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起来的？这或许是一个永远充满争论的问题，尽管近年来热度可能有所下降，却尚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刻。许多读者可能一听到一战起源问题，便会下意识地想到中学教材的“官方解答”，这种解答或许有一定正确性，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同时，关于一战起源的探讨也绝不是对往日陈迹的考古工作，它代表了人们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浩劫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当前国际关系的认识，因而它也永远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本次外刊扫描精选英、德、法、俄四国的有关文章，其中既涉及具体史实，更回顾了关于起源问题的学术争论与历史记忆，知古鉴今，看到和平的脆弱。
英德敌对是一个神话么？
整理自：Zara S. Steiner and Keith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cond edition), Chapter 3,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为什么在战前总有人说英德之间即将爆发战争，却说不出具体是为了什么而打？又是什么把本来模糊的忧惧和未能实现的愿景，转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冲突？
在布尔战争期间，德国仅提供了十分吝啬的支持，还要价不菲。时任外长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所言的对德国根深蒂固的敌意往往并非基于对德国情况的直接了解，20世纪初德国积极的对外政策让英国感到威胁。法国因日俄战争的影响而丧失了俄国的支持，这一事实显示，法国在面对德国威胁时很脆弱，也使英国外交部确信英法协约之必要；因为如果英法协约关系破裂，法国便会转而同德国一道对付孤立的英国。相比较促进与德国的和平关系，格雷更在意维持协约国的威望。1911年，他还在未正式知会内阁的情况下与法国外长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这些行动与表态背后，是对德国虎视眈眈之势的担忧，因为尽管英国已通过海军与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掌控权，德国只需要通过对欧洲的军事征服就能做到这一点。德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强化了英法协约关系，也使英国外交部的注意力集中到“侵略者”身上。外交部高官艾尔·克劳威（Eyre Crowe）的备忘录便反映出此种心态，他通过英德历史中的长期矛盾、“铁与血”对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核心作用，强调对德国挑战的唯一回应方式是重申传统的均势政策，以最大的决心维护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权利与利益。
但格雷对英法协约的鼎力支持也遭到了不少反对，许多外交部官员常常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口是心非、自私自利感到愤怒，也有人告诫格雷法国人骨子里惧怕德国人，又不信任英国人，他们日后很可能反水。与此同时，英法在君士坦丁堡、摩洛哥和中国等地的合作也造成了更多的冲突。但这些都不足以抵消英国被大陆孤立的恐惧，英国方面仍坚持维护协约。巴黎方面却也对英法协约半信半疑，他们不确定英国是否真心支持他们，以及在帮助法国对抗德国时能否提供有效的武装力量。同时法国政府内还有一个有势力的团体支持法德结盟，法国战争部长、殖民部实际的掌控者就认为法国从德国那里能得到更多好处。毕竟两个邻国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德国是仅次于英国的对法第二大出口国，法国也是德国第二大资源来源地，1906与1910年间，两国市场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
尽管如此，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仍十分坚决，不过他无法使协约关系转变为同盟关系，也不希望法国触怒德国，1906到1910年之间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维持局势。法国依旧是阻止德国实现其野心的唯一阻碍，俄国的态度难以捉摸，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也过于弱小而无法对英国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英国也作出努力，为使德国人相信英法协约以及与俄国的会谈不会威胁他们，格雷仅密切关注德国在土耳其、波斯和波斯湾的活动，因为英国在这些地方的利益受德国威胁较大，他在1909年宣称“真正孤立德国将意味着战争；德国在欧洲的统治也将意味着战争”，而将欧洲划分成同盟国语协约国两大阵营正是稳定局势的做法，而非相反。
军备竞赛
