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策谈习近平新时代之危局及其革新之愿景
王炳章与王策合影
诸位好！首先我要谢谢《博讯》的记者张杰博士，在这己亥新年之际，对我作这个采访，他对我提出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他问我是如何看待所谓习近平的新时代；对比中共的发展历史，我是否认为目前的中共政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崩溃危机期；以及我对中国社会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有何前瞻性的期待，等等。我想这些问题提得很好，也很及时，正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需要认真面对的当务之急，本人能够有此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供大家参考，深感荣幸！
我想，今年2019年，农历是己亥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关节点。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七九”民运40周年， “八九”民运30周年，柏林墙倒塌30周年，法国大革命230周年，还有“辛亥革命”108周年，“戊戌维新”121周年等等。密集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给人一种浓重的历史沧桑感和变化的急迫感，更给人一阵中国社会的前景，将有大戏开锣登场的焦虑和期盼。
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即将上演的大戏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现状，也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 的提法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从而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第三个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中共指导思想，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与核心地位。
我在这里不想去探讨习近平新时代的详细思想理论，只是去客观地考察一下在以他的名义命名的这个时代里，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具体实践的现实，来认识这个新时代之性质。
实际上习近平的新时代，徒有新时代之名，而无新时代之实，采用的基本上还是毛泽东式的，通过整人与擅自改制，以达到最高领导人集权的中共权斗旧模式，走的是一条“文革”回潮之老路。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毛泽东当年为了夺回大权旁落的权力，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发动文化大革命，把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平等作为走资派来打倒，以达到自己大权独揽的地位。习近平的新时代，为了巩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则发动党内反腐败运动，进行了有选择性的反腐，把潜在的的政治对手和相关的派系官员，作为腐败分子予以清除整肃。习近平身兼10多个领导小组长之职，改原来中央常委“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模式为“定为一尊”。又整肃军方高层、改变了军队的编制，独揽军权。还明令不得妄议中央，搞个人崇拜，确立了习近平最高的领导地位，最后通过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使习近平成了终身执政者，无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中华帝国。这种通过整人斗人、压制言论、擅自改制的集权之路，可以“媲美”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习近平新时代为了成功集权，除了清除官场的异己，造成了“官不聊生”，还对民间的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维权人士，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严厉打压迫害。典型的事例如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彭明等异议人士冤死狱中，被绑架回国的海外民运领袖王炳章，遭单独关押18年还不给减刑释放，以及打压维权律师的“709案”，大批律师收到迫害，王全璋律师被秘密关押3年多，现被判处4年半徒刑等等，冤狱累累，不胜列举，使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进步要求受到严厉的打压，人权状况和言论自由大大地倒退。
习近平新时代还强制推行“宗教中国化”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大肆进行宗教迫害，拆十字架、毁教堂，在教会、庙宇升国旗，挂国家领导人的画像以取代耶稣基督和佛门圣像。在新疆，上百万伊斯兰教徒正被关进再教育集中营进行强制改造。近来对成都的秋雨教会进行打压，其主持牧师王怡夫妇及其会友数十人被抓，至今未放。种种措施，严重践踏了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习近平新时代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而动，采取了“国进民退”的方针，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并试图让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搞公私合营，予以吞并，让民营企业逐步退出舞台，最后消灭私有制。这种错误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已造成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下行。再加上中美贸易战，更使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必将造成本国民营企业的大量倒闭，跨国公司生产链的迁出，出口的减少，工厂的关闭，工人的失业，外汇的短缺，将带来一系列的金融、就业、生产、消费等经济社会问题，势必将中国社会推向动荡。
