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 国家发展中的“荷兰诱惑”与“苏联幻觉”
掀开现代史的幕布，葡萄牙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全力开疆拓土的历史，首先进入人们的眼帘。海洋时代是这些叙述的历史转型背景，科技发明是航海行动的技术基础，但通过攻城略地以攫取财富，才是葡国拉开航海时代历史大幕的强劲动力。这个时候，欧洲的大部分国家还在旧制度中陶醉，不知道历史的挑战已经摆到自己面前。在葡萄牙当政者雄心勃勃称霸世界之时，西班牙出现了雄才大略的当政者。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一拍即合，迅疾上演了幕幕殖民大戏。哥伦布首航新大陆，民族国家为人们展现了 “世界 ”面目。这让缺乏世界眼光的葡萄牙国王捶胸顿足。随后，葡、西两国轮番上阵，以暴力书写了不期而至的 “世界史 ”，让此前区域化发展的、自然性的世界史就此停住脚步。不过葡、西没有完全拉开大国轮番崛起的世界史幕布，因为两国都缺乏产业创新的动力，都耽于财富的掠夺与消耗，都没有将创造财富推向规范发展的轨道。
本文关注的小小荷兰，适时登场。荷兰人通过鲱鱼贸易，占据了欧洲重要的贸易地位。当然，仅仅是倚重欧洲古已发达的旧式贸易，并不足以催生新兴的现代国家。荷兰在欧洲贸易中，充当了一个有利双赢的贸易使者角色。这就从根本上走上了与葡、西两国暴力掠夺不同的道路。与当时海上贸易一定会有武装保卫不同，荷兰人做生意的时候并不携带武器。他们宁愿通过造船技术的改进，降低贸易成本。而驾驭船只的人对职业的尽忠职守，为荷兰人称霸欧洲商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商业与城市兴起伴随，城管与自由携手。荷兰的富足，让他们对兴起的民族国家政治漠不关心。结果，沉溺享受的荷兰人竟然宁愿做亡国奴也不愿再造国家。在西班牙与英国的奴役之后，荷兰建立过一个联合自治省的商人政体。在国家建构没有起色的情况下，荷兰不得不以世界贸易应对日趋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全民皆商的国家机制由此浮现，资本市场由此兴盛。政府围绕商业利益运转，国家不参与欧洲事务及其相关的利益争夺，荷兰人殖民海外，终于在十七世纪中期将国家建成一个商业大国。
但五十年的光景将荷兰重新打入小国行列。荷兰的衰落，与英国的崛起恰成对照。英国的崛起故事不是这里关注的焦点，也因为人们对之的熟悉程度较高，无须详述。简而言之，英格兰自十一、十二世纪在岛内渐进积累了一切有利于全面现代转型的因素，在十七世纪中期，终于累积了领先世界的各种资源，一举登顶国家发展巅峰。其间，农业向工业的转化、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国家分权制衡的宪政建构等等，让英国成为现代世界的建构典范。此后，悉心效仿英国且成功移植英国模式而兴起的美国，差不多也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兴盛百年的现代国家。英美堪称现代大国崛起的楷模。在现代肇始阶段，英国雄霸世界；在现代成熟阶段，美国称雄世界。英美双雄，真个是现代国家称羡的对象。
但艳羡英美，难成英美。因为英国付出了五六个世纪的代价，才缓慢造就了一个现代体制。一旦英国以这样的现代机制出现在世界上的时候，哪个国家还有本钱偿付得起那么悠然自得的发展代价。与此相仿，美国移植、再造英国的模式，天时地利与人和，都非其他国家所可期待。倒是那些几成英美、却折戟沉沙的大国，更让人兴味盎然，可以为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提供鲜活经验或沉痛教训。这些国家，名字与故事都为人们所熟悉。法国是首先面对英格兰经验的国家，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降，就一直处在与英国较劲、与美国争雄的精神氛围中。不过，“一战 ”、尤其是 “二战 ”的遭遇，让法国人壮怀激烈、英雄迟暮。德国和日本一开军国主义激荡国家风雷的局面，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别的国家对自身的大刀阔斧改造，才勉强跻身现代国家队伍。这些国家，不得不臣服于十九世纪的英国秩序、二十世纪的美国规则。
给那些试图创造国家崛起奇迹的国家以巨大鼓舞的是苏联。苏联是建立在俄罗斯的领土、人口与主权基础上的现代大国。俄罗斯起源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依靠统治者持续不断的暴力扩张，俄罗斯的版图之大，令人称奇。但站在现代门槛边，俄罗斯依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在天才革命家列宁的催化下，俄罗斯转身成为苏联。苏联在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下，奇迹般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跻身 “世界强国 ”之列。苏联的崛起，更激起那些落后的，但强烈盼望现代转变后发先至国家的无比钦羡。因此，苏联以意识形态整合国家精神、以国家统帅发展事务、以铁血方式推进工业发展、以国际分工占据竞争优势、以世界革命输出国家价值等等做法，一时成为落后国家竞相模仿的发展做派。苏联之让落后国家羡慕的，不止是国家自身力量的疾速壮大，更在于它与帝国主义强权的直接对抗。现今人们一般当冷战是悲剧。但冷战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唯苏联马首是瞻的时候，这些国家对苏联的膜拜即使不是发自内心，也起码对苏联的快速崛起表示臣服。
冷战时期，是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特殊时代。全面对抗的壮观景象，今人已经无从想象了。只是一些对抗的基本轮廓，仍然能够简易勾画出来：疾速的工业化维持的强大军事工业，使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有了耀武扬威的资本，让一些国家不能不佩服。这种佩服，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但似乎令人伤感不已的是，苏联的这种疾速崛起，与其瞬间的崩溃联系在一起。苏联书写了与荷兰同样悲壮的国家崛起史。两个国家，差不多都在经历了五十年左右的辉煌以后，令人惊异万分地瞬间衰颓了。
