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五月的“宣战诏书”，是“义和拳事件”向“义和团战争”转变的关键因素。但是放在当时情景、语境下去解读，这份诏书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是清帝国真的要与世界为敌，向列强公开宣战吗？无论是否，“宣战诏书”的缘起是什么？换言之，“宣战诏书”基于怎样的判断，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诉求？

缘起：西摩的失败

“宣战诏书”的发布，主要因为各国水师提督要求清军将大沽炮台移交给他们管控；而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又主要是因为西摩联军驰援北京失败。

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初，北京局势因为义和拳民众进入而持续恶化，北京与外部的联系，不论是电报，还是铁路，都开始受到影响。“除了京汉线上其他一些邻近的火车站之外，自北京通往天津铁路线上的第二个车站丰台已被焚烧；中国军队无所作为；此地与天津之间的铁路交通已经停止；据报告说，一大片铁路地带已遭到破坏。”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各国公使五月一日（5月28日）晚集会，“一致同意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在举行会议前，法国公使确已发出电报调他的卫队。因此，作为外交团首席公使的西班牙公使，被授权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通知他们说，奥、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国使节已决定调集特遣部队立即前来北京，并要求提供运输便利” 。

五月二日（29日），已经驶抵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进入北京保护使馆的命令，他们迅速派出海军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发。

按照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保护各国使馆安全，本是驻在国政府的责任，外国政府无权调动军队自行保护，更何况各国驻华使馆在当时并没有真的受到威胁和冲击。然而在如此危机情形下，各国公使对清政府的能力根本怀疑，只能自求多福，保护外交人员、眷属等安全。这样的事情两年前当戊戌政变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因此，在塘沽集结的各国海军陆战队已做好随时向北京开拔的准备。

外国军队乘火车进入北京必须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否则中国铁路上的官员没有权力将外国武装人员运往天津，更不要说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了。各国军队在大沽口等地集结时，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代表各国领事致函直隶总督裕禄，要求于各国军队抵达天津时，“竭力帮助登岸”，并速饬所属相关部门尽快向各国军队提供火车，以便这些军队赶赴北京，保护使馆，以期妥速。

清政府得知各国公使果真派军队进京后大为恐慌，但也似乎不愿放弃外国军队不得进京的原则立场。五月三日（5月30日），总理衙门在答复各国照会中拒绝各国军队进京，强调即便各友邦的军队一定要进京，也应该再给清政府一次机会，以便清政府正在采取的“剿匪”措施能够见到实效，希望各国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不派军队进京。直隶总督裕禄秉承清政府旨意，虽然没有直接命令他所统帅的军队务必阻止各国军队强行向北京进发，但他却下达一个颇具幽默感的滑稽命令，禁止外国军队乘坐火车。

各国公使得知清政府的态度后极为恼火，但他们相信，清政府拒绝外国使馆卫队进京的态度不会坚持很久，因为此时局势极为严重，“人们很激动，而且士兵叛变。毫无疑问，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欧洲人的生命财产正处在危险中” 。基于这样的判断，各国公使于五月三日（5月30日）中午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英国公使窦纳乐在会上告诉各国同事，总理衙门的一位译员今天早上就使馆卫队问题前来英国使馆面商，窦纳乐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涉和阻止各国使节调来部队的意图，但这支部队的人数是否仅是一支卫队的数目，或者是它将扩大到足以克服有组织的抵抗，这要取决于中国政府。窦纳乐还竭力劝告这位译员，总理衙门应建议清政府善意服从局势需要，为卫队前来北京提供一切便利。窦纳乐认为现在各国使馆和所有外国人所面临的危险，来自清军的远比来自义和团的要更为严重，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

法国公使毕盛以为清军是不可指望的，各国使馆及所有外国人的安全必须依靠外国军队进行保护，因此向北京派遣特种部队是完全必要的。毕盛强调，根据他的消息源，几天前（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琉璃河长辛店铁路被毁，欧洲人的房屋被烧，都是董福祥的甘军干的。

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建议各国公使一致行动，如果总理衙门坚持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北京，那么清政府就必须作出采取行动的明确决定。否则，各国必须调来特遣部队使用武力。也就是说，外交使团已无法顾及清政府的态度，决定立即向北京派遣特种部队。

各国公使大体同意意大利公使的判断和建议，推举英、俄、法、美四国公使立即前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宣布外交团的意图。

四国公使在会议结束后立即赶到总理衙门，他们以不容商量的口气通知中国官员：不管清政府的态度如何，外交团调兵进京保护使馆的决心已定。为了避免将来不愉快的后果，他们劝告清政府对于外交团的决定予以同意。如果清政府善意答应外交团的要求，那么卫队仅留驻到各驻华使馆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相反，如果清政府就此提出反对意见，继续拒绝各国派军队进京保护使馆，那后果就很难预料。四国公使没有明说而会谈双方都心知肚明的意思是，一旦清政府拒绝各国派遣使馆卫队进京，那么各国就共同调来特遣部队并使用武力，而且还可能会增派大量军队强行北上。到那时，清政府必须承担为此而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不但东三省、北五省将非中国所有，可能连中国的南方亦非中国之地了。反之，如果清政府此时能够适度让步，能够向各国进京部队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那么各国军队进京的人数将会很少，并且仅留驻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各国公使蛮横要求总理衙门必须在当晚把各国军队将要进入北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要求他为外国军队进入北京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条件。

面对四国公使的焦躁情绪，总理衙门大臣当然希望用拖延的办法予以缓和。他们借口事关重大，必须同正在颐和园的庆亲王进行协商后方可答复，他们建议四国公使不必催之过急，中国方面一定力争在次日下午予以答复。

