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
“人民共同体”
为什么德国人直到战争结束，都还在继续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对于这样一个制造了大规模屠杀、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他们为什么不奋起反抗呢？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肆轰炸为什么没有激起民众反对希特勒？自1945 年纳粹政权倒台以来，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些问题。较早的解释是想通过德意志民族性的刻板印象—军国主义、崇尚暴力、愿意服从权威、渴望强大的领导权、消极的态度以及其他可疑的陈词滥调—来寻找答案。最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的宣传起了核心作用，它将德国人集结到纳粹的旗帜下；其他历史学家则强调纳粹党使德国人民感受到了日益强烈的恐惧感，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阶段。几年前，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约拿·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曾指出，绝大多数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是纳粹反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其他人也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会对希特勒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有如此盲目的热情。
但所有这些解释都没有多少说服力。那些过分简化德意志民族性的观念，就像戈德哈根笼统的概括一样，都遭到了异议，因为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天主教社区以及其他许多领域里的大多数德国人在魏玛共和国的任何选举中都拒绝支持纳粹党，因而纳粹党从来没有得到1/3以上的选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纳粹的宣传虽然不是完全无效，但是影响有限，特别是在之前就抵制纳粹党的人群中。在战争的后半阶段，宣传的效果也不好，那时德国显然已经在走向失败了。至少直到1943年，希特勒似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大众的批评，而人们仰慕他，既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也是由于他塑造的形象。尽管恐怖是一股非常真实而持续的力量，并且在1944年至1945年间，这股力量还在迅速加强，但是要控制8000万德国人，仅靠恐怖本身肯定是不够的。
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尝试从纳粹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理念中找答案。不少人主张，在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痛苦的分歧之后，让所有德国人团结起来相互合作、和谐共处的承诺对民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有观点认为，“人民共同体”不只是纳粹的宣传伎俩，而且具有实质内容，也受到普遍支持，影响了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接下来，我将仔细分析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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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在德国几乎一上台就强行使“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这一问候语成为国民生活的一部分。公务员有法律义务用“希特勒万岁！”来签署文件，写信给官僚机构的人也被建议这样做；教师必须用“希特勒万岁！”向班里的学生打招呼，在发出“德国式问候”的同时，要直挺挺地举起右臂；列车售票员进入车厢、给乘客检票时，也必须使用这个问候语；在大街上，德国人应该使用“希特勒万岁！”而不是“早上好！”来打招呼；早晨，邮递员把邮件交给客户之前，要高呼“希特勒万岁！”；每天早上，小学生用“希特勒万岁！”来问候他们的老师。
犹太裔文学教授维克托·克伦培勒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1933 年夏天，他在大学里看到“员工们在走廊相遇时，不断举起他们的手臂”。敬礼替代了简单的“日安”或“你好”，并迅速成为支持纳粹政权的明显而公开的信号。纳粹在建立第三帝国的时候，这种现象在德国随处可见。对那些被问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几乎带有威胁性质的手势，含蓄地告诫他们应该以还礼来顺应时局。对于一个在1933 年从另一个国家来到德国、游走在德国城镇大街小巷的访客来说，这似乎表明所有人都在全力支持新政权。
看过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电影《奇爱博士》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由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扮演的疯狂纳粹科学家，他在兴奋时会不由自主地举起右臂行希特勒举手礼。尽管他努力克制不要举起右臂，却毫无收效。手臂呈45 度角向斜上方伸直，这个单一的形象提醒我们，战后美国的一些军事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开始于纳粹德国，而且行希特勒礼已成为希特勒及其政权支持者的第二天性。到了20 世纪30 年代中期，不同阶级、军衔和教派的德国人似乎已经使纳粹礼所表达的效忠成了思想行为的一部分。