在国际外交领域，习近平新时代雄心勃勃，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回到了毛泽东的领导“第三世界”，团结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的方针。当局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意图在国际上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反西方统一战线，宣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引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为人类作出重大大贡献，具有深远而重要的世界意义。为此，中共当局多次在国内召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讨会，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与“金砖五国”活动，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施“一带一路”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试图以此来缔结以中国为轴心的命运共同体阵营，和西方自由世界进行一场新冷战，以称霸世界。
可惜事与愿违，习近平新时代这一国际扩张战略，现在已被西方世界所识破，他们奋起反击，中国反而被国际社会所抛弃，成为被隔绝围堵的孤儿，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和你是命运共同体。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的几个演说，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的被捕，引发世界各国对华为技术的抵制，等等现象都是清楚的证明，习近平新时代的国际扩张战略泡沫正在破碎，中国在这场新冷战的对决中，败落是必然的定局。
习近平新时代在其它方方面面，也都犯下严重的错误，比如阻挠香港的民主进程，不让实行特首真普选，背弃了“一国两制”的承诺。现在又用这个被证明失败的“一国两制”，来强迫台湾接受，实行统一，受到台湾人民的断然拒绝。在对待边疆的民族自治地区如西藏、新疆与蒙古等等的诸多问题上，也只是一味高压镇压，未有妥善的治理解决办法。诸如这些问题，不胜枚举，在这里就不再详谈了。
那么，总的来说，习近平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集权之路走向成功，即当局宣称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反腐败运动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习近平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另一方面，则是在治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方针政策上，由于采取倒退、高压、多方树敌，强势斗争的方略而走向失败，造成上下树敌、内外交困，民怨沸腾、烽烟四起。可见习近平新时代已经陷入可能由巅峰跌落深渊的危局。
那么，在上面谈了我对“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基本认识框架之后，我还想再来特别重点地谈一下习近平时代所犯的一个最严重的、也是最致命的政治错误，就是在2018年初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使习近平成了一个在《宪法》法律层面可以终身执政的现代“帝王”，竟然将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复辟改制为“中华帝国”。
针对这一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中国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发声说：“《1982年宪法》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经过文革巨大苦难，痛定思痛后采取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是防止个人独裁、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最高也是最有效的法律制约。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他还认为：“中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而绝无任何从此倒退的理由。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 将被全世界文明国家所耻笑，开历史的倒车，将埋下中国再次陷于动乱的种子，贻害无穷。”
原中国民主阵线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更严正地指出：“这次修宪，修改的是1982年宪法条文，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改变邓小平时期以来实行了近40年的一项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复了被辛亥革命废除的最高权力更迭规则，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严家祺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政治体制转型，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分封的封建制，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转型为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第二次大转型期则是从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直至21世纪的今天。