四国公使无意听从总理衙门大臣的建议，或许是因为五月初五（6月1日）为中国传统端午节，他们担心义和团将在那一天弄出更大危险，因此坚持使馆卫队必须在第二天即五月初四（5月31日）抵达北京。他们要求总理衙门必须尽快训令直隶总督裕禄为各国使馆卫队进京提供方便，否则沿铁路线前来的特遣部队将有充足人数，以应付因此而产生的困难局势。

在当晚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四国公使向与会者通报了与总理衙门交涉的最新进展，各国公使就最新局势和将要采取的步骤达成一致。他们议定向各国驻天津首席领事发出一份电报，说明各国使节的决定，期望首席领事在与直隶总督进行交涉时，能够说服直隶总督裕禄尽快向各国卫队提供进京火车。

此时，各国驻天津首席领事为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杜士兰当四国公使大闹总理衙门的时候就已前往直隶总督衙门，要求直隶总督裕禄为各国军队进入北京提供协助。在他收到各国公使的电报后，更明确地当面告诉裕禄，称各国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自为保护起见。各国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的决定已由各国公使会议通过，万难改易。现在各国军队均已抵达天津，因此不论总署同意与否，各国使馆卫队定准明日进入北京。他希望裕禄能够予以积极的协助和促成，甚至不露声色威胁道，如果候至明晨尚不能获得满意答复，那么各国军队即赴车站乘火车动身；若火车拒绝运送各国使馆卫队，那么各国军队亦将自行起早前往。

强大的外交压力以及五月初五端午节可能发生的灾难不能不使清政府屈从于各国的要求。五月初四（5月31日）黎明前，总理衙门秉承慈禧太后旨意致函四国公使，同意撤回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的意见，但强调每个国家所调军队不得超过三十名，而且一旦在北京恢复秩序之后必须立即撤退 。同日晨，总理衙门奉命致电直隶总督裕禄，准许他派火车协助各国运送军队进入北京，但必须控制进入北京的外国军队人数。该电同时告知裕禄，由于此事尚需到颐和园与最高层商量，“往返需时，先闻”。似乎在得到了最高层同意后，时至近午，总理衙门再致电裕禄，同意“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将同情义和团并声言将要阻击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甘军从北京车站附近及京津铁路沿线两侧撤走，以防清军与将要进京的使馆卫队发生冲突。

各国公使在当天早上收到总理衙门照复后立即开会讨论，他们对于清政府对他们在调兵人数上的限制根本不予理会，决定在天津已准备就绪的所有那些特遣部队应立即前来北京，大致每个国家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为限。各国公使电令驻津各领事与直隶总督裕禄直接交涉，从速安排各国军队乘火车进京。

在直隶总督裕禄的协助下，由英、俄、美、日、法、意等国军队组成的300多人的使馆卫队，于5月31日下午7时左右在天津登上一专用火车向北京进发 。随后，德国、奥地利两国援例各派出50名和30名官兵参加联军，于6月1日和6月3日分别进入北京。此后，各国仍不断增兵，至6月8日，进入北京的外国军队已近千人。这一批所谓“使馆卫队”实际上就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遣队。他们进入北京之后得意洋洋，相互庆贺他们逼迫清政府“敞开”北京城门让他们“自由走进”的所谓“胜利”。

使馆卫队进驻北京，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紧张气氛。五月初八（6月4日），各国公使再电本国政府乞援。英国公使窦纳乐电请英国政府马上命令停泊在大沽口的英国舰队司令立即与各国驻大沽口舰队司令官会商，为“营救”在北京的外国人而尽快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其他各国公使及各国驻天津的领事们也在得到清政府答复后向本国政府发出内容大体相同的电报，催促各自政府立即派遣强大援军，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对抗措施。

根据各国公使以及本国政府指示，各国驻天津海军指挥官连续两天集会讨论，最终达成谅解，同意各国驻华军事力量在必要时采取一致行动。

在会议尚未结束时，西摩于五月十日（6月6日）向英国海军部通报了会议进展以及中国的局势。他告诉海军部，中国尤其是京津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好几名处境孤立的欧洲人已被杀害；中国人对一切外国东西怀有强烈反感，中国政府似乎未能做任何事情制止骚乱。西摩还向海军部通报了他已采取的几个应急措施，包括命令英国军舰“曙光”号及“凤凰”号从威海卫开往大沽口海面，命令“汉伯尔”号驶往山海关。

西摩的建议很快获得英国海军部的批准，英国海军部于当天稍后向西摩发布命令，授权西摩将军有权处置在华英军的行动。命令称当驻北京各国使馆，或者是北京或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英国臣民遇到危险时，为了保护他们，西摩将军可以和其他国家司令官一起，采取大家认为适当可行的措施。

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也在五月十一日（6月7日）批准窦纳乐的扩权请求，表示中国局势确实困难，窦纳乐公使酌情处理事务的自由必须完全不受约束，可以采取那些窦纳乐认为方便的任何措施 。

显然，英国政府已授权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和海军中将西摩视中国局势的演变，全权处理在中国尤其是华北广大地区所发生的主要针对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的义和团骚乱。与此同时，各国驻华公使及各国驻华舰队司令官也都先后接到本国政府的指令，都被授予“极广泛的全权”，视局势发展自由而不受任何束缚地决定采取何种措施。

各国公使在被授予全权后，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部署。他们将各自国家的军队不断向天津集结，至此，在天津附近海面，各国海军已达两千余人。他们计划先用武力夺取天津，然后再由天津乘火车前往北京。

