宏大叙事，集中国力办大事，权贵利益集团利用，派系争斗，造成烂尾工程或灾难性后果。然后通过阶级斗争或伟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所有困局。
近期中共高规格接待日本首相安倍，也可以看到习中央或政府陷入的困境与窘境。钓鱼岛问题仍然无解，参拜靖国神社无法阻止，那些反日示威激烈的声音、行为从来没有止息过，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中共又开始示好日本。实用主义使中共左突右蹶，没有了人类基本的耻感。习近平陷入自掘的困局中，推特上有网友调侃说：习不喜欢私营经济，他还是不得不提倡支持私营企业，习不喜欢提邓小平改革开放，但还不得不要讲深化改革，习不喜欢日本，却不得不与安倍坐下来谈中日友好合作。
二、从“山高人为峰”，到“从明天起，关心粮食与蔬菜”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意即“山高人为峰”，这是汪国真的诗句，习上台不久即引用，当时成为汪国真的骄傲，这句诗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习近平内心状态，崛起的党国，成为世界级的山峰，而他已攀上这座无限风光的山巅，要指点世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与政治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某种意义上，共产党在中国做大，习近平在体制内做大，都是历史机遇或特殊政治空间的产物，与其说是历史或人民的选择，不如说是历史夹缝中异变出来的荒诞现实。
历经百年，这荒诞的史实正在被终结过程中。困局中的中共与习近平，要么沦陷于困局，走向终结，要么转型到文明世界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继彭斯副总统在安德逊研究所讲演，针对中国意识形态与不公平贸易等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在接受美国电台主持人休·修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说，“每一个挑战都会得到美国强有力的回应，我们会在每一个领域进行应对。”蓬佩奥在采访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意识到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中国的一些行为对美国人民的利益造成威胁，这包括盗窃知识产权、贸易不平衡、南中国海冲突、中国对太空领域的发展和军事扩张。（美国之音2018，10，27）与此相呼应，白宫官方推特帐号上发文称：〝抛开政治不谈，社会主义应丢入历史的垃圾箱。〞美国主流社会与美国政府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对和平世界的巨大危害。
中共与习中央现在面临最大的困局，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对中共政治经济展开的围剿、加上意识形态敌意。而这一国际困局，是习当政之后，放弃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造成的，从软性的文化、经济渗透，到主动地挑战美国确立的国际秩序，美国开始将共产党中国当成第一敌对力量予以因应，不仅全政府动员，还进行国际性动员，经济与政治、军事与外交并重，中共如果不做出重大的妥协让步，真诚地接受世界政治经济文明准则，必将陷入困局、危局。
巨大的外汇存贮、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党内核心地位确立，使习近平获得了党国强大不可一世、重整世界秩序的自我膨胀心态，对党国实力、世界发展与个人能量的错误认知，使习的强势在第一个任期就充分展示于世界，亮剑声声，不仅对体制内异已，对维权律师、对知识分子、对香港的媒体人、商人、对香港台湾的异已力量、对南海、对边疆民族问题、对基督教会、对国际媒体，―――几乎悍然发动了对整个世界的全面“亮剑”。
习要改变二战以来的被动关系，要与美国隔洋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青梅煮酒，欲与美国总统坐下来重新论英雄，而当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接待了习近平，招待他的并不是青梅煮酒，而是一杯甜点，显然，党国领导人被当成了政治巨婴，在享受甜点之时，美国总统在庄园里命令对叙利亚的空袭，突袭之后，询问习：叙利亚伤害平民，你对突袭的看法。政治巨婴只能点头认同。
而在中美贸易战伊始，习完全不知道贸易战如何推演之时，美国停止对国有巨型企业中兴的芯片供应，八万左右员工的巨型企业（相关产业链从业人员数百万人），立即面临破产崩盘，中国企业技术核心原来掌握在美国手中，而党国的政治核心无解芯片核心难题。当贸易战持续无解，以牙还牙却找不到更多的牙齿应对之时，习近平到了黑龙江农场，我们引用海子的诗句可能非常贴切：“从明天起，关心粮食与蔬菜”，从明天起不再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强调自力更生。
三、人类困境与共产党方案
习当政以来，人们看到的是，党国正在高度一体化，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原教旨共产党理论、共产党宣言被高调宣扬，十九大之后，习第一站是带领中央常委到共产党的诞生地南湖红船朝拜，重新对党旗进行宣誓。