这第二次转型的转折点就是“辛亥革命”，它废除帝制、创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中华民国，把秦始皇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人民共和制度。这一共和体制虽然还很脆弱，几经周折，但是毕竟名义已立，目标明确，还是在探索挣扎中前行。自从袁世凯复辟称帝失败后，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们，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
严家祺先生这个对中国政治体制转型历史的论述是非常精辟的，基于这种对大历史进化的高度认知，他对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非常重视。其实，“废止终身制”这个用语和“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提法，最早是1979年他在叶剑英建议召开、由胡耀邦主持的理论界人士“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经被多次传布讨论，最后被邓小平等高层采纳，才有了1982年版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条例。这是邓小平时期，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政治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其中有严家其先生首先提供的理论贡献。
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时代划分意义的标杆性政治建制，却在习近平新时代被轻易地废弃，其性质等同于当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所导演的“洪宪帝制”的复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大倒退的逆天事件。
另外，我认为2018年3月中国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任期制，从立法的程序与法理惯例的技术性上来说，这种立法也难以成立。其立法过程不公开透明，欠缺程序的合法性；其所立新法的适用对象，也不符合现代正常国家的立法惯例，违背立法的法理，应该说是一个非法和无效的立法。
首先是，废除国家主席与副主席的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改如此重要的改制行动，事前没有公开的讨论，也没有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更谈不上全民的公投表决，只是在稍早于人大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上作了秘密讨论，然后在人大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提出草案，草率通过，好像是在作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可见这个宪法修改条文的提出和通过，欠缺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其次就是，对总统、主席一级的国家领导人在宪法上的任期修改，必须要有“法律但书”的限制，就是新立的法律，对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不适用。这就是说现任执政者不能主持立法，使自己成为新法的受益者，否则每一届领导人一上台，就会修改法律，为自己量身打造，擅改旧制，自立新法。可以的话，说不定下一次就可以主持修改宪法，让自己的子女世袭为国家主席了。所以，根据这一立法的基本法理惯例，这一国家主席无任期限制的新宪法条文不能适用在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身上，他是在受任期限制的宪法之下出任主席的，在他主政期内所修正的无任期限制的新法，应该附有“法律但书”，对现任主席本人不适用，只能对他之后所产生的新主席才能生效，这是基本的现代立法的法理常识。
一个明显的对照案例就是，同样发生在2018年3月，韩国的修改宪法，对总统任期作新的规定，总统府秘书公布了总统文在寅提出的《修宪草案》，将现行的总统只能担任一任五年，不得连任，修改为任期为四年，可连任一届，但是，现任总统不在适用范围之内。对此，文在寅也公开表态，此次宪法修改结果对他不适用，他自己不会寻求连任。
因为根据韩国现行宪法的第128条规定，为延长总统任期或连任而修改宪法相关条款时，在相关建议被提案时的在职总统，并不是修宪后相关条款的适用对象。所以，即使这次修宪顺利完成，现任总统文在寅也不在适用对象之列，无法取得连任机会。这就是对修改宪法相关条例的法理精神的严格遵守，是正常法治国家立法惯例的典范。
韩国在修宪立法程序上也相当慎重周密，先由政府在国务会议上审议通过总统提出修宪草案，再经过总统批准签署，然后提交国会通过，最后交由全民公投，必须有过半数的享有国会议员选举权者参加投票，且赞成票过半时，修宪案才能最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那么，两相对照，这问题就来了。中国自称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对于这次针对国家主席的宪法修改行为，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立法程序是否合法，他的适用对象到底是谁，这些都是值得党内党外，举国上下对之展开讨论的大问题，不能含糊暧昧，暗度陈仓！修改宪法中的国家领导人之任期建制非同儿戏，如果它的立法程序既不合法，它的适用对象也不适合现任领导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次中国国家领导人不受任期限制的修宪是否能够成立，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了一场“宪法危机”之中?
