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和他修复还原的“反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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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去反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进而去审视、批判我们国家曾经走错的路，从而使悲剧不再重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作理念，所以杨显惠的创作过程便自然容不得半点含糊，严肃而认真，甚至诚实而准确就成为他创作的必然选择。对此，杨显惠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主要作品写的都是重大题材，但重大题材又都不是我熟悉的生活，要想写好就要深入生活。《定西孤儿院纪事》调查了三年。不光是去那个连队访问孤儿，我还往定西地区跑了三四趟，每一趟都是两三个月，访问了孤儿、孤儿亲属和孤儿院工作人员一百四五十人。写《夹边沟记事》之前也是跑了三年访问了近百人。”对于大陆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作为“一位有着伦理责任的人道主义者”。
杨显惠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产生于1940年代延安整风、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图腾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里面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工农兵”等内容，然而几十年下来，所谓“红色经典”制造了一大推，“高大全”——“假大空”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共性，经得住考验的经典作品却没剩下一部。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那些真诚的革命作家们，是思想改造得不好，还是没有真正深入生活？为何独立自主的杨显惠深入生活后，那么不熟悉的题材也能写得如此荡气回肠、感天动地呢？这真是个问题。
曾几何时，文以载道的文学功利观一直备受诟病，不过有一个前提若干年来未引起重视，那就是文学所载之道是什么？如果是王道、霸道和非人道，莫说是文学，莫说是精致的形式和技巧，都应该大加挞伐，但如果是人道、正道和善道，并且文学不因载道而失去自我，或不唯载道论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予以提倡呢？特别是在一个书写尚存在羁绊的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一员，一个严肃的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充当社会良知的角色。正如索尔仁尼琴说：“每一位作家对人类的罪恶都有普遍的道德责任。”涅克拉索夫说：“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木心也说：“专制独裁的王国中，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两个国王。”无疑，杨显惠就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
应该承认，对于大陆中国来说，“反右”和“大饥荒”是绕不过去的民族创伤和人类灾难，然而这样一个离当下并不遥远的过去，习惯自诩为勤劳勇敢的民族却未能很好地清理历史教训和遗产，甚至还出现了掩盖和涂抹历史真相、混淆视听愚弄民众等奇怪现象，而大行其道的犬儒主义者们则摆出一副习惯性的顺民形象，并以逆来顺受或者“斯德哥尔摩情节”构成典型性奴隶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国情和国民劣根性的体现。反观杨显惠，他不但拒绝同流合污，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毅然走上一条艰难的还原和反思历史之路。须知，在现实中国，杨显惠的选择本身不但彰显其拒绝合作的态度，而且还带有某种“揭人伤疤”、“伤口撒盐”的性质，写作风险可想而知，用评论者的话说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说：“没有风险和自我牺牲，艺术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在杨显惠的努力之下，那堪称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夹边沟、定西孤儿院，被重新发现，那近三千个“被历史遗忘的受难者”——“小右派”们被打捞出来，那些在和平时期被无情遗弃的经受饥饿折磨和屈辱的幼稚儿——孤儿们被历史见证。再次重温一下那些值得回味的镜头吧：生前不吃脏东西饿死后被人吃食的右派医生董建义和为爱千里寻夫的执拗的上海女人；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李祥年和俞淑敏那一场被终止和扭曲的恋爱悲剧；由工商管理科长、劳动工资科长变成无时不偷的贼骨头俞兆远，即便平反回家后仍然习惯性地偷吃生粮食而终于导致离婚；憎恨月亮的席宗祥，接连打死农场的猪和羊想因此获罪做劳改犯而不得，计划留守农场后却意外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名被判5年劳改；为了救助“冻零干”的弟弟一命，出门要饭的姐姐被迫与趁人之危的放羊人发生性关系；独庄子的展家八口人中，爷爷、父亲、大妹妹先后饿死，无人帮忙掩埋以致于尸体腐烂在炕上，饿死的小妹妹被胡麻草烧成黑蛋蛋，出门要饭的二大杳无音信、母亲生死未明，只剩下被新姑父救活展金元和奶奶……
陶东风在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赛尔时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的书写视作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杨显惠自己说：“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有关“反右”中的右派人数，过往的权威数据是55万16，但根据2005年解密档案，在这次政治运动洗礼中（含1958年反右“补课“），共有3,178,470人被打成右派，1,437,562人被定为中间偏右的“中右分子”。17有关“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目前学界基本接受3000-4000万左右的数据。但是仅有这些笼统的大数据，尚不能足以逼近历史现场和真相，还原历史还需要更多的个体数据、细节来补充和验证，而当历史研究不能充分展开之时，文学也许就有了更适合的舞台。
