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 《鄂州约法》：民国宪政的起点
钦定宪法大纲
就历史发展脉络而言，1911年武昌起义是一场“计划外革命”。按照清廷1906年“预备立宪”规划，以及1908年发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国的政治改革即便不会像预想的那样顺利，但也不致于发生根本性颠覆。然而，一切善良的期待都因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突然去世而改变。
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武昌首义第二天发布的通电，比较细致解释了起义因缘：“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民意，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汤化龙在这份发给各省谘议局的通电中细数清廷之误之错之罪：皇帝溥仪竖子黄口，摄政载沣愚谬昏庸：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摈弃汉人，悉授亲贵；溥伦、载涛，童騃儿戏，分掌陆海军部；载泽贪狠，管领度支，意在钳制汉人。归纳如此罪责，汤化龙宣称：清廷“强持专制，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清廷在改革关键时刻，暴露出其自私本性，原本并不势若水火的满汉冲突被迅速激活，因而武昌起义带有明显的民族革命性质。
推翻清政府，重建汉人国家，是武昌起义前十几年革命党人的宣传。清廷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兑现承诺，重建一个宪政国家，民族主义，特别是复仇式的民族主义革命应能避免，只是清帝国命数已尽，溥仪、载沣、隆裕皇后的胆识、智慧，实在无力驾驭中国这艘大船；溥伦、载涛、载泽的能力、品性，也不足以与汉人同心合力，权力分享。
最初发动武昌起义的主导者无疑以推翻清廷为诉求，但是他们的声望、资历，都不足以出面担纲。经过一个晚上的战斗，武昌全城光复，党人集齐谘议局商组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拟电请上海黄兴、宋教仁等从速来鄂，并请转电孙中山，早日回国，主持大计。这几份电文，均假黎元洪的名义发出。
黄兴自是年春天黄花岗起义失败，极度失望。想不到几个月后，皇族内阁出台，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发布，各省相继起而抗争，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风云激发，人心益愤”，这让黄兴格外亢奋，“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复燃”，起而致信“同盟会中部总部”诸同志，密谋在清政府统治稍微薄弱的长江中游起事，进而将长江流域连贯一起，以期给清廷以巨大打击。
宋教仁此时正在上海参与《民立报》笔政，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动态，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他也迅即意识到在长江中下游发动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与谭人凤、陈其美等组建同盟会中部总部，相机行动。
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武昌起义的消息还没有传来的时候，在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就决定委派居正、谭人凤秘密潜往武汉打探消息。据居正《辛亥札记》，他们二人至九江，“则见武汉下水轮避难者山积。九江岸上，兵士皆荷戟梭巡，形势严重。据避难者口述，始知武昌已被我军占领”。 于是他们星夜兼程，13日一大早渡江至武昌，与黎元洪等军政府领导人以及革命党会面，交换意见。各方的普遍看法是，湖北的形势不错，独立的目的已达，但是，“满清尚未倒，各省尚未响应，我们革命不能算成功。”商量的结果，湖北方面敦促居正、谭人凤迅速前往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快些来鄂。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大众闻黄兴、宋教仁之名，极为仰慕，又听说促各省响应，更为欢悦”。
黄兴、宋教仁，均属于“湖广地区”的人才。湖北方面“仰慕”黄兴的军事才能，稍后，黄兴的到来也确实对湖北的军事行动多有帮助。至于宋教仁，更是广为人知的宪政专家，湖北军政府方面对其“仰慕”，显然期待他在这些方面出谋划策。
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田桐、李书城及日本人北一辉自上海至武昌，慑于黄兴过往威名，前线将士军心大振，士气高涨。据黄中垲《辛壬闻见录》，宋教仁素抱大志，留学国外，娴于外国语文，通晓各国政治，抵达武昌后，入驻军政府“招贤馆”，曾当面对黄中垲说：“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宪国家，当宪法未成之先，虽有政府，不过临时应急设施。而临时政府不可无法令以资遵守，此种法令，法美先进国家皆曾经过，大抵名之曰临时约法。今革命军初兴，诸事草创，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战事为务，无暇注意及此。一旦临时政府成立，仓卒莫就，必感困难。余不敏，日来闲居无事，草成约法草案若干条，拟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识者数人，枉过寓所共相讨论。” 这就是著名的《鄂州约法》生成始末。
《鄂州约法》主要得益于宋教仁的贡献，也是湖北军政府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汤化龙的贡献。