叙事至此，可以引出本文的重点。荷兰在葡、西之后的崛起，开创了现代国家依据制度建设称雄世界的新篇章。但荷兰的百年积累、五十年辉煌与迅速衰落，在让人兴叹的同时，也促人探个究竟。无疑，荷兰的国家发展模式，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那种建立在全民皆商基础上的国家财富积累模式，对贫穷落后的欠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最具有吸引力。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崛起中显见的 “荷兰诱惑 ”。
从大国崛起的世界竞争史看，荷兰当然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才积累起国家崛起资本的。但荷兰的制度创新是残缺不全，有严重缺陷的。荷兰的创新，主要围绕商业利益展开，这就注定了荷兰的一切制度设计仅仅是为了牟利，而不是为了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一种缺乏现代政治目标牵引的局部制度创新。它无法让一个新的国家凸显，只能够催生一个一时繁荣的国度。因此，荷兰的崛起明显呈现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高速的现代流动、市场的发达、职业的分途、技术的改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会组织）的迅速发展。经济上的发展，也明显促进了各个阶层对发展事务的积极关注，辩论文化兴起，社会交流普遍，完全呈现出一幅现代蓬勃发展的图景。但这只是荷兰现代发展的一个侧面。
荷兰崛起后，财富陡然增长。但那只是少数幸运儿中彩的事情，大多数人仍然处在挣扎谋生的状态。国家似乎从来没有打算改变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失衡状态。行会尝试发挥社会救济的作用，但起色不大。国家富裕必定吸引大量外国移民，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因为受国际贸易的制约，产业畸形发展，像造船行业，就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国际贸易关系不大的产业，明显缺乏基本资源。乡村的自产能力严重下降，不足以为国家提供强大后援，这与当时的英格兰形成鲜明的对比。绝顶重要的是，政治上荷兰似乎纹丝不动。国家现代结构的畸形由此可见。政治中心软弱，分省机构力量强大，尽管给国家提供了活力，但却使国家力量缺乏整合，建立不起稳定的合作机制。这使荷兰完全无法为兴起中的现代国家示范。
荷兰现代发展的历史证明，单纯围绕商贸便利的制度创新，并不能解决国家长期发展的关键问题。假如一切制度仅仅是围绕商贸获利来设计和运行，会造就一种全民不计一切代价而疯狂逐利的社会心理，遗忘那些真正支持商贸双赢、有序而理性展开经济活动的必要制度。荷兰无法规范国家权力、完善国际法体系、建构多边贸易的共赢规则，以强有力地支持可持续增长的商业活动。这三点在荷兰的崛起中付诸阙如，影响至巨。
在规范国家权力与商贸按规活动的关系建构上，荷兰乏善可陈。统治精英们的意愿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力量。而这样的意愿是无法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国家建构方面，荷兰甚至无法具备一套稳定可靠的税收体制。即使在黄金时代的荷兰，政治上也可以说只是勉力维持着的。加之同一时期其他欧洲国家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及由此给荷兰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更显出荷兰局促的国家处境。受制于地域规模，发展空间更形收窄。
荷兰在支持现代国际贸易的法律建构上，思想与作为都受限。荷兰不是没有思想家为之殚精竭虑、精心构划，但荷兰人似乎并不买账。典型的事例就是，荷兰在现代世界观念史上足以留下一笔的格劳秀斯，对海洋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后来却不得不流亡法国。他所倡导的 “海上自由 ”，至今还是国际海洋法的基本精神。“海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不可占领的；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供他们自由使用。”他流亡法国，自然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不过还是象征着荷兰对伸张自己海上权益的思想家的明显排斥。将之视为政治对思想的排斥，绝不为过。与此相关，荷兰没有实际改变当时海洋的武力垄断方式，因此也无法推出崭新的国际游戏规则。
在荷兰大规模展开的国际贸易中，也没有明确凸显国际贸易的多赢原则。荷兰人只是竭尽所能、多获利润。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奴隶贸易更是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为了商业争霸而展开的战争，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起码人权，不一而足。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垄断经营，公司行为与雇员行为混乱上阵，全无规矩。后来在亚洲也诉诸战争，保障利益。尽管荷兰的国际贸易活力主要是在欧洲贸易中得到的，但庞大的获利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紧张，一直得不到化解。