其实直到1907年，海军竞争才开始主导英德关系。1906年2月英国皇家海军无畏战舰在朴茨茅斯下水。1907年海牙会议上，德国拒绝讨论海军问题，各国对德国意图也愈加警惕，并对德国的外交策略表示不满。新闻媒体上弥漫着一股反德情绪，即便自由派报纸也是如此，特别是，1907年11月18日德国宣布修正海军法，在1908-09和1911-12年间每年建造4艘无畏战舰。英王也取消了原定前往德国的春季出行，外交部表示海上霸权对维系英国安全是必须的，如果德国真的增加海军军备，英国也会在1909年实行更大规模的海军计划。
1908到1912年中英德海军竞争支配着两国关系，但在整个海军问题上，双方都很短视。两国专家都认同马汉的海权论，但几乎没有人考虑工业和技术的变革会也许并不与流行理论完全相容。而且尽管不断上涨的造船费已影响了两国内政，我们还不清楚当时双方是否明白新军备竞赛到底意味着什么。英国自由党政府为如何筹措用以海军与社会改革的资金而争论不休，其中的激进派一直主张减少造船。在德国，提尔皮茨（编者注：Alfred von Tirpitz，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德国大洋舰队之父）计划的花费也使人质疑其可行性，甚至在1907年德国海军法通过前还有人质疑新式战舰能否造得出来。尽管面对种种困难，增加军备已成定局。提尔皮茨的确想挑战英国的海军霸权，同时尽管德皇否认海军法案针对英国，但这个计划在柏林就是如此通过的，伦敦方面也是这么解读的。到1908年外交部确信如若军舰力量没有实质性提升，协约国将无法在面对德国时保障英国安全。
正是这种虚弱感引发了英国的恐慌，伊舍爵士（Lord Esher）在1907年10月曾言：“焦虑，而非安全感，才是人们准备开战的根源。”关于德国效率与经济实力的传闻使专家们相信，如果不建造更多主力舰便会被德国赶超，1908年政府就曾收到关于德国谋划对英国海岸实行突袭的报告。1908年起英政府内就如何回应德国展开激烈争论，争论双方是以格雷为首的海军派和以劳合·乔治为首的经济派，两方都有内阁成员以辞职相要挟。最终海军得到的拨款少于预期，扩军计划却得以保全。但在1908年阿斯奎斯任新首相后，劳合·乔治执掌财政部，其好友丘吉尔管理贸易局（Board of Trade），两人为削减军费开支而呼吁与德国订立海军协议，否则便只能征收新税或者缩减教育和养老金开支。英国也的确向德国派出使者，但只得到消极回应，劳合·乔治在德国调研其社会保险体制时也未能如愿就海军问题展开讨论。1908年夏天这些努力的失败加强了海军派的影响，内阁表态不再提及军舰问题。随着关于德国正秘密加速海军建造计划的谣言传来，英国对德国的怀疑达到了新高度。第一海军大臣麦肯纳请求海军预算增加六艘无畏战舰，以劳合·乔治、丘吉尔为首的经济派称最多加四艘，格雷则以辞职相威胁，经济派再一次失败了。新闻媒体的叫嚣使内阁争论演变成大众恐惧，各种流言蜚语再起。
英国对德国海军扩张的反应，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也使得德国人重新考虑提尔皮茨的计划：出口商抱怨紧张的英德关系，中、右翼党派担心高昂的军费支出可能得不到回报等等。1908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出任新首相后急于同英国订立海军协议与中立协定，而这愈发使英国确信德国海军计划是一种精巧的胁迫手法。不过格雷明白政府想结束海军竞赛，他建议交换技术信息作为和解的第一步，1909年8月霍尔维格首相率先提议两国开启政治与海军协议的谈判。但随后两年的谈判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英国的目标是停止军备竞赛，德国则希望英国对大陆保持中立，且只愿意作出很小的让步。德首相无力修正整个海军计划，至多只能放慢建造速度，英国则始终心存怀疑，也担心同德国谈判会危及与法俄的协约关系，1910年底谈崩，英方代表借口国内大选回国。1911年双方曾想重启谈判，但英德在会谈目标上的根本分歧并未消除，阿迪加尔危机（编者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使谈判走到尽头。
在英国，对海洋力量的信奉跨越了党派和阶级界限。两院中有一定数量的议员与军工制造企业有利益关系，有超过50名议员是军人出身，他们坚定支持扩军。军备企业与船舶工程公司的持股人众多，国防工业的蓬勃发展也能带动就业与经济发展，因而不可能不对政治施加影响。保守派还认为军事工业的发展会有助于防止劳工暴动。同德国一样，英国公众对海军的呼吁让海军竞赛具有了情感效应，也使两国政客、专家的行动更具情感色彩。为什么英国人认为海军竞赛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呢？在于反复浮现的对外敌入侵的恐惧心理。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提尔皮茨要挑战英国的海军霸权，而且当德国建立欧陆霸权后便可利用大陆港口统治各公海与英吉利海峡，实际上英国海上霸权与其大陆均势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德国人要在他们的大陆地位与对欧洲之外地区的野心之间维持平衡，英国人则要考虑大陆均势与自身的海上霸权，因而两者的斡旋空间几乎没有。
经济竞争