要重新做回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不忘誓言，只有党国一体、军民一体，才真正具有“战斗力”。而一切异已的力量，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文化还是信仰，都将在亮剑声中一步步清除。
宗教与政治都致力于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甚至儒主义的天下大同思想，也是思考人类共同体解决方案，人作为“类”来整体思考，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而人类互相制造的困境与冲突，也必须通过理念、道德、信仰等方式来解决。用什么方式达到人类和平、共创人类财富、共享人类福祉？
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困境，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找出阶级问题，总结出一种突破困境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之后，人类的困境就完全解决了。为什么要通过暴力革命，一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二是统治阶级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向无产阶级交出政权。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在此。剩余价值理论“发现”或发明了资本的罪恶属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消灭罪恶。消灭资本家、消灭地主，从制度消灭到人身消灭，皆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逻辑。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荒诞，其反人类反常识的恐怖主义属性，中共一直没有反思与清除，人类历史可以归结为冲突的历史，因土地与资源、因信仰与文化、因族群与殖民，原因各异，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将人类的历史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进一步，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翻开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性质的斗争，在人类冲突史上并不占特别的重要性，阶级的合作与互利，却是社会和平秩序与发展的最重要条件。
百年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哲学，一直陷入如此邪恶的逻辑陷阱，不终结共产主义原教逻辑，就不可能终结共产党人的信仰，也不可能终结共产党专制政权继续依据其逻辑造恶。
人类历史上的冲突因为诸多原由，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类第一次因阶级被人为分裂，而导致数以亿计的人在共产主义理念造成的战争与斗争中失去生命，二战之时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种族战争与灭绝历史上多次出现，但通过阶级来分裂人类、分裂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国家的人民、甚至分裂一个家族、家庭，从而导致战争、屠杀、大动乱，直到今天仍然在持续之中。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悲剧性的命运，源头在阶级斗争（分裂人民），在消灭私有制，在革命暴力方式。中共曾通过文件方式结束文革，但中共并没有告别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只是在经济发展或与需要与西方市场贸易之时，韬光养晦，淡化意识形态属性，而一旦社会矛盾复杂、中共有一定的国家实力支撑，就会亮剑，就会倾国家之力，实现经济扩张与国家模式输出。因为西方或文明世界，对其构成困局，中共必须一步步通过做大做强自己，来突破困局，获得国际空间，影响世界。
资本主义通过议会、独立司法、独立工会进行阶级博弈，消灭了血性的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变成党派利益的和平博弈，不是无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逐步“消灭”了无产阶级，国家税收的调节、失业救济与低收入生活保障、医疗、养老保障等福利政策，使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初心，进入和平文明新时代。
人类的矛盾现在已转化为恐怖主义与和平文明世界的矛盾，反自由的社会集权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中共党国是最后的共产主义阵营，势必成为自由文明世界的围剿对象。
共产党人与习近平中央的悲剧性的困局，是一种宿命，习近平在共产党制度最后的巅峰上，面临的不再是可以摸石头可以通过的河流，而是深不可测的悬崖深渊。