但这究竟有何含义呢？“万岁！”并不仅仅意味着“万岁”， 这个词还包含了康复、健康和良好祝愿的意思。因此，“希特勒万岁！”隐含着对希特勒身体健康的祝愿，同时也是在乞求至高无上的希特勒赐予问候人健康的身体。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两个德国人何时相遇，希特勒都是作为无所不在的第三方被提及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附加的含义，有些人至少会对此加以取笑。如果将“万岁！”看成一道命令（“Heal Hitler”，意即治愈希特勒），而不是一个愿望，在回答这个问候语时你就可以说“你自己去医治他吧”，意思是希特勒生病了或精神失常了；或者有人对你说“希特勒万岁！”的时候，你可以假装天真地问：“他与此有什么关系呢？”从而暗示这个敬礼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恰当的。
迅速而僵硬地将右臂移动至所需角度，意味着敬礼人必须后退一步，与敬礼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发生危险［据说，纳粹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英国宫廷里被正式召见的时候，他让害羞又口吃的国王乔治六世大惊失色—他向国王大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向上猛地举起右臂，行了一个很精神的纳粹礼，差一点碰到国王的鼻子。难怪里宾特洛甫很快就被称为“冯·拍砖”（Von Brickendrop）］。纳粹礼所产生的距离取代了握手的亲密感，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只是在效忠希特勒的问题上才将人们团结了起来。
纳粹礼反映的是德国的民族身份，所以也经常被称作“德国式问候”。实际上从1937年起，犹太人就被禁止行纳粹礼，如此一来，这句问候语就成了所谓种族优越性和种族团结的象征。在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南部，人们从前打招呼通常用的是“上帝问候你！”（Grüss Gott!）用“希特勒”替换“上帝”之后，希特勒便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就这样，纳粹礼用一个全国性的手势替代了各地区不同的问候语—从南方的“你好”（Servus）到北部海岸地区的“莫恩—莫恩”（Moin-Moin），肯定了德国人的德意志集体身份，在纳粹的事业中，德意志人作为一个种族被团结在了一起。
社会学家蒂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在《纳粹礼》（The Nazi Salute, 2008）一书中说到，“德国式问候”将纳粹政权带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大家都在行纳粹礼，那些也许起初不愿意行礼的人可能会感到十分无望，寡不敌众。最终，他们也觉得别无选择了。纳粹礼的影响极其深远。人们在公开场合行纳粹礼时， “德国式问候”便使人们的相遇军事化了，它表明个人已经成了在纳粹领导下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社会成员，它减少了人们的个性意识，破坏了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义责任的能力，而将责任放在了希特勒的手中。
然而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胁迫之下行纳粹礼的。特别是在纳粹掌权的头几个月，持不同政见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可能会遭到冲锋队员的殴打或被投入集中营，因而许多人完全是出于恐惧才屈服的。张贴在德国大街小巷里的海报要求“德国人使用德国式问候”，意思是那些不行纳粹礼的人就不能算作德国“人民共同体” 的一部分，而是局外人、被排斥者甚至敌人。记者夏洛特·比拉德（Charlotte Beradt）的一位熟人、当时的社会党党员曾对她说，他曾梦见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到他工作的地方拜访他，但他发现自己很难举起右臂向部长行纳粹礼。当他经过半小时的努力， 终于举起右臂的时候，戈培尔却冷冷地说：“我不要你的敬礼。”这件逸闻里的恐惧、焦虑和怀疑便是第三帝国开始的时候，许多不是纳粹党成员的德国人对纳粹礼的典型态度。
然而，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常常用回以往惯用的问候语，在行完纳粹礼之后再说上一声“ 日安”并握手，后来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渐渐地，“希特勒万岁！”成了多少有些烦人的套话，人们巴不得赶紧说完，好真正开始问候对方，重新和朋友、亲戚、同事或熟人建立起联系，恢复被讨厌的纳粹礼暂时扰乱了的惯用社交方式。
总而言之，初始阶段的暴力和恐吓结束以后，人们很快就不再行纳粹礼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去柏林的游客们就已经注意到，纳粹礼没有以前那么常见了。直到今天，慕尼黑仍有一条被称作“逃避者小巷”的狭窄街道，当时人们为了避免向附近的一座纳粹纪念碑行礼，便会绕道从这条小巷走。1940年10月，德国显然不可能通过轰炸使英国屈服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L.夏勒（William L. Shirer）此时发现，慕尼黑人已经“完全停止说‘希特勒万岁！’了”。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之后，党卫军安全处报告说，人们已不再使用“德国式问候”，而事实上，在战争结束前很久，除了在纳粹党狂热分子之间还在使用之外，纳粹礼几乎已经消失了。1941年9月，维克托·克伦培勒注意到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减少了。这位因关注大量细节而很有价值的日记作家，开始对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进行统计。他去了一家面包店，发现有5位顾客说了“下午好”，2位说了“希特勒万岁”；而在一家杂货店里，他发现所有的顾客都说了“希特勒万岁！”。他问自己：“我看见的是些什么人？”“说这些话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德国人即使在必须行纳粹礼的时候，有时也可能将其变成反纳粹政权的蔑视性手势。1934年，巡回马戏团演员受到警方监视，因为有人报告说他们一直在训练猴子行纳粹礼。有这样一张照片，巴伐利亚彭茨贝格市（Penzberg）的矿工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庆典游行， 他们用各种方式挥舞着手臂，毫不理会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示范纳粹礼正确姿势的希特勒青年团。