使馆卫队进京或许可以像戊戌政变时那样引而不发，以防万一，但是这一次清廷内部的调整恶化了中外关系。五月十四日（6月10日），清廷命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均在该衙门行走。政府改组引发一系列问题，各种各样的传言不胫而走。窦纳乐通过自己的关系获悉，在端郡王的蛊惑下，慈禧太后准备将在中国的外国人全部消灭。还有传闻说甘军首领董福祥提督已向朝廷保证他的军队有能力与列强决一雌雄，只要朝廷一声令下，他的军队就能够很快将在北京的所有外国人赶走，逐出中国，或者将他们拋到太平洋里去。

作为外交官，又在那样的特殊时刻，又有内线的提示，窦纳乐感到格外紧张，匆忙致电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官西摩，通报北京局势：“局势极为严重。如果不准备立即进军北京，便太迟了。”

窦纳乐的急电请求引起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官西摩及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的高度关切，在贾礼士的请求和安排下，各国驻天津领事和海军司令官立即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窦纳乐所提出的立即安排增援部队前往北京的要求。日、意、奥、美等国领事和司令官同意和英国军队一起派遣所有可能使用的士兵充任增援部队，保护正在修复铁路的筑路人员，并为救援各国使馆逐步向前推进。

法国人和俄国人拒绝英国人的请求，反对立即派遣增援部队。俄国人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军队约四千人正在从旅顺口向大沽口调防的途中，如果各国即刻向北京增援，俄国兵力上显然不占优势，无法成为联军主力。

俄国驻天津军事负责人沃加克上校的真实想法是等待这些俄国军队到来，然后再由这支军队充当各国联军进京主力。因此他试探着向与会者建议，俄国在旅顺口驻扎有一万二千人，北京的局势如果真得像窦纳乐等人所描述的那样严重，就应当向旅顺口要求派兵。

沃加克的建议仅仅获得法国驻天津领事的赞同，其他与会者似乎看透了俄国人的心思而表示反对。

法国及俄国的不合作态度无法阻止联军的组成，与会者根据英国领事的说明，普遍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即北京的形势可能确实危机，不能再等待从香港和旅顺口的军队集结到天津后再出发，于是他们决定派遣驻扎在大沽口附近的各国舰队可能派出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组成一支联军，立即登陆向北京进发。

根据各国驻天津领事及各国军事将领联席会议的精神，英国海军司令官西摩中将即刻致电英国海军部，在转述窦纳乐请求电报后，要求海军部授权他率领全部可供使用的士兵立即登陆，并希望与各国军官密切合作。

会后大约两个小时，由西摩率领的三百名英国士兵、一百名美国士兵、六十名奥地利士兵及四十名意大利士兵组成的各国联军连夜由塘沽乘船向天津集结，其他国家的军队也连夜由大沽口外海面上的军舰换乘炮艇和鱼雷驱逐舰向塘沽转移。五月十四日（10日）凌晨三四时在塘沽先后登陆，然后换乘火车向天津集结。

根据各国约定，这支临时组建的联军由英国中将西摩担任统帅，美国上校麦卡拉任副统帅。为了列强利益均衡，各国在参加联军兵力上达成谅解，原则上所派陆战队各国大致相等。

在西摩联军向天津集结的同时，各国驻天津领事与直隶总督裕禄进行紧张交涉，他们要求总督为联军尽快提供一列专用火车，并下令中国军队及铁路管理部门尽管修复被毁坏的铁路，以便联军尽早踏上前往北京的征途。各国领事甚至扬言，如果裕禄不能答应这个要求，他们将采取必要手段自行解决，或者夺取一列火车。

面对联军及各国领事的压力，直隶总督裕禄表示，他在未得到朝廷许可前，无论如何无法同意外国军队乘火车进入北京 。有了裕禄的态度，铁路局当然不肯为联军调度火车，他们的理由是铁路被义和团破坏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无法运行。

中国方面这些消极的手段根本无法阻止联军向北京进发，英国人和德国人自己跑进车库，抢夺机车，并派上自己的司机。上午9时30分，西摩率领英、美、奥、意等国500名全副武装的联军乘坐第一列火车向北京进发。这列车除一节车厢装有速射炮、野炮等重武器外，许多车厢装有准备修复铁路的材料和工具。除了军人，联军还带有几名英国工程师、司机，并强迫七十多名中国劳工随行。他们计划如果真的遇到义和团破坏铁路，他们就边修复边行进。

上午11时，由英、德、日、法、俄等国600余人组成的第二批联军也乘专列向北京方向驶去。这一天，联军共从天津开出三列火车，共运送联军2053人。在此后的两三天内，向北京运送的联军与武器不断增加。

西摩联军出发时准备并不充分，他们自信凭借优良装备及优良交通工具应该很快就能够冲进北京，甚至打算赶到北京公使馆吃晚餐。因此，各国海军陆战队在匆忙的准备中只带了两三天的粮食，每名士兵也只发给两百多发子弹。至于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乃至危机，联军将领不仅没有合适的预案，甚至也没有与各国军官进行必要的协商、沟通。从西摩到联军士兵，都被自己优良装备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所陶醉。他们既不相信乌合之众般的义和拳能够与他们对阵，更倾向于认为清军已被他们的公使、领事所说服，避免与联军冲突，进而与联军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

