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_dropcap style=”letter” size=”52″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dd3333″]克[/mks_dropcap]里斯·朱利安（Chris Julien）， 阿姆斯特丹（Waag）的研究总监。作为管理团队的一员，他负责阿姆斯特丹测量所的集体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除此之外，他还是该机构的发言人之一，因此也维持着阿姆斯特丹测量所的国际研究网络。

他具备将哲学远景转化为具体项目的能力，这让他成为了该机构的核心组织者。长期关注学术和社会语境下的跨学科方法，形成了阿姆斯特丹测量所新的公共研究议题。其中，作为道德行动者的个人被置于整个社会创新的研究、设计和实施链的中心。

在克里斯到阿姆斯特丹测量所任职之前，他曾担任Studio 80基金会的财务总监，与人合作创办了新奇创意咨询公司（Novel Creative Consultancy），并研究了在FreedomLab工作的新方法。当时，他是创意产业基金NL的委员会成员，阿姆斯特丹的绿色左翼联盟（GroenLinks）艺术与文化委员会主席，经常在红灯广播电台播放他的POP CTRL show。他在乌特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主修社会抗争研究和人权保障，还在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修读文化分析。

公共研究：都市装置的公民器官
Public Research: the civic organs of the urban apparatus

[mks_dropcap style=”letter” size=”52″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dd3333″]二[/mks_dropcap]十多年来，阿姆斯特丹汎荷学社一直在科技和艺术的交叉口工作。它关注的是新兴技术作为社会变革工具，并以公平、开放和包容性的价值观为导向。汎荷学社的六十个思想家和制作人组成的专门团队授权人们通过技术成为活跃的公民。汎荷学社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与欧洲各地的基层和机构行动者合作。定义该组织的是一种对公共关注和公民积极参与新兴技术的共识。

传统范式创新将其理解为以基础学术研究为起点、以产业研究和初创企业为评价标准、通过新经济活动在社会中实施的一系列活动，而新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产生社会效益的活动。在这个模式中，社会创新和研究的直接社会价值的作用有限。决定成功社会创新的关系是特定于公共领域的，并且不同于学术和市场行为者所采用的关系。

汎荷学社的实践被构建为公共研究——一个包括了进一步社会创新所需的适当规模和行动者的研究领域。它独立于市场和国家之外，把创新理解为技术和社会生态学领域相互关联的变化的过程。在政策层面上，四重螺旋的方法和相关的参与和共同创造的实践表明，研究方法仍然需要根本的转变。我们已经认识到，技术不是中立的，因此它的创新——在创造和接受方面——必须由公民共同组织。

在当代“智能”城市工作，这种“共同创造”的做法总是已经存在于居民的日常活动和谈判中，同时在关于城市的官方或政策的角度中又常常不存在。然而为了建设和谐、有弹性和繁荣的城市，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框架来理解和允许生活的变化，从而在城市中发生形态多样的创新。这要求公民独立的“器官”出现，信任网络也要扎根。

在理解城市结构作为社会和物质关系的综合时，我们可能会想起米歇尔·福柯关于“部署”的概念，他在1977年的一次采访中对此进行了定义，正如乔治·阿甘本在他的《什么是装置》一书中所指出的。“（2016）：

“一个完全异质的集合，包括话语、机构、建筑形式、管理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声明、哲学、道德和慈善主张……这个装置本身就是一个能够在这些元素之间建立的网络。 ”

这让我们把“器官”理解为连接和约束城市中的各种力量的权力关系，以及作为组成城市装置的工具。

信任网络

在我们的智能公民实验室（Smart Citizen Lab），我们致力于促进信任框架的发展，该框架使得别样的创新实践和知识在城市中出现。

今天我要详细谈论的案例是阿姆斯特丹之声。在这里，我们与草根组织一起工作，并与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协作，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传感器网络，在人们的家里或者回家途中测量环境声音，创造一个超本地的和个人相关的对城市声音景观的理解——在一个市内可访问并由国家测量研究所校准的数据库中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这项活动发展了五年多，可以看到一种新型的器官——一个公民与城市之间的“信任网络”——正在生长，允许对城市环境进行更微妙和更相关的感知和适应。

