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中國的社會危機與社會運動已經不遠了
進入2019年，我們有必要嚴肅地來探討一個問題，即未來幾年，隨著經濟形勢的持續惡化，是否會傳導到社會，進而觸發社會中的不滿因素，導致以權利訴求為目的的大規模的群體抗爭重新出現，並演化成為工運和農運的可能性。
某種意義上，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一個分水嶺。我說的「分水嶺」的意思是，社會的危機感普遍出現，這在過去是沒有的，以前在少數群體身上，或者在一部分先知先覺者身上，是存在對中國社會的總體危機意識的，但是在知識專業集團、工商業經理階層、共產黨內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講普羅大眾了。社會中的大部分人還在享受改革剩下的紅利，並沒有意識到危機正在悄然降臨，其中的大多數人甚至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很有信心。
但是2018年有兩件事情使得多數人覺察到寒冬驟然而至，一是3月的修憲和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讓許多人陷入對中國政治的悲觀中，一是6月開始發酵的美中貿易戰，使許多人對中國的經濟形勢和國際處境陷入悲觀。
如果說，政治經濟的寒冬感雖然驟然而至，但改革40年積累的家業讓整個國家和個人都還有餘糧可以抵禦，所以這種危機感在2018年只是存在許多人的意識層面，沒有轉化成具體的集體抗爭行動；那麼，2019年之後的形勢很可能不一樣，官方現在也已承認，未來幾年，是中國經濟形勢最困難的時期，隨著寒冬增強，餘糧減少，當經濟蕭條現實地威脅或侵害底層甚至包括專業階層在內的部分中產階級的利益時，過去幾十年由分配不公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會被人們有意識地強化，向權貴和國家要平等的社會主張會啟動，個體的抗爭意識和抗爭行動不可避免地會發展成為群體的抗爭意識和抗爭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假如某個環節或某件事情處理不妥，群體抗爭也就極可能轉化為連續的以工運和農運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社會運動。
律師從配角變主角
研究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學者一般認為，一個社會在向現代化變遷過程中，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生成，以集體行動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遲早將會出現。人類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中國也不例外，共產黨的工人革命和土地革命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六四」則是一次失敗的學生抗爭運動。
1989年後，隨著改革的深化，中國發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維權行動和群體抗爭事件。特別是以失地農民和下崗失業工人為主體的群體事件，規模和聲勢最為浩大，受到的關注最多。前者有翁安事件等，後者有通鋼事件等，當時都引發了社會震動。但這些群體事件的主要目的和訴求，是維護和爭取自己的經濟權益，儘管它們的行動客觀上產生了政治後果。
在很多轉型國家和地區，律師在社會運動中都起帶頭或主導作用，這在臺灣尤其明顯。但中國的律師群體介入社會抗爭較晚，剛開始，主要是幫助人們維權。到本世紀第一個10年的後期，始有律師介入社會抗爭。鑒於律師的特點，特別是人權律師，面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很難袖手旁觀，而投入社會運動，從配角變主角，所以，在最近10年，律師親自參與很多的維權事件。
近年引起社會和國際關注的「709」案，即以人權律師為主角。不過，2008年北京奧運後，特別是18大以來，官方對人權律師的打壓增強，新公民運動、「709」律師群體先後被鎮壓，社會抗爭進入低潮，以往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呈遞減趨勢。
抗爭目的帶有明顯政治性
總的來說，1989年後，雖然群體事件和維權抗爭不斷，但始終沒有發展成全國性的社會抗爭，抗爭局限在局部和地方，特別是基層。發生於上世紀90年代末的法輪功圍攻中南海事件以及前兩年老兵群體為優撫安置問題進京上訪或許是兩個例外，但它們的目標還是爭取宗教或經濟權利（法輪功後來涉及政治權利），也未獲社會主流人群特別是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關注與支持。
另一些事件，如汶川學校倒塌、溫州動車事故、天津火災、三鹿奶粉事件、鄧玉嬌事件等，雖說在輿論上引起全國線民關注，民情洶湧，但這些事件都聚焦于特定的人群，沒有形成共振效應。
儘管如此，有了前二十多年中國社會維權和群體抗爭的鋪墊，再加上去年社會危機意識的普遍發酵，2019年後，中國的社會抗爭在人數規模和訴求主張上很可能發生轉變，重新燃起社會反抗的星星之火，在抗爭目的上帶有明顯的政治性。