荷兰崛起的总体处境是：权力缺乏公正安排，市民社会中间阶层缺少政治干预能力，国内各省权益严重不均，国家总体设计基本缺席，家族势力极其巨大，诠释者肆意挥霍财富，国际竞争激烈复杂。这些因素搅和在一起，终于导致国家破产。而促成这一最后结局登场的事件很多，不过令人极度瞩目的，就是荷兰全国对郁金香的极度疯狂。历史最著名的群众狂热，每每都会提到这一旨在获取暴利的大众癫狂。荷兰的崛起，是以财富的迅速增长为标志的。这种崛起方式，加上国家建构的迟缓，激荡起全民对财富的疯狂崇拜。小小的郁金香，因此成为全民发财的物质载体。由于郁金香是从亚洲经中东引进的，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罕见，人们对之强烈渴求。种植郁金香成为迅速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郁金香贸易成为人们一夜暴富的寄托。郁金香的价格随之飞涨。于是投机心理跟着暴涨。不受抑制的商业致富冲动，总是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卷动力。全荷兰人为郁金香躁狂，这种气氛甚至延伸到欧洲商贸领域。达官贵人不惜斥巨资购买郁金香的奢靡行为，促成了公众不养郁金香就没有品位的社会格调，结果郁金香被赋予了远远超出其价值的地位：它成为超过国家对工业关注的重视对象、市场疯狂追捧的物品、国家财富的象征符号、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当郁金香套牢所有投机者的时候，荷兰经济也就不得不付出无可挽回的代价。全民皆商、一夜暴富、极力投机相结合，摧毁了一个新兴国家的现代生机。
与荷兰的全民皆商崛起模式不同，苏联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狂热卷起的国家权力动能，由国家暴力直接推进的工业化，迅疾实现国家崛起，并因此激发领导世界的政治雄心。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国家发展方式。
苏联据以建国的俄罗斯，本来是欧洲一个贫穷的国家。十五、十六世纪，莫斯科公国领头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独立国家。直到十七世纪，由于俄罗斯与东方的接近，与西方的疏远，一直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彼得大帝上台，确定了俄罗斯的帝国体制。并倡导、推进学习西方的改革，俄国的工商业才逐渐发展起来。彼得大帝的改革从着装到官制，再到国际关系处置方式，都依循西方。这些措施，将俄罗斯整合成一个初具现代规模的国家。后来，经过叶卡捷琳娜时期的开疆拓土，俄国势力大大扩展。打败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高歌进入欧洲心脏地带。同时也为俄国人感受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宝贵机会。亚历山大二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意识到俄国的落后在于工业发展缓慢和政治体制糟糕。因此下定决心废除农奴制，并发愿让社会上层阶级和底层群众都能接受改革和从中受益。他的遇刺，中断了俄国的改革。随后的日俄战争失败、“一战 ”的处境，导致俄国国内矛盾的迅速激化，二月革命发生。但革命后产生的克伦斯基政府，无力对付国内庞杂的事务，更无力对付保皇党和共产党的两面压力，经济疲弱、腐败横行，又强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在十月革命中被风卷残云式地摧毁。
十月革命建立起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及其强制纳入准帝国体系的卫星国组成的畸形国家。苏联的国家建构基础，不是宪法，而是意识形态。只是在建国之初强行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遇到明显的阻力，显然无法推行下去的时候，才以新经济政策的名义做出了退让。但这并不等于说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就释放了刚刚被自己成功捕获的国家。继承列宁权位的斯大林，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毫不留情地清洗了党内敌对派系。另一方面，又以 “一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 ”作为号召，提升国家的物化实力。他不惜工本、耗竭性使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国家的工业化，促使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工业国家。
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缺少正当性支持。但在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快速转变为实力强大、足以称霸世界的国家发展方式上，还是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对于那些同样贫穷落后、而又急于后发先至的国家来说。用今人熟谙于心的说法，就是苏联领导人以国家强制的工业化解决了硬实力问题，以意识形态的说辞建立起国家的软实力，以对别国的实利占有和虚词诱引显示出国家的巧实力。须知，英国晋入这样的国家境界，用了五百年！美国确立其世界霸权，用了一百五十年！而苏联仅仅用了不到五十年！
苏联的迅速发展，确实仰赖国家的两手措施：一是极具诱惑力的意识形态，二是国家暴力的强行推进。这两手确实能以 “短、平、快”的招式，将国家面目全盘改变。但苏联的陡然崛起，却不是以国家权力的规范架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有序支撑起来的。国家实际上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因此它的突然崩溃，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苏联以七十年的时间代价，坐了一回过山车。
