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与鹰 ——罗莎·卢森堡逝世一百周年祭
玫瑰与鹰 ——罗莎·卢森堡逝世一百周年祭
罗莎·卢森堡
郑孜研/作者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原标题为《罗莎·卢森堡逝世一百周年｜暴力革命者还是人道主义者？》，转载已获授权。
无论如何，我知道没有一本书能够把19世纪最后十年到1919年1月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暗杀这段历史时期讲述得更清楚——这两个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者、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于柏林死在掌权的社会主义政权眼皮底下，并极有可能是在其默许之下。
——汉娜·阿伦特，《革命女英雄》（A Heroine of Revolution, 1966）
历史绘就的“矛盾”肖像画
一百年前的今天，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03.05-1919.01.15）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 1871.08.13-1919.01.15）这两位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被“自由军团”杀死了。整个故事中没有丝毫的浪漫可言，尽管其中既有玫瑰（女名Rosa本意为玫瑰）也有骑士（姓Liebknecht中的knecht与英文词kinght同源）。忙于镇压“叛乱”、恢复“秩序”的德意志国（非正式的名称是“魏玛共和国”）尽管压制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们领导的革命，但却也并没有能力将德意志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最终让“民主的”“有秩序的”德意志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将历史舞台拱手让给了纳粹党。
从宏观上看，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死是德国革命失败的预演。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曾受马克思与恩格斯亲自领导的欧洲资格最老、力量最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取得议会领导权之后日益固守其议会地位，脱离最初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1914年8月4日更是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的人们熟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等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终于决定与其主流路线分道扬镳了。他们组织了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即斯巴达克同盟，试图将工人运动激进化。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更是力图在德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让革命的烈火烧向西欧。然而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他们失败了。杀死他们的直接凶手是惧怕革命的军官团，但默许了这一切的，正是他们曾经的同道、已经执政的社会民主党。
相比于卡尔·李卜克内西这位坚定的斯巴达克骑士，罗莎·卢森堡的身后争议显然要大得多。李卜克内西被列宁称赞为“以革命精神进行议会斗争的典范”，同时也是右翼眼中的“叛国者”、“煽动暴乱的骑士”。他的形象是清晰的、边界分明的、棱角凌厉的。但罗莎·卢森堡就不同了。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者们视她为烈士，但在这重光环之下却又有大得多的“内部争议”。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她的资本积累理论）、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关于政党组织的理论都与列宁存在相当的张力，这是为马克思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她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践——她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以及曾经有过的组织上的抵制）以及她组织革命的行动——也同样引起类似的争论。
在她尚且在世的年代以及刚刚去世不久的年代，她既是德国的激进分子们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的殉道者，也是保守派眼中的“红色罗莎/红玫瑰”（即像带刺的玫瑰一样难缠的对手）、“恐怖分子”。直接杀害了她的军官团对她从来都只有谩骂。共和制度下的德意志国总理、社会民主党右翼菲利普·谢德曼则幸灾乐祸地说（可见于他的回忆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
你们瞧，他们的恐怖主义策略是怎样让他们自食其果的！
另一边的列宁则在1922年的《政论家札记》中对她进行了这样的盖棺定论：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
列宁这话是针对保罗·列维（Paul Levi）出版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而说的。这是卢森堡最有争议性的一部手稿。列维也是响应了卢森堡关于建立斯巴达克同盟的倡议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死后担任了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但后来因为日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当列维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从卢森堡的秘书玛蒂尔德·雅各布（Mathilde Jacob）那里找到了卢森堡生前对十月革命进行批判的手稿并将其出版（尽管有不少证据显示这违反了卢森堡生前的愿望），意图明显是针对布尔什维克的。