1959-1961年，共和国出现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已不容置疑，三千“右派”被流放到夹边沟农场也是基本事实，但是这三千人在1959-1961年的运命如何，是否也出现大面积非正常死亡和人吃人等现象呢？不妨借助文史互证的方法论来一探究竟。
关于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在《夹边沟记事》中还有《在列车上》《一号病房》《告别夹边沟》等，《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父亲》《独庄子》《炕洞里的娃娃》《黑石头》《姐姐》《顶针》《黑眼睛》等篇章也都有触及。那么，这些人间惨剧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还是被杨显惠用文学的手段夸大了呢？和凤鸣在回忆录中写道，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6、7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如果这两则材料还缺乏说服力，其他相关的材料还可以通过赵旭的《风雪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等著述中求证。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写道：（人死了）“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哩，望都望不见，列车上来来往往的乘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员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
当然，更切实可信的是延安老干部、时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回忆录《悠悠岁月》中给出的数据：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7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可见，杨显惠所述并非纯文学虚构。
关于批斗大会、搜粮队等暴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多有描述，其中《父亲》中记述道：“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独庄子》中记述道：“……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姐姐》中记述道：“他们拿的矛子、斧头、铲子满墙扎，地上打，听音，房子、院子里想到哪儿就挖哪儿，挖了三天三夜。……”这些记述是文学夸张还是事实如此呢？《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中写有：1960年春甘肃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支助威。2000年，杨继绳在通渭县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有当事人讲述了当年搜粮队对群众采用了各种残酷刑罚：竹坯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在全县大搜查中，打死、逼死1300多人。上述史料可以佐证，杨显惠所述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关于杨显惠记述的饥民吃食的东西。《独庄子》中记述道：“树皮剥来后切成小丁丁，炒干，磨碎，煮汤喝。再就是挖草根根……还有骆驼蓬。这些东西拿回来洗净，切碎，炒熟，也磨成面面煮汤喝。……再就是吃谷衣炒面，吃荞皮炒面。荞皮硬得很，……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点上火烧，烧黑烧酥了，再磨成炒面。谷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面扎嗓子，但最难吃的是荞皮，扎嗓子不说还苦得很，还身上长癣，就像牛皮癣……”其实，有点阅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这些细节描写一定是有过经验的人的观察和体会，不可能是个人主观凭空想象的结果。徐贲对此曾评说：“许多细节之所以被视为‘真实可信’，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不像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那样被严格定调。它不需要为政治正确而牺牲真实回忆。这种回忆的真实可信几乎完全出于‘无须说谎’的推导。”
现有的相关史料更可以证实其真实性。如中共通渭县委在《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写道，1959年冬通渭“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另外的材料可证实，大饥荒来临之际，“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够衣子、乔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
关于小说是虚构人物还是写实问题。《上海女人》一篇中，杨显惠写道：上海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董建义支边到兰州省人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在“大鸣大放”后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夹边沟农场，接着在饥荒来临的1960年11月活活饿死，死后还被人抛尸荒野，臀部的肉被剜走。杨显惠曾说，自己在《夹边沟记事》中所“描写的故事和细节都来自生活”，不是他个人“杜撰的”。事实如何呢？饿死在夹边沟的“右派”王景和的妻子和凤鸣晚年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写道：“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董坚毅死后7、8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如果阅读过《上海女人》一定会发现，杨显惠只是将“董坚毅”换成了“董建义”、将“刘文汉”换成了“李文汉”，其他叙述完全都是真人真事。
