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转型的难题：从历史看未来
德国思想家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1795年，生活在东普鲁士小城格尼斯堡的哲学家康德，写下了一篇长文《永久和平论》。这一年，康德65岁。此时的康德，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世界秩序的理想模型。康德的这篇长文，可以简要总结为八个字：内有自由，外有和平。什么意思呢？内有自由，是指国内秩序；外有和平，是指国际秩序。两者的结合，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想世界秩序。
实际上，今天世界范围内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基本上就是按照康德200年前提出的这种理想世界秩序的模型在运转着。然而，如果我们从短时段来看，康德写下《永久和平论》10年以后，拿破仑的骑兵部队就开到了普鲁士。所以，对当时的普鲁士来说，哪里有什么永久和平？
时间又过了100年。1895年，31岁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发表了长篇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那时的德国，才统一了25年的时间。但是，由于国内工业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上战胜法国所带来的无上光荣，德国在欧洲大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崛起。德国自认为可以跟英国并驾齐驱，堪称欧洲乃至世界的两强，甚至开始大规模地发展海军，为挑战英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做准备。
此时的韦伯则敏锐地意识到，德国的政治阶层（political class）尚不成熟，难以准确地认知、定义和捍卫跟德国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政治目标。韦伯说，对于德国，“最关键问题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素质”。
韦伯这篇演讲之后的第19年，德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23年，德国战败；第38年，德国找到了希特勒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国家；第46年，德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0年，德国再次战败。你看，韦伯预见了风险，但德国却无力避免这种风险。
为什么德国的现代转型如此坎坷？原因当然有很多，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乃是德国是一个欧洲的大国。
作为经常性现象的大国转型难题
实际上，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大国转型的难题——从历史看未来。
10年前，土耳其还是中东北非穆斯林国家政治转型的成功样板。埃尔多安先是做了多年伊斯坦布尔市的民选市长，而后又出任民选的土耳其总理。当时的土耳其，国际社会一般认为民主制度运转良好，经济增长喜人，政治稳定，宗教上维持宪政与世俗原则，相对较为自由包容。但是，今天的土耳其，经历一次宪法修改和一场可疑政变之后，强人政治复兴，民主出现衰退，宗教势力崛起，国家的宪法与世俗原则遭到挑战，土耳其究竟往何处去？实际上，土耳其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它的现代转型正在遭遇新的难题。
土耳其最近十年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它2005年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一直没有获得成功。既然向西的道路走不通，土耳其索性就转过身来，决定面向东方。既然做不成欧盟的一个边缘成员国，不如索性做中东北非地区、做地域广阔的伊斯兰世界的一个主导性大国。
25年前，俄罗斯正处在苏联解体后的转型过程中。当时，国内学术界抱有一种乐观的预期，普遍认为俄罗斯摆脱旧体制之后，经过民主化转型与市场化改革，将从此走上一条欧美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但是，俄罗斯没有，市场化改革难言成功，民主化转型更是已经出现衰退。
今天，俄罗斯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维系于普京个人之手，他的政治手腕与政治意志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俄罗斯的未来。那么，普京之后呢？俄罗斯这个历史上的帝国至今仍然需要面对一个政治上很不确定的未来。
40年前，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被伊斯兰运动所推翻。但接替巴列维王朝的并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政体，而是一个宗教神权政体。伊朗作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同样没有完成它的现代转型。
实际上，不少大国都遇到了政治转型的难题。这里所谓的大国，主要不是指人口与领土的绝对规模，而是指这个国家拥有独特深厚的文明传统，曾经对本地区或全球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都是8000多万人口的土耳其、伊朗无疑是大国，而拥有5000多万人口的韩国却达不到成为一个大国的条件——尽管今天它们的人口规模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大国转型的难题是指什么呢？意思是说，一个大国从自己过去传统的政治经济模式，转型为一种现代的政治经济模式，往往会遭遇更大的阻力，容易遭遇挫败，甚至不一定能够完成顺利的现代转型。这就是大国转型的难题。至少，德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都曾经遭遇过或正在遭遇这样的难题。
大国转型难题背后的逻辑
