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 怎样看待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节选)
2017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40周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来函称：“您是恢复高考决策的重要亲历者，希望您为《教育与考试》杂志撰写一篇文章，这对于人们思考和推动大学入学考试改革，将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回复说：“高考改革是全国上下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改革任务，我愿意思考这个问题， 不揣冒昧地对于我国近年高考改革进行评析，并对未来大学入学考试与录取办法，谈谈个人的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
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历史功绩
教育是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条战线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任务，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尤其艰巨。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奉命被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工作,开始履行艰巨的拨乱反正工作。 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拨乱反正从哪里入手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我把高教司的改革与筹备全教会结合起来，先后到辽宁、天津和北京郊县作调查，不恢复统一高考，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这使我看到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我履职3个月后，正好邓小平同志也恢复了工作，他主动请缨，请求中央指派他抓教育和科学这两个重灾区的工作。教育部党组指派我负责挑选和通知赴会人员。我与高教司吴镇柔处长商量确定了16个专家，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 沈克琦，清华大学的潘际銮、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天津大学的史绍熙，吉林大学的唐敖庆，南京大学的苗永宽，武汉大学的查全性，上海交大的吴建中，西安交大的程道晋，北京农业大学的沈其益，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山医学院的宗永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泗。中国科学院也选派了17位专家，总共33人参加会议。
座谈会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在他的启发下，代表们解放思想，发言踊跃，内容广泛地涉及如何看待17年的“黑线专政”、恢复国家科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归还被查抄的文物和书稿等。在代表发言过程中，邓小平多有插话，会议有议有决，开得生动活泼。三天很快过去了， 由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一举推翻了“十六字”招生方针，同时也恢复了“文革”前实行的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8月13日到9月25日，在北京又紧急召开当年的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争议很大，意见难于统一，又开创了长达44天的会议记录。在会议争执不下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亲自找教育部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抓，招生会议尽快结束。”经邓小平再一次拍板，招生工作会议结束了，并正式启动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统考与招生工作，从而揭开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第一个战役的序幕。
从以上的经过说明，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和恢复统一高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是，这项重大拨乱反正的举措却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恢复高考时间紧迫，1977级和1978级的考试与录取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虽然恢复统一高考既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它在特殊时期，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说是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啊！在我看来，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为十七年教育战线恢复了名誉，是推翻“两个凡是”的前奏。其次，解放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不好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再次，极大地扭转了学校的风气，进而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 同时，恢复高考又极大地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了全社会的时尚，那种诋毁知识和鄙夷知识分子的邪气也一扫而光！
对我国近年高考改革的冷思考