然而后来的事实不仅证明他们太低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反应能力、战斗能力，而且错误估计了中国人的态度。历时十七天，至五月三十日（6月26日），西摩联军就在天津—北京区间走走停停，不是被清军就是被义和团民众围困、袭击，后在俄军帮助下，狼狈不堪撤回天津紫竹林租界。是役，联军受到了巨大损失 ，更重要的是，几千人用了那么长时间竟然无法抵达北京，更不要说保卫各国公使及其眷属的安全了。

裕禄的自私、犹豫与害怕

西摩联军被困途中，并一度失去联系，让留驻天津的各国舰队司令官深感震惊，他们密集协商，并与各自政府频繁沟通，寻找办法，探究如何才能有效拯救被围困在北京的各国公使以及他们的侨民。他们的初步结论是，联军必须尽快占领大沽炮台，打通天津通往北京的道路，方能获取主动。

大沽位于天津东南45公里处，北纬38°4′~39°12′，东经117°30′~117°46′，为黄河改道从天津入海冲积而成，东临渤海，北靠京山（北京—山海关）铁路，是北京通往海洋的东大门，当然也是可以随时扼制北京的咽喉，又是天津之屏障，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经之路，军事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即为海防之重镇。

大沽口在历史上还被称为白河口、北河口，这是因为海河曾称为白河或北河。后世之所以称其为大沽口，是因为海河上中游有大直沽、小直沽、葛沽、西沽等水道汇聚成海河然后于此入海之故。

基于大沽口的重要战略位置和“悬崖峭壁，对峙如门”的天然优越条件，至少自明嘉靖年间就受到军方高度重视。大明王朝为了抵御倭寇在沿海骚扰，开始在大沽口设防，构筑堡垒，每隔三里筑墩堠一座，用于瞭望倭寇动向，此为大沽口军事设施营造之始。

经过大约两百年的发展变化，至清中期，大沽口在清军防御体系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嘉庆二十一年（1816），清军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各建一座圆型炮台。南炮台高一丈五尺，宽九尺，进深六尺。台顶周围二十六丈五尺，走道宽三尺。马道宽一丈五尺五寸，长二十七丈七尺五寸。北岸的北炮台较南炮台稍小。炮台内用木料，外用青砖砌成，白灰灌浆非常坚固。这是大沽口最早营建的炮台。

进入近代，大沽炮台对于阻止列强动辄以军事进京相威胁起了很重要的威慑作用，尽管在清代晚期五十年中列强多次攻击大沽炮台，大沽炮台没有一次成功拦截阻挡住列强跨越大沽直抵北京，但其威慑、象征意义依然非常重要。

鸦片战争后，清军对大沽炮台进行增修加固，很快建成大炮台五座、土炮台十二座、土垒十三座，以比较严密的炮台群构成大沽口要塞较为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些炮台大致以三合土建筑，即在炮台外面用二尺多厚的三合土（白灰三成、土七成混合而成）把炮台包起来。这些三合土经夯实后结构坚实，炮弹打在上面，只能留下一个浅洞，不至于砖石乱飞伤及守军。

经过十几年经营，大沽口南岸炮台营盘及附近大沽镇成为渤海西海岸海防前线中心，担负起拱卫京师的重要功能，其防地包括大沽、北塘、营城、新河、葛沽、岐口等要塞，形成围绕大沽、北塘两个海口的扇形防务体系。只是这个比较严密的防御体系面对装备更为先进的西洋人，依然是不堪一击。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从广东沿海北上，直达津门，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扩大开放、扩大通商、在内地自由传教等要求，遭到清政府婉拒。一怒之下，英法联军于四月八日（5月20日）攻占大沽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弃阵逃跑，先前数十年苦心经营的大沽炮台毁于炮火。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大致同意列强要求，大沽炮台并没有起到威慑阻止功能。

咸丰帝对《天津条约》的签订心有不甘，他计划在来年英法两国军舰北上换约时聚而歼之。于是，八月十八日（9月24日），咸丰帝任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重建大沽炮台。

遵照咸丰帝指示，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前往大沽口，着手重建大沽口营垒炮台，翌年春告竣。重建的大沽炮台共六座。即南岸炮台三座，高二丈至五丈；北岸炮台两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五座炮台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分别为号，寓意“威武镇守海门之高处”。另在北岸石头缝新建一座，即大沽口西北炮台，作为后路策应。

重建后的大沽炮台，装备也随之一新。六座炮台共安设火炮六十门，其中一万二千斤大铜炮两门、万斤大铜炮九门、五千斤铜炮两门、西洋铁炮二十三门。

咸丰十年（1860）六月初，英法军一万七千余人分自大连、烟台向天津推进，并相继抵达大沽口附近海面。七月五日（8月21日），联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北岸石头缝炮台失守，直隶总督乐善以下千余人阵亡。随后南岸炮台也告不守，僧格林沁苦心经营达三年之久的大沽口海防系统毁于一旦。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后，十分重视大沽口军事防务，在对原有炮台进行加固的同时，增建炮台三座，增添大炮四门。又从欧洲购买铁甲快船、碰船、水雷船等装备。此后若干年一直建设不断，至庚子（1900），大沽口防御体系大致完成，基本上由分别坐落在海河入海口两岸的四座炮台组成，呈“田”字形排列。四座炮台共配备德式“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国内仿制各种口径火炮一百七十余门。这些大炮从各个角度编织出一幅严密的防务体系，足以阻止任何企图闯关者。

当八国联军组成时，驻防在大沽口的清军约有三千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为大沽口要塞最高指挥官。此外，还有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率领的“海容”号巡洋舰和“海龙”“海犀”“海青”和“海华”四艘鱼雷艇也停泊于大沽口内。在距大沽炮台数十里处，还有不少清军主力驻扎在那里，足以与大沽口驻军遥相呼应。