四 摆脱困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共和国体制由毛泽东一手打造成党国体制，而在文革之时，党被虚置，领袖被神化，国家进入准宗教或红色宗教状态，毛泽东的生命过程就是追求“自由”的过程，摆脱束缚追求解放，是其终生主题，而在一层层困局或束缚被完全摆脱之后，他成为“人神”，直到今天，他的精神人格仍然安全，而这正是习近平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不断终结异已力量，使万众一心跟党走、听党的话，自己成为党的化身。
建政后的毛泽东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中完成打击异已、自我神化，而在新的政治生态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如何摆脱困局，把自己打造成党内独尊，甚至达到神化的极境，这是习中央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毛泽东制造了国家悲剧，但其本人却有“完美”的结局，习近平想得到毛泽东一样的结局，时光不可能轮转。
毛泽东宏大的政治叙事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今天，在文明世界中，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早已被唾弃，习提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政治叙事，而这不过是共产主义全世界解放的当代说法，它如何与原教旨共产主义世界一体化进行区分？
中国模式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势力，以此决定性的影响周边国家，通过经济扩张影响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形成模式一致，进而渗透与影响西方世界，如果一时不能改变西方世界，也要与西方世界形成双峰并立，强强并立，阻击西方理念对中国模式的干预与改变，强化军国主义实力，达到与西方博弈的来提升国际空间与国际话语权。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阶段，直接提升到社会主义阶段，冒进政治导致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非正常死亡，习近平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韬光养晦直接提升到通过大国博弈、国际斗争，来提升党国的世界影响力，结局又将如何？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也不可能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用自由主义方式来加盟人类共同体建设，相反，习当政之后，公然反对的就是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反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国家，不尊重人类共同价值、不信守历史与现实承诺的政党，想成为大国领袖引领世界方向，只能以中国梦来归述。
中国人耳熟能详《国际歌》：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全球实现，但网络世界的“英特纳雄奈尔”即英特网，早已实现，而中共在自由的英特世界中，扮演了阻挡大国的角色，穷尽技术力量，用纳税人的钱，建立不让国人享有英特国际信息的防火墙。共产国际主义阻止网络共享国际主义，共产党早已异化为反人类国际化自由化的中流砥柱。
习近平的困局既有原教旨困局，又有新教与资本主义困局，还有其本人认知与决策造成的困局。这些困局与正在激剧变化的国际国内时势形成剧烈的冲击。
共产主义原教旨困局，苏联与东欧是以崩溃来终结的，中国的困局文革时代达到极致，邓小平通过回避主义论争，摸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方式，避开原教理论困境，邓时代四个坚持与市场改革开放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邓极力回避，尽管他看到了世界趋势，并多次提及需要政治改革，但红色权贵共和，深陷于资本掠夺的狂欢之中，无力自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有党内有限开放的属性，原则上违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做成（也做大做强了）权贵资本主义共同体，改革开放开启的是共产党人的 “新教”与资本主义进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新教”只是机会主义或实用主义，不可能持续，它的做大不仅会导致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破产，还会导致原教信仰破产，因为权贵资本主义不仅理论上背离共产主义，实践上则是掏空党国。
习近平要终结红色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表面上看是打击腐败，实为打击政治异已、经济异已，特别是政治经济异已的基石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与共同体。他成立多个领导小组，加强党建，强化党对所有领域的领导权，都在强化自己 体系力量，对抗改革开放的新教与资本主义权贵化。习近平不能通过西式的新教与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来改革中国，而是退而回到毛泽东方式，甚至大量引用、使用毛泽东话语，毛泽东的形象宣传与个人崇拜方式。因为革命斗争最有力量，特别是四十年来，中共并没有否定共产党原教，四个坚持仍然是法宝，经历过文革的习，使用起来驾轻就熟。上述这些因由，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认为文革前后三十年不要互相否定，因为共产党并没有废止原教或四个坚持，前后三十年都在党的领导之下，都是党的社会实验与探索。