通过《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等文本提供的细节，辅之以相关历史材料，在这种通常意义的文史互证中，20世纪中期大陆中国的那段凄惨、悲怆的历史真相便一步步地呈现出来。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的“后记”中写道：“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是的，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因为那是真实历史的印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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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农场近三千名“右派”何以饿死大半？定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孤儿？定西孤儿院又因何而生？对于这些悲剧现象，《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并没有深挖悲剧的原因，这符合纪实性小说的特点，毕竟杨显惠不是学者型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但即便如此，杨显惠还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文本为研究者提供了探寻和反思20世纪中期大陆中国身陷人类大悲剧的隐晦视角或切入点。
这个所谓的隐晦视角或切入点是如何体现的呢？不妨以《定西孤儿院纪事》为例。阅读细致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炕洞里的娃娃》中有：“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大是逃跑回来的，我姐我妹子饿死了，我大心里急得在洮河工地蹲不住了。”《独庄子》中有：“我大是得了肺病回来的，要不得病还不叫回来哩。他说在工地就知道家乡没饭吃了，因为许多人的家人没饭吃，往工地跑，投靠儿子和丈夫。”《黑石头》中有：“1958年，我大上引洮工地，我哥去靖远县大炼钢铁，我娘去大战华家岭。”《姐姐》中有：“我大是1959年旧历七月从洮河跑回来的。……那时候洮河工地的民工都吃不饱肚子了。”这些引文中有一个共同指向或关键词，那就是洮河工地。
考察历史可知，所谓洮河工地指的就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引洮工程。这个被称为“山上的运河”是以省委书记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响应中央《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的政绩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3千职工、10多万民工（施工高峰时达16万人）进行大兵团作战。截至1960年底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但因为工作量大、工期长、技术不过关、效益不高等问题，终于在1962年3月8日正式下马。这个不得不中途而废的引洮工程三年间共耗费2.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6亿元），因工伤、饥饿死亡人数近万人，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浇上。有人为此评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关于引洮工程，杨继绳曾评说：与全国其他省市比，甘肃省“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等方面“没有多大差别”，“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不仅是引洮工程，到1960年元月，甘肃省委布置修建了容量在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作为“大跃进”内容之一的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众不完全否定1958年的理由之一，既为“亩产万斤”的粮食卫星打基础，也是“大跃进”那股狂热浪潮的必然，尽管其出发点是因为陇中、陇东严重缺水。但是盲目蛮干，注定要付出更为沉痛的代价。作为代价之一的就是，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抽调引洮工程等项目，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耕地荒芜、种好的庄稼烂在地里。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1965年7月5日，通渭县（属于定西地区）县委在《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就提到，1958年5月，抽调18000多名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的20%，此前还抽调了17900人大搞工业）投入引洮工程。8月正当庄稼收割紧张之际，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长蛇阵，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抽调5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直接导致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下降到11576万斤，1959年降至8386万斤，1960年更惨到3632万斤。
当然，粮食减产仅是一个方面，更令人无语的是，县政府不但不正视粮食减产的现实，反而虚报粮食增收，导致上级政府又提高了粮食征收任务。这样的结局便出现挤占、强占农民口粮问题，而农民余粮本身不足，征购遇到困难，地方政府为完成任务也就出现前述的暴力、野蛮抢粮事件，并直接导致了大批人口饿死。据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3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局在刘澜涛的主持下于1960年12月2日召开兰州会议，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被免职，随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以及3370万斤的粮食，并成立了一些孤儿院。于是也就有了《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所记述的那些真实的故事。