联军将领试图占领大沽炮台的计划最初无法获得各国驻天津领事的支持，各国领事担心，联军立即进攻大沽炮台将会激起中国军民更加猛烈的反抗，从而使外国人和外国军队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倘若联军执意夺取大沽炮台，那么联军将要为每个在内地的外国人签署死刑证。因此领事们主张即便确实需要占领大沽炮台，也必须“缓占”。

然而各国海军将领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指出，在中国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类，即分散在各地的传教士、处境危险的西摩联军、在北京的外侨和在天津的外侨。如果延迟行动，并不意味着能使传教士和外侨的安全得到保障，反而会使西摩联军的处境更加危险。反之，如果迅速夺取大沽炮台，一则可为挽救西摩联军打开交通路线，二则能为后继的大批联军取得登陆据点，三则可以排除驻大沽炮台的清军对各国舰队的威胁。有了部队，才能“代剿团匪”，才能真正保证传教士和外侨的安全。更何况，这些将领把挽救自己的派遣部队不致被歼视为军人的“首要天职”和“最紧要的义务”呢？

各国将领执意强占大沽炮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京津局势日趋危机后，清军确实从山海关向大沽炮台增兵，并在大沽口水面部署大量水雷，有计划地破坏铁路、电线，有意阻止各国军队在此登陆 。这在各国将领看来，清军的作为显然是一种“助匪为虐”的不合作态度，“实与各国有碍” 。基于这些事实和判断，各国将领将大沽炮台视为自己必须占领的军事要地。

攻打大沽炮台本是各国海军的联合行动，但在这一行动中，俄国军队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迫切，实际上充当了这次行动的主谋、元凶。俄国将领的目的是想尽快提高俄军在联军中的地位，以此削弱英国在联军中的影响。俄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强调，如果俄国运送派遣军前往中国，俄国就必须主宰北直隶湾的登陆地点和前往北京的铁路，就应该在大沽设立前进基地，应保证把大沽和至北京的铁路沿线建成主要据点。驻扎在旅顺口的俄国远东舰队司令阿克谢耶夫也认为，既然英国西摩将军已取得首批进京联军的统帅权，那么攻占大沽口的联合舰队就应该由一个俄国将领来指挥，以便未来与企图担任联军统帅角色的西摩将军相抗衡。

军方建议得到了俄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俄国军队凭借地理优势，迅速指派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海军中将立即从旅顺口抽调一千六百名官兵星夜向大沽口转移，以作为攻击大沽口的联军主力。

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海军中将是当时各国驻大沽口海军将领中级别最高的将领，且年岁居长。俄军事当局之所以任命他率领舰队前往大沽口，实际上是期望他能够成为联军进攻大沽口的最高指挥官，夺取联军指挥权。基利杰勃兰特到达大沽后，一方面派人详细侦察大沽炮台布防情形，一方面加紧与各国舰队指挥官串连沟通，两次邀集各国海军将领到俄旗舰“俄罗斯”号巡洋舰上开会，密谋进攻大沽炮台的具体措施。基利杰勃兰特没有辜负俄军事当局的“期望”，他确实充当了联军进攻大沽炮台的总指挥。

6月15日，基利杰勃兰特邀请英国舰队临时指挥官普鲁斯海军少将、法国舰队指挥官库尔若利海军准将、德国舰队指挥官裴德满海军上校、日本舰队指挥官永峰海军大佐、意大利卡泽拉海军上校以及奥匈帝国科诺维茨海军少校等来到他的旗舰开会，讨论局势及应对办法。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从先前对联军的友好转为敌视，大量情报表明清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异动，有切断津沽铁路的企图，在白河口也布置了水雷。各国将领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保全铁路并保护天津外侨，于是迅速占领大沽炮台的主张便自然很容易地获得各国将领的一致同意。

各国将领认为，中国军队的动向毫无疑问带有敌对性质，大沽炮台中国守军企图遏制外国军队继续在大沽口登陆，从而使天津、西摩联军、北京的情势日趋险恶。特别是清政府在大沽及通往天津的道路上集中了大量军队。这一切都促使各国将领必须下决心立即夺取并占领大沽炮台，然后以大沽炮台作为联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 。

不过，当天的会议并没有就联军夺取大沽炮台的行动作出最后决定，但显然已经开始为这一军事行动进行了准备。会议之后，三百名日军立即被派往塘沽，占领塘沽火车站；二百五十名俄军和法军被派往溯铁路线而上的军粮城火车站，企图控制津塘之间的交通联络，保障进入海河的水路畅通无阻。

第二天（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上午，各国海军将领在“俄罗斯”号巡洋舰举行第二次会议，“在此地的最高海军军官希尔德布兰德舰队司令主持”了这次会议，经缜密分析，各国将领以为清政府已从先前对义和团的镇压转为同情。为了控制局面，为了有效保障外国人的安全，各国将领终于决定不惜代价夺取对于整个战局至关重要的大沽炮台。各国海军将领就兵力部署进行周密安排，计划兵分两路攻击大沽炮台 。会议限定中国驻大沽炮台守军投降时间为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二时，并明确规定中国守军“如两点钟不让出营台，定即开炮轰夺”。会议决定将这份经各国舰队司令或舰长签字后的会议记录送交直隶总督裕禄和大沽炮台中国守军将领罗荣光提督。这份文件的大意是：