我们不能从“计划政治”角度去认识毛、邓、江、胡、习各种做派是中共制度性设计，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必然的四个进程。如同黄河九曲向东、向北、向南，最终向东进入海，它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水流的逻辑与地势造成。国际国内的时势，造成共产党政权为了摆脱困局，不断改变方向，它向什么方向流溢，是利益与安全驱动。
处理党国安全，毛泽东并不与美国形成真正的冲突，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时与美国或联合国之间的战争冲突，因为背后的苏联支持，它是红色世界与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为了摆脱苏联对中国造成的困局，毛泽东与苏联发生了有限的冲突，为了脱困，及时与美国形成某种联合，在冷战大国中间，获得了相对和平的空间，而通过所谓的第三世界经济与革命输出，毛泽东获得了联合国席位，这是他获得世界级影响力的一次巨大成功。
习近平重建党国极权政制，用新重商主义来强大党国，强化集权达到极权。而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式，必然退回文革状态或毛泽东个人专权方式，既要向国内的权贵资本主义斗争，又要与普世价值文明世界斗争，同时，还要向异已宗教势力、边疆民族自治势力、以及港台分离势力与趋势进行斗争。
毛泽东在党国与自己个人的困局中通过一系列的斗争，成为最大的赢家，通吃了整个党国，胜出者为英雄上神位。困局中的习近平，效仿毛泽东，其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天安门广场上将来也不可能新建习近平纪念堂这样的红色神社建筑。
五 共产党人的原教与“新教”造成困局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原教？当共产党宣言翻译进入中国，中共成立，这一批共产党人倡导的共产主义信仰是马列主义“原教”，它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政治派别，因为现代政治性的政党是通过议会博弈的方式，获得政治权利，而共产党既带有恐怖主义属性，又有反（有神）宗教信仰的（政治）宗教属性，而其政治用词，却借用了近现代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共产党为人民、共产党解放中国人民，将来一定要解放全人类。这种政治宗教叙事，到了文革结束，它严重异化为反人类、反法治、个人极权崇拜达到邪教状态的极权政治形态。
邓小平主导的共产党“新教（改革开放教）”应运而生。如同西方世界基督新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共改革开放的“新教”，既有四个坚持的原教信守，又有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
什么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新教精神：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
为了发展可以不讲马克思主义，也不讲人权法治，不讲民主自由，这注定了中国式发展是带有拜物教性质的为发展而发展，而党国国力强大而发展，为权贵利益集团利益而发展，资源与环境污染、法治与道德败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行政官职甚至军队的官职可以购买，城乡户籍当然可以用金钱来改变。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新教运动，本质上是重商主义，即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放性，穷尽国家发展能力，利用低人权优势，做大国家经济实力，对内做成警察国家，控制国民，对外渗透与扩张，开启军国主义进程，以避免国际力量对专制国家的人权与政治干预。九零年代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防右，更要防左。防右，是防止国家民主化自由化，这会在制度上颠覆社会主义党国政权，而更为防左，则是防止原教对新教的破坏，而乌有之乡等媒体还是极端对毛泽东崇拜，都对改革开放的新教构成困扰与对抗。
邓小平时代的困境，是面临左右两面压力，在左右压力平衡中，谋求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和谐发展”。邓小平告诫当政者在国际上不当头，韬光养晦，也是为了自己开启的党国新教不遭到西方世界的警觉与遏制。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废了政治协商共和，做成了个人极权专政，那么，邓时代则实现了权贵共和，甚至与西方世界的权贵资本主义达成了某种共和、双赢状态。