人们行纳粹礼往往出于投机，是为了自保，有时甚至借机表达含蓄而温和的抗拒，再考虑到德国人越来越拒绝或忽略纳粹礼，或在行礼之后再加上抵消纳粹礼效果的传统问候语，这些事实都证明， 蒂尔曼·阿勒特断言纳粹礼“带来了人们自我意识的崩溃”，因为人们“试图逃避正常社会交往的责任，拒绝与他人接触，任由社会习俗衰败，并拒绝承认人际关系中固有的开放性和矛盾心理，也拒绝承认社会交流”，是受到了假象的蒙骗。生活并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有时候社会学家会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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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培勒的问题 —“我相信谁？”—明确概括了自1945 年5 月第三帝国崩溃以来，一直在历史学家之间持续的辩论。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希特勒政权？他们如果不支持，为什么没有奋起反抗？他们为什么要战斗到底？总体上说，“德国人”和“纳粹党”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1945 年以前，他们是不是一体的？ 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有没有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行径而发生改变？如果他们对此有所了解，那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呢？他们是在知道纳粹罪行后仍然坚持战斗到底，还是因为纳粹的胁迫才战斗到了最后？
20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后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声称他们并不知晓纳粹政权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相信这种说法。党卫军安全处在1942年3月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从波兰回国的士兵公开谈论大批犹太人是如何在那里被杀害的。1942年10月9日，纳粹党总理府曾抱怨道：“那些在东线战场上目睹对犹太人采取了严厉措施的士兵，回来休假时到处散布杀害犹太人的谣言。” 德国当时有1300万名现役军人，其中2/3或以上驻扎在东线战场，所以消息传播极为迅速，在1942年年底之前，大多数德国人已经完全知道东线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对于种族灭绝行为，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呢？围绕该问题的争论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最近几年，历史学家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更加看重实际的因素。一系列研究表明，公民参与纳粹行动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和家庭，想要更好的生活，到了后来，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有人指出，担心被盖世太保骚扰或被关到集中营的人为数不多，所以大多数时候，恐惧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所有这一切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不大。但有人认为，德国人给予纳粹政权的实际支持，就是默许纳粹政权的行为。像这样的观点代表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历史评价中的所谓“唯意志论转向”。持类似观点者认为，德国人做出的应该是自由且不受限制的选择，否则后来怎么可能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呢？在《第三帝国里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the Third Reich, 2008）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弗里切（Peter Fritzsche）宣布他打算本着“唯意志论转向”的精神，分析“德国人为成为纳粹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在第三帝国，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蓄意而自觉地做出政治选择的”。弗里切此书像他从前的作品一样精彩生动， 在相对较短的篇幅中塞进了大量的信息。他对不起眼却很能说明问题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尤其到位的细致分析，比如上面所讨论的“希特勒问候”，以及所有德国人必须随身携带以证明自己种族纯洁性的“祖先证书”。这本书可读性极强，富含深意，充分利用了信件和日记，以其他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方式，还原了纳粹政权下普通人的经历。
弗里切是一位知识渊博而又头脑灵活的历史学家，所以他是不会一路追寻“唯意志论转向”理论的。他令人信服地探讨了纳粹化的成功，也探讨了其局限性。他认为，纳粹德国和德国人从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静态的。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以丰富的细节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朝着纳粹的“转化过程”是如何在“持续发展并充满疑惑的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在1942 年的时候，德国人仍然爱着第三帝国。在魏玛共和国的混乱之后，第三帝国给他们带来了秩序、安全和经济稳定，但是这一切都由于纳粹党拒绝承认失败而正在遭受毁灭，德国人因而开始鄙视纳粹党。“‘ 德国’这一概念已经以这种方式被隐秘地纳粹化和雅利安化了。大多数德国人更希望赢得战争并保留纳粹，而不是战争失败且失去纳粹。很少有人希望德国战败。”弗里切也正确地指出，纳粹所做的一切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年份来代表：1914 年和1918 年。