For over twenty years, Waag has oper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rt. It focuses on emergent technologies as instruments of social change, guided by the values of fairness, openness and inclusivity. Waag’s dedicated team of sixty thinkers and makers empowers people to become active citizens through technology. Waag i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organisation that works with grass roots and institutional actors across Europe. The organisation is defined by a shared attitude of public concern and civic activism towards emergent technologies.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innovation understands it as a chain of activities starting with fundamental academic research, valorised by industry research and start-ups and implemented in society through new economic activity, which is assumed to generate societal benefits. In this schema, there is a limited role for social innovation and direct societal valorisation of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s that determine successful social innovation are specific to the public sphere, and different than those employed by academic and market actors.

Waag’s practice is framed as public research, a research domain that encompasses appropriate scales and actors needed to further social innovation. Independent from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it understands innovation as a proces of interrelated change in the technological and socio-ecological realms. On a policy level, the quadruple helix approach with associated participative and co-creative practices signals the fundamental shift still required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We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technology is not neutral, and therefore its innovation – in terms of creation and adoption – has to be co-organised by citizens.

Wor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SMART’ city, this practice of ‘co-creation’ is both always-already present in the daily activities and negotiations of its inhabita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often- absent from formal or policy perspectives on the city. Yet in order to achieve harmonious, resilient and thriving cities requires an adequat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and allowing living change, and therefore pluriform innovation to occur in cities. This asks for both independent ‘organs’ of civic to emerge, as well as trust networks to take root.

In understanding the urban fabric as a composite of social and material relations, we might call to mind Michel Foucault’s notion of the dispositif, which he defines in an interview in 1977, as noted by Georgio Agamben in his “What is an Apparatus?” (2016):

“A thoroughly heterogeneous set consisting of discourses, institutions, architectural forms, regulatory decisions, laws,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scientific statements, philosophical, moral and philanthropic propositions … The apparatus itself is the network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se elements.”

This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organs’ as the power relations that connect and bind the various forces in the city, and as instrumental in composing urban apparatuses.

Trust Networks

In our Smart Citizen Lab, we work to facilitate the growth of trust frameworks that allowing for alternative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knowledges to emerge in the city.

The case I will elaborate on today is Amsterdam Sounds. Here we work together with grass- roots initiatives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Amsterdam Municipality to create a decentralised network of sensors in and on people’s homes that measure sounds of the environment, creating a hyper-local and personally releva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ndscape of the city – collating and analysing these in a database that is accessible to the city and calibrat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asurements. This activity, which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five years, sees a new type of organ, a ‘trust network’ growing between citizens and city, that allows for more delicate and relevant sensing of- and adapting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

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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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8年11月22日
地点：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整理：李佳霖
编辑：卢睿洋

我很荣幸受邀参与第三届网络社会年会，并担任本场专题的开场讲者。我是克里斯·朱利安（Chris Julien），荷兰阿姆斯特丹泛荷学社（ Waag ）的研究总监，我的主题是“都市纠缠”（Urban Entanglements），我将从三个层面展开这个题目：首先是泛荷学社“公共研究（public research）”的方法论，接着讨论几位哲学家关于都市装置（apparatus）、智慧器官的思想，最后介绍几个我们过去的公民科学案例，以及不同类型的合作实践。

首先请让我简短介绍我的组织。据我所知，在中国或欧洲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一个类似泛荷学社的组织，明年（2019年）泛荷学社就将迈入第25年。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组织，我们结合科学、科技与艺术，特别是变革社会的新兴技术，并以公平、开放和包容的价值观，推动我们的每一项计划，试图促使人们成为积极的公民。学社约有60名人员，同时与欧洲各地的草根团体、机构合作，也和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的项目合作，例如 dyne.org 和丹尼斯·罗伊欧（Denis Roio）个人的“ Decode Project ” 。25年前，学社本着“黑客-创客（hacker-maker）文化”的精神成立，草创成员保括黑客、艺术家、行动者，当时的精神到今天都持续影响着我们，吸引了各领域的研究者与注重实践的创客一同工作，我们“从做中学”，而非单纯的反思。