不管怎么说，谢德曼的评价也罢，列宁的评价也罢，总归描述的都是作为革命者的卢森堡。但自列维出版卢森堡的手稿起，温和派和激进派对卢森堡的评价就已经开始分化了。温和派强调卢森堡“重视民主”的那一面，这显然试图以此来向苏联的“暴政”进攻；尽管她毫无疑问一向提倡暴力革命，以至在她牺牲后的一百年间，最坚定的保守派和极右派送给卢森堡的称号始终离不开“恐怖分子”。激进派则正相反。不论是卢卡奇·捷尔吉还是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卢森堡的好友），强调的始终都是卢森堡“犯下错误又很快改正错误”的那一面以及领导革命的那一面。
而后，正如阿伦特在《革命女英雄》一文中所言，随着卢森堡的私人书信集出版，她的形象“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因为书信集显示出来的是卢森堡的“单纯感人的仁慈与诗意的美好”。这无疑让她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除了最坚定的保守派，其他人对她的评价都开始有所软化，喜爱她的人从左翼及其支持者扩散开来。在传记《黑暗时期三女哲》中，作者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几次提到了这位“隐藏的第四位女哲”对三女哲中的两位——汉娜·阿伦特和西蒙娜·韦伊——的精神底色的塑造。阿伦特和韦伊虽然绝不赞同任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但都对卢森堡钟爱有加，这显然是受到了她的私人书信集的影响。
卢森堡的形象变得日益复杂的进程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被强行打断了。在斯大林逐步取得领导权之后，各国的共产党对卢森堡的评价开始趋于极端，将卢森堡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统统划归为错误；若不是有列宁的盖棺定论，她可能会名节不保。她的著作几乎被各国共产党禁止出版，这显然与列宁的愿望（“出版全集”）相去甚远。寥寥几种有关卢森堡的介绍和回忆录在日渐紧张的时局中显得不合时宜。而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份里，人类文明毁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所有人的头上，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列宁这样的传奇人物相比，左翼阵营中“实在不是那一类型”（阿伦特语）的卢森堡几乎要被忘记了。反倒是“自由军团”衣钵的直接继承者纳粹党很是青睐这个重要的敌人——毕竟，他们需要共产主义的敌人来打倒，而共产主义者、“叛国者”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个被强行打断的进程自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崇拜”之后才开始延续。斯大林主义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斯大林神话开始动摇了。对斯大林主义失望的欧美新左翼从历史的故纸堆中重新发现了卢森堡。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个共产主义者内部的“异端”身上的复杂特质显然很对欧美新左翼知识分子（乃至同时代的部分右翼知识分子）的胃口。难道卢森堡不是对布尔什维克的变质作出了精准的预测吗？她对十月革命的批判，不正表明她才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潮的先驱吗？她的民主思想，再加上她的温柔与善良，以及她对生活的热爱——她有着“小女人”的一面，热爱文学艺术，为自然风光由衷地喜悦，侍弄花草，为动物的不幸而落泪——这不正是一个理想的对抗专制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吗？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似乎都忘记了“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手上沾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鲜血（那似乎只是偶然的不幸的事故），这朵温柔刚毅集于一身的玫瑰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先知。联邦德国国内舆论对她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她究竟是“共产主义”的成分更多，还是“人道民主”的成分更多？连怀疑左翼运动的、一向冷静的汉娜·阿伦特也没有免俗。既然她一向对卢森堡爱戴有加，那么显然，六十年代欧美左翼的风向转变不会令她无动于衷。“对布尔什维克的精准批判”这个评价正是她在《革命女英雄》中写下来的，尽管她紧接着就写道：“列宁更接近卢森堡而不是他的后继者”。
评价历史人物很少不是出于对当下的关照，而关照是受到当下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基于其上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矛盾的评价往往直接显示出不同的评价者之间的矛盾。罗莎·卢森堡形象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点：今天的罗莎·卢森堡神话基本定型于苏联模式显示出其弊端、而同时反抗西方阵营和怀疑苏联阵营的新左翼开始崛起的冷战年代。充满斗志的暴力革命者、犯了致命错误的暴力革命者、反极权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善良博爱的人道主义者——罗莎·卢森堡身后的历史为她绘就了这样一幅“矛盾”的肖像画。
玫瑰是带刺的花