為什麼這麼說？如果持續的經濟衰退得不到扭轉，屆時很有可能出現大規模企業倒閉和失業潮，或者出現嚴重通脹，民眾生活水準急劇下降。目前社會的主體是70、80、90後，他們不像其父輩那樣對貧困有深刻體會，能夠耐貧，當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水準因經濟不景氣要過苦日子時，他們是否適應這種狀況，會不會導致連鎖反應，走向街頭，都是未知數。但對官方來說，這無疑是一顆「定時炸彈」，必須嚴防死守，不讓它引爆。
可官方的「拆彈」方式是全面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加強對社會的暴力管控，同時部分滿足大眾在分配上的平等需求。短期來看，這會削弱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的社會基礎，導致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走入低潮，但長期而言，這樣做不但不能壓制人們的不滿和反抗，反而會催生大眾的政治意識，隨著國家控制能力的走弱，從而激發大眾的抗爭意識和行動。考慮到國家對社會的躁動情緒已經完全失去感知和回應能力，更是如此。
無法減少人們與政府的矛盾
誠如研究社會轉型的學者指出的，現實中的社會抗爭和社會運動同國家功能的轉換以及國家能力建設的高下有著密切關係。當國家選擇性地發展以徵稅為主的抽取能力與以暴力控制為主的強制能力，而忽視分配、規範能力與對大眾的保護能力的發展，這種不均衡的國家能力建設就會帶來廣泛的社會抗議。
在此基礎上，經濟增長不僅不會帶來社會的普遍繁榮與發展，而是制度性地製造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社會不平等導致兩極化，兩極化導致普遍的社會不滿和社會怨恨，最後嚴重削弱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中國過去的情況很符合這一論述，現在繁榮也不再。要在分配方面補短板，國家就必須進一步加強徵稅的抽取能力，抽取能力的增強造成和工商階層的矛盾激化，經濟進一步走弱；與此同時，對普羅大眾分配上的改善又不足以彌補他們失業的加劇，因此，最終並不能減少人們與政府的矛盾。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衰退和社會普遍的不滿，出現了左派學生群體的崛起和他們與工人的結合，對中國官方來說，可謂釋放出了一個理論上難纏的對手。自八九「六四」後，中國的知識份子（除了某個短暫時期或個別人外）基本是社會抗爭行動的邊緣者，最多在輿論上鼓與呼，未能深入抗爭現場，參與抗爭行動。
但是，以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為主的左派學生群體開始彌補這一缺憾，他們繼承了共產黨的「初心」，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這群左派學生，響應領導人的號召，讀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組建學生小組討論社會主義的進步，像當年毛澤東去安源煤礦發動工人一樣，高呼「毛主席萬歲」、「工人階級萬歲」的口號深入工廠農村，組織工會，指導工人維權鬥爭，幫助陷入困境的農村家庭等。
此種情況的出現，完全是官方自己為自己製造的陷阱。這幾年國家政治上的左傾，理論和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化，使得這群左派學生吸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正宗理論資源，而現實中官方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好成了他們批判的靶子。
他們「活學活用」，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啟發工人和農民，讓後者認識到，他們被剝削和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除了他們所服務的企業主外，還有背後的國家資本家，給工人農民灌輸明確的剝削和階級意識，從而使工農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變了修的共產黨。可想而知，像本文前面提及的那些失業工人和失地農民的群體反抗事件，如果當時有左派學生灌輸給他們這些「大道理」，後果就會變得不一樣。
到臨界點後
左派學生的行為正是中國官方最擔心的：知識份子和工農的結合，前者為後者提供理論指導，後者為前者提供組織力量，從而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社會抗戰奠定階級基礎，並湧現組織者和領導者。對官方來說，棘手的地方還在於，要打壓左派學生的行動，會遇到理論障礙。因為他們運用的話語體系和理論資源，正是官方長期堅守的。
當然，現階段左派學生群體深入到工廠農村，和工農打成一片的還不多，也不排除一些左派學生持有一種機會主義態度。但官方是深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的。問題還在於，左派學生群體的行動具有示範效應，一旦右派知識份子也深入基層，深入大眾，和勞工大眾的結合形成一種趨勢，那麼，在社會經濟形勢惡化到臨界點後，原先被蟄伏的普遍的社會不滿爆發出來，社會群體抗爭就很容易發展成整個社會危機和社會運動的系列的連續劇。
應該說，這種情況很可能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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