自骚乱开始以来，联军各国为了保护他们的国民和外交团，避免以义和    拳的名字著称的暴徒的侵害，已派特遣部队登陆，而没有遭到反抗。

最初，清朝当局的代表似乎理解他们的职责，为重新建立秩序而做了明显的努力，但现在他们派兵驻扎在铁路沿线并在白河入口处安放鱼雷，从而清楚地表现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敌人所抱有的同情。这些行动证明，清政府忘记了它对外国人承担的庄严义务。由于联军各指挥官必须同陆上特遣部队保持经常联系，所以他们决定，通过获得同意或通过使用武力，暂时占领大沽炮台。

联军指挥官此时强调占领是“暂时”的，是不得已的，主要是为了让联军指挥官与陆上特遣部队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而且从中外关系的视角观察，各国海军指挥官感到清政府对义和拳，对外国人的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清军在白河入口处安放鱼雷，显然不是为了对付义和拳；清政府开始对义和拳同情，也让联军指挥官不敢放心。假如发生义和拳与清军联手的情形，那么在北京的外交官、侨民，无疑更加危险。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各国海军指挥官联席会议在中午十一时许结束。根据会议决定，又过了几个时辰，“亥刻，突有俄水师参赞副提督及英通事二员，来营面称：拳民焚毁教堂，中国并不实力剿办，且海口已安装水雷，明系有与各国为难之意。现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约定，限两点钟要让出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 ，并交有各国水师提督公函一纸。

亥刻，即晚上九点至十一点。显然，联军专人送达最后通牒精心选择了时间，这个时间距离上午会议结束过去了八九个小时，距离通牒的最后期限只有三四个小时。理论上说，联军有足够的准备时间，而罗荣光率领的清军则连反应时间都来不及。

尽管事发突然，罗荣光依然向联军信使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且义正词严：“告以中国拳民滋事，业经简派大员，调拨兵勇多营，严拿禁止，并保护各国教堂。所以不即刻剿办者，恐与各国商务有碍。至沽口安放水雷，不过备平时操演之用，别无他故。”

对于罗荣光的应对，联军信使、俄军中尉巴赫麦季耶夫很不以为然，他明白告诉罗荣光：“中国意见，各国均已看破，不得强词掩饰，如两点钟不让出营台，定即开炮轰夺。” 口气强硬已极，势非决裂不止。

罗荣光的答复是得体的，当然，他也不可能说服联军放过大沽炮台。在这一点，罗荣光又是清醒的。因电线、铁路均已不通，罗荣光一方面下令南北各炮台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并且加大对海口灯塔船至海河河口处放置水雷的数量，向两岸炮台增加战斗兵员。另一方面，“罗荣光专弁来津面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各国兵舰在大沽内者，已有架炮夺取炮台之势。如果洋兵开炮攻台，该提督即饬守台弁兵开炮，竭力抵御。惟各国洋人既欲占据大沽炮台，各国水陆各兵自必陆续麇至。而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除驻守芦台及前赴保定等处，往调尚未到津外，在津仅只十营。其余淮练各军，除分防各处外，在津不及三营。宋庆队伍尚无进关消息。兵力单薄，万无把握。为今之计，如果洋兵来扑，惟有督饬现有各军，竭力抵御。并请旨迅饬董福祥等统带所部，星夜来津接应，以维大局” 。罗荣光的请求没有表现出极为紧迫，因而裕禄也就没有迅速调兵支持。

与此同时，罗荣光还派专人“密约”驻守在大沽的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请其命令各鱼雷艇管带赶紧预备战事，到时由海神庙夹攻，与炮台守军共同迎击向大沽炮台进攻的联军。并商定与副将韩照琦督守南岸大营炮台，营官卞长胜督守南滩炮台。

当大沽守军正在积极准备的时候，联军也正在进行军事部署。携带两门火炮的三百名日军已于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在塘沽悄悄登陆，十艘吃水较浅的千吨以下舰艇也于清军在海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前已驶入海河，并停在适当的战斗位置，将炮口瞄准清军各个重要目标。二十日（16日），又有六百名英德俄官兵分批在塘沽登陆，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同一天，各国舰队司令还命令停泊在塘沽车站附近的日舰“亚打告”号及停泊在海关附近的法舰“里昂”号和德舰“伊尔的斯”号全力保护车站与海关；命令英舰“声誉”号和“鳕鱼”号监视中国的四艘鱼雷艇，并以俄舰“海龙”号、巡洋舰“基立亚克”号等军舰配合已登陆的联军夹攻炮台。联军做好了武力夺取的一切准备。

夜幕沉沉，大沽炮台及其周边海面一片寂静，清军的炮台和联军的军舰均鸦雀无声，寂寞得吓人，双方都在等待最后通牒给出的时间，似乎谁也不愿意在最后时限凌晨两点到来前主动先打第一枪。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零时五十分，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大约七十分钟时，驻守在大沽炮台的清军实在按耐不住，在明知寡不敌众的时候，以攻为守，向停泊在海河中的联军舰队首先开火，一发接一发的炮弹呼啸而下，“是役也，联军之在陆路丧失者，计有死者三十三人，伤者一百另三人；在兵舰中丧失者，计有一百十九人，内有俄军死者十九人，伤者七十人。” 而另一种说法是，“联军的损失是六十四名阵亡，八十九名受伤。” 至于战斗为什么比约定时间提前开打，则各有解说。

中国守军主动出击赢得了大沽口战役的第一波胜利，暂时溃退的联军稍事调整，迅即组织猛烈反扑。早已埋伏在炮台后侧的俄、英、意等国突击队，以散兵队形分成左中右三路向炮台推进。天色微明，这些散兵接近西北炮台，他们立即向清军发动攻击，猝不及防，待清军掉转大炮轰击这些散兵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俄军、日军嚎叫着翻过炮台围墙，冲进炮台，与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清军不敌，只好在丢下不少尸体后被迫撤退。