谈到这里，我看对张杰博士所提的关于对比中共的发展历史，我是否认为目前的中共政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崩溃危机期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综上所述，所谓习近平的新时代，既是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潮流而动的“文革”回潮，又是辛亥革命之后反“人民共和制”的第二次“帝制”复辟，其所作所为，已经使习近平新时代进入了一个崩溃的临界点。
考察中共政权的历史，第一个可能崩溃的临界点是由毛泽东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其造成的后果，据通常的说法就是：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后经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解放思想，开放私营企业和经济特区，允许市场经济的运作，打开了一条经济上改革开放的通道。从政治上来说，虽然没有改变其一党专制的性质，但毕竟结束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终身独裁的极权统治，采取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从而挽回了毛泽东造成的崩溃危局，有了邓、胡、赵、江、胡等人主政的改革中兴的局面。
到了习近平新时代，在经济上逆市场经济而动，主张“国进民退”，挤压吞并民营企业，加上其他的一些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经济下行，市场凋零；政治上又回到了“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现在又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使执政者成了终身主席。种种现象都表明了习近平新时代就等同于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其造成的后果，已经使中共政权进入了第二个重大的崩溃危机期。
特别是，屋漏偏遇连夜雨，中共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综合症候群并发时，又遇上爆发中美贸易战，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断崖式”的下跌，出现所谓的“明斯基时刻”。中国面临的危局，已经造成当局的恐慌。近日连续数次召开高层会议，讨论如何面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和中共党建等“七大危机”，防止能引发社会动荡的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严防发生“颜色革命”等等，以求化解危机，走出困境。
但是从他们会议的简报来看，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只是更加强调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味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管制、打压与防范。他们没有考虑到造成 目前危机的原因恰恰在于政治集权体制与错误的经济政策。不从根本的政治体制和治国政策的“结构性”改革着手，只对社会表面的各种现象严加围堵防范，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防不胜防，想以此种方法来化解当前的种种危机，显然只会导致失败。
我们应该认识到，治国之道犹如治水，不能一味用“堵”的方法，而是要适当采用“泄”的方法。历史上传说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远古帝尧时代发生滔天的大洪水，尧任命鲧去治理，鲧采用筑堤防水的“堵”法去治水，但水卻越淹越高，历時九年未能平息洪禍，结果失败。后来帝舜继位，将鲧撤职流放，转而命令鲧的儿子禹去继续治水。禹吸取了鲧的教训，改用疏通水道的“泄”法去治水。他不辞艰辛，考察地形，开通九条河道，导引洪水由高向低，顺势泄向大海，三过家门而不入，历时十三年，终于制服了水患，取得成功。禹由于治水有功，取得舜的禅让，继位成为大禹王。所以说，以“泄”法治国，才是王道。
实际上，邓小平当局在文革之后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一种“泄”的方法。他解放思想，开放国门，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加强出口，允许私有企业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使得中国经济在毛泽东文革造成的近于崩溃的边缘，人民“吃树皮草根”，不知“超市”为何物的国度，改观为今天成为全球GDP排名第二位的经济强国，不可不谓成果斐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时代，虽然打开了经济改革的通道，但是政治改革的通道却在尝试探索启动的胡、赵时期半途夭折。三十年前，一场“八九六四”的天安门大屠杀把政治改革的通道紧紧堵上，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今天的畸形发展。中国人民手中已经有了些许的“钞票”，但是却依然没有一张“选票”。可以说，中国人民在政治上，依然处在“吃树皮草根”的阶段，实在是政治上的“草民”，身份毫无进步。
如同人的心脏有左右两条冠状主动脉，必须畅通，一旦血管硬化阻塞，出现斑块血栓，严重时会顷刻间导致心肌梗死，一命呜呼。一个社会也有两条主动脉，一条是经济，一条是政治，一旦严重阻塞，就会导致崩溃。目前的习近平新时代，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两条主动脉都出现严重堵塞，不予疏导宣泄，必将崩盘梗死！
至于如何使用“泄”法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困局，变危机为转机，从而开创出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想作太多理论的叙说，只是提出几点简单具体的建议，以供参考。
借用习近平在省部级一把手干部防范重大风险的研讨会上所说的，既要警惕“黑天鹅”， 也要防范 “灰犀牛”的生动比喻，我也就邯郸学步，把我的建议，作为放飞“黑天鹅”、牵走“灰犀牛”的拆解危机之“泄”法来加以简单的叙说，总结起来，一共有七条。