今天的罗莎·卢森堡神话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她的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的主张。毫不奇怪，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任何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的东西——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乃至毛泽东主义，等等——都已经被新左翼知识分子怀疑了个遍。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被拆解得支离破碎。欧美国家的统治地位自然地为它们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话语上的领导权（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批判欧美的统治地位和话语霸权），所以连带着欧美之外的知识界也倾向于重复这种神话。苏联的失败，不正好说明了“反人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走不通的吗？由此看来，反对其僵化、专横的罗莎·卢森堡，不正是如今这些欧美新左翼知识分子的先驱吗？
汉娜·阿伦特没有丢失她的冷静。早在新左翼崛起的六十年代，她就不失刻薄地写道：
她（指卢森堡）的新崇拜者并不比那些诽谤她的人与她本人有更多共同之处。
事实的确如此。在最关乎革命本身的要害议题——革命党的组织形式——这个问题上，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张力远远不像“卢森堡神话”界定的那么大。卢森堡无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或者说，玫瑰是一种带刺的花。她并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条的、不变的“信仰”，像曾经与她是朋友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那样（把理论教条视为不可更改，常常是为了掩盖行动上的茫然无措）；她也远非基本为了革命实务才进行理论思考，像她后半生的同志、战友与论辩对手——列宁那样。她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是发散性的、启迪性的。在目前为止最完整、详细的卢森堡传记中，作者约翰·奈特（John Nettl）在前言中对三人的马克思主义底色进行了一些比较，而后写道：
罗莎·卢森堡决不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她来说，我们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融合成一种分析——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马克思不过是所有的阐释者中最优秀的一个。
换句话说，卢森堡的关切始终落脚于事实，而马克思主义对她来说是对事实最好的总结，因而的确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单单从纯理论写作上来看，她似乎介于考茨基和列宁之间，然而不论是她与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如爱德华·伯恩施坦）和机会主义者（如考茨基）论战时，还是在实际领导革命时，她的前提都很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最终使得她明显地更接近列宁。
最为各路人马津津乐道的自然是卢森堡与列宁在革命党组织问题上的分歧。毋庸置疑，这种分歧是十分显而易见的。这方面的两篇文字《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它有一个更富挑衅性的标题《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和《论俄国革命》（1918年，写作时她正遭到监禁）和她在党务上采取的行动都很好地体现出这种分歧。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批判“无情的集中主义”“奴隶般顺从”；例如1913年底她向第二国际的国际局提交的提案《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分裂》，要求已经在事实上分裂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重新合并（毫无疑问，这个党务提案惹得列宁十分恼火）；又例如《论俄国革命》中对取消立宪会议的批判，对社会自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论述，即“应保证对一切机关的民主监督”“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无产阶级内民主的方式侵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最著名的页边注：“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不必说，卢森堡是赞同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歧的要点是德国和俄国不同的社会现实让她与列宁对此有了不同的理解。卢森堡显然不够了解俄国的内情。就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集中制而言，她似乎是树立了一个空靶，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之前，其作风之民主恐怕就连作为“老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都要羞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当时已经日益凌驾于工人和基层党员之上）。即便是在沙皇难以容许社会主义政党存在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层党员仍享有充分的权力向领导层提出异议。这对于后来的苏联共产党都是不可想象的民主权利。自然，这些分歧当然都是被列宁归结为卢森堡的错误的。说它们是错误是因为它们的确是在缺少关于俄国形势的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而写出来的。即便如此，卢森堡也仍然无保留地支持布尔什维克。在《论俄国革命》中，她还是热情地为布尔什维克辩护，重申自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绝对支持：