那么，为什么大国转型更容易遭遇难题呢？这有三层互相关联的逻辑。
第一，大国往往是一个具有自主性文明的国家。如果说落后小国更乐意放下身段，埋头学习，那么落后大国更难这样做。面对强势的其他文明，落后大国往往难以处理好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也往往难以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大国经常游移于大胆超越传统与守护既有文明的两端之间，故而难以采取有效的行动。
从历史来看，这样的大国往往只有遭遇重大危机或挫败，才是促使其改变自己、超越自我的良机。很多重大改革，都发生在重大危机之后，甚至一场重要的战争失败之后。但是，一旦通过一次重大改革，大国的基本面得到改善，离世界平均水平或世界最佳水平的距离缩短，大国又容易开启重新找回自我、重新定义传统的过程，甚至不愿意再放下身段来埋头学习。而这又会启动一个新的政治周期。
第二，大国往往具有更高的国家复杂性。政治转型的一条规律是：一个国家启动现代政治经济转型之时，如果同时面临的转型任务数量越多，转型就越容易遭到挫败。而大国的难题在于国家的复杂性，比如，大国在领土、边疆、族群、宗教等问题上往往面临着更多挑战。
我们上面提到的每一个问题，可能都需要一种精致的复合型的制度安排来提供长期的解方案。但问题是，落后国家起初往往难以提供这种精致的制度解决方案。为了国家发展免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大国往往依靠一个高度集权化的中央权威来应对这些挑战。但这样一来，更为自由开放的自治性制度解决方案就更少有机会兴起。
第三，落后大国在发展过程中还更容易面临跟其他主要国家的地区性与全球性的竞争。比如，20世纪初的德国崛起就更容易在欧洲和在国际体系中发生跟英国的竞争。这种竞争关系，既有可能塑造德国的外部环境，又可能给德国内政带来新的压力。再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转型遇到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就是俄罗斯传统上在东欧、中亚的势力范围，跟北约、欧盟东扩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地缘政治压力，又反过来对俄罗斯内部的政治经济转型产生了重要的负面影响。
总之，自主性文明、国家复杂性、地缘性竞争，使得大国转型容易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从文明演进的视角审视大国转型
在所有这三个问题中，落后大国作为一个拥有自主性文明的国家，如何处理与其他更强势的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大国之所以难以完成转型，是因为这样的国家从认知、到心理、到战略，都迈不过这个坎。这从根本上涉及到一个国家如何看待人类文明演化的问题，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问题。
理解人类文明演化，我们究竟应该持一种普遍主义的视角，还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视角？所谓普遍主义，是更相信人类的共性，最终不同地方的人类将会走上相似的道路；所谓特殊主义，是更相信人类的差异，最终不同地方的人类将会维持本质上差异很大的多样性。
在全球化之前，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大问题。比如，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跟欧洲之间彼此还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两者之间也缺少实质性的互动。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互动，还意味着竞争。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但最终表现为两个关键指标上的竞争：一是经济上的，表现为工业与科技的发展程度以及对能量的控制水平；二是军事上的，表现为谁更能赢得武力竞争的优势——当然，这通常也是以工业和科技为基础的。
20世纪之前，弱国难以自保，强国通过战争武力征服弱国的情形还时有发生。20世纪中叶以后，国际体系规则改善，强国一般不再通过战争来占有弱国的领土。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国与国之间仍然时时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绩效竞赛”。从内部说，高绩效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有更好的生活；从外部说，高绩效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相对的优势地位。我们容易理解的是，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绩效竞赛，但其实，国与国之间也存在着绩效竞赛。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个落后大国如何能够提高自己在绩效竞赛当中的最终表现呢？
这里就有两种不同的认知视角。一种视角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跟别的国家一定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另一种视角认为，所有国家，如果想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高绩效者、有力竞争者，最终都必须要走一条类似的道路。这就好比企业管理中的最佳实践，尽管各个企业的管理在形式上略有差异，但符合最佳实现的管理模式却往往是相似的。
人类文明演化的一条重要规律是，有人首先发明，然后是发明的扩散，最终人类就实现了整体的进步。比如，有人首先发明了轮子，然后是轮子的扩散，最终人类都用上了轮子。比如，有人首先发明了十进制数字，然后是数字的扩散，最终人类都用上了十进制数字。再比如，有人首先发明了火药，然后是火药的扩散，最终人类控制武器能量的水平上就出现了飞跃。
不仅是技术领域，制度领域其实大体也是如此。公元前3000-4000年，尼罗河下游首先出现了国家，这个国家雏形已经包括了军队、官僚制与税收系统。随后，其他人类文明，或者是自发演进的结果，或者是有意模仿的结果，国家这种统治模式开始扩散。到了公元1500年前后地理大发现之时，凡是没有被国家统治的地理空间都被认为是野蛮的地方，有国家的地方则被视为文明程度更高的地方。不管一个国家本身的政治文明程度是高还是低，它们都要比没有国家的地方更文明。
