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 大清王朝：临终才醒悟
从1910年国会请愿运动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绝妥协的政策标志“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出台，是立宪派迅速走向革命、与革命党“合流”的最直接原因。完全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统治基础都离它而去。一个没有基础的巨大建筑，轰然垮塌只是时间问题了。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枪响，大清王朝轰然坍塌，出人意外。因为，就在半年前，革命党人孙中山、同盟会经过精心筹划准备的广州起义以七十二烈士壮烈牺牲惨告失败，史称“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使同盟会丧失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内部分裂更加严重，革命成功，遥不可期。然而仅仅时隔半年，仓促举事的武昌枪响却吹响了清王朝覆亡的号角。
武昌首义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绅、商人为主体的“立宪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领导人或伤或逃，一时群龙无首，亟欲找声望素著的人物充当新政权的领袖。
清军协统黎元洪被革命党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而政务、交涉之事，则期望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面负责。汤表示赞许革命，尽力帮忙，自己不知兵事，但可在政治和民事方面赞助，还提议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
汤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在筹款、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秩序、保持地方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担任全国性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汤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湖北立宪派领袖，他的表态，使湖北其他立宪派人士迅即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革命党，筹款捐款，维持地方。
这对革命党对于解除后顾之忧，能专心抗击清军的反扑，扩大战果，使新政权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武昌起义的初步胜利、新政权的渐渐巩固及汤化龙等人的通电，使不少省份咨议局迅速响应革命，反过来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民众和立宪派，推动了更多地方响应武昌起义。
首先响应武昌首义的是湖南。武昌首义胜利消息传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即与立宪派黄瑛、左学谦、黄翼球等几次秘密商议发难，双方“握手共生死”。10月12日，长沙新军起义，黄瑛等在城内响应。当晚，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各商民人等，欢迎义师，异常鼓舞，致送猪马牛羊者，不下数十起，绅学各界人等前往投效者，络绎不绝。”商、绅态度，非常明确。
接着，山西于10月29日宣告“独立”，阎锡山被举为都督。但军饷短绌，起义者迫使大资本家渠本翘捐款50万。咨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参与了军政府的谋议。
在政治上倾向立宪派的蔡锷，于10月30领导新军起义，占领昆明，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咨议局议长与副议长二人蝉联充省议会正、副议长。
10月29日，江西咨议局及各团体开大会，商议独立，但巡抚出面劝阻。两天后，新军起义，宣告江西反正。
工商中心大都市上海的反正，立宪派的作用更大。11月3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早就参加同盟会的上海立宪派首领李平书等控制的商团武装积极参战，与革命党通力合作，继占领上海县署之后，又获得攻克江南制造局的胜利。6日，成立沪军政府，革命党人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但一大批立宪派人士和商人在沪军政府任职，李平书出任民政部长，沈懋昭出任财政部长，王震出任交通部长，虞洽卿为顾问官。上海是中国工业、商业、金融、外贸的中心，如果没有商会和商团武装的大力合作，仅革命党人是难以取得起义胜利的，即便一时胜利，也难以长久维持。上海宣告“独立”，对清廷是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紧接上海之后，贵州于11月4日宣布反正。发动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倾向革命的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官兵，但是由立宪转向过来的自治学社起了很大的作用。
江苏是经济发达、工商兴旺、士绅力量强大的省份，因此，它的“独立”更具戏剧性。上海反正消息传来，几位素有名望的江苏士绅先后说江苏巡抚程德全响应革命，自保免祸。在他们的劝说、支持下，程德全终于在11月5日“独立”，宣布“和平光复”。除程德全由清政府的巡抚改称为新政权的都督外，一切照旧。或许大家感到这种革命也太“和平”了，便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表示革命必须破坏。这月中旬，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张謇坚辞清政府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到苏州出席省议会，蝉联议长。