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因果之链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它的出发点和最后促成它的事情是：德国无产阶级不起作用和德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的占领。如果还打算期待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魔法召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
然而，尽管有这些分歧，卢森堡和列宁的组织思想还是重合的居多。“卢森堡神话”的简单表述是：卢森堡喜欢作风民主的选举，喜欢群众自发性，列宁喜欢精英主义的集中，喜欢领袖灌输自觉性。这甚至连作为对他们的实践的概括都是不合格的。实际上，卢森堡是明确地赞同先锋队理念的。她在1906年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写道：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最明确、阶级觉悟最高的先锋队。它不能听天由命地悠然等着“革命形势”的出现，等着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这种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就不应当不管时机是否恰当，不经认真考虑就发出举行群众罢工的口号，而是首先要使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懂得革命时期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认清导致这一时期的内部社会因素和这一时期将带来的政治结果。如果想争取最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性群众行动，如果反过来说，社会民主党在一次群众运动中想把握和保持真正的领导并且从政治上左右整个运动，它就必须懂得在即将到来的斗争时期非常明确、非常彻底、非常坚决地教会德国无产阶级认清策略和目标。
同意先锋队理念，是否意味着同意精英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发号施令？这一段引文里有不少诸如“教导”之类的字眼。然而并非如此——这篇文章是卢森堡在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写就的，她的主要思想正是阐明：群众罢工这一“新的斗争形式”经历了工人运动的试炼，而先锋队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到这些新的斗争形式的意义，并善于总结其经验，把经验传达给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从而有能力创造革命的形势。这其实也就是列宁的先锋队思想的一个重点：如果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了新的、经受住了考验的形式，那么先锋队的任务就是让工人阶级认识到其对于革命的真正的作用。这意味着先锋队必须要扎根在工人中间来帮助创立各种组织形式，并实地研究、比较各种组织形式，而不能凌驾于工人之上。这与列宁对苏维埃的认识是重合的——苏维埃正是俄国革命当中群众的一种自组织的直接民主形式。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这种形式经受住了考验。正因如此，列宁才在《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1905）一文之中明确地表示“既要苏维埃，也要党，不能把苏维埃变成党的一个部分”“苏维埃应当是全俄政治中心的萌芽”“将苏维埃变成临时革命政府”。不论是在卢森堡那里还是列宁那里，先锋队的意义都不在于硬将“自觉性”塞给他们试图组织的群众，而在于将自发性转化成自觉性。
布尔什维克党无疑当得起“先锋队”这个称谓，然而罗莎·卢森堡对他们的批评也并非仅仅是单纯的错误。重要的是她的出发点。按照奈特在传记中分析《论俄国革命》时的说法，“她的一般结论无涉于她正在批评的细节”，因为她实际上是在将另一套已经成型的理论应用于她所知道的关于俄国的有限事实。这一套理论的出发点无疑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不良倾向的深切忧虑。这种忧虑的来源并非是遥远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而恰恰是她一直亲身参与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忧虑？因为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合法地位以来，它就日益展现出了不良倾向。卢森堡自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投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就发现了这种倾向。在1898-1901年前后，她与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修正主义的论战，以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令她无比担忧的并不是伯恩施坦以及他的一小部分显在的支持者，而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对待这一情况的消极态度。在189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后，卢森堡回顾道：
就这些来说，我们有一切理由对讨论的结果感到满意。但是我们也想加几句批评的话，而且是针对我们的“老人们”在这一争论中的态度。如果党的老战士从争论一开始就投入战斗，而不是相反地试图通过否决唯一合理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将以一项专门的议程开始关于策略的讨论，并且使它更加易于进行下去）使争论本身无法进行，那么我们就会更加高兴得多。尽管如此，争论还是展开了，但这不是由于党的领导人的态度，而是不顾党的领导人的态度才做到的。
此后的一系列论战中，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多有以“纪律”的名义禁止激进派们表达观点的动作。它的最终形式自然是1914年的内部辩论中，社会民主党的保守派威胁说无论如何都将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而如果它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则它将“不顾纪律”。
