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下）
三、两代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论战
1918-1919年，在两代知识分子之间，为争夺舆论的话语权，发生了三场论战。论战的结果，“新青年”们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旧派中的新派”开始失去原有的光芒。
陈独秀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头两年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读者寥寥，直到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编辑部移到北京，杂志拥有了北大的后盾，新文化才正式“运动”起来。不过，当时的《新青年》，依然是默默无闻，其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远远无法与老牌的《东方杂志》相比，与新创刊的《学灯》相比也不占上风。
用鲁迅的话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新青年”们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从晚清到民初足足影响了两代青年读者的“旧派中的新派”人物，其中，康有为、辜鸿铭这些保皇派到了民国初年，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只是在清朝的遗老遗少中有跟随者。真正值得重视的对手主要是“三股势力”：一是林琴南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新式文人，二是杜亚泉任主帅的《东方杂志》，三是1918年开始退出政治场域、转向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论知识实力，“新青年”们未必占优势，若论气势，那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们有九分的胜算把握。于是，“新青年”们抓住时机，发起了与“旧派中的新派”的三场论辩。
这三个对手当中，虽然都属“旧派中的新派”，彼此之间并无人脉上的联系，而且新旧的程度不一，年龄差距甚大，林琴南已经年过六十，杜亚泉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而张东荪，只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的新旧之学差异更大：林琴南是翻译了许多西方小说的旧式文人，到了五四时期他仅有的那些西学早已褪色；杜亚泉是科学启蒙出身，对西方的思潮有精致的把握，但他的文化认同是中国的；而张东荪，则是一个与钱玄同年龄相仿的新派人物，他与林琴南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文化心理，都属于父子两代人，而且对后者颇为不屑。只是人脉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态度不同，而被“新青年”们视为非同路人。
最早打响的是《新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文学革命初起，令自命为桐城学派传人的林琴南十分不爽，遂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批驳，其态度还是温和讲理的。“敌人”自己跳出来了，钱玄同首开骂战先河，在《新青年》上痛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随即在自编自导的“王静轩来信”中，钱氏模仿旧派文人的风格，挑起战斗，由刘半农出面，借驳斥“王静轩”将林琴南的翻译与旧学大大嘲笑了一番。六十老翁受到年轻人如此羞辱，自然心有不甘，林琴南拿出文学的看家本领，接连写了两篇文言小说，将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连同北大校长蔡元培通通影射了一圈。“新青年”诸将一拥而上，集体围剿林琴南，连蔡元培也亲自撰文回应林琴南。老派文人最后明白年轻一代得罪不起，只能认错了事。
这一场混战，是旧式文人士大夫与新式文人知识分子的正面较量，充满了文人之间的意气用事和态度轻蔑，林琴南输在以讽刺小说代替理性回应的不明智，“新青年”们胜在得理不让人的气势如虹。其实，读者们未必站在林琴南一边，但对“新青年”们的咄咄逼人、首开骂战也颇不看惯，多有微词。但陈独秀傲慢地公开回答：对于林琴南这种“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于天下”。
陈独秀被胡适称为“终身的反对派”，这位革命党人出身的反对派，勇敢地反对强权，自己也更强权，容不得别人的反对。革命党人的霸气，从政治战场运用到文化场域，自以为掌握天命，口衔真理，不容对手有辩驳余地，以压倒性的气势横扫千军。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张奚若对《新青年》的骂战也看不下去，在给胡适的信中批评说：“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所以人家看了只记着无道理的，而忘却有道理的”。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有儒道两面，但是从底层翻上来的“游士”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党人出身的，还有闻一多所说的第三重灵魂“匪气”。在五四之前，士林之中虽然论辩不断，比如宋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晚清的洋务派与清流党的矛盾，其思想的冲突不比五四新旧之争要小，但对立双方皆是深受孔夫子教养的儒家士君子，虽然意见分歧，但还是不失风度，何况双方都有共同信仰之理：圣人之教。民国之后，天下为道术所裂，晚清尚有“公理”可言，到了五四，开始从“公理”走向“主义”，争论的双方，各有各信奉的理。理不相通、鸡同鸭讲的情形下，革命党人出身的陈独秀、钱玄同便拿出了“匪气”的一面。虽然他们不再是在社会游荡的“游士”，摇身一变为最高学府的北大教授，但身上的“游士”习气是底色不减的。