汤化龙原为湖北谘议局议长，是国会请愿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他对摄政王载沣接班后的政治逆转非常不满，以为清廷应该按照1906、1908年的政治承诺，让中国尽快走上宪政轨道。摄政王倒行逆施让汤化龙等立宪党人非常失望，当武昌起义发生后，汤化龙毫不犹豫地与君主立宪挥别。
首义发生翌日晨，汤化龙最早站出来支持，并设法说服黎元洪就任军政府都督。在黎元洪还没有完全答应的情形下，汤化龙就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向外界作了明白宣布。这一点对后来中国的政治走向至关重要。
按照袁世凯、黎元洪等体制内改良主义者的看法，清廷自皇族内阁出台，确实属于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是十年来政治改革的逆转。但是，不论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他们大约都没有想到废止、终结清朝的政治架构，另起炉灶，因为在这之前十年间，关于中国未来政治道路的争论已经很多，也很彻底，比较让人认同的看法，就是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君主立宪体制。这是黎元洪面对首义将士呼吁迟疑不决的原因，也是袁世凯重出江湖的价值底线。
但汤化龙并不这样想。在汤化龙等立宪党人看来，历史给满洲人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空间，但满洲人实在辜负了历史的期待，现在湖北新军首举义旗发难，阻止了满洲人的倒行逆施，中国也就不应该继续抱着君主立宪体制，应该毕其功于一役，将中国顺势引领至共和体制。
军政府成立，黎元洪出任都督，消息传出，汉口各国领事纷纷渡江入城请谒都督，名义上非正式酬酢往还，实际上希望通过正面接触了解军政府的内外政策。黎元洪此时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因而一再以各种理由推托，强调“地方湫隘，秩序未整，婉言辞拒弗见”。13日，法国领事来谒，军政府接待人员循例辞谢。法领谓“地方狭隘，秩序未整，胥未足为革命病。各国革命谁非起自仓卒，如吾法国革命，旗帜不备，至有以女人衣裙代之者，至今且传为美谈。吾辈此来，盖钦都督之为人，欲瞻风采耳。立谈数语，于愿已达，他非所望也。”这样的理由无法让人继续拒绝，黎元洪与法领寒暄数语，法领欣然而去。
继而美国领事亦至，适汤化龙亦在，遂与黎元洪一起会见美领事。美领问：“贵军此次起义革命，吾辈极所钦佩，惟满清政府所负各国外债，贵军政府对之将如何？”汤化龙代答：“自本年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以前一切外债军政府皆继承之，此后设有新发生债务，概不负责。”美领曰：“革命乃改进政府之手腕，民生疾苦不可不兼顾。今岁贵省水患浩大，灾民遍地。设一旦饥民乘势为乱，扰害地方，亦足妨碍革命之进行。贵军政府对之将如何？”汤曰：“敝军政府对此问题正在熟筹审虑之中，现拟推举柯大臣专办赈务，俾与革命事业同时并进。”第三个问题最难问答，美领问：“贵国此次革命，关系种族问题自不待言，于政体上有无影响？”黎元洪、汤化龙同答：“此次革命当然连带政治问题。”又问：“拟采何种政体？”曰共和。美领随问随以小册书之。问答毕，极表满意。遂于怀中出英文日报一纸，乃汉口发行之英文《楚报》，谓上有论文一首，题为《满州政府之不平，中国人民应革命论》。美国领事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汤化龙以“共和”回答美国领事，乃至国际社会对军政府未来政治架构的询问，这个回答显然不完全是随机应变，而是汤化龙等人在经历了几年政治改革波折后，对清廷的绝望。在汤化龙内心深处，也对共和似乎有了一定的构想，他不仅担任咨议局议长，担任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而且以进士身份留学日本两年，如宋教仁那样专习法律、法政，在宋教仁抵达武昌之前，汤化龙在繁忙的事务之余，仍与胡瑞霖等一起拟定了《都政府组织条例》，继而，“正日夜究心以制约法为一大事”。
宋教仁到来之前，汤化龙是否如此认真思考制定约法，还可以讨论。但是毫无疑问，宋教仁的到来，使约法的制定迅即成为现实。经过数日奋笔疾书，宋教仁草拟约法若干条，并邀约具有法律知识者数人进行讨论。据黄中垲《辛壬闻见录》，他个人极佩服宋教仁的“伟识”，欣然前往，参与讨论，陈登山、汤化龙、胡瑞霖等皆在。“宋出其稿授余等传观，时在座者大抵皆有职务，无暇细心研究，相与赞赏而已。” 这就是鄂军都督府11月14日发布的《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黄中垲说各位没有时间细心讨论，可能只是囿于他自己的见闻。据《汤化龙行状》，“四方豪杰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黄兴克强、宋教仁遁初，见（汤化龙）皆交相爱重，而先生与遁初语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馆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 这个说法或许更接近于事实，尽管汤化龙的讨论并不一定都被宋教仁接受。
汤化龙以“共和”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的基本原则，这一点与宋教仁最近几年的思考也相当吻合。
过去的研究，普遍将宋教仁视为革命党人的领袖，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这些判断当然不错。但是，同样为革命党人的领袖，每个人的思想见解并不一样，所采取的路径也有差别。
宋教仁和所有革命者一样，都是为了中国富强、现代而走上革命道路，而他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革命者一样，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清廷的不改革，或改革令人失望，不彻底。反过来说，一旦清廷踏上变革之路，宋教仁以及其他许多革命者，也愿意放弃暴力的革命抗争，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宋教仁完成《间岛问题》写作后，并没有用来批判清政府卖国、误国、无能，没有以此论证革命的理由，相反，宋教仁想方设法将这部作品转给清政府，期待清政府用他的研究，运用政府力量，通过外交渠道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甚至还可以说，宋教仁也期望以此作为见面礼，重回主流社会，参与国内已经开始的政治变革。