这样一来，卢森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无情的集中主义”的批判立刻变得可以理解了。她看似在谈论俄国，实际上却在谈论德国。她长期的德国经验告诉她：德国工人的阶级意识发展得比本应负起先锋队责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快。这就是她在字面上如此强调群众的自发性的直接原因：在她所在的环境里，群众自发性即便不是高涨的，至少也是显而易见的，群众正推着自诩为“自觉”的社会民主党向前走。1914年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战争预算在工人阶级中间带来的茫然情绪也是因此而产生的：许多工人早就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纲领，而今天却是他们的“老师”背叛了“学生”。她所担心的事情，正是掌握绝对组织权力的领导层变质——这样，“纪律”就会变成压制革命派的借口。先锋队必须要扎根在工人中而不能凌驾于工人之上，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显然已经属于后者。按照布鲁埃在《1917-1923年德国革命》中的考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化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即便不满于保守政策的激进工人并不能占据绝对多数，那也是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特别是在几个工业发展较为完善的地区，已经形成了以革命工长为中心的严密的工人阶级自组织形式，并且已经多少认识到了纯粹限于经济福利的斗争为他们带来的只是短期的改良。可是这些反映到党内却是激进派小得可怜的声音和几乎不存在的动员能力。这已经完全偏离了“民主”，也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比共产党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种神话。
卢森堡的不妥之处在于忽视了德国和俄国现实背景的差异。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十九世纪末《反社会民主党人法》废止起，就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了一个日渐庞大笨重的机关，而保守的意识形态能够抬头的基础正是社会冲突的相对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在议会中获得领导权的社会民主党为了保住既有的席位，自然不希望激进派的革命主张吓跑它的潜在选民。但俄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在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之下，农奴解放迟疑不决，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连带着俄国的民主制度也发育迟缓。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几重困难：生产方式的落后使得他们必须面对农民政党的竞争，而他们的政治基础——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力量都远不及资本主义发育成熟的西欧国家，他们的西欧同志无法（实际上是拒绝）提供任何有效的响应，专制制度又使得社会民主党的活动面临巨大的合法性问题。为了在这种条件下取得对还处在分散状态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布尔什维克派几乎是被逼迫着选择了“无情的集中主义”，因而产生了比他们的德国同志强得多的战斗性。这种力量分散的集中体现正是十月革命之后的立宪会议问题：对于意图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承认立宪会议就是承认了他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持有政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要冒着极不名誉的风险（毕竟布尔什维克在此之前是呼吁召开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也只能选择解散立宪会议，要求政权归于被工人、士兵和农民控制的苏维埃，不然政权就不可能被无产阶级所掌控。这可以概括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之下，党内短暂的军事专制显然是更优的策略。尽管如此，卢森堡的担心还是为马克思主义者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如果不希望重蹈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苏联共产党）的覆辙，则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应用到自己的身上。
于是，卢森堡的确是带刺的玫瑰：她令她的敌人颤抖，令她保守的同僚难堪，令她的同志警醒。在卢森堡的传记里结束关于《论俄国革命》的讨论时，奈特总结道：
罗莎·卢森堡对十月革命的分析……应当被视为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性对话。喜欢看到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基础的人最好还是另请高明。
人道主义辩证法
当然，即便政治观点高度重叠，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列宁终究不是同一类人。所有关于列宁的文字记录，不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无不显示出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革命政治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传记中将列宁的性格总结为“自信、冷静”，“人们很容易感受到他思想的力量”，“所有的行动与思考都只为导向革命”。他写道：