除了最关键的海军竞赛外，两国经济竞争也颇为重要。这要追溯到1880和1890年代，德国在这段时间迅速崛起为欧洲大国，并要求在欧洲以外地区瓜分利益。在英国，尽管在对德国经济威胁最初的警觉之后，对外部竞争的恐惧曾一度减轻，但由于1903-5、1908-9以及1914年出现的短暂经济衰退，英国国内的恐德情绪有上升之势。张伯伦的关税运动，保守党在1910年大选中公平贸易做文章，这些都引发了德国出口商的强烈反应，一位德国船主曾向德皇报告称：“那儿的人民疯了，他们满口谈论的都是下一场战争和未来的保护主义政策。”在巴格达铁路、波斯湾和非洲的外交冲突再次证明德国是一个强劲对手，英德经济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调。
但片面强调两国在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竞争，是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公平贸易运动并未成功，除了1907年的专利权法案（Patent Act），英国政府也几乎没有针对外国竞争者采取行动。国内、外需求量的增加减弱了贸易焦虑，像钢铁、棉花产品、造船业等传统工业出口量也在蓬勃增长。其次，英德贸易额也在飞升，1904和1914年间，英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国，德国则是英国的第二大市场。具体来看，不同工业的情况有所不同，甚至同一工业内部不同公司的情况也不同。最重要的是，英帝国体量非常大，无论是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还是在英国享有特别贸易优势的海外地区，英国产品总能找到地方卖出去，实际上只有非常少的英企业明显地受到德国竞争的影响。例如在拉丁美洲，英国利益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其次是巴西和智利，德国则从南美其他国家牟利。即使竞争不过德国导致英企业撤离，它们还能转战别处接着赚钱。甚至在亚洲、非洲和中东这些德国人试图介入的地区，英国依然形势大好，反而是德国在开战前最后几年日益担心它在这些“中立”市场进展缓慢。同时英国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船只，操控着全世界一半的海洋贸易，德国在公海也几乎威胁不了英国。在对外投资方面，德国也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即使在罗马尼亚这个德意志银行已根基颇深的地方，英国仅在石油投资领域的份额于1912年就超越了德国在当地的总投资额。在竞争之外，英德还有广泛的贸易合作，实际上战前40个生产商企业联合（producer cartel）中有22个是英德公司。
但英国外交部对贸易竞争的态度还是老派的，自由放任的原则依旧流行。亚瑟·尼克尔森对于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不能指望金融家们不为利益所动，受爱国热情驱使。他们眼睛里只有利润……他们追求的目的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对他们来说全然无关紧要。”其实，只在一战期间德国经济发展才被英国外交部视为“黑暗罪行”，但到1918年，人们又再次相信英国经济的繁荣有赖于德国经济回归常态。对英国外交部来说，经济武器的主要功能并非维系贸易，而是为达成政治目的，即增强威望，捍卫政治与战略利益。比如在涉及巴格达铁路时，政府比投资商们还要着急，爱德华·格雷关心的不是投资机会，而是英国在地中海地区，尤其是波斯湾的战略地位，然而从1903到1907年，一系列出于政治目标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1911年纷争再起，当时土耳其从德国人那儿获得了修建这条铁路的权利，但只有英国统一提高关税方可修建，这是土耳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格雷看到形势不利于英国，决定作出妥协，不再反对铁路修建。1913年初，经协商确定，巴格达铁路分成两部分（巴格达-巴士拉、巴士拉-科威特），英国对后半段享有绝对控制权，基本确保了其在波斯湾的战略地位。起初资本家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不太愿意投资铁路，但即便协议终于达成，资本家们对政府也并不心存感激，他们觉得艰难的谈判耽搁了他们本可到别处赚钱的时间。不得不说，贸易竞争在战前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是有所下降的。
殖民地问题
直到1914年德国的殖民帝国面积还不足100万平方英里，仅仅容纳了21000名德国人，吸收了3.8%的对外投资，贡献了0.5%的海外贸易，殖民扩张的成效并不显著。自然德国人和英国人一样认为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拥有庞大的殖民帝国，问题在于，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是选择同英国人合作，还是与之对抗。尽管德国叫嚣着“世界政策”，但他们的野心是模糊的，并不聚焦在地球上的某块地域，因为彼时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了。从一开始德国对地盘的诉求就包含了一些虚假的成分，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欧洲之外的世界里自由自在，与奥匈结盟已束缚住了德国。如若不撼动已有的势力均衡，德国就无处扩张，但保障德国安全的也正是势力均衡，结果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使得德国的外交风格变得尖锐而不理性。德国的殖民野心常常停留在理论层面，而非付诸实践。