对于宋教仁的《间岛问题》，驻日公使李家驹、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等，都格外重视。袁世凯、外务部遂电令驻日公使安排宋教仁回国。公使馆将此意通知宋教仁，宋表示：“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能回国？”“公使馆据以告袁，袁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职。宋乃就商于孙（中山）、黄（克强）及同盟会诸同志，得孙同意。宋方拟成行，忽收到由民报馆转来两信，封面书‘宋京卿启’，或‘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云：‘你既然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宋阅后痛哭流涕，遂决计不回国。” 这是宋教仁没有回国的主因，由此也可见，在宋教仁的意念中，革命、改良，并没有势若水火不共戴天的鸿沟，当改良没有发生时，宋教仁积极参与革命；当改良发生了，而且朝廷也在认真去做了，就应该放弃革命，参与改良。
宋教仁没有借助于《间岛问题》顺利回国，没有像刘师培夫妇那样退出革命，参与正在进行的改良。这个无意中的结局成全了宋教仁的一世英名。
没有回国介入政治变革的宋教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在此后几年用很大力气研究各国宪法、政体，研究中国未来所应采取的体制。对于清廷主导的预备立宪，宋教仁也有很多专业性评论，大致上说，他认为清廷主导的宪政改革可能在一开始就有问题：
朝廷编定宪法，皆模拟日本之钦定主义，以为日本皇统万世一家，天下最有利安全之宪法，莫日本若也。
虽然，近日日本亦有幸德秋水等，谋以炸弹危其皇室，则又何以称焉？
甚矣，日货之不中用也。
很显然，宋教仁不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相仿，更不认为中国的宪政应该追随日本的路径，中国的宪法应该另起炉灶，可以参考日本，但决不能皆模拟日本。
宋教仁的预判，没有多久就得到了验证。1911年5月8日，中国原本应该在这一天进入一个全新的宪政时代，然而清廷带给中国人的却是一个皇族内阁。这不仅让国人大跌眼镜，而且引发此后持续的政治抗争。宋教仁对于清廷立宪的失望，主要是宪政改革的主导者没有弄清宪政的意义，不知道所谓宪政，就是宪法最大，一切政治设施都必须在宪法的框架里进行：
夫立宪之根本，孰有大于宪法者？立宪之精神，孰有大于立法机关之作用与责任政府之组织者？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又岂有立法机关之作用与政府之组织不合宪法政治之原则，而犹谓之立宪者乎？
宋教仁从资政院的功能、皇族内阁之不妥，判定“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其所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国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宋教仁的结论就是一句话：“立宪者，决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
政府不可能引领中国走上宪政之路，这是因为清廷主政者不明白宪政改革的本质，不知道宪政改革的要义在于权力分享，在于约束君主、政府的行为。既然清廷主政者不明白这些道理，或者明白但根本不准备实行这些宪政原则，那么在宋教仁的概念中，君主立宪已成过去，未来的宪政中国，一定要排除君主专制：“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基于这样的认识，宋教仁将为新生政权起草一个“非君主”的宪法，已经没有任何疑问。
经过差不多半个月讨论、修改，鄂军都督府总监察处11月14日发布议决《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及《官制草案》的特别通告。《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简称《鄂州约法》，共7章60条。7章目录为总纲、人民、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补则。《鄂州约法》以人民为本位，人民享有现代宪政国家所拥有的全部权利。
至于国家的权力机关，《鄂州约法》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续举时得连任，但连任一次为限；总督代表政府总揽政务，统率军队，任命文武职员；政务委员依都督之任命执行政务；议会由人民于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享有一般宪政国家议会的同等权利；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组织之；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宣告，不得免职。
《鄂州约法》是民国宪政的起点，是中国在排除了帝制，排除了君主立宪体制后第一份共和制宪法。这部宪法还不是那么严密，也不是那么详尽，但其三权分立、人民至上的原则，无疑获得了充分体现。这个约法成为民国宪政的原点，约法起草者宋教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议会迷”，从更广大的历史视野说，宋教仁可谓中国宪政之父，是现代国家的重要开启者之一。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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