“ 一战”爆发时，他们想要重新创造出民族团结的正面神 话，也就是他们自夸的全体德国人的“人民共同体”；“一战”结束时，他们编出了“背后捅刀子”的负面神话，就是国内犹太颠覆分子破坏并摧毁了前线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而在1945 年，就不存在“背后捅刀子”的问题了。弗里切清楚地意识到，纳粹计划在德国人心中灌输一种新的国家和种族意识，但是在许多方面都未能实现目标。纳粹政权花费了巨大的努力给德国人灌输一种信仰，使他们相信战争的美德，并对战争充满渴望，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不为所动。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期间，当武装冲突迫在眉睫的时候，以及1939年9月武装冲突真的到来之时，他们表现出了普遍的焦虑。慕尼黑危机没有流血就得以解决，而且武装冲突在几个月内经过一系列代价不大的快速胜利而宣告结束，这让他们显得相当愉快和兴奋。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入侵苏联的时候，一种类似的忧郁和恐惧气氛在普通人中间弥漫开来。
尽管如此，弗里切也指出，德国人听到入侵苏联的消息之后，“便努力调整自己，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目标保持一致”，就像他们在过去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没过多久，人们对东线战争就有了普遍的自豪感，而且对战争的结果感到乐观。不幸的是，弗里切从来没有真正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证明德国人在努力使自己顺应纳粹政权的目标。甚至在他援引的日记和信件中，作者也没有显示出这样一种想要成为纳粹的自我驱动的过程。他能提供的全是主观断言，而他的断言是由对第三帝国的胁迫和恐怖的严重低估来证实的。当然，弗里切和“唯意志论转向”的极端支持者不同，他知道在1933年上半年纳粹“夺取权力”的阶段，纳粹使真正的和潜在的反对者遭受了令人发指的暴力和恐吓。但是弗里切也像“唯意志论转向”的极端支持者那样，声称此后就几乎没有明显的暴力或胁迫了。然而，即使在他自己提供的证据中也能看到，人们被迫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到街头持续的反犹主 义暴力的恐吓，并在各种各样的营地里接受训练—1939 年时，大多数民众都已通过了这样的训练。还有他没有提及的其他方面的强制、胁迫和恐吓。
像许多“ 唯意志论转向”的支持者一样，弗里切也提到，在20 世纪30 年代中期，只有4000 名左右的政治犯仍然被关在集中营里。但是，像他们一样，弗里切也没有认识到，在押政治犯数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镇压任务已经交给了普通法院和司法系统，那时候它们已将超过2.3 万名政治犯投入德国各州的监狱中。他声称，警察在1933 年之后就不再骚扰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了，但是地方上的无数例子可以将其反驳—在纳粹不时组织的被操纵的公民投票和选举期间，许多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围捕并遭到监禁，还受到不断的监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潜在的“颠覆分子” 很可能被抓走关进集中营。他也没有注意到战争中纳粹政府大肆制定强制性法律，监狱人口几乎因此增加了一倍，国内每年被处决的人数达到四五千。而部队一直在坚持战斗的主要原因是，军队中也有相似程度的胁迫。“二战”期间，有3 万名德军士兵被行刑队枪决（相比之下，“一战”中只处决了18 人而已）。最重要的是，弗里切还忽视了另一个问题：纳粹政权为了强行让德国人至少表面上遵从社会规则，常常使用大范围的较轻惩罚措施，比如剥夺社会福利，将爱发牢骚与持不同政见的人发配到远离家庭和家人的地方去做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当时的日记和信件可能确实没有提到过对报复或惩罚的恐惧，正如弗里切指出的那样，但这很可能是由于作者会习惯性地持谨慎态度，因为万一日记被发现， 信件被警方或军方打开审查，他们所说的话就有可能让他们陷入麻烦。恐惧在第三帝国无处不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战争期间，人们在收听外国电台时会采取预防措施，以免被纳粹发现，因为这是一项会被判处监禁甚至死刑的罪行。虽然只有相对很少的人遭到起诉，但人们的恐惧没有减轻。由于担心被发现或被告发，人们就躲藏在毯子下面收听外国电台，或让一个人站在公寓门口望风，或带着无线电设备将自己锁在洗手间里。虽然纳粹对因为收听外国电台而被起诉并被判在监狱服刑的案件进行了大肆宣传，但这些并不足以阻止人们—据英国广播公司估计，到1944年，每天有多达1500万德国人收听它的广播节目。不过，这些案件还是足以使他们害怕。
我们必须意识到纳粹政权的恐怖手段无所不至，随着战争的继续还在不断加剧，最后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境地，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普通德国人对驱逐和谋杀犹太人的反应。对这个关键话题，弗里切写了一个非常棒的章节，详细列举了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德国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党卫军在东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以及其他死亡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尽管他使用的信息来源—党卫军安全处的报告、私人信件等—确实支持这种说法，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1942年下半年起，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德国播出的节目中，毒气室就经常被提及，也就是说，它的1500万德国听众毫无疑问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知情的。而这里，正如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弗里切太过倾向于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描绘成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国家了。