与江苏独立几乎同时，浙江新军也发动起义。在起义前几日，参加了革命党同盟会的咨议局议员、立宪派成员褚辅成即与新军方面的革命党人商定，推举浙江咨议局议长、具有全国影响的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11月3日，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到巡抚衙门,请浙江巡抚增韫拆卸满人营墙，将其全部编入汉籍，宣告浙江独立，以免战争惨杀，但为增韫拒绝。5日晨，新军攻毁抚署，俘获增韫，但旗营到下午仍在顽抗。于是由汤寿潜作书劝降，旁晚，清将军德济派代表到咨议局见汤，接受投降，浙江起义宣告胜利。汤寿潜又联合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军政府程德全等通电已起义各省，商议成立联合政府。
各省独立消息纷纷传来，广西巡抚沈秉堃感到大势已去，广西一隅难以独支，同时又感宣告“独立”兹事体大，一时犹豫不决，召集下属、心腹商量。下属认为潮流难抗，主张独立，此举得到咨议局赞同。广西遂于11月7日宣告反正，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
11月8日，福建新军起义，成功后咨议局议长高登鲤、副议长陈之麟分任民政、财政部长。同日，安徽咨议局议长窦以珏、绅士童挹芬等于咨议局集议宣告“独立”，举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广州长期是孙中山武装起义的重点，但此次却在武昌枪响近一个月后才起事响应。孙中山的多次起义全都失败，此次成功，商人作用甚大。而商人的反复掂量考虑，也是原本革命策源地广州“反正”较迟的主要原因。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加紧军事行动，攻击广州，发动各路民军数万人向广州进军。广东的官、绅、商都看到了清皇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焦虑怎样来维护广州治安。在1911年10月25日,广州绅商各界召集大会,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以当时所谓“在籍大绅”邓华熙、梁鼎芬为主席，做出了既不听朝廷命令派兵协饷镇压其他地方革命军的命令，又与革命党保持距离，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旨的决定。
但商人却对此不满，认为清政府已难以长久，提出此方案断不济事。29日，广州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召集各界人士开会，明确提出承认专制政府还是承认共和政府的问题。最后议决“公认共和政府”，即日由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代表领衔，将议决案用正式呈知两广总督张鸣歧，但张力斥独立之非，严行禁止。
11月8日，九大善堂和七十二行总商会联合各界再行集议，要求张鸣岐独立，张也派代表出席，最后决定广东独立，并推举张鸣岐为临时都督，镇统龙济光为付都督。第二天，七十二行商会、九善堂集议于咨议局，宣布“共和独立”。但将军政府都督印信送张时，才发现他已于前夜微服逃遁，乃转送龙济光，但龙也不接。于是代表折回，再开会另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胡未到穗时，由原清军协统蒋尊簋为临时都督，龙济光就任付都督，军政府乃成立。此次广州反正，一弹未发。
四川立宪派人倡首保路，推动了全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成为辛亥全国反清运动的导火索。11月27日，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举四川咨议局议长、出狱不久的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为都督。
从武昌首义至四川军政府成立，50天内，共有14个省脱离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的半璧江山已去，为最后倾覆清廷，民国肇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起义各省，立宪派、绅商都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省份是以立宪派为主的，甚至某些省份还是立宪派独自完成的。辛亥革命，立宪派功莫大焉。就社会阶层来说，立宪派的主体绅商最有力量，而孙中山以前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得到立宪派（绅商）的支持。此次武昌枪响最后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响应。
立宪派革命化，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从清朝建立起，虽然朝廷亲贵对汉人、汉族大臣一直防范很严，但至少形式上一直泯灭满汉差别、矛盾。然而，至少从1906年秋改官制起，到1911年5月的皇族内阁的出台，它的政策总体上却是利益高度集中化、利益边界高度清晰化。使士绅、甚至一部分汉族官员也清晰意识到自己并不在这个“利益范围”之内，自己并非清廷的“自己人”，产生强大离心力，不仅士绅走向革命，许多汉族官员在关键时刻也背叛朝廷。
1911年10月30日，许多省接连独立，响应革命，清廷接连颁发《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实行宪政谕》和《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此时此刻，它才想起“妥协”，但为时已晚。
11月7日，并不激进的思想家严复在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Morrison, George Ernest）的信中说：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这些确实“太迟了”，事实说明：改革之门越宽，革命之门越窄；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改革之门闭关之日，就是革命之门洞开之时。而革命之门一旦大开，就很难关闭。
临终醒悟，太迟了。
出处 : 雷颐游走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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