创新图式

我想从一个源自20世纪的创新图式（innovation schema）出发，来谈谈我们的工作如何从中发展，我认为这个图式是理解知识生产、科技与社会关系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市场、政策（或国家）、科学（或学术）三者构成了传统的创新范式，在此，创新是一个连锁活动，从基础的学术研究开始，接着透过产业研究、初创公司等订出产品价值、进入市场，最后则是政府制定出相应的框架和规范。借着制造就业机会、产品创新，以及与分享财富的下渗效应（trickle-down effect），这套价值化的形式应当能带来社会效益，但我们经常看到社会本身在这个图式中局限的角色，缺少社会创新、缺乏直接将研究成果在社会层面价值化。传统上，科研和政策群体都把社会当作他们的实践的延伸，他们经常会说市民科学是由上而下的，比如动员市民去计算星星的数量、参与DNA分析的游戏等群众活动，他们从政策角度而言总是期望社会参与，但也总离不开政策或学术的框架。

近年出现了一些复杂或“麻烦”的问题，涉及气候变迁、食品安全、移民等等。人们越发意识到市场导向的创新图示无法适当地处理这些难题。渐渐地，愈来愈多科学行动者和政策推动者开始寻求社会行动者的参与，这个情况在欧洲尤其明显，一般以设计导向的方法或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的模式来连结学院、政策和社会这几方。

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科学长卡洛琳·纳威仰（Caroline Nevejan）曾经这么说：

人们如何一同经历、回顾事件并共享决策制订的权限，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这座城市。复数的、包容的设计能塑造出这样的过程，正因如此，设计在今天的城市中扮演了一个新的重要角色

卡洛琳·纳威仰（2018）

学社在研究方法论上也提取这种以开放、协作式设计介入社会的概念，让我们的研究不在学术脉络而在社会脉络中产生，并定位为“公共研究”。这一路径试图将创新的潮流重新导向“从社会出发”而非“从市场出发”，激起不同的行动者与更多元的实践，我们相信这样做会比市场导向的创新有更愉快、更灵活的产出。我认为在美院的谈这个话题特别需要指出，我们与其他各方行动者是互相协作的，我们认为艺术创造对于科学实践也是很根本的，前者是后者的补充。

当我们重新想像都市网络可能的连接时，不仅要从工具的层面也要从文化、甚至从一种生活经验的角度去理解科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若我们将艺术研究与实践置于基础，那么后续相关的研究发展将会更能嵌入到脉络之中，卷动更大范围的社会因子，并试图为我们遇到的都市问题带来改变，比如打造无碳社会、更包容的社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从科学或政府向社会的推力，我们看到其中关系的反转，推力转换为“拉力”。来自社会实践的因素实际上起到了制定政策的作用，或者说政府不再那么自上而下地框定，而是助力那些来自社会的实践。政府的政策从演绎式的框定转变成归纳式的助力，相当于一种参数化的治理方式，也就是说，政府不说“行/不行”，而是给出一定的带宽，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这就导向了我们对研究的定义：出于与学术或产业研究不同的动机，我们认为各式各样的因素都需要被囊括进来。我们将学社的工作定位为公共研究，它提出一个研究领域，让知识生产囊括那些只有通过社会才能融入创新的适当规模与因素。有别于市场和国家，公共研究（当然它也包含着市场和国家的因素）将创新理解成科技与社会领域互相连动的改变过程。这个改变以 关怀 （matters of concern）驱动而非以学术研究、科研团体看重的事实（matters of fact）或产业研究看重的利益（matters of interest）驱动，因此知识生产经由社会重新定向，兴起一种特经公共领域的知识生产类型。

我们知道科技不是中立的，因此科技的创新——包括创造和采纳——必须由市民共同组织。与学术研究社群或市场验证的做法不同，我们以社会为研究的社群。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高度跨领域的方法，要根据人们的 关怀 的脉络来建立研究社群，每个研究实践都有其特定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架构。伦理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常常是我们的起点，需要的不是客观的框架而是文化的框架，提炼成果时不大依靠同行评审，而是着眼于社会关切度。由此可见，公共研究与学院研究或产业研究是不同的知识生产类型。