1942年时，普通德国人已不愿相信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所做的战 争将取得胜利的保证，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继续战斗，不是因为相信胜利，而是因为别无选择。1943 年2 月，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遇了灾难性失败，之后戈培尔动员德国人进行“全面战争”，尽管弗里切指出人们仍有积极的响应，但是，连党卫军安全处报告中的证据也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德国失败的大局已定，普通德国人越发害怕盟军的报复， 而犹太人复仇的渴望更加剧了他们的恐惧感—从这个层面来看， 戈培尔的宣传似乎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弗里切声称“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自己是盟军空袭的无辜受害者”，但正如他自己在该书另一部分提到的一些细节所示，人们普遍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他的说法，实际上，人们因为默许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感到内疚。“我们不是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吗？”—据党卫军安全处的报告，1944 年在斯图加特，“无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如是说—“士兵们不是一次又一次报告说，波兰的犹太人还得挖自己的坟墓吗？……犹太人也是人啊。通过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已经向敌人表明，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什么。”于是，德国人开始对有关犹太人的事情保持沉默，他们准备当盟军最终来痛加报复的时候，矢口否认对犹太人的遭遇有任何了解。因此，对敌人的恐惧—不仅仅是苏联红军，尽管红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对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合情合理—是促使德国人战斗到底的另一原因。
在人们为纳粹政权所爆发出的许多看起来是自发的喝彩背后， 其实有很多人为的设计和算计，1933 年1 月30 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后的示威集会是这样，1944 年7 月20 日召开的庆祝上校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企图炸死希特勒计划失败的群众集会也是这样，弗里切却常常忽视这一点。两次集会都是由戈培尔精心安排的，他总是想把第三帝国打造成深受民众热爱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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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宣传并没有完全成功地使德国人民支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话，那么或许物质刺激起了作用。2005年，《希特勒的受益人》（Hitler’s Beneficiaries）一书出版，这本令人震惊又引人入胜的书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大风暴。在书中，左翼历史学家格茨·阿利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让德国广大民众几乎直到最后都在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是物质因素。他声称，纳粹领导人使德国人“成了饱食终日的寄生虫。大批德国人受到淘金热狂喜的影响……国家变成了一个掠夺他人的巨大机构，普通德国人也随之变成了没有道德原则的奸商和贿赂的被动接受者”。阿利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甚至前社会民主党人也与纳粹政权和解了，因为纳粹政权以充分就业、繁荣和消费者的满意取代了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与经济贫困。他表示，在战争期间，“大量的财富和个人利益—全部来自反人类的罪行—使大多数民众觉得纳粹政权是在为民众的最大利益着想”。
阿利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最终解决方案”：纳粹人口政策和对欧 洲犹太人的谋杀》（‘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中，从物质角度对纳粹的种族屠杀进行了解释。他在书中认为，纳粹种族屠杀是由纳粹与 党卫军官僚机构制订的国家计划和种族重新排序的理性的（也许应该说是伪理性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仇恨和妄想的结果。2002 年，阿利与苏珊·海姆（Susanne Heim）合作编写的《毁灭建筑师》（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英文版问世（德文版于十几年前首次出版），在本书中，阿利把注意力转向了设计这些计划的规划者、人口学家、公务员和学者，认为在调整欧洲生产性人口群体和非生产性人口群体比例的驱动下，规划者“提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灭绝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构想出了‘最终解决方案’，还对未来几十年将要实施的成体系的种族灭绝行动做出了详尽的计划”。