在特殊历史时期，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举措既非改革又不是创新，仅仅只是恢复了“文革”以前的大学的考试与招生制度而已。因此，我们不应当故步自封，也没有必要以功臣自居。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差异极大，于是统一高考的各种弊端也逐步暴露了出来。主要表现为：一是一次考试定终身，使不少人失去了二次选择的机会，不免留下终身的悔恨。二是完全以分数高低录取，既强化了应试教育，又扼杀了许多人的创造能力。三是忽视了各地区教育水平差距，出现了高考移民，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各种巧立名目的加分，乱象丛生，权与分的交易，如北京大学在北京市录取的学生，40%都是加分投档的。五是学生负担重，以至于在备战高考时出现了“吊瓶班”“赤膊班”，带着吊针进考场，使相当多考生的身心受到摧残。六是不同水准的大学，用一张试卷，难于适应不同水准大学录取学生的需要。七是大学在各省市的招生数额，完全由教育部分配，这就造成了招生中的“马太效应”，北京市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甚至引起了各省市的公愤。有鉴于此，全国上下对高考改革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统一高考与招生制度。
为了顺应民众的要求，大约从1998年开始，国家教育部先是推出了“3+2”，后又演化为“3+X”高考改革方案。所谓“3”是指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程，它们是我国基础教育历来所强调的主课；而X=1、2、3，是指物理、化学、生物或政治、历史、地理等六门课程，文理科不同的考生可以任选，有关省市也有一定的机动性。国家教育部于1999年先在广东省试点，到2001年又在北京等十个省市扩大试点，至2002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应当说，“3+X”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在于使大学能够选拔优秀的人才，也有助于中学推行素质教育。但是，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体现出来，每年的高考依然使广大考生闻风丧胆。在我看来，“3+X”高考方案仍然没有走出单纯考知识的窠臼，也没有能够减轻考生的负担。其实，这是一种玩积木式的考试改革游戏，虽然有加有减，但并没有改变游戏的规则，而且“X”变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不仅不便操作，而且也造成了某些混乱。
扩大大学自主办学权，一直是各大学强烈的要求，在千呼万唤的情况下，国家教育部终于在2003年，出台了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的试点方案。当年经教育部批准试点的大学只有22所，自主招生的人数仅占该校招生总数的5%，申请的学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分数达到生源所在省市确定的与试点学校同批次控制分数线，申请的学生可以享受降低10到60分录取。至今，这个改革方案已经实行了13年，2017年试点大学将扩大到90所，而且又出现了普通自招、特色自招等多样化的形式。但是，经过十多年的试点，始终褒贬不一，质疑与争议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不少学者发出感叹：“自主招生究竟何去何从？”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又推出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此举刚一公布，立即遭到教育界的质疑。他们纷纷指出，这是一个噱头，是北京大学抢夺优质生源的借口，是挂羊头卖狗肉。这个措施一抛出，我就通过媒体指出：“校长实名推荐制”不是改革举措，过去一直也有这种推荐的办法。但是，北京大学把这种办法提到改革的高度，不仅令人愕然，而且存在诸多不公平的隐患。被指定的有推荐权的39所高中，相对于15681所普通高中来说，后者显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照理说班主任、任课教师和教务主任更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推荐权，显然也是不公平。在一片质疑声中，教育部却鼓励北京大学试行推荐制。然而，我认为强行推行，肯定是要失败的，现在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了吗？
据报道，2010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率先成立了7校高考联盟，打出的招牌也是扩大招生自主权，这些大学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清华大学是要占山为王， 它不与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搞联合，就是要争老大的地位。然而，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时隔一天也宣布成立7校联盟，它们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香港大学，后来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也纷纷加入，于是组成了13校联盟与之抗衡。教育界诙谐地戏称前者是“华约”，后者为“北约”。没有加入这两个联盟的大学，生怕自己被边缘化，于是由上海同济大学倡导成立了“卓越联盟”，它们是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9所大学。那一阵子，人心惶惶，不去分辨是非，追问这些联盟是否符合教育规律，而是盲目地跟风，媒体一时也难于判断是与非。