第一条：要放飞的“黑天鹅”是彻底平反“六四”。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事件的三十周年纪念，“六四”大屠杀是这些年来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最大的伤痕，是堵塞中国政治改革通道的最大障碍。年年此日，人民心痛，悼念不断；政府敏感，提心吊胆，多方防范。一旦放飞这只“黑天鹅”，即可以抚平创伤，实现社会大和解，又可开启政治改革通道之闸门。所以建议在今年“六四”纪念日以前，放飞这只“黑天鹅”，公布“六四”真相，公开予以平反，给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昭雪冤案，抚恤难属，撤销通缉令，让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有尊严地回国。
第二条：要放飞的“黑天鹅”是“大赦天下”。
根据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文化的惯例，国家逢有重大喜庆之时，必行“大赦天下”，以示恩德于民，共享太平喜乐。诗人白居易曾作《七德歌》一首，其中有“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名句，歌颂唐太宗释放三千名宫女出宫与赦免四百名死刑犯回家之仁德，传颂千古。所以建议在今年国庆节之前，宣布大赦，以放飞在监狱中的“黑天鹅”。首先要无条件释放王炳章、秦永敏、黄琦、王全璋等一切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及各宗教信仰与法轮功修炼团体犯。其次就是给与短刑期的刑事犯以提前释放，以及长刑期的刑事犯予以适当的减刑。通过这次大赦，让他们家人团聚，以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三条：要放飞的“黑天鹅”就是停止迫害各宗教团体，放行真正的信仰自由。
习近平政府当局近年来对宗教信仰的打压，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互不相干，互相尊重，才能相安无事。现政府却以宗教为敌，拆基督教的十字架、毁教堂、抓牧师，在佛教寺庙升国旗，挂国家领导人的像，严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还把伊斯兰教的百万信徒抓进集中营进行再改造，种种匪夷所思的错乱举措，都是制造社会矛盾的源头，必须立即停止。中共政府只有放行这只宗教信仰自由的“黑天鹅” ，才不会引爆各种潜在的宗教革命。
第四条：要放飞的“黑天鹅”就是停止反腐败运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上面来
如前所说，习近平新时代的的反腐败运动，其目的是铲除异己，以强化自己派系的权力，所以再怎么反也反不出一个清廉的政府来。这样的权力内斗，除了造成庸官懒政、官不聊生的“党建危机”之外，还会有导致内斗的激化，引发政变的风险。这种非法治的运动式反腐，不但无助于廉政的建设，反而会引爆政权的崩溃。所以应该放飞这只反腐败的“黑天鹅”，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上来。
第五条：要牵走的“灰犀牛”就是停止实施“国进民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政策，全面开放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政策
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和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同国际市场机制不能兼容所致。中国未能兑现当年加入WTO的相关承诺，依然以国家的计划之手操控国际贸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反弹与围攻。这也就是在目前的这场中美贸易战之中，美国一直要求中国要做出“结构性”的改革，才能达成最后的停战协议原因。所以，只有牵走这只“国进民退” 的“灰犀牛”，才能解决贸易战的纷争，使中国经济走上契合国际体制的轨道，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体中负责任的、受欢迎的一员，与其它成员们共享繁荣。
第六条：要牵走的“灰犀牛”就是宣布撤销新修改《宪法》中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无任期限制的设定，恢复原《宪法》中所设定的任期制条文。废除“帝制”，回归“共和”。
习近平新时代取消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恢复了终身制，等于千年“帝制”的复辟，实为惊人之举，备受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诟病，已经陷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不义。此举不管是出于习氏本人的一时迷失，或是周围佞臣的谄媚劝进，抑或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集权是为了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都是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个最大的败笔，使习近平颜面尽失，处于危险之境。
人们应该还记得，“辛亥革命”之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接受推戴，改宪称帝，推翻共和，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复辟了帝制。梁启超和蔡锷首先发难，引起全国各地纷纷宣告独立，护国讨袁，迫使只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撤销帝制，再过三个月之后，一代枭雄，就凄然病逝，抱恨终天！前人失败，殷鉴不远，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必鼎举而胫折，岂可不慎哉！
为今之计，习近平当局应立即采取止损的措施，牵走这只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的“灰犀牛”，以消弭因此事件而发难的危机。首先，习近平本人应该出面说明，自己并无寻求终身在位的意愿，对新修改宪法的无任期建制也不予接受与认同。鉴于该无任期限制的立法程序欠缺合法性与其适用对象的模糊性，应予再行审定，然后召开临时人大常委会或人大全体会议，议决废除新宪法中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无任期限制的条文，恢复原来的任期制，以昭告天下。