这种方法起源于德国极左派对纳粹的一种特殊理解，它寻求在每一个关口都将纳粹主义与促进今天的联邦共和国形成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比如在《希特勒的受益人》中，格茨·阿利不失时机地提到一些战后德国的知名人士，他们年轻时都狂热地支持过第三帝国。不久前，他谴责了20 世纪50 年代那些备受推崇的德国大学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们在规划纳粹种族屠杀和为其开脱方面发挥过作用，因而引起了轩然大波。阿利的论点总有艰苦、细致而又非常广泛的档案研究工作做支撑，因而让德国人非常不舒服。他的声音可能是外来者的声音，但人们必须倾听。《希特勒的受益人》在德国第一次出版时，人们比以前更沮丧了，它声称不仅精英阶层对纳粹政权的支持是基于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理由，而且普通民众也是如此。他的新主张如何经得起批判性的细查呢？
不得不说，《希特勒的受益人》的开头没有写好。开头几页是有关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几年的德国的，其中包含了许多早已被严肃认真的研究驳倒的武断说法。与阿利所言相反，德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因1922年至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陷入贫困（恶性通货膨胀对债务人、抵押权人等是有利的）；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很少的共产党人转向了纳粹主义；让萨尔（Saar，法国边境的一个德国人居住区，自1919年以来处在国际联盟的控制之下）回归德国的全民公决不是自由表决；纳粹的领导层没有让“普通德国人买得起汽车”。纳粹宣扬平等，但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就像纳粹在许多方面的花言巧语一样，而且像阿利那样反复提及纳粹的“社会主义”，是给纳粹不容置疑的民粹主义贴错了标签。真正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要旨根本不是这样的。书中最没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它试图表明第三帝国是一个劫富济贫、真正实行再分配的政权。
为了极力证明压倒性多数的民众从一开始就热情地支持纳粹主义，阿利专门挑了一些当时的年轻人为例，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的亲戚，他们狂热而兴奋地谈论纳粹政权带给他们的种种可能性。自然，他还引用了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的话。施莱尔在战后成为联邦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1942年的时候曾热情洋溢地讲述纳粹主义带给青年人的机遇：“年轻时，我们在斗争运动的岁月里学会了寻求挑战，而不是等着它们向我们走来—我们曾为纳粹党做出不懈努力，在它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更要提前做好准备，担负起责任。”［阿利却忘了提及，施莱尔于1977年被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创立的“红军派”德国极左翼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他还引用了阿利家族留言簿里两位男性亲属在战争期间的留言，有诸如“明天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正朝着伟大而光荣的未来迈进” 等口号。人们当然也可以引用同样多的、来自那些甚至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对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感到害怕和不安的德国人的证词， 但是阿利没有这样做。
领导层没有“损害军备扩充”而把资源拿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做的正好相反。纳粹的慈善组织，比如冬季援助机构（旨在当工作机会很少的时候，为失业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或纳粹人民福利机构（这是一个更大、更正规的机构，全年都在做着与冬季援助机构大致相同的工作），的确为不太富裕的人筹集了大量善款。但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胁迫民众得来的，包括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从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对于那些得到财产的人来说是一大笔财富，但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的占比不到1％，而且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有钱，所以这给国家整体生活水平带来的变化微乎其微。然而，阿利声称，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 并且事实上最终被灭绝了，德国政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财产，用来提高德国人的生活水平。
阿利认为“第三帝国不是靠武力维持的独裁政权”，理由是盖世太保是个很小的机构，而且1936 年时，集中营里只关押了4000 余名犯人，所有这一切已被间接证明了。但这个时候，警察、国家检察部门、法院和国家监狱已经在执行政府的大部分强制措施，纳粹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随处可见，比如街道上的冲锋队，日报上报道的对不顺从者的审判定罪，人们在紧闭的门后低声交谈，讲起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狱警和警察手中所遭受的苦难。更奇怪的是，阿利认为第三帝国是通过“平面”的决策程序来管理的，有赖于个人的积极性，而不是靠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来管理的。纳粹德国那几百万无孔不入的“领导法则”统治下的人民，那些受不民主的独裁体制之苦的人，如果知道这些言论一定会大为惊诧，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希特勒最不经意的言论也会立即变成官方政策，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阿利之所以做出这样粗略而笼统的概述，是因为他似乎并不熟悉有关纳粹德国的英文文献，而如果忽略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样的英文文献，一定会出问题。人们感觉，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对其他历史学家作品的理解也不是太准确。他的著作基本依赖于文献研究。然而一旦他不局限于对战争爆发前的纳粹德国过分简单化的陈述，他就会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发现呈现给读者。