但这样的国家处境，被它的外在辉煌严严实实地遮蔽住了，人们一般绝对发现不了国家的真实状态。不唯一般民众被苏联的国家力量所震撼，即便是研究国家问题的专家、探究国际关系的大师，也对之赞叹不已。其间，也偶有一些批评，甚或是严厉的批判。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与美国是平分世界秋色的两个超级大国，几乎是绝对无以撼动的结论。苏联也以一种领导世界的姿态，以社会主义领袖国家的身份，以工业化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场合。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人们才目瞪口呆地发现，原来苏联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而苏联在其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其外观上呈现的无比强大的国家实力，其实并不是切实可靠的国家实力展现，而是本文要说的 “苏联幻觉 ”。
苏联幻觉，是一种国家综合实力不足以支撑强大国家运行，但却硬生生地以强大国家自我确认、以强大国家介入国际事务、以强大国家掩盖国内尖锐矛盾、以强大国家来为各种弊端遮羞的国家幻象。这样的国家幻象，以人们在意识形态的循环性论证，寻找并发现不断促使举国陶醉的自证优越根据。
以国家力量单方面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苏联制造出国家幻觉的一个重要 “推手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一度陷入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的泥淖。经过新经济政策的纠偏，国家勉强克服了经济困难。一九二八年开始了五年计划。这种计划方式，就是一种旨在迅疾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种由国家权力不计代价推动的工业化，在党内不断出现争论，但斯大林一意孤行，刚性的计划经济由此而起，国家所有制度由此定型：国有大型重工企业黑洞式地吞噬农业和轻工业所需要的资源，中央机构直接决定企业的规划、管理和控制，党的政治意志和国家的行政指令，成为经济运转的指挥棒。苏联的工业化目标倒是迅速实现了，但极度畸形的经济体系就此难以矫正。这种高成本、低收益、完全无视市场功能的工业化模式，构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内因。
社会难以克制的依赖性，是官方坚持不断制造国家幻觉的必然产物。这种依赖性，在社会精英那里体现为对权力的膜拜。技术精英是斯大林一直倚重的治国力量，但他们缺乏起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思考能力，几乎成为国家并不均衡发展但却予人强大感的国家幻觉的制造者。人文社会知识界普遍缺乏批判精神，缺少穿透现实迷雾的起码能力，让公众始终沉浸在苏联对世界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幻想中。结果，直到国家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都无人真正启动纠错机制。
在电视片《大国崛起》的编导梳理出的九大国轮流崛起的世界现代史画面中，合理地给出了英美两国主导三个世纪世界进程的理由。只不过编导们没有同时合理指出在英美前后或同时出场的其他七国，是不是具有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说起来，真正的大国，必须有一系列严格的指标。简言之，时间上的百年尺度和空间上的国际示范，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大国的起码指标。像荷兰那种稍稍指示了现代方向，便被历史埋没的国家，既没有为自己开拓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道路，也无法示范其他行走在现代道路上的国家。如果坚持说荷兰发挥过某种示范作用的话，那倒是一种诱惑国家全民皆商、一夜暴富的反面作用。全民皆商，不是说真让全民实际进入商贸领域，而是让全民指望经商致富，绝对不将心思花在国家建构、工业创新、科技发明、文化进化和社会改良上面。
苏联这样的国家也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负面样板。本来后发国家应当通过更为扎实的国家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功夫，夯实国家发展根基，从而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奠立坚实基础。但苏联唤起的那种强将后发劣势说成后发优势，不计发展处境硬性追求后发先至的国家幻觉，必定将全盘模仿苏联建国的所有国家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处在国家发展十字路口和深度改革困局的中国，需要作别全民皆商、领导世界的空幻观念，将国家引向健全发展的道路，坐实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改变单纯以国家推动的发展模式，引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庶几有望避免重蹈荷兰与苏联的覆辙，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大国。
出处 :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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