炮台守军前后受敌，联军步步向炮台逼近。炮台的火药库已完全置于联军军舰的射程之内，弹药库中弹爆炸起火，陆上联军乘势猛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弹药不继。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尽管中国守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但终因后无援兵，大沽炮台于二十一日（17日）晨五时半开始陷落。

紧接着，联军将目标转向北炮台，而北炮台守军眼见寡不敌众，望风而逃，晨六时许，英国军队最先攻占北炮台，遂将北炮台的炮口转向，与海河中的联军炮舰一起，向南炮台组织猛烈轰击。在南北大炮轰击掩护下，联军俄、德、法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过海河，从侧面袭击南炮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但终因弹尽兵绝，联军在中国守军基本阵亡的前提下，于六时半攻陷南炮台 。至此，大沽口战斗基本结束。是役，中国失掉经营数十年的大沽炮台，主将罗荣光、副将韩照琦均身负重伤，七百多清军将士为国捐躯。据联军目击者描述，在他们攻占的所有炮台大炮附近都发现有断手、断脚、断头的英勇捍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已经死亡或负伤的中国守台将士 。

描写大沽口失陷，是为下面的讨论铺垫。联军指挥官原本担心一旦大沽口打起来，直隶总督裕禄会给予增援，担心联军腹背受敌。所以，在大沽炮台失守后二三个小时，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代表列强向直隶总督裕禄提交了联军司令官共同署名的照会，内容与送给罗荣光的相同。照会的日期标为16日（二十日），实际送交时间是17日（二十一日）清晨了。此时，大沽口的战斗已经结束很久了，裕禄即便想援助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显然，各国海军将领刻意推迟向裕禄送交最后通牒，主要还是担心裕禄从天津派兵救援大沽炮台。

各国海军将领高估了裕禄。裕禄事前虽然没有收到列强的照会，但已通过罗荣光差专人前来报警获知消息，但他却以“力顾津郡”为由，拒绝派兵援助大沽。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沽失陷，裕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按照裕禄写给朝廷的报告，他接收法国领事杜士兰送交的最后通牒，时在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卯刻” ，也就是早晨五时整至七时整，“始行送到”。“惟时刻迫促，不暇全译华文。其要义，乃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即当以力占据等语。”这份照会，与递交给罗荣光的照会一致，只是时间上晚了些。

时间上晚了，也就是说事实可能已经发生了，大沽口炮台可能已经沦陷了。裕禄感到问题严重，因而后怕。他迅即给朝廷写了一份报告，以“六百里加急”迅速送往北京。裕禄在报告中说：“查大沽为海口重地，断无交其管束之理。来文强横已极。且此文标二十发，二十一日（17日）卯刻始行送到。文内云，今日早两钟交给，文到已逾时刻，其情形尤为诡诈。当经奴才咨行聂士成、罗荣光严加防备，竭力扼守。一面由奴才照复该总领事，以大沽海口系属重地，本大臣断无擅允交给之理。且中国与各国并未失和，嘱该总领事转致各国领事等语。”

大沽炮台已经失陷了，而裕禄的报告是各国海军将领索要大沽炮台，而且被他批驳回去了。这样的报告送到北京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反响呢？

慈禧的心理与诉求

北京与天津之间的联系，不论铁路，还是电报，陆路与水路，似乎都不太正常了。因而，大沽炮台这样重大的事情，朝廷对那儿的进展并不是随时能把握。因而朝廷收到裕禄的“六百里加急”，知道各国海军将领索要大沽炮台，然后，依据裕禄的报告，于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给各国公使发送了一个照会：“为照会事：现据直隶总督奏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内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闻之殊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拨队伍沿途保护并知照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

按照这个照会给出的逻辑，各国海军将领要求中国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就武力夺取。而中国方面几百年来一直认为大沽炮台是北京的门户，和平移交给各国海军是中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清廷给出的回复是，既然你们索要大沽炮台，有意失和，不惜开衅，那么就请你们的外交官先离开北京吧。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清廷这个照会其实只是一种强硬的外交姿态，并不意味着对外断交，进而开战，因为事实上大沽炮台现在的真实情况并没有人知道，清廷的决策依据只是裕禄的报告，只是法国领事杜士兰代表各国索要大沽炮台，至于下文，并没有人知道。

清廷的假设是列强强行索要大沽炮台，因而除了对外强硬，也同时要求裕禄有所准备：“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据裕禄奏，各国洋兵欲行占据大沽炮台一折。军事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招义勇，固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万不可畏葸瞻顾，任令外兵直入。设大沽炮台有失，定惟该督是问。兵机顷刻万变，朝廷不为遥制，该督若再贻误，试问能当此重咎乎？将此由八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很显然，清廷，或总理衙门照会各使携带眷属离开北京，只是一个外交姿态，因为占领大沽炮台意味着失和，意味着战争，必然是中断外交，进入战争状态，既然清廷并不知道大沽炮台的真实情形，那么这个决定只能解释为一种姿态。

大沽炮台最新进展不为北京所知，还有其他证明。甚至到了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清廷依然不清楚大沽炮台的真实情形。这一天朝廷给裕禄发去一份新的上谕：“军机大臣字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奉上谕：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将此由六百里加急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由此可见，清廷此时御前会议不论如何讨论，也不论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只要不清楚大沽炮台已经失陷的真实情形，一切都是姿态，都是假定。