德国反复提出要在非洲分一杯羹，这惹恼了“恐德者”，却没有造成实际的困境，因为当德国提出这类诉求时，还是保留了协调和妥协的空间，直到它将目光转向欧洲大陆。柏林有一个重要团体在阿加迪尔危机时仍相信德国只有通过与英国合作才能确保超欧洲帝国，这批人在1911年及之后几年中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友善回应，尤其是在路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领导下的殖民部。阿加迪尔危机可被视为战前列强之间最后一次殖民地冲突，就像之前的冲突一样，最后是被和平解决的。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也并非完全出于经济考虑，政治家也希望以外交胜利激起民族情感，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英国外交部看来，德国在摩洛哥的行动主要是为了破坏英法的协约关系，外交部的众多要员对德国的行为十分警惕，希望英国能坚定挺法反德立场，但无论部长爱德华·格雷或阿斯奎斯首相都不愿和德国搞得太僵，内阁7月4日商议后决定英国不公开反对德国在摩洛哥获得港口，但如若要改变摩洛哥的现有局势，则需要征询英国意见。与很多同僚不同，格雷相对同情德国的殖民野心，对英国来说它在摩洛哥的邻居是法国还是德国关系不大。英国希望促成法德协商，以法国在刚果的部分利益换取德国不插手摩洛哥，但当得知德国想要法国在刚果的全部殖民地时，格雷警惕并强硬了起来，可内阁其他成员还是担心英国的强势介入会激化矛盾激化甚至引发武装冲突，随着事态的僵持，也只有一小部分阁员的态度由温和转向强硬。8月23日，阿斯奎斯召开了一次帝国防务委员会（CID）特别会议商讨对策，以此绕开内阁中的温和派，格雷、劳合·乔治、丘吉尔、麦肯纳等强硬派悉数出席。最终格雷明确告知法国，只有法国满足德国的领土期望，英国公众才会支持法国。危机的气氛到9月底终于开始缓和，格雷明白，如果法德真的开战，英国必然帮助法国，但他会尽其所能避免战争。
这场危机的结果看上去是协约国胜利了，英、法关系得到强化，德国得到的土地也比预先的要少。其实在德国，即使是最强硬的“世界政策”支持者对于是否开战也会三思，无论是贝特曼或是提尔皮茨都不愿以战争达成目的。无论如何，贝特曼遭遇了外交失败。法国也不完全满意英国在交涉过程中的行为：英国要求法国作出让步，也没有对法德开战后的立场作出公开表态。伦敦方面，外交部从一开始就将阿加迪尔危机看做对协约国关系的测试，以及德国对现存势力均衡的挑战，而内阁很多人则认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殖民地纠纷并不直接影响英国利益，首相也担心英法军方高层间针对可能的战争爆发之后应采取的策略的会谈有危险。在11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首相向内阁成员保证，所有的政策决定都会由内阁拍板，但内阁中的温和派们对于英法两军高层背着他们会谈仍愤愤不平。在两周后的会议上，个别阁员甚至以退出内阁相要挟，最终决定是折中的，在与法国军方高层的会谈中，英方不能就开战后的军事干涉作出任何承诺，而且以后每次会谈都需要事先得到内阁批准。
格雷现在明白他的同僚们在外交政策上仍有较大分歧，而且最基本的问题仍未得到讨论，法国的独立对维系英国的安全而言是不是必要的？在左派看来，英国对大陆盟友的支持已经过头了，即便是支持格雷的保守党人士也被各种开战谣言搞得心神不宁。外交大臣很清楚德国战胜法国的巨大危险，因而英国不可避免地要坚定支持法国，但他的支持者们则有些过于狂热，他想平息而非挑起争端。阿加迪尔危机充分显示出英德关系的独特状况，两国都有关于战争的言论，但却说不出具体是为了什么而打。德国人想要一场外交胜利以及土地回报，英国人卷入其中是因为他们相信法、德矛盾会搅动欧洲的均势，进而影响英国的安全，无论如何，英国人对德国的怀疑从未消失。
英德敌对的某些方面很明显曾被夸大了，鉴于几乎没有什么在市场、殖民地问题上的具体冲突是不能够协商解决的，人们可能会论证英德冲突的虚幻性。但是德国政府想要提升它的国际地位，提尔皮茨的长远目标就是想建立一支足以颠覆英国海上霸权的舰队，这绝不是一个神话。格雷和他的同僚们想通过维系英国海上霸权与大陆均势的手段遏制德国的野心。两国政府都了解对方的处境。不过鉴于德国人的头脑里既没有固定的计划，也没有清晰的行动方式，他们的外交是难以捉摸、不可预测的，英国外交部作出回应的根据不是当下面临的现实挑战，而是他们对德国最终意图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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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危机与战争责任：德国学者的观点
整理自：Annika Mombauer, Julikrise und Kriegsschuld–Thesen und Stand der Forschung,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4.2014, H.16-17, S.10-16.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此后的世界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一战只是一场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1945年纳粹德国的溃败才使这场三十年战争彻底结束。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把一战称为“20世纪的根本性灾难”，也强调了一战对此后国际格局的塑造作用。