所以说这是一种包容性的研究实践，它源自社会。我想概括一下学社发展出的几套公共研究方法。首先是“作为设计师的用户”，用户或市民应该参与到设计之中，甚至在问题被提出之前，就要以社群为出发点。用户并非等少数设计师创作完之后去测评一下产品就够了。第二个方法是“智慧市民”，这涉及到公民科学，它从公民而非科学家的问题出发；同时也包括政策制定，在地社群的草根式、自下而上的参与决定着地方政策。“共同运动”（commoning）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重要观念，我们关注集会协商的协作方式，它能在当地带来包容性的组织。“DIY”（do it yourself，自己干）的创客文化和“DIT”（do it together，一起干）的共造方式也是我们的方法。DIY是60年代兴起的激动人心的实践，近年来又复苏了。但如果依然采取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我们就走不远，“想要快就自己走，想要远就一起走”。所以我认为DIT是更加关键与核心的方法论。经典的“公民科学”也是一部分，还有“艺术-科学”的合作，未来我们以及更多的行动者将继续增加枝叶。这些方法针对每一个项目，将前述创建研究社群的必要性纳入考量，包括关怀的定义、作为前提的伦理问题、架构出一个以文化定义的认识论体系。因此知识生产总是处在文化脉络中，意识到这一点，知识生产就不再是向外抓取，而是建构我们自身。

都市纠缠

为了更贴近城市的情形来讲述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智慧都市网络”的脉络下，我想借着几位相关的理论家来讨论装置（apparatus）的概念，包括以福柯（Michel Foucault）的“dispositif”（译为“装置/部署”）去“拆解”智慧都市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以及凯伦·布莱德（Karen Barad）的思考，去理解公共研究可以如何介入网络并构建出我们今天所说的“智慧器官”。

为了不仅将都市网络理解成一种物质性的、“智能”网络，而是理解为物质与社会关系的综合体，我们也许得留意福柯的部署概念——堆栈（stack）这个当代概念的基础。福柯在1977年的一场访谈中对这个概念的定义被吉奥乔·阿甘本（Georgio Agamben）纪录在《什么是装置？》（What is an Apparatus?）一文中（2016）：

一个包含了话语、机构、建筑形式、规章制度、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的道德的与慈善的命题的彻底异质的组合… 装置本身就是在这些元素间建立起来的网络。

福柯，1977年的一场访问

如果将智慧城网理解成一种部署，那么作为实践者，我们的能动性就在于介入这些迷宫般的结构的可能性，甚至去改变这个网络的特性。当然这是非常技术性、科学性的问题：在城市的物质性现实中，如何找到针对这个复杂的综合体的施力点，从而去改变其平衡与动力关系？另一句福柯的名言阐述了这项挑战的难度：

与过去不同的是，在18世纪，规训跨越了“技术的”门槛。首先是医院，接着是学校，再后来是工作坊… 都变成了装置，以至于在它们里面任何客体化的机制都可以被当成控制的工具。

福柯《规训与惩罚》（1977）

我们都知道，当今的“巨构”（megastructure）网络以前所未有的细密的粒状反馈回路分布在日常生活中，客体化技术与控制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变得更加紧密，似乎更加削弱了那些与技术网格相抗衡的“自由实践”发生的可能，而都市主体正是建立在“自由实践”之上，它既包括社会层面，也包括个体的特殊性和社群的在地性的层面。

如果我们假定主体与装置可以互相构成，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同时从这些特殊性-在地性和总体上智慧都市网络的现况这两方面来看，我们能够透过智慧器官来设计或激活什么样的主体-构成。

基于福柯的概念，本杰明·布拉顿在他的巨作《堆栈》（The Stack）中清楚详尽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描绘了治理（governmentality）在数位时代变动的本质。

对我们来说，机器如何形象地描绘了政治不再重要，“政治”如何在实体上就是那套机器系统才重要… 国家运作有了新方法或者治理需要动用一套新技术不危险，技术即将吸纳了国家功能与治理工作才危险。