朝廷真正获悉大沽炮台已经失陷的消息，还是通过裕禄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的奏折。这份奏折详细报告了大沽炮台从杜士兰索要至沦陷的过程，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裕禄为了推卸自己在大沽炮台失陷问题上的责任，刻意将关注点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严重误导了朝廷。

关于大沽炮台的防守、失陷，裕禄这样说：“窃奴才于本月二十一日将洋兵欲占大沽炮台，情形紧迫，请旨饬派董福祥统带所部，来津接应等因，驰奏在案。旋据罗荣光专差来津声称，二十夜戌刻，各国兵官向该提督索取炮台屯兵，该提督未允，恐启衅端等语。随又接据该提督函报，洋人因至丑刻未让炮台，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现在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天黑远望不直，未知沈否等语。奴才当查，洋人既在大沽开炮，兵端已开，津防万分吃重。即分饬驻扎天津之武卫军，并本处练军各营队，严加准备，以防不测。并因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力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当将该团头目传集，示以收抚之意。该头目等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正在筹办间，据各营报称，见有火车十余辆，装载洋兵，由陈家沟北上。该军当拆铁路拦截。彼即开炮攻打，致伤数兵；我军亦遂开炮回击。随有洋兵麇至，意欲包围营盘，我军相机抵御。战至夜分，始行收队。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复分路出战，我军随处堵截，各营炮台，开跑轰击；义和团民亦四处纷起助战，合力痛击。至日暮始将洋兵击回，而紫竹林租界洋房已焚毁不少。二十三日卯刻，复出队击攻。洋人因巢穴难保，力战尤猛。我军会合团民与之鏖战，良久，敌势力渐不支；各队尽力攻击，午后愈形穷蹙，纷纷窜匿。奴才与聂士成商酌，现事势已如此决裂，似难轻易挽回。拟即一鼓作气，使洋兵巢穴尽覆，以壮我军之威，而夺彼族之气。再议并力接济大沽。至大沽距津一百余里，电线不通，防守情形若何，尚未续得确信。惟传有药库被毁之信，危急可想而知。现已将军粮城一带铁路拆毁，并启陈家沟铁闸泄水，以杜洋人续行进兵之路。并探闻各国前次进京兵队千余人，因前后铁路尽毁，为拳民困于杨村一带，欲由水路窜回天津，亦经分队往御。此洋人开衅，连日力战获胜，并现筹防守之实在情形也。”大沽炮台的争夺战已经过去三天了，但是裕禄依然以“电线不通”为由，不知或者假装不知大沽炮台已经丢失，已经沦陷。他的报告给朝廷的印象是大沽炮台还在清军手里，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比如招抚义和拳，想方设法打击各国军队，甚至攻击租界，都是为了有需要时“接济大沽”。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裕禄根据形势变化，当然有权将对外转为对内，将剿灭义和拳改为招抚；当然也有权鼓励、支持义和拳以武力对付外国人，并让清军与义和团合力攻击外国军队，焚烧租界。但是，当中外并不构成战争状态时，裕禄的这些举措，事实上将战争提前了。

不仅提前，裕禄还建议朝廷扩大战争：“奴才伏查，此次中外开衅，实缘民教相仇，势不并立，情势所迫，遂致卒起兵端。自开仗以后，民心极固，军气甚扬。将领胡殿甲、何永盛及各营官弁，均能齐心努力，奋往无前。奴才惟有妥为联络，竭尽心力办理。但彼族经此大创，断不甘心，各国之兵，势必尚有大举。以一服八，军事万分棘手。以天津现有兵力，待八国麇至之师，其何能支？相应请旨，调拨大军，星速赴津援助，以维大局。”

裕禄的这份奏折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北京，“恭折驰陈”。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奉硃批：另有旨。” 清廷终于做出最后决定，向各国宣战。这是庚子事变中的最大决定，而决策的依据就是裕禄的这份不明大沽炮台真相的报告。清廷在这份所谓“宣战诏书”中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披猖，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从这份诏书看，清廷之所以决定向列强宣战，主要是因为“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这里所说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的照会，据中方回复照会，是指“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提交的给直隶总督裕禄的：“为照会事：现据直隶总督奏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内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照会已经是“过去式”，联军不是索要大沽炮台，而是已经占领了大沽炮台。从这个角度说，“宣战诏书”直接理由已不复存在，只是北京的朝廷不知道而已。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准备开战的宣言书，不如说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姿态：你们胆敢索要大沽炮台，那么就请做好翻脸的准备。

据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宣战诏书因各国水师提督索要大沽炮台而发生，“二十三日（6月19日）到署，始知朝议今晨决战，命署照会各国公使，因彼水师提督，塞我大沽口门，占我炮台，饬各使限二十四点钟内，下旗出京回国，已成决裂之局，无可挽回矣。”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大沽炮台的现状，朝廷并不太清楚，但原则是，各国水师提督胆敢索要大沽炮台，那么就翻脸，就诉诸战争。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强硬的外交姿态。

在北京的外交官在收到这份所谓“宣战诏书”时，也是这样的感觉：“此公文由总理衙门递来，先略言联军海军提督要求交出大沽炮台，此事予等全然不晓。其后则言中国不能再保护使馆，使馆应自保护，从今日四点钟起，须于二十四点钟以内里离去北京。观此，是海军之要求，中国必已拒绝，史统领及天津租界必已遭难，故有此举。” 显然这都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并不是依据事实而做出的决定。

问题在于，清廷此时依假定情形做出的外交姿态，到了后来不幸而成为事实，再加上此时突发德国公使克林德不幸遇难等消息的刺激，清政府事实上进入一种混乱的战争状态。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