新教要与资本主义完成真诚的合作，必须有真正的社会自由度、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一条都不能少。所以，共产党的新教与资本主义发展十年后，内部遭到腐败危机（物价上涨、官倒），外部遭到知识分子与年轻一代的抗议抗争，酿成八九年大规模的民主风潮。此时，共产党人信守的“四个坚持”原教的国家恐怖主义属性露出真容，但这种原教共产主义仍然不可持续，邓小平南巡，提升了经济自由度与开放度，其实是抬升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媀合度，但并没有改变共产党原教的底色或告别共产主义原教。邓小平多次提到过要有政治改革，但信守四个坚持，不可能有真诚的符合普世价值的政治改革。
说到底，中共一直没有自我改革与开放，通过原教，中共仍然保有“专政”特权，通过新教，中共获得了世界市场，中共成为左右通吃的红色怪兽。
西方世界看重中国巨大的市场，同时希望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逐渐融入文明世界，遵守普世价值与市场原则。但中共的新教不是基督教的新教，中共的原教如水面下的冰山，难以融化。
共产党中国之所以获得了三四十年的和平发展机遇，第一次机遇是美苏冷战赐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机遇，是911恐怖主义赐予的。
习近平当政之后，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国际社会既看到了另一个苏联的强势崛起，又看到了，比恐怖主义还令人可怕的军国主义加中国模式输出正在做大，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渗透，正在难以逆转。而中国的强势崛起，正是利用了国际市场，利用了欧美的自由开放，利用了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如果说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初更关切的是中美贸易逆差、寻求双边或多边贸易平等为美国谋国家利益的话，而近期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则将中美之间的冲突，升级到更高的层面，包括军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特别是反击中共政府在美国的政治渗透、间谍活动，以及对美国先进科技成果的窃取。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星期天（10月28日）撰文，呼吁美国继续在贸易等领域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他说：“美国必须继续展现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回击中国以触目惊心的谎言、盗窃和欺骗等手段成为世纪经济领袖。否则，美国必将落伍。”
西方反共大合唱正在成形，不仅美国两大参政党立场高度一致，西方的精英政要，也开始重新认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是福还是祸，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与军国式的崛起。
西方世界对共产党中国的包围圈因此开始形成，这将是另一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较量，习近平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无论是习近平北上视察东北农场，强调自力更生，还是南下广东，强调深化改革开放，鼓励私有企业发展，我们都看到，习在无法应对国际围剿的情形下，重启备战备荒方式。要做好私企，更要做好国企。因为国企是党国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命脉，私企只是进一步强化控制，暂时不对私企大动干戈，是因为私企在维护就业人口稳定，也是党国重要的税源。所以，在中共高官们齐声高调关于鼓励发展私营经济之时，我们看到，对私企并没有任何政策性优惠重大政策出台，而对国企“一汽”，则有高达万亿的银行授信，谁是党国的亲生子，看看党的乳汁流向哪里。
毛泽东的文革十年，中国完全陷入共产主义“原教”陷阱，之所以没有像东欧与苏联那样崩溃，是因为邓小平们终结了“原教”或者冷藏了原教，通过不争论的方式，开始信仰“新教”，基督教的“新教”与资本主义决定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持续和平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主义新教与资本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潜在的冲突。
六、南海陷阱 从冷战到准战状态
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确立的韬光养晦基本国策，希望通过适度的边境冲突，来显示国力的强大，特别是扩张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同时，通过周边军事布局与行动，来实质性的影响、控制军队。
习当政之后，划东海航空识别区，进而划南海航空识别区，刚一划定，就被美国、日本等国不承认，并派遣军机划空而过，中方只能坐在家里自行识别，一系列的小冲突在钓鱼岛、台湾海峡、越南甚至印度边境被制造，与印度的冲突甚至发生了肢体冲撞，而南海造岛，先是被菲律宾通过国际法庭胜诉，现在又遭到美国与多国海军在相关海域自由航行，不承认中国造岛的合法性，特别是不允许将所造岛屿军事化。