本杰明·布拉顿《堆栈》（2017）

我认为比起在欧洲脉络下的苏联，这个情况在今天中国的脉络下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堆栈》特别有趣的部分是布拉顿将软件和介面视作一种更加有弹性的创造主体的方式，他让我们关注用户因软件和介面而产生的主体化，这是当代城市更有弹性、可翻转的特质，也就是现在说的“可编程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装置的“决策”和时间性变得实时且便携。布拉顿进一步写到：

在任何网格上，都市网络的可翻转介面都能生产出一个持久的用户主体，因为它本质上也是一个潜在的捕捉和控制技术… 拿软件来说，配合着特定硬件和一组相应的需要采取的动作，一个程序的设计同时激发并设置了用户的能动性。

本杰明·布拉顿《堆栈》（2017）

因此，不只是我们观看世界、理解自身的方式，就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主动行动的可能性都愈来愈被科技所定义。有趣的是，布拉顿提出的可翻转性（reversibility）概念，它意味着每项科技中都含有偶然性，因此科技总是需要迭代和干预。

接下来要谈谈唐纳·哈拉维，这位和蔼又充满远见的思想家曾经在〈赛伯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里这么说：

“科技并非中立。我们身在我们所造之物中，物也在我们之中。我们活在一个连结的世界——做了什么和废了什么皆至关重要。”

唐纳·哈拉维〈赛伯格宣言〉

福柯所说的在机构、主体、客体与我们之间互动互构的网络，以及布拉顿提出的数位时代的要害，都在哈拉维这里变得更加鲜活而无序。自〈赛伯格宣言〉起，她不断将我们拽入装置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让我们对自己搭起的连结负责任。哈拉维提出的这种纠缠关系，对于理解制约着“智慧器官”发展并使其发挥影响力的“组织（tissue）生态”相当重要。事实上，她认为一个后设的位置——跳出社会去观看社会、观看我们的器官——是不存在的，我们总是已经属于这些器官，而我们生产并与之互动的方式则是一个伦理问题。

最后我要提到伟大的哲学家凯伦·布莱德，她是一位量子物理学家，后来转向科学哲学与性别研究。对我而言，她在物理现实的本质与测量的本质之间，贡献了非常基础性的洞见，促成了范式转移。基于福柯和布拉顿所勾画的装置问题，可以导出这个问题：在这个巨大的科技网格中，我们要向何处寻找自我连接（连接我们自己的观念、观点）的空间，而不是被都市装置所决定？根据布莱德的说法，正是透过测量的行为，透过作为测量的装置（measurement qua apparatuses），我们建构了现实并决定出可能的主体位置。她说我们可以从作为单纯的执行机器的装置转移到作为测量工具的装置。用她的话说：

“装置是关怀的不/可能性的物质条件，它们决定了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什么不在关怀的范围内。装置使能动的切分（ agential cuts ）得以可能：在现象中制造出“实体”的确定边界和属性。”

凯伦·布莱德《途中遇宇宙》（Meeting the Universe, 2007）

因此——回到泛荷学社的实践——研究必定变成一种伦理实践，因为在研究中，我们总是做出或不做这种能动的切分，我们决定着什么是可测量的、什么是可知的，由此导出一进步的科技发展。所以我首先把智能城市、智慧都市网络、智慧器官都看做测量装置，它们生产某种主体、知识与物理现实。一旦我们接受了，任何测量都共同建构了我们所研究的现象，我们开发的装置就成了一个伦理问题，因为它连接着主体-构成、物质性的纠缠与知识。

这些思考对我们偏实践及社会参与的工作来说，是相当哲学的路径，但我认为熟悉这样抽象的反思非常重要，它能让我们意识到创造智慧器官的可能性，意识到干预与连接那些未曾出现过的事物的可能性，并且了解我们一同行动、建构、观看世界的方式之间微妙的相互影响，以及我们在这些过程中使用的科技。

智慧器官

接下来我会谈几个泛荷学社的例子，来具体说明这些思考。其中包括我们通常以五年到十年执行的、完成度较高的项目，以及比较当代偏实验性的项目。其中一个超过十年的项目是“市民科学”，谈到智慧市民，“ 创造感官 ”（Making Sensing）是我们在欧洲语境下的一个大型计划。