激辩战争责任问题
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呢？对战胜的协约国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显然是德国及其盟友挑起了战争，它们应该受到惩罚。《凡尔赛条约》正是如此规定的。德国民众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防御性战争，承担战争责任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种侮辱。
其实，早在一战的第一枪打响之前，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辩论就已经开始了。英法和德国都声称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因受到外部威胁而被迫反击。在德国进军比利时的同时，德皇威廉二世声称“敌人在和平中攻击了我们”，这句话通过德国的新闻媒体、战争海报和明信片广为流传。战争的失败使德国突然变成了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还背上了沉重的赔款负担，这是许多德国人难以接受的。
正是这样的舆论氛围，促使魏玛德国政府同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合作，共同为破除关于战争责任的“谎言”而努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修改《凡尔赛条约》中关于战争责任的条款，停止支付赔款。魏玛德国政府和外交部资助出版了许多档案文件和研究成果，以制造德国不需负担战争责任的舆论。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支持这种官方论调的作品得到赞助，质疑这种论调的作品则遭到审查，没有市场。
20世纪30年代初，认为德国在一战中不负战争责任的观点不仅在德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在国外站稳了脚跟。关于一战战争责任的国际共识逐渐变得有利于德国。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在其193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1914年的欧洲“滑入了战争”。这一观点成为了新的主流意见。按照这种观点，一战的爆发不能归咎于某一个国家的野心，而应该理解为欧洲同盟体系失灵的结果。战争的爆发更像是一场意外，没有哪个特定的国家应该对其直接负责。这种新的解释在德国特别受欢迎。可以说，德国一直大力宣传的“德国无罪论”终于大获成功。
希特勒在1937年的一次讲话中声称，一战战争责任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这一成就归功于自己。事实上，德国单独承担一战责任的观点之所以得以破除，靠的主要是魏玛德国的大力宣传和国外舆论的转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德国内外的学者都没有兴趣再思考一战的战争责任问题了。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人们也并不认为有必要把二战的根源追溯到一战；相比之下，理解纳粹德国的十二年才是更重要的任务。大国共同承担一战责任的观点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费舍尔争论
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界才再次出现研究一战战争责任问题的浪潮。开启这一浪潮的是汉堡大学的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他在1961年出版了《争雄世界》一书，重提德国负有一战主要责任的观点。他认为，德国不仅对战争的爆发负有主责，还对战争早有预谋，并且制定了扩张性的战争目标。这和二战就很相似了。
费舍尔的观点引起了一场席卷德国史学界的大争论，连政府都参与其中。在这场争论中，费舍尔及其学生遭到了许多人的斥责。参加过一战的历史学家反应尤其激烈，例如弗莱堡大学的格哈德·里特尔，他是费舍尔的主要反对者。这些学者难以接受，自己这一代人曾经热情参与的“自卫战争”，竟被费舍尔称为一场有预谋的侵略战争。
1969年，费舍尔又出版了《一场幻想的战争》一书，加强了对一战前德国战争政策的批判。他的很多观点基于新发现的史料，特别是一些收藏在东德的史料。例如，他在1969年的书中指出，早在1912年12月，德意志帝国高层已经决定要在1914年夏进行战争。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前人从未用过的。
随着费舍尔争论的结束，德国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又形成了共识：大家基本承认，德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需要注意，费舍尔只是说德国应负主要责任，没有说德国应负全部责任，这个区别常常被人忽视。