但慢慢地，人类又发现仅有国家是不够的。国家固然提供了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但权力有可能会被滥用。所以，人类又产生了很多约束国家权力的发明，包括会议或者议会、法治、民主、分权制衡、责任制政府、后来出现的成文宪法以及现代政党，等等。这些政治发明的出现，或早或晚，但到了17、18世纪之后，逐渐汇成了人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的潮流，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散。比如，今天但凡像样的国家都有议会，无论它的名称是叫议会、国会，还是叫国民大会、立法院、国家杜马或人民代表大会。
从技术到制度，人类文明演化与竞争的大致逻辑是：你如果不使用这些已经被认为的更好的发明，你就容易丧失竞争力，你至少无法达到人类社会可以达到的最优绩效水平。
当然，尽管我啰里啰嗦地讲了这么多，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过去主要实践过两种最具主导型的政治模式：一种是古代经典模式，就是中央官僚制帝国；一种是现代经典模式，就是现代的法治市场国家。
古代经典模式，就是中央官僚制帝国。这种模式基本上依赖于一大块平原上的农业文明。在此基础上，统治者借助比较高效的组织系统，能够在自己所统治的区域内不断地攫取经济社会资源，并借此建立了强有力的军队。总体而言，这种模式主要依赖于广大的人口规模与土地规模基础上的攫取系统、统治能力和军事力量。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东西，一个国家就可以征服周围的地方，从而可以保证国家的外部安全。这就是古代社会的中央官僚制帝国模型。从比较来看，对存在中央官僚制帝国的地方来说，别的不具备这种中央官僚制帝国的族群或地方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作战，因为后者在整体模式上就低人一等。
到了近代，人类社会又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上是以市场和资本为基础的，在政治上则立足于法治和责任制政府。英国，一般被认为是首先创新了这样一种模式，由此推动了人类主流文明范式的一次重大变迁。这种文明范式变迁的直接后果是，到了1800年到1850年的时候，当世界很多绝大部分国家还在农业文明时代时，英国人的技术水平有了重大突破，由于蒸汽机、火车、轮船到现代武器的出现，他们控制能量的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甚至达到了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数十倍、乃至成百上千倍。由此，英国一支200人的近现代军队，就能够击败其他国家20000名普通士兵或土著组成的传统军队。
总体上，正是一种新的模式，使得人类文明竞争的轨道从此发生了切换。而英国的领先，根本上乃是因为一种新的文明范式——或者说一种全新政治经济模式——的出现。举例来说，1840年代所发生的中英战争，其实就是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现代法治市场国家这两种人类主导文明模式的重要对决。对当时的中华帝国来说，这也是过去从未遭遇过的文明新范式。
而自从英国创新现代的法治市场国家模式以后，很多后来的国家其实是在模仿英国的做法。就这个经验来看，一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是表明，人们更是在共性中寻找人类治理的出路。当然，可以理解的是，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最终形成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总会所有不同。比如，在非传统西方体系中，即便是日本与韩国这样全力学习西方国家，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很好地保持了本国传统与文化的特色。我们很多去日韩两国的朋友，都对两国的民族特色有很好的体验。但无论怎样，日本与韩国这两个国家就内在的制度逻辑来说，则更像我刚刚讲到的英国人所创造的现代的市场加法治的国家模式。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如此，今天或者未来会不会兴起新的文明范式呢？当然，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从历史经验来看，未来人类新文明范式的创造者未必来自于今天最领先的国家阵营。但是，新的文明范式的出现，大体上还是要先学习人类已有主流文明范式的既有成果为前提的。惟有在此基础上，人类未来才能实现更高级的政治经济文明的创造。
我们如何从历史看未来？
所以，大国转型首先是一个认知问题，如何认知人类文明演进与竞争的规律，如何认知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才是根本。
我准备用三句话来总结这次演讲。
第一，大国转型的难题往往有其特定的原因。大国与小国相比，面临着很不一样的历史、政治和国际的情境。
第二，大国尽管经常遭遇转型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转型不能找到更好的路径。更好的路径当然是有的，但首先要改变的是认知。
第三，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人们总是有着不同的认知，但问题是，认知不同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取决于政治博弈。那些既有着不同认知，又有着不同权力、利益和力量的人们所进行的博弈，终将决定大国转型的现在与未来。
现实地说，没有人保证一个国家一定会有好的政治命运。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怎样，主要就取决于人们的认知以及具有不同认知的人们所进行的政治博弈。
包刚升 2018年经济观察报·书评年度好书盛典上的主题演讲
出处 :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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