它试图创造社会化的方式去测量环境因子、空气品质，让市民变得能意识到周遭环境的状况，并且因为自己参与了监测活动而开始改变习惯，这张图片是我们开发的过程图。

值得留意的是，在定义任何科技或参数之前，我们首先做的是社区营造，监测工作是后来才开始的。项目涉及到几种特定的知觉，我们跟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合作开启了一个计划，部门长官是科技长和民意调查官。我们发现环境噪音是这个城市中最大的健康杀手之一，所以过去五、六年间我们思考如何用自己开发的硬体（基于创客工厂）来测量，召集市民一起找出最好的安装测量装置的方式，然后请市民根据自己的体验来校准测量机器。

例如我们发现一定音量以上、持续长时间的声音会扰民，但峰值噪音，像是摩托车经过时的声音，让市民更加不适。市民自我了解的过程、对声音的反应以及用客观的测量工具来验证这些反应的方式，都是非常在地化的，并且创造出对都市居住的不同理解，以及地方政府与市民之间新的对话模式，市民运用客观的测量工具后能够更冷静地面对噪音、污染等问题。测量不仅是客观的，也包括主观的验证。生活经验与机器测量两者结合，让市民与政府在一起管控噪音时有了不同的对话方式

如同我稍早提过的，“从社区出发”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想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共造导航”（ Co-creation navigator ），这个工具汇集了我们过去几年所有的共造和DIT实践，它也是一个开放平台，因此也纳入了很多其他机构的方法案例。我想这个工具正说明了，我们必须谨慎并有耐心地去凝聚社区社群、创造相互沟通、创造面向研究与实践的共享方法论，像是监测环境、制造各种硬体、了解我们手中的硬体。实践证明，这个工具是非常有益的，在着力于社区与科技发展时，我们需要理解这项工作的必定带有“缝隙”（seam）与“摩擦”（friction）。人们通常会提出“无摩擦/无障碍”的科技发展观，但我们认为摩擦、不和是工作中非常珍贵的层面，摩擦产生了信任与关系，而这些正是我们要靠这个方法去找到的东西。

谈到比较实验性的方面，“ Gene.coop ”（基因合作社）是我们的以艺术介入出发的项目。艺术家与驻泛荷学社的研究员一起做了一个装置，邀请展览参观者吐口水到一个管子里，最后汇成了一个蓄唾液池。这听起来有点恶心，但其实非常有趣。现在有愈来愈多企业像是“23 and me”建立巨大的私有基因资料库，收集人类基因素材如同资料的终极形式，这个装置正是对于此ㄧ现象的评论。

我们已经预见未来问题重重，包括人类基因和更大范围的自然界都会被数据化。“Gene.coop”要做的就是建立起一个合作的架构，参与成员可以捐出自己的基因码给合作社，并且签署智能合约，决定自己的基因可以被用在什么样的研究上，免费提供或得到多少报酬，以此形成一个社会分享式的基因资料库，同时也是现今资料库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最后，我想简短介绍我们明年（2019）即将在阿姆斯特丹科学园区（Amsterdam Science Park）新设的实验室“ 社会人工智能实验室 ”（AI for Society Lab）。这个实验室触及了很多我稍早谈过的议题，泛荷学社并非神经数学和演算法方面的专家，但我们最擅长的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应用这些技术。在这个实验室，我们将偏差（bias）理解成文化，而非在建制资料库时急于排除的设计漏洞，我们试图理解，各种文化与种族都需要反映在资料库的设计上，因为我们从现实中将资料库切分出来的方式就是一种测量行为，所以整体来说我们也在创造某种现实。

此外，透过跟艺术家的合作，我们能明确地产出与文化相关的资料库以及人工智能系统，借此将信任从审计问题转化成人际信任和文化信任。我信任设计资料库的人吗？由资料库训练出来的演算法对我来说合用吗？所以，我们所想象的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是一个联合式（federative）结构，不同的人工智能分别为我们处理不同的任务。我们认为，信任人工智能并非只有硬性的审计一条路，也有更软性的文化上、人际上的信任问题。

以上是我的演讲内容，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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