杜亚泉当年深刻分析过这种“游士”文化：“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陈独秀在论战中的表现，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游士”知识分子的性格。
杜亚泉这段话，写于1919年4月，其时他刚刚从与陈独秀的论战中脱身，深受对手蛮不讲理的战斗风格之苦，或许就是有感而发。陈独秀与杜亚泉的论战，是“旧派中的新派”与五四“新青年”第二场缠斗。如果说第一场论辩是林琴南主动跳出来的话，那么向《东方杂志》的发难，完全出自陈独秀的主动出击。
其时，《新青年》与林琴南的骂战还在方兴未艾，为何陈独秀要开辟第二战场？到了五四时代，林琴南这类桐城派文人虽然传播过欧洲文学，但已经不新，在青年中影响有限，只能满足那些习惯于文言的老派士绅口味。《东方杂志》就不一样了。在杜亚泉主持之下，从民国初年到1918年欧战介绍，一方面介绍各种西洋新知，另一方面抓住时代热点，从读者最关心的欧战，到民初的社会政治，都有出色的分析与评论，知识性与公共性并重，从中年开明士绅，到青年知识分子，读者遍布全国各地，不愧为民初排名第一的读书人刊物。《新青年》要从“旧派中的新派”中夺过文化话语权，《东方杂志》是不容回避的核心对手。
于是，陈独秀抓住《东方杂志》的三篇文章（一篇杜亚泉，一篇钱智修，另一篇是日文的翻译），公开质问《东方杂志》。如果说与林琴南的骂战还只是文化层面的，那么陈独秀以革命党人的政治敏感，将三篇文章的性质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副标题就耸人听闻，将《东方杂志》与复辟帝制联系起来。这不啻是对杜亚泉极大的冤杀。林琴南每年还要去祭祀光绪墓，尚可勉强与康有为一起，算作保皇党。而杜亚泉，是共和制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民初写的一系列文章，皆是在为共和体制寻找精神的国本，奠定其文化与道德的基础。作为主编的杜亚泉，虽然内心有气，但在回应文中依然保持其一贯的老派士大夫之文雅，不亢不卑，就事论事，以理自辩。
陈独秀读了杜文之后，自知失态，将《东方杂志》的言论与“复辟帝制”挂钩，实在牵强，承认自己“一时情急”。但以其好斗的性格，依然不饶不休，发表了第二篇再质问之文。《东方杂志》极其后台商务印书馆毕竟是学界主流，陈独秀可以轻蔑过气文人林琴南（何况林又是单打独斗），但不敢对主流的《东方杂志》开骂撒野，而杜亚泉有理有节的论辩风格只能逼迫他回到知识的战场，就具体的争辩问题，与对手一一过招。之后杜亚泉再无直接回应，论战告一段落。
这场论战，究竟谁是胜利者？从知识与学理而言，杜亚泉与陈独秀不相上下，打了个平手，不似林琴南输得那样惨。但论战并非学理层面上的，其实质乃是争夺对知识大众的话语控制权。
《东方杂志》与《新青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杂志。前者是知识性、文化性的公共刊物，没有特定的党派和文化立场。它像蔡元培主持的北大那样，中西兼容，新旧并蓄。清末民初是一个“公理”的时代，知识界普遍相信代替传统“天理”的，是以科学为知识背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正是抓住了这一时代的脉搏，通过知识性、全方位地介绍世界之“公理”，而成为知识界的头号刊物。不持特定立场的公共刊物诉诸的是人的理性，它让读者通过知识的了解，自由决定自己的文化态度。
然而，《新青年》杂志以及后来的《新潮》杂志，却是与《东方杂志》风格迥然不同的同人刊物，它们都有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战斗性强，旗帜鲜明，有强烈的阵地感和话语权意识。当传统的“天理”消解之后，而“公理”只是以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多元的知识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中年读书人固然有成熟的世界观，但对于心智远未健全的年轻学生来说，仅仅阅读《东方杂志》只是让他们的内心更为迷惘，面对复杂而相互冲突的知识，他们无从选择，更无从构成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新青年》的出现，陈独秀那种说一不二、独断论的启示式宣喻，无异为年轻人“迷乱之人心”指出了一条真理之光。对于知识普罗大众而言，他们更需要的不是复杂的“公理”，而是简明的“主义”；不是多元的知识，而是一种新态度、新信仰。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论战，并非新学与旧学之战，而是新学对新学的论辩。但是，对于杜亚泉来说，新学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公理”，而对于陈独秀而言，新学则是“主义”的工具。虽然早年的陈独秀常常将“主义”包装在“公理”的话语之中，又以“主义”的启示方式宣传“公理”。