很久以前，英国历史学家蒂姆·梅森指出，纳粹铁了心要扩充军备，打一场欧洲大战，因此1939年时，德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原材料和劳动力吃紧，生产受到日益严重的制约。工人被迫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他们以飙升的缺勤率给予回应，而纳粹政权做出的反应则是选派盖世太保潜入工厂，尽力迫使工人们不停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征服和掠夺能够拯救德国经济。阿利写到，纳粹从东欧和西欧掠夺了大量的原材料，最终迫使700多万名来自被征服地区和占领国的工人到德国工作，他们只有极少的薪水甚至根本没有薪水；同时，纳粹政权还对占领国进行剥削，从而真正避免了让德国国内广大民众承担战争的财务负担。梅森在几年前指出，纳粹政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对于可能再现的1918年“背后捅刀子”情形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忧虑，他们相信—当然，他们的想法是相当错误的—国内生活条件灾难性恶 化导致了大规模的革命，加上犹太颠覆分子的推波助澜，在德国军队背后捅刀子，原本是胜利之师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纳粹怀有这种致命的幻想，因而到1939 年，超过一半的德国犹太人被迫离开了德国，留下来的则被剥夺了财产并遭到边缘化。从1941 年起，犹太人又遭到驱逐和杀害。然而，从纳粹领导层的角度来看， 这样仍然没有解决如何使国内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的问题。
阿利论述到这里的时候，采用了专业性很强的表达，因而读者很难理解。他使用了过多关于税收负担与汇率的数字和计算，不过大致轮廓还是相当清晰的。在每一个占领国，纳粹要么推出新货币， 要么固定汇率，这样德国士兵、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就可以使用强势的帝国马克，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尽可能多的商品寄给国内的家人。购买国外的商品也帮助控制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此过程中， 政府做出了特别信贷安排予以协助，驻扎在其他国家的德国军人被特批接收他们家人从国内寄来的钱款，用来购买在德国买不到的商品。阿利引用了一些德国士兵的往来信件，起到了显著效果。这些德国士兵满怀热情地描述了他们大量购买的各种东西，然后寄给家人，其中有一位名叫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年轻士兵， 多年后，他凭借创作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给你们买了半只乳猪。”他在1940 年从法国回家休假之前，得意扬扬地向家人宣布。纳粹政权不再限制往家里邮寄东西的数量后，通过军事邮政由法国寄往德国的包裹数量每月高达300 多万。1940 年末，为了便于士兵为家人购买迫切需要的外国商品，德国政府增加了士兵的军饷。
在国内，针对广大民众的税收被尽可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以免激起不满情绪，而企业则被课以重税，主要是因为这样不会招致广大民众的愤怒。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做了精心而妥当的安排，保证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外出服兵役时，其家人不会受苦。更重要的是，纳粹对被占领的东欧地区实施了无情的剥削和侵占政策，从乌克兰的粮仓抢夺了大量食物去养活德国国内的民众，却任由350多万名苏联战俘饿死或病死。德国的战争计划设想的是以同样的方式消灭3000万名斯拉夫平民，有些说法是5000万。德国军队占领希腊以后，立即将类似的政策付诸实施，将大量食品运回国内，雅典因此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饥荒。纳粹有一份关键性文件制定了1941年德国占领苏联的主要政策方针，敦促将“苏联的粮食经济纳入欧洲体系”，“被灭绝”的“大批各阶层人口”多达“几千万”。阿利援引了许多类似的文件。德国历史学家，尤其是克里斯蒂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认为，德国的行政官员们极度渴望减少“吃白饭”人口的数量，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德国军队只能靠土地维系，而国内的食品供给需要不断从国外补充，这就加速了针对该地区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事实上，阿利认为，希特勒决定于1941年夏天将柏林残存的犹太人向东部驱逐，一个主要原因是需要用犹太人的家园来安置因盟军空袭而无家可归的德意志人。
然而，阿利的研究方法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弱点。在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早期研究“最终解决方案”的作品中，他都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对其他因素都未加考虑—特别是意识形态和信念等因素。他的论点总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但绝对没有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它们夸大了物质因素对纳粹决策的影响，而纳粹的决策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阿利得出的结论是，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来源中，70％以上 来自被占领国，源于强迫劳动和对近600 万名欧洲犹太人的谋杀（他们一旦被杀害，其资产和财产便落到了帝国手中）。可以肯定，有人可以提出理由证明阿利低估了从被占领国掠夺而来的财富数量， 因为他主要依赖的是官方文件，忽略了德国士兵在侵入一个又一个国家时进行的大规模非正式掠夺。海因里希·伯尔以极不赞成的口吻描述了他的战友们如何在进入法国的途中闯入人去楼空的房子， 拿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在波兰和东部，军队在胜利挺进华沙时， 从沿途经过的村舍和修道院里偷走了食物、珠宝、金银，还有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虽然具体情况无法统计，但这一切对于提高国内士兵家属生活水平所做的贡献不容小觑。