他（指列宁）有意识地不容许、排除掉可疑之处。……“妥协”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政治辞典里是没有的。他是一位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是一位在荒凉垄沟里的耕耘者。他不喜欢、也不懂得民主的议会制，他认为应当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为民主的目的来利用议会。这种观点是根据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得出的。……
相应地，列宁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主要也是出于革命者的兴趣。因此，他厌烦十月革命后涌现出的反传统艺术流派，而推崇现实主义的或洋溢着社会革命精神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或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他的私人通信——这本来就很少，因为作为快速变化的俄国时局中的革命党领袖，他没有那么多闲暇——也很少谈及个人的业余生活。他当然有业余爱好，不过那些业余爱好似乎也多半有明确的目的，例如为了革命而锻炼身体。他实在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革命者拉赫梅托夫的现实翻版。
然而卢森堡恰恰相反。阿伦特在《革命女英雄》一文中的总结是：
列宁本质上是一个行动的人，并将一切事件都导向行动，但是她（指卢森堡）——在她对自己半认真的评价中——只是一个天生的“书呆子”，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冒犯了她对于公平和自由的感受的话，她更宁愿埋头在动物学、植物学、或者历史学、经济学抑或数学之中。
这个总结很精准。不论是在卢森堡的私人通信集中，还是在友人的回忆录中，她都是一个情感细腻、温柔善良、热爱生活的形象，而且在私下里，她常常显出对政治与党务的厌倦。她与友人们谈论文学、艺术、家务和烹饪，并且对此津津乐道。她是因为自己的平易近人和与工人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激情而受人爱戴的，很难把她与精明、冷酷的政治家刻板印象联系起来。甚至在与卡尔·考茨基决裂之后，她都能够与考茨基夫人露易丝·考茨基维持私人友谊。她的生活非常朴素，但她也非常爱美，在给情人的信件中还会像少女似地清点自己的梳妆台，撒娇说“我是美丽的”。她说自己本质上“只是一只小田鼠”，只想要过安稳的生活：侍弄花草，研究生物分类学，进行经济学的学术写作，徜徉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中。但她如此深度地介入政治，以至于时常苦于没有时间钻研，因此潜心发展这些爱好反倒常常是在监狱中。不过早年的文化积淀仍旧使得她在演讲和政治写作中文采斐然。在同时代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中，她肯定是文笔最为优美的一位。由于这一点，她的政治写作读来远不像列宁那般不近人情，尽管事实上他们常常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她从监狱发出的书信里洋溢着一个热爱生命者的乐观。如阿伦特所言，信中表现的对于自然风光的爱好和对于遭遇不幸的鸟类和水牛的同情，足以打破当时的保守主义媒体宣传中那个“嗜血的红色罗莎”的形象。就连鼓励友人不要伤心绝望的祝词，也被她写得朗朗上口：
要有耐心，鼓起勇气！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
相信“卢森堡神话”的新左翼知识分子们似乎默认了一个前提：有着这样一种单纯的仁慈与诗意的美好的女性，有着这样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底色的政治家，不可能与那些因狂热而冷酷的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等等——是同一类人。如果单单从个人性格上来看，那的确如此。然而，看似矛盾的是，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者所宣扬的却和列宁、托洛茨基与捷尔任斯基们没有本质区别：即便抛开保守派喜欢把所有否定资本主义的左翼都描绘成“残暴的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卢森堡的政治形象恐怕也很难与“温和的”“人道且民主的”改良主义者们相提并论。
事实上，在保罗·列维出版了《论俄国革命》之后，克拉拉·蔡特金紧接着就写下了《罗莎·卢森堡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作为回应。她不仅是卢森堡的好友。她是作为同在斯巴达克同盟里的战友来写作这篇文章的。尽管她后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共产国际里“可敬的老嬷嬷”（阿伦特语，也就是花瓶的意思），但在那以前，她毫无疑问处在漩涡的中心。她写道：
假如罗莎·卢森堡在她获得自由以后，不立即投身于这一革命事件的汹涌洪流之中，她也就不成其为罗莎·卢森堡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要国民会议！不要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无产阶级专政！要社会革命！这就是《红旗报》向劳动群众提出的口号。这些口号表达了罗莎·卢森堡的信念，是罗莎·卢森堡写作的文章的实质和精华。
卢森堡在1915年遭到飞来横祸——她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18年年底她才终于出狱，而她出狱后不久就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压垮局势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德军在战斗中的颓废表现。反战的情绪弥漫在工人和士兵中间。“群众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布鲁埃语），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阀门已快要压不住愤怒的蒸汽了。
卢森堡显然并不是一开始就组织起了这场革命的，革命的进展比她的动作要快得多。在十一月革命迅速变化的局势里，她作出了一个几个月前还会被她所批判的选择：抵制被社会民主党右派和军队控制的国民会议，让一切权力归于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民主组织——苏维埃。也就是说，卢森堡实际上已经明白了自己早先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的不妥之处。在这种情形下，的确不能出于对工人直接民主的单纯向往而允许国民会议召开，因为革命意图打败的人还掌控着大部分行政权力和军权。