这年12月10日，我接到山东《大众日报》记者逢春阶的电话，他说希望到武汉对我进行采访，我以身体欠佳婉拒了。他随后又发来短信写道：“最近大学招生联盟搞得很热闹，我社总编辑指示我们说，武汉大学刘校长是敢于说真话的人，他头脑清醒，看问题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你们就高考联盟问题去听听他是什么看法。”虽然我并没有答应他们来采访，可是逢春阶等二人已经买好了机票。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再拒绝他们，否则太不合人情了。12日上午，我约请他们在家中交谈，就高考联盟、大学扩招、大学办分校等问题谈了一个半小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华约’和‘北约’，他们的目的是掐尖，但招收尖子人才靠智慧，他们有智慧吗？我断定高考联盟搞不下去，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烦琐哲学必定遭到唾弃。”果然不出所料，鉴于大学招考联盟的恶性竞争，同时也增加了考生和大学的负担，国家教育部于2015年宣布解散全国的各种大学招考联盟，这是顺应了民心的要求。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江和上海闻风而动 ，抱着“先改革先受益”的理念，于9月下旬公布了《考试招生综合改革方案》，由此又拉开了我国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大幕。据介绍，浙江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大致包括以下几点核心内容：一是正式高考只考语文和数学两科，每科最高为180分；二是英语既不参加统一高考，也不参加学业水平考试，而是参加每年两次的社会考试，取最高分纳入高考总成绩；三是不再分文理科考试，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也不参加统一高考，而参加一年多次的学业水平考试，取三科成绩乘以0.8，最高为240分。据浙江有关部门报道，试点进行顺利，平稳推进，有些方面初见成效。但是，这项试点从一开始就有争议，也有评论认为是改革的闹剧。此外，高考改革的方案层出不穷，如广东版、北京版、辽宁版，让人们目不暇接。
综上所述，近20年的高考改革是极其不平静的，大有八仙过海之势。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走出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的问题：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依然是把高考当作指挥棒，如语文和数学的分值又从150分提高到180分，生怕学生不重视，而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的学习，也把它们列为每年两次的学业水平考试。总的说来，与国外和民国时期的高考相比，现在的考试科目太多，考试太频繁，学生负担太重。其次是依然还是考试知识，没有走出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的窠臼，并没有淡化中学的应试教育。三是独立自主招生没获得突破，是否享有自主招生权和自主招生的比例仍然牢牢地被教育部所控制。究其原因，主要是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不解放，认为考试科目越多和考试越严格，就越有利于选拔人才。其实，恰恰相反，我国之所以出不了杰出人才，就是因为频繁的考试把学生考傻了，窒息了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
大学招生要重录而不重考
我国大学招生考试的路在何方？对此，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认为我国高考改革是一个无力和无解的问题。我认为，悲观是毫无道理的，只要我们端正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遵循教育规律，顺应民心，一定能够制定一套相对公平、合理和简化的高考方案，并且以立法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决不能再朝令夕改，也不能再搞那些劳民伤财花里胡哨的改革方案了。我国高教界，总有那么一些好事者，他们也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提出一些烦琐的招考方案，其实只不过是瞎折腾而已。我国大学不能再折腾了，需要稳定和宁静的环境，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
对我国高考改革，我始终是关注的，但过去却很少发声，原因是这个问题既复杂又太敏感。但是，经过近20年多方面的尝试，现在似乎能够看出端倪了。因此，国家教育主管领导部门，应当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相对公平合理的高考改革方案。我愿借此机会，抛一孔之见， 以求教于教育界同人。
我认为比较明确的有以下几点：
1.实践证明，全国统一高考是相对公平、公正和合理的方案，相对地说考试成本低，考生负担轻。作为改进的是，每年春（3月）夏（6月）各考试一次，每次成绩具有同等的效力。此外，任何单独考试、各种名目的联考、社会考试、学业水平考试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无法证明它们比全国统一考试更高明。在高考问题上，一定要去繁就简，简单就是美，简单最真实，简单容易操作。
2. 全国高中取消文理分科教学，高考取消文理分科考试，以彻底消除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单纯追求升学率造成的弊端。从人才成长规律看，青少年应当坚持全面发展、文理兼备，试问：一个科盲怎么能够成为哲学家呢？同样的，没有良好的人文素质，也是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的。至于极个别的偏科且有特长的考生，通过面试考核，以自主特招的方式来解决。
3.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综合素质，考试日期为两天。我坚决主张把英语纳入全国统考的科目，理由是基于三点：一是中国人的英语普及水平，不仅在世界无可比性，而且在亚洲也是最差的国家；二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提高英语水平有利于学习借鉴欧美国家的思维习惯，有助于国人从模仿思维向创造思维转变；三是40年高考的经验证明，把英语纳入高考是必要的，我国国民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与把英语纳入统考有密切的关系。
综合素质不仅包括“3+X”中的“X”涵盖的6门课程有关知识，而且还包括好奇心、联想力、悟性、竞争与合作意识等。也许，有人说这样一来，将会导致学生不认真学习“X”包含的课程了。我不赞成把考试当作指挥棒，其实“X”包括的那些课程，只要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都是可以自学的。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学校里学习的课程，在以后的工作中都是用不上的，既然没有用，又为何要耗费精力呢？