总体而言，阿利的数字肯定没有低估。其他一些学者，尤其是亚当·图泽（Adam Tooze）在关于纳粹经济史的《毁灭的报应》（Wages of Destruction, 2006）一书中，得出了貌似可信的计算结果： 25％左右。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但远远不够维持全体德国人的生活。相对而言，阿利没有说清大后方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 而这并不是引述政府的社会政策措施就可以替代的。毫无疑问，从1941 年起，由于配给量遭到进一步削减，德国总体的生活水平开始恶化，人们于是开始转向黑市，黑市商品价格飙升。此时，空袭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另外，阿利书中的核心内容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如果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在1939 年之前，德国绝大多数民众就已经积极而坚定地忠于第三帝国，并从基层开始维护“极权的民主国家”，全面参与“平面”的决策过程，那为什么纳粹政权觉得有必要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来试图避免战争期间大后方民众出现不满情绪呢？颇具讽刺意味的还有阿利所描述的决策过程，从税制改革和福利措施，到食品包裹的管理以及士兵工资的提高，都始自纳粹政权的核心人物和机构，尤其是希特勒和戈林本人，并通过财政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执行。如果纳粹头目决定制止对被占领国的掠夺行为，禁止军人为自己和家人敛财，他们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事态发展的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
纳粹思想和言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被众多历史学家反复探讨过，却显然被阿利完全忽视了，那就是崇尚自我牺牲，呼吁人们为国家和种族的利益甘心屈从。这往往是和一些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即承诺一旦战争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其当下意味也很明确：德国就是一切，个人无足轻重。这种呼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人们终究得吃饭、穿衣，得有房住，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一个庞大的福利计划，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有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深层的国家认同感—简言之，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他们坚持艰苦备战的首要原因。1939年、1940年和1941年的前7个月，德国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们在1914年至1918年间无法征服的领土，这给德国人带去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从1941年底到战争临近结束，这种振奋感加上对苏联红军日益加深、在很多方面也合乎情理的恐惧，让德国人下定决心，要在步步推进的敌人面前保住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对纳粹政权的失望逐步升级，到了1944年，连希特勒也受到民众越来越多的批评，党卫军安全处的定期士气报告只好暂停，因为报告读起来太令人沮丧了。
红军终于攻占柏林，希特勒在地堡里饮弹自尽，在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心中，仅存的那点对希特勒政权的忠诚也就烟消云散了。 毫无疑问，在1945 年至1947 年间，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急剧恶化，因为他们已经得不到来自被占领国的收入和产品，国家的庞大军火和军需品行业已不复存在。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人开始艰难地寻找工作，数以百万计来自东欧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德国，新兴的黑市助长了通货膨胀，德国经济岌岌可危。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没有人抵抗盟军的占领，也没有人在德国失败之后认真尝试重振国家社会主义。如果物质因素在建立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忠诚方面如此重要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崩溃后，人们本应产生更为严重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纳粹主义核心人物希特勒一死，人们对其发起的运动的忠诚纽带就断了。一贯坚称强权即公理、强者占有一切的纳粹政权，现在毫无疑问是自食其果了。因此，使人们不再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的， 不单是经济上好日子的结束，尽管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一直都很重要的意识形态此时依旧非常重要。
撰文：理查德·埃文斯 翻译：梁本彬 孙匀 (本文有删减)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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