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夕，马上就要行动起来的青年学生需要的不仅是知识上的“公理”，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导行动的“主义”，即一种简明的新学意识形态，以此获得一个驱散内心迷惑的态度。于是，论战本身虽然不分胜负，但其后两个人的命运，一个是被商务解除了《东方杂志》主编的悲剧人物，另一个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已经昭示了从晚清到民初主导了早期启蒙二十年的“旧派中的新派”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以狂飙式的浪漫主义姿态，正在取而代之，建立新的文化霸权了。对于杜亚泉、梁启超而言，他们的吃亏不在于知识陈旧、跟不上时代，只是态度与立场的“不正确”，而被年轻人淘洗掉了，虽然经过一个世纪历的诡异轮回，历史重新发现，原来胜利者多有浅薄之处，而失败者倒富有超越时代的睿智。
四、 “都市青年”与“小镇青年”的不同态度
“新青年”们与“旧派中的新派”第三场论辩，乃是在张东荪与傅斯年之间展开。张东荪是毕业于帝国东京大学的新派人物，知识上与五四知识分子完全是同构的，只是“态度上”与陈独秀们不同，而被打入了启蒙的另册。
张东荪看不惯《新青年》“只破坏不建设”的态度，多次对其有委婉的批评，他主持的《时事新报》与《新青年》也多有言论上的摩擦和冷战。正式燃起战火的，张东荪是始作俑者。1919年初，《新潮》杂志创办，张东荪发表评论，盛赞《新潮》新的一代学生与他们的老师办的《新青年》不同，是以“独立的精神与研究的态度”倡导新思想，而非“一味乱骂”。这一下，《新潮》主编傅斯年看不下去了，他认为张是在北大师生两代知识分子之间挑拨离间，以与陈独秀同样的霸气回击张东荪是“似是而非不通得很”，是“乡愿态度”。张东荪讨了个无趣，发现年轻一代竟然也是“骂人派”，便反唇相讥教训这些学生切莫学《新青年》搞无价值的“纯粹的破坏”，还说了一些重话：“骂人的维新派的怙恶实在不下于被骂的守旧派，都是以为自己没有丝毫不是的地方。”“这就是帝王主义的人性观，也可以名为私塾的人性观。”
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中公认的学术领袖，自然不愿被研究系的人来教训，他立即敏感地将之理解为研究系的人马要与北大争夺新文化的正统，《新潮》被误读是小事，北大的新文化正统地位决不容挑战。傅斯年立即回击说：“我所以不客气者，也有缘故。我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张先生是和北京大学惯作对头的，我们对他当然无所用其客气。他今天登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投稿，明天自撰一篇骂北京大学的文，今天指明了骂，明天含讥带讽地说着。这里头虽然有一半是攻击个人的，但是攻击大学本体的，也有一半”。
“新青年们”与林琴南的第一场骂战尚有新旧文化（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成分，陈独秀与杜亚泉的第二场论战还多少要拼新知、而傅斯年与张东荪之间的第三轮论辩，已经全然与新旧或者知识无关，表面上是年轻知识分子力比多过盛的意气之争，实质是对新文化运动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战。张东荪曾经提到：“我自从看了梁任公先生的讲坛以后，就觉得白话是非常的却切，颇想拿白话来译高深的哲理书”。傅斯年看了，非常不爽，以为研究系是要抢白话文革命的旗帜，讽刺张的心理：“只有我们梁任公先生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双方的根本分歧依然是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张东荪始终坚守“不骂不破坏论”，他以瓶子与空气比喻，说假如整天摇晃瓶子，旧空气是出不去的，只有输入新文化，旧文化自然而然就消灭了。但傅斯年坚信只要打倒就传统，才有新文化。他同样以瓶子作比喻，“假使是个浑水满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浑水倾去，清水才能进来。”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一延续了20世纪始终的革命逻辑，五四“新青年”们是事实上的始作俑者，但研究系的启蒙者们，则相信破坏不等于建设，新陈代谢，物竞天择，新文化输入了，旧文化自然就淘汰了。究竟孰是孰非，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折腾，历史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这答案的代价未免高了一点。
五四时期“旧派中的新派”与“新青年”们对垒的三位，他们的文化立场是有微妙差别的：林琴南要守旧，守护传统价值之道与优美的文言文；杜亚泉要调和，将中西文化“接续”起来；而张东荪则要输入新文化，至于旧传统，既不破坏，也不守护，是生是死，就让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去决定它的命运。
经过1918春天到1919年春天三场与“旧派中的新派”的论战，《新青年》与《新潮》名声大噪，新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昂然登上了思想舞台，原来占据舞台中心的老一代启蒙者开始从顶峰跌落，步入衰运。将1918-1919年视为两代知识分子世代交替的转折点，是不无理由的。
不过，这一思想上的世代交替，并非一两年时间就完成了，事实上，大约一直到1925年新文化运动结束、国民大革命兴起，期间的七、八年时间，都是两代人的交替期。科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过一个经典的观点：范式代替旧范式，并不是一两个决定性实验或重大的辩论就能定胜负，而是取决于信众，相信旧范式的人少了，信奉新范式的人多了，范式的革命就慢慢实现了。就是说，思想革命在世代更替的层面上，是以一种非革命的渐变方式实现的。