旧社会民主党这时已经分裂成了三个部分：社会民主党右翼，中偏左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的斯巴达克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说，卢森堡早先的判断是对的：革命工人已经大大超前于“本应该”领导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中偏左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实际上是被工人推着向前走的。按照布鲁埃在《1917-1923年德国革命》中的考证，工人们对于直接民主的强烈要求在一开始便迫使社会民主党右翼作出让步，因为他们在工人中间的支持率远远不及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群众自发性很难不让人信任。然而问题没有如此简单：代表革命的斯巴达克同盟的力量太弱小了。中左派和左派本就是从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它们一直都不愿同旧社会民主党进行事实上的决裂，而情愿留在党内，以期利用其群众基础推行自己的纲领。但社会民主党内的保守力量已然占据了舆论要津，中左派和左派甚至连维持一份合法的报纸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在党内还要受到所谓“纪律”的约束。因此，这些本应担当领袖职能的政党甚至其实本身都是发育不全的。直到1918年，动荡的局势才迫使他们走向了独立，但他们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对革命工人的领导。革命工人一直是依靠着自发性来维系着革命的形势，因而也就容易误判局势，与德意志国政府达成不应有的妥协。在这种先天不足之下，领导团体内部也很难达成一致，造成策略大幅度地摇摆。再加上对士兵的动员能力不足，惧怕革命的军团领袖没太费什么周折就与德意志国的政府达成了共同镇压革命的协议。这场运动让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献出了生命。
在这种运动已然发生但却有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卢森堡仍旧选择了站在运动的一边，喊出那些被一心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右翼视为“恐怖主义”的口号。这是她早在二十年前与伯恩施坦论战时写下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就表达过的观点，在这些年间，她曾经的同志大多背叛了她，但她却没有改变过：
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在这一点上，她与两个“人道主义者”——伯恩施坦与考茨基——都划清了界线。伯恩施坦认为可以不必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而通过资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考茨基则善于用各种借口在运动已然成为既成事实之时逃避运动，并且根本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试图代之以跨阶级的民主。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来说，一切图景却都是简洁而清晰的：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决不会主动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力，唯有暴力革命，才能够让生产关系的改造得以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生产的掌控造成资产阶级处在权力关系的优势地位，“跨阶级”的民主只能导致资产阶级重新获得政治权力。在运动已然发生的情况下，领导者如果选择冷眼旁观而拒绝发挥先锋队应该发挥的功能，那么运动就必然走向失败。卢森堡牺牲在“自由军团”的枪下，正是因为她直到最后一刻都要尽一位暴力先锋的责任，要守在漩涡的中心——柏林。在最后的关头，面对着劝她赶快逃离柏林的同仁，她的回应也仍旧带着她标志性的幽默：“逃走吗？我穿卡尔的衣服，卡尔穿我的衣服，就这么简单？”
在传记中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部分里，奈特尝试分析了卢森堡等人在1914年后不愿立即与社会民主党决裂的原因。他没有为卢森堡留下情面，而是无情地指出：他们过去对于自己作出的批判其实没有真正认真地对待过，于是等到社会民主党的变质真正发生时，他们都不知所措了。然而最终，卢森堡还是作出了一连串的属于革命者的选择——与过去的党务关系决裂、重新组织群众、进行地下活动、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主张暴力夺权——尽管也许迟了。
这是一对矛盾吗？有着人道主义思想底色的、本质上厌倦政治的罗莎·卢森堡在最后一刻蜕变成了一个像布尔什维克们一样嗜血的狂人吗？
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都是不同的。卢森堡和列宁或许处于两极。对于卢森堡来说，她的人道主义底色早已上升为了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正因如此，她才会在自己牺牲之前二十年便说出“社会主义，或者野蛮”，才会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殖民暴力寻找系统的解释，而不仅仅是把它视作特殊的、偶然的现象。她也在给秘书的信里表达过自己的人道主义底色：
要做一个人，就是要在必要时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扔到“命运那巨大的天平”上，但同时也要享受每一天的阳光，欣赏每一片云彩……世界尽管有许多丑恶，但还是那么美丽。
但也同样是这样深刻的人道主义底色让她在社会民主党的变质面前变得犹豫不决。1914年，当战争已经打响时，斯巴达克联盟的确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经历了相当的犹豫之后，直到1915年五月，才将“主要敌人在国内”作为社会主义的反战口号提了出来；在此之前，列宁早已多次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响应者寥寥。奈特就此评论道：