争论的焦点变成了德国扩张性外交政策的推动力问题。柏林的政界、军界人物是要通过战争解决内政问题吗？他们的行为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德国是要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吗？至于1914年德国的哪些行为和决策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德国史学界并没有太大的争议。
人们也都意识到，需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其他大国的决策。首先要研究的就是奥匈帝国的政策。德语和英语学界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很多成果。这些研究认为，奥匈并不是德国战争阴谋的牺牲品。相反，奥匈利用了皇储遇刺事件，想要通过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制止从该国产生的、旨在削弱奥匈帝国这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运动。
一战百年，战争原因再思考
21世纪初，人们终于达成了这一点共识：一战的爆发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更加仔细地考察战前的欧洲局势，历史学家发现，一战前的危机是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德奥以外的列强在战前的外交决策。例如，美国历史学家西恩·麦克米金认为，俄国想要得到土耳其海峡，特别是想要得到君士坦丁堡。在1914年的七月危机期间，俄国政府并不认为当时不适合进行一场欧洲战争。麦克米金还指责俄国过早决定进行局部动员，使危机不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德国历史学家斯特凡·施密特认为，法国政府很想加强与俄国的同盟，因此愿意支持俄国的政策。这样看来，列强至少在原则上没有拒绝战争，只要它们认为战争有利可图。只有英国政府忙于内政问题，欧陆爆发战争似乎对它没什么好处。
正在一战百年之际，一批相关作品又把战争责任问题推到台前，在德国的学者和民众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如果人们相信最新研究的观点，那么德奥就并不需要为一战的爆发承担比法俄更多的责任。法俄两国在一战中看到了加强同盟的机会，和德奥一样欢迎一场“预防性战争”。根据这些研究成果，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1914年的欧洲真的是“滑入”战争的。
在德国，这场新的争论是由《梦游者》一书引起的。它的作者是在英国任教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这本书2012年就在英国出版了。在英国，它得到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但没有引起大的争议。2013年秋，此书的德文译本问世，引发了一场关于一战的大型公共争论，这是自费舍尔争论以来从未有过的。克拉克的书连续数周占据畅销书榜单首位，他的观点在德国各地得到讨论。关于一战的话题又成了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体中的常客，其中战争原因问题特别受人关注。
对克拉克而言，刺杀奥匈帝国皇储的普林西普和塞尔维亚在战前的作用都很值得关注。他的书从1903年塞尔维亚国王夫妇遇刺一事写起，把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问题和塞尔维亚制造麻烦的角色置于重要地位，这是很不常见的。的确，如克拉克所说，塞尔维亚是前人研究七月危机时的一个盲点。
在德国，这本书之所以引发争议，并不是因为它把塞尔维亚送上了引发一战的被告席，而是因为克拉克坚称，寻找某个为战争负责的对象和相关的强力证据，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评断过去的行动者，而应该解释这些行为是如何产生的。他问道：“我们真的有必要将战争的罪责怪到某个国家头上吗，或者我们真的有必要按照那些参战国的责任程度列出他们应该为战争的爆发所承担的罪责？”
克拉克认为，列强多多少少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责任。在他看来，德奥这两个中等强国成了法俄进攻性政策的牺牲品，来自伦敦的调解提议则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被搁置了。战争的爆发是“一场悲剧，而不是罪行”。在德国的许多评论者看来，这正给了德国洗脱发动一战罪责的机会。
另一本成功的著作也增强了德国无罪论的说服力。克拉克的书出版后不久，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出版了《大战》一书。此书也十分畅销，被许多媒体引用。明克勒认为，德国不应该单独承担战争责任。在他看来，德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者作出了许多错误的估计和判断，这些错误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和失败。战争是诸多失误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德奥有意挑起的预防性战争。