第七条：要牵走的“灰犀牛”就是宣布启动全面修改现行过时的旧《宪法》，推动全民参与修宪运动，以制定“新时代”真正实现人民“共和宪政”的新《宪法》
我们看到，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本质是一部捍卫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宪法，而不是奉行“主权在民”的原则，实行人民共和宪政的民主宪法。在这部宪法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终身执政党”，无竞争对手，无任期限制，不管其在台执政中犯了多大错误，给广大人民造成多大的祸害，人民都无权通过公平公正的定期选举，选择其它政党，进行和平的政党轮替，纠正治国者的错误，以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说，这部宪法是保障中国共产党一党利益的宪法，而不是一部保障人民利益的宪法。在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中，既不允许有终身执政的最高领导人，也绝不允许有一个终身执政的执政党，我们必须牵走这头捍卫一党专政宪法的“灰犀牛”，从根本上修改宪法，才能打通新时代政治改革的通道。
习近平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话很对。但是我们要认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究竟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霸一党之权位、谋一己之私利吗？
毛泽东早在1937就提出了共产党要实现“民主”的两项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刘少奇还说过：“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遗憾的是，正是共产党人在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夺取政权后，却迷失了自己的“初心”，违背了对人民的诺言，建起了另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权，祸害中国七十年至今，被冤死、斗死、饿死、杀死的人民无止上千万。
这种政权体制不但祸害人民，而且还祸害国家领导人自身。君不见曾几何时，“伟大领袖”毛泽东尸骨未寒，自己的妻子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就被发动政变者逮捕，关进秦城监狱，最后江青在厕所上吊，自杀身亡；林彪副主席在权斗中失利，携带老婆、儿子仓皇出逃，落得机毁人亡，全家覆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迫害时，没奈何拿出一纸《中华人民共和宪法》来，想作自己的救命符，最后还是冤死狱中。你说这种《宪法》管用吗？难道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们还愿意自己和妻子儿女也沦落到这样的下场吗？
所以是时候要改写这部宪法了，本人建议习近平当局应该以修正恢复在宪法中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为契机，进而成立“新宪法改革起草委员会”，推动全民参与的宪法大改革运动，以完成新宪法草案的编写。新宪法必须以“主权在民”为根本原则，以“普世价值”为基本宗旨，构建一个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尊崇人权、保障自由的新民主共和宪政体制，最后通过全民公决，投票通过，予以实施，以完成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
综上所述，计有“黑天鹅”四只、“灰犀牛”三头，合计七头禽兽，实际上也就是七条政治经济的改革条文。今年是农历“己亥”年，我们不妨就将此称之为“己亥革新七条文”。我用“革新”二字，兼有“辛亥革命”和“戊戌维新”的两层含义，就是希望通过这一“革新”以完成中国近代史中这两大政治“革命”和“维新”所未竟的事业，实现中国人民百年来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之“共和宪政”梦。
我想借此己亥年新春佳节之际，将此“己亥革新七条文”作为新年献礼，提供给习近平执政当局和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作为参考，希望能得到各方的采纳与接受，予以实施，从而在新的一年里展开这次“己亥革新”。
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已经又到了一个新旧时代的交接点，它将是中国数千年原始封建专制时代的终点，也将是辛亥革命百年多来走向“共和”的迷失之路的终点，又将是中共建政七十年来走向“一党专制”错误歧途的终点。“己亥革新”将终结这所有的终点，而开启一个真正的现代共和宪政的新起点，这才是真正的“方得始终”！
当然，前面所谈的这一切，只是我个人在回应张杰博士的采访而表达的，对习近平新时代的新年新愿景，这虽然很宏大，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因为这愿望也是百多年来广大中国人民和政治人物的理想，早晚终会实现。如果这愿望不能以“己亥革新”这种和平有序的方式来实现，那么一旦各种大大小小的“黑天鹅”与“灰犀牛”盘旋云集，一并发飙，“颜色革命”也必将在中国的大地爆发，堤崩水决，终归大海，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
总而言之，我衷心期盼，期盼在新的一年里，习近平先生在抵达权力的巅峰之际，能够“不忘初心”，顺应民意，大起大合，华丽转身，举国上下，团结一致，进行这场“己亥革新”的政治大改革，终结“一党专制”，以开创中国千年未有之共和宪政新时代！
好了！最后，祝博讯的读者和观众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2019年2月2日
作者简介：王策，中国共和党主席，政治学博士，现居西班牙。
出处 :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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