阻止罗莎·卢森堡公开地鼓励德国内战的是她对人类生命损失的深切忧虑。她被两种相互矛盾的愿望撕扯：一种是打败最为邪恶的德帝国主义；而另一种同样沉重的则是尽快地结束战争，不要让鲜血再白流，因为被屠杀的士兵也不过是暂时穿上了军装的无产阶级。
她在最后时刻选择了“命运的天平”上“沉重的另一端”。历史情势的发展是不受罗莎·卢森堡的个人意志左右的。十一月革命为德国带来了短暂的双重政权时期，这时激进化的工人在呼唤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形式），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军官团已经达成了“维系秩序”的共识，他们在工人的街垒之外集结。两方都在摩拳擦掌，一场生死存亡的对抗已经不可避免。人道主义的罗莎·卢森堡终于被工人运动推上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位置：是要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的暴力，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暴力？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她选择了后者。这是她二十年来一直坚持的信念：为了避免人类的文明走向野蛮，为了人类的普遍尊严，革命唯一的出路。她对政治的厌倦是出于对人类美好品质的热爱，但也是这种热爱让她不可能不注意到现实中骇人听闻的暴力，也正是这种热爱推着她走向革命。她终于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作出了有生以来暴力色彩最强的表态，由此，她理所当然地被反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维持“秩序”的军官团叫做“恐怖分子”：“必须用铁拳逐步地、一往无前地粉碎所有这些反抗，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打倒艾伯特-谢德曼政府！”
这是一种最为悲壮的人道主义的辩证法：人道主义者最终不得不选择自己的反面。为了捍卫人类享有普遍尊严的信念，不得不选择自己原本不愿接受的暴力。
如果限制在人道主义的表述之下，这的确是十分矛盾的。然而从另外一个视角却可以对此有一个足以化解矛盾的、同时也非常冷酷的解释：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正如“启蒙走向新神话”的启蒙辩证法说明的是技术理性本身的局限性一样。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中充斥着暴力。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社会的根基就是对抗性的：人们要创造历史，首先就要生产自己，而近代以来人们生产自己的方式是不平等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为了维系这种生产方式而产生了制度性的暴力，但相应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往往不管它叫做暴力。即便以和平的初衷而试图对抗这种生产方式，也一定会造成对秩序的冲击，从而产生（至少是微观的或符号的）暴力。如果社会现实本身就有不可在化解的内部矛盾，那么也不可能期望象征体系能通过缝合话语上的矛盾来修补根基上的断裂。人道主义以人享有普遍的尊严、自由和平等为基本的信念，每一次它产生足够的感召力，都是因为社会现实中的暴力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它的感召力是暴力的直接后果。以人类普遍尊严为信念的人们会发现：历史情势常常给出的不是“暴力”与“人的尊严”之间的二择一，而只能是两种暴力之间的二择一。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分裂只能用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解释，而化解它的唯一可能，就是“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任何实践（包括旁观）都一定会造成流血牺牲，对此的任何权衡都注定是冷酷的，而选择另一种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也许还有渺茫的最终消灭暴力的希望。人道主义的这种辩证法无疑会造成一种极为痛苦的分裂。
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常常体现出这种矛盾，而罗莎·卢森堡正是其中形象最鲜明的一个。她的魅力既不单纯是由于她的“玫瑰般诗意的美好”，也不单纯是由于她的“革命之鹰”的那一面，而是由于两者的最不可思议的并存，以及根本上的相通：为避免野蛮而选择革命暴力，为保护玫瑰而化身成鹰。这是一种奇特的革命美学，而其最摄人心魄之处正在于：它并不是神话般的人物经历了神话般的故事才写就的史诗，而是另一种真实可感的史诗：一个“实在不是那一类型”的普通人，面对着自己的信念与现实世界的割裂而作出了“属于人的抉择”。罗莎·卢森堡总是被视为“理想主义者”，但只要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没有真的被现实所磨灭，这种理想主义就并不遥远。由感性的同情而转向对人类受苦的理性分析，从而转向对这种现实的改造，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底色；或者借用一个几乎被遗忘在历史中的词，这叫做“革命的人道主义”。罗莎·卢森堡在1914年3月7日的反战演讲正是对这种精神底色的最好概括：
……“属于我们的这一天，指日可待。”我们底层人崛起的这一天临近了！不像那些检察官那样，我们不要实现那些血腥的杀戮幻想。我们将要掌握权力，为的是实现一种配得上人类的社会制度，一种不靠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灭绝来维系的社会，一种实现了最古老的宗教的创始人和人类最伟大的先哲的理想的社会！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理想，我们必须破釜沉舟，投入最大的力量，藐视那些检察官和军队。我们的口号将会实现：“人民与我们同在，胜利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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