其实，关于定西地区大饥荒的悲剧，很多健在的当事人都有记忆，只是他们不能或不愿发声；很多文献，包括上述文件、县志，也都有记载，只是传播的范围太窄；再加之新闻、历史、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信息刻意隐瞒和粉饰，所以定西（包括通渭县）的大饥荒一直以来不为人所知，而杨显惠的一部《定西孤儿院纪事》，让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人间悲剧重新逼真地回到世人眼前。
杨显惠自2000年横空出世以来，应该说受到的关注并不少。2003年首届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奖颁给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并评价其“以含蓄节制的风格表现了人在面对饥饿、死亡时的惨烈、坚韧、从容，从而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精神冲击力”。2005年，凤凰网曾制作了“社会能见度·夹边沟记事”。2007 年，杨显惠被评为《中华读书报》年度关注作家。《定西孤儿院纪事》获得《新京报》2007 年华语图书传媒“年度图书”奖。2009年兰登书屋旗下的帕特侬书局在美国出版了杨显惠的纪实小说集《上海女人》（Woman from Shanghai），《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于8月23日和24日刊出萨拉·海扎克和霍华德·弗伦奇的书评。2010年6月《夹边沟记事》由Balland出版社在法国出版。2010年9月，王兵改编执导的纪录片《夹边沟》入围了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成为角逐金狮大奖的候选作品。
但是，在备受世界和社会瞩目的同时，一个问题便显露出来，即如黄桂元所指出的：“这两部作品分别连载于2000 年和2004 年的《上海文学》，很快便引起社会反响。有意思的是，反响多来自于非文学人士，也间接证明了这类作品的社会学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应该说，黄桂元的观察比较客观、实际，这一点只要检索一下各类文学评论刊物即可一目了然：十几年下来的全部评论文章不过三十余篇——相比于动辄几千篇评论文章的一流作家，仅从数据来说，杨显惠充其量也就是个三流作家。而这些文章的作者，除了三四个知名评论家外，其他大多都是评论圈的边缘人，那些活跃的、知名的、大牌的评论家，至今吝惜笔墨。再纵览一下各省市作协、名校名刊组织举办的作家、作品研讨会，杨显惠实在是相形见绌、捉襟见肘；或者翻开各大学使用的最新版的所谓“当代文学史”教材，杨显惠或难登大雅之堂或被一笔带过。显然，相比于报纸、网络等媒介的重视，作为作家的杨显惠，遇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遇。
尽管没有得到主流和评论界的关注，但是这并不表明《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征服力不够。据杨显惠讲，在甘肃临洮，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收到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的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很多当事人的子女或后代曾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这样悲痛的感受不仅来自那些受难的当事人和他们的后代，杨显惠说，自己因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妻子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老评论家雷达曾撰文描述自己的阅读经历说，自己在2000年时偶然读到《上海女人》时，“读着读着泪水悄然盈满了眼眶——我已很久没有见到具有如此巨大情感冲击力的作品了。……此后，我每月等待《上海文学》的到来，先看有没有夹边沟记事连载，到2001年底，我把杂志上陆续连载的小说剪裁下来，装订在一起，以便保存和再读。这种剪贴式的收藏方式，我只在学生时代用过，现在，除非深得我心的著作，一般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杂志在刊登《告别夹边沟》的“编后”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我们相信，作者杨显惠的名字，一定会成为读者尊敬的名字。”
朱学勤曾讲述过自己的阅读体验。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因为“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只是没有人触及。感谢作者杨显惠，感谢他的执著，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一空白，终于开始填补”。为此，他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另外两本是《美国与中国》《哈维尔文集》）。文学史上有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但是20世纪的中国，无论前半期的战争导致杀戮不断，还是中期的乌托邦迷狂导致人间惨剧频发，亦或是后半程竭泽而渔式的跃进发展，中国文学在这样悲怆的大历史中却那样素手无策、苍白无力，这一点既与传统文学国度不相匹配，更难与有着同样命运的俄罗斯相媲美，那种所谓文学盛世的论调实在禁不起推敲和考验，充其量也不过是自我慰藉和对空意淫的肤浅浮夸表现罢了。好在历史并没有让人对文学完全绝望，文坛终于出了一个杨显惠，就像当初有人评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在1949年后全部沦陷之时，李慎之大声地喊出了“我们有顾准”一样。“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不应仅是鲁迅当年的感慨。
注释略去 ， 刊发时有删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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