克拉克和明克勒的作品问世后，德国的一些评论者认为学界出现了一次范式转换，战争责任问题似乎又变得对德国有利了。例如，历史学家霍尔格·阿夫勒巴赫表示：“德国人对一战负有责任，但他们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国家的更大。”
德国媒体中这种如释重负的情绪只遭到了少数人的反对。历史学家福尔克尔·乌尔里希认为，对这种“新观点”的热衷与对费舍尔的贬斥相伴相生，让人想起了60年代的费舍尔争议。当年费舍尔的观点被称为“政治上的受虐狂”，现在反对德国无罪论的人也因为“对罪责的骄傲”而遭到指责。在乌尔里希看来，德国舆论界对《梦游者》一书的好评与历史政策的走向有关。“保守派在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中就想重获德国历史的解释权，当时他们失败了，现在他们要成功了。到目前为止，反对的声音还很微弱，这非常引人注意。学界似乎疲于争论战争责任问题了。”
历史学家盖尔德·克鲁姆艾希也反对这种新范式。他在采访中说：“克拉克太过袒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了。在学界几十年来都以德国罪责为研究焦点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可能还是有些必要的。但克拉克简直像当时的威廉二世那样，把塞尔维亚说成了一群强盗，这就让人难以接受了。在克拉克看来，动荡的真正来源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潮和俄国对奥匈的压力。”至于谁应该为战争的爆发负责，克鲁姆艾希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我认为，德国应该为1914年8月战争的爆发承担最多的责任，因为德国试图用这场冲突来测试俄国的战争准备情况。”历史学家们又像60年代时那样，站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展开了争论。
英国在此前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中得到的关注较少，但在最近的争论中也开始得到重视。2014年1月，几位德国历史学家在《世界报》发文称，德国对一战并不负有罪责。他们认为：根据当时欧洲国家间战争的惯例，一个主权国家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利益受损，就有“诉诸战争权”。在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这一权利对英国最不适用，因为英国在干涉（奥匈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地区性冲突时，并没有什么直接利益或盟约要求可以用作正当理由。英国参战使最初的冲突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灾难。
按照这种说法，英国没有进行一场“正义的，也就是有正当理由的战争”，德国的行为却是有正当理由的防御行为。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修正主义观点。那时，德国的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就成功地把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变成了关于战争爆发的主流观点。
从一百年前开始，对一战原因的追问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书写问题，更是一个与当代密切相关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人们努力使德国摆脱战争罪责，从而摆脱赔款的负担。在60年代的费舍尔争论期间，人们担心分裂的德国怎样才在冷战前线继续存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使人们开始寻找这次危机和1914年七月危机可能的相似之处；对纳粹德国的反思，使人们开始考察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历史。现在，也有人把当代的危机和1914年的七月危机进行类比。
60年代的争论充满感情色彩，因为当时参与争论的很多人是一战的亲历者，他们认为必须为自己或父辈的行为辩护。而今，虽然距离一战开始已有百年，一战老兵也都去世了，但是使德国免于战争罪责的观点仍然有利于德国人的民族感情。这也就解释了“欧洲在梦游中滑入了战争”这一观点在德国广受欢迎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信服这种观点，关于战争原因的争论也不太可能现在就有定论。不知未来的新发现能否让这场争论的内容更加充实。
整理、编译：刘佑民 宋舒杨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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