南海造岛，据中国媒体披露，每座岛屿需要上百亿美元代价，加上维护与军事化建设，总费用近千亿美元。
这是中国军方的一个徒有战略符号的形象工程，也具国家民族主义强大的象征，当人们嘲讽中共建政之后，没有为中国夺回一寸国土之时，中共军方可以出示南海新造岛屿，展示其通过经济实力，得到了一片海疆。那些军事意识还停留在二战之前的鹰派军事家、军界学者们，极力鼓吹中共在海上进行军国扩张：其理由一是所谓的控制南海，就可以控制亚太生命线，具有战略意义；其次，就是南海石油矿藏丰富，现在建岛投资会有丰富的回报。
这显然在挑战二战之后美国确立的国际海洋秩序，如果人工岛被合法化，就意味着南中国海成为中国实际控制的区域，也意味着南中国海周边由中国控制，不仅直接破坏了二战之后的海洋自由航行规则，也是与美国争夺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的主导权。
中国军中的所谓鹰派满足了习近平好大喜功甚至要建立军功的野心，回想习当政之后与七常委第一次露面国家博物馆，强调1840年以来所谓的国家屈辱史，我们可以看到，习的军国主义或强军扩张，意在报1840年以来的国仇，把大清的国耻硬是套到自己的头上，把现在民主宪政和平的西方错位到殖民时代的西方，以此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使愚蠢的新军国主义满血复活有了正当的理由。
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必然促使军国主义幽灵复活。而军国主义是个人极权主义的基础，没有军国主义精神，个人极权没有力量。
中国已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或者通过挑战美国做大自己在亚太的影响力，提振民族信心，这是习对中国、对世界认知缺陷造成，也是极左、鹰派势力一直忽悠的结果，而普京与金正恩对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公然挑战，对习形成了致命的影响，这两个特别的角色，西方世界似乎没有任何办法应对，那么，在习看来，中国比他们实力强大，更应该有挑战的实力。
殊不知，西方世界对普京、对朝鲜是冷处理，俄罗斯是西方世界的世仇，普京只能通过有限的挑战，一些是历史性的遗留问题，基于民族主义在周边制造冲突，他用军国主义的方式进行了粗暴处理。而中国完全不同，西方世界既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与商机，又想通过将中国纳入世界自由经济体系中，促使中国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西方世界对俄罗斯不抱幻想，而对中国抱有期待。
尽管中共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对美国有致命的伤害，但中美却有百年友谊，特别是二战之时的肩并肩、冷战时期开始对美友好，特别是邓小平开启的中国对美国的开放，使得美国对中国不仅没有提升警戒，反而通过技术与市场，几乎“重建”了一个新中国，没有美国将中国引入世界经济体，中国四十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巨大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也是不可想象的。
中共没有打算真诚融入世界自由体系之中，践行当年的承诺，更没有打算回报美国以经济利益，使中美贸易逆差得以缓解，反而以不公平的贸易获得的丰富的外汇贮备，帮助俄罗斯摆脱西方世界的制裁，在南美资助对立于美国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建立自己的经济输出模式甚至政治模式，南海造岛，更是明确的军事备战，中共到了习当政，将不义与军国主义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加任何掩饰。
这是习近平掉进了自己认知缺陷的困境，还是掉进了军事鹰派们忽悠出来的陷阱？
如果习近平有基本的国际形势认知，在历史时机中协助美国完成朝鲜的无核化，并通过引进美国先进技术设备，提升中国技术产能的升级，使特朗普政府充分感受到中国的善意，中美形成跨太平洋的联合体，不仅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而中国的能源问题、技术支持、人才交流、产能升级，都将获得革命性的改变。
当然，在这一改变过程中，中共应该改革开放自己，放弃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思维，将革命党变成和平党，将解放军改变国家军队，让全国人大真正的民选产生，将全国政协变成美国参议院一样的机构，通过公选产生议员。
上述这一切，习近平通过五到十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初步完成，而现在，与美国为敌，与西方为敌，习主导中共自陷于西方包围圈，习是通过斗争哲学，制造了强大的敌对势力，把过去虚拟的敌对势力做实。习中央如此而为之，可以激发体制内的战斗激情，还是可以像朝鲜那样，逐步封闭，回到毛时代，对全国进行军管戒严？
习近平的困局之后，是严峻的危局，能救他的，是他自己，回头是岸，向左回头是文革专政，向右回头，则是普世文明世界。
吴祚来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现旅居美国，独立学者、专栏作家
《中国战略分析》第9期 2018年11月号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