4. 大学招生中的不公平，一直是备受诟病的问题。这些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部直属大学在学校所在地与外地，尤其是在边缘省份的招生名额分配不公。我国有18个省市拥有985工程的大学，北京有8所，7个省市只有1所，而居然有13个省、自治区没有1所985工程大学。我把这个不公称为招生中的“马太效应”。例如，2005年北京的985工程大学在北京招生的比例高达50%，这样一来北京的考生400多分就能被录取，而外省市的考生600多分尚进不了北京大学。另一个问题是城市与农村考生之间的不公平，以至于全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少。解决的办法是，把985工程大学所在省市招生比例控制在20%，80%的招生人数分配给外省，名额按各省应届毕业生的人数按比例分配。至于城乡考生不公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某些大学的重视，解决的办法是各校拿出一定的名额，以特招的方式向农村考生倾斜。当然，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还是加大对边缘省市的教育投资，支援优秀教师，着力建设当地高水平的大学。
从制度上来说，我建议大学招考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我所说的“三权”是考试权、录取权和监督权。
首先是考试权。国家组建独立（不隶属于教育部）的考试院， 它作为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对全国负责。该院组建一支教学水平高、秉公办事和有敬业精神的专业考试队伍。他们负责调查研究，科学地设计与高中教学水平相符的考题，并建立试题库。他们的职责是：组织每年的两次高考、阅卷、评分；向考生颁发考试成绩证书；向教育部通报全国全部考生的成绩；向各省市教育局通报该省市考生的成绩；向各大学分别通报相应有关考生的成绩等。
其次是录取权。各大学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录取学生的权力，既不需要教育部批准，也不再受教育部划定的录取比例的限制。每所大学有权根据本校招生的人数，根据国家考试院提供的信息，划定本校的录取分数线，以及特招和加分的政策。各大学组建精干的招生班子，招生干部要有辨别人才的智慧。铁面无私、秉公办事，敢于抵制招生中的任何不良行为。招生工作人员相对稳定，收集和设计面试的题目，建立面试的题库，组织好每一年的招生面试工作。
再次是监督和稽查权。从宏观管理来看，国家教育部本来应当是监督教育公平和稽查教育腐败。因此，建议由教育部和国家监察部联合组建高考与招生督查委员会，专门受理高考和招生中舞弊和权力寻租的事件，制定最严格的惩处条例，关于高考和招生中的任何行贿、受贿、拉关系、走后门和不当加分等腐败行为，做到一次见光死的惩处。而且，国家稽查委员会对各大学加分特招的学生，建立专门档案，跟踪调查，如果三年以后不能证明其当初加分的理由，要追究当初批准加分者的责任。我国大学教与学及其有关的人数，可能占到全国人口的1∕10，我相信从高考和招生的腐败抓起，将有助于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重建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统一高考与大学录取，就其重要性来说，后者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考试是机械的，按照分数高低录取只是加法的运算，而凭智慧辨别人才才是真正的选才之道。在这方面，美国常春藤大学的招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每年有100人左右的专业的招生人员，他们训练有素，深谙辨别人才之道。他们的工作不仅限于短短的招生期间，而是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考察学生。在面试时，平均每个学生要面试一个小时。那么，他们在面试时，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面试中面试官会发现你陈述的破绽，会试探学生知错认错的诚信，也许会测试你随机应变的悟性，等等。
我们应当看到，在招生中的公平与公正都是相对的。不久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招生官理查德·肖（Richard H. Shaw）回答：招生究竟看重什么？是考试成绩，是性格，是课外奖项，是多才多艺的证明？他在给被拒学生的公开信中所说：“首先，一切都是相对的。”他举了一个例子，1975年加州Sunnyvale的一名叫安德鲁·菲尔（Andrew Fire，1959— ）的学生被拒，他有些沮丧，但他后来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毕业后他到MIT获得博士学位，最后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因为发现了控制基因信息流动的基本机制，与克雷格·梅洛（Craig C. Mello）共同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此，他告诫学生：“真正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并不是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而是你在那里学到了什么，以及你与他人的与众不同之处。”
美国常春藤大学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招生与录取制度，既然他们都认为公平是相对的，何况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呢？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没有十全十美的高考方案，考试与录取中的公平、公正、合理也都是相对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杜绝高考与招生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大学应当是圣洁之地，要荡涤一切污秽龌龊的现象，建设精神文明的高地。同时，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少一些虚荣心，力戒功利主义，淡化名校情结，走出专业选择的误区。我们一定要看得长远一些，从中学到大学仅仅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人生的道路还很长。无数的事例都说明，名校和名师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承担者和主宰者，只要沿着自己的理想执着不懈地追求，即使没有大学的学历和学位，只要修炼出了灵性和悟性，把握住了创业的灵感和机遇，他们也是能够获得成功的！
出处 :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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