那么，在1918-1925年间，《新青年》、《新潮》、《东方杂志》、《学灯》这些杂志在青年读者当中究竟各有多少信众？文化与舆论的话语权是如何易手的呢？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城市的青年，故对《新青年》在全国的影响，未免多有夸大。这些年史学界对地方青年的不少研究发现，到了1920年代初，“旧派中的新派”所主办的启蒙杂志，依然在中小城市青年读者当中有不亚于《新青年》的影响。简单地说，“新青年”们的信众在一、二线（京沪与风气开放的沿海省会城市）城市之中，而“老新党”们在三、四线城市（内地省会和中小城市）依然保持了其持续的影响。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都市青年”是“新青年”们的天下，而“小镇青年”则是“老新党”们的群众基础。
为什么“都市青年”到了1918-1919年之后要跟着陈独秀走？1918年底欧战的结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本来袁世凯的称帝、北洋政府的黑暗让人心普遍心灰意懒，欧战的结束让中国成为了战胜国，天安门广场的提灯游行让人们感到了一私希望，从大学教授到“都市青年”，都有了强烈的“动”的冲动，有如此心理背景，方有了第二年春天的五四爱国运动。
不过，要“动”的话，必须有思想作为导引。无论是《东方杂志》，还是《学灯》、《晨报副镌》，都过于理性，与青年人的内心情感有很大的隔阂。“都市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读了《东方杂志》和《学灯》之后，依然驱除不了心头的迷雾，找不到行动的方向。舒新城如此评论研究系：“梁先生等握着南北的两大言论机关--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鼓舞着一般青年，同时也想把握着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种新的势力。不过他们对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内心苦闷所发出的呼号，而有点‘因缘时会’，所以在言论上是附和的，在行为上则不大敢为先驱。这不是他们有意如此，是被他们的‘士大夫’集团先天条件规定得不得不如此。”
梁启超与研究系在民初政坛中并不光彩，当过政客，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是视知识与文化为清高，对政治是颇不以为然，视为肮脏的名利场。于是，那些有研究系背景的刊物就令青年学生有点瞧不起。一位学生给胡适写信说：“我在学校并一般爱谈论时事的同学朋友中间，常常听到有人说：‘《晨报》有时常给该系护短，终久是有个替代的----清白无派的----出来，我们就要喝他断绝来往’。如此传说的人，真是累千带万，而我有时当政潮变动的时候，也似乎觉得《晨报》是绝对鬼鬼祟祟的，好像言中有物似的。但是他总有一点儿可取的地方，也不极端的厌恶他”。
之前《新青年》杂志并不出名，“都市青年”并未注意到他，及至三场论战、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青年》与《新潮》大放光芒，陈独秀、傅斯年身上的那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与传统决断的意志和启示性的真理宣喻，很有一点传教士的宗教魅力，一下子让激进的青年学生们如痴如醉，心灵的碰撞比知识的滋润更能打动年轻人。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各自有魔力所在，这是读《东方杂志》和《学灯》这些四平八稳的知识刊物所无法产生的奇异感觉。在一个心灵苦闷、需要行动的时候，说理的拼不过气势，纯粹客观的知识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手。
虽然杜亚泉和张东荪再三警告如今新思想成为了空洞的口号和生意，但迷失了方向感的“都市青年”没有耐心听他们将道理娓娓道来，何况这些新知还是互相冲突的，需要自己并不成熟的心智去选择对错，新学的杂芜比新旧冲突对年轻人造成了更大的迷茫。他们只需要一个先知性的青年导师，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毋庸怀疑的宣示，为行动指明走出黑暗的途径。而陈独秀，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公认的青年领袖，绝非偶然，他的那些传教士的姿态、口号式的箴言，比如文学革命的三个主义(三个“推倒”、三个“建设”）、“要（如何）、便不得不（如何）”这类排山倒海式的排比句，铿锵豪迈，郎朗上口，感染性强，极大激发了青年学生的行动激情，相比之下，《东方杂志》、《学灯》的那种冷冰冰的理性从容，无法让人热血沸腾。晚清和民初两代年轻人曾经被梁任公“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打动，如今京沪以及浙江一师、湖南一师这些一、二线城市的青年学生，则被陈独秀的启蒙宗教激情点燃，于是纷纷舍弃了不温不火的“老新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
不过，以中国地域辽阔、落差之大，换一个场景，就是另一番面貌了。处于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暂时未被五四运动大潮裹挟（那是要到国民大革命以后的事儿了），也对京城里的那些论战颇为隔膜，他们分不清“老新党”与“新青年”之间有多大的区别，也不理解他们究竟在争论些什么。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民国之后新学校体制建立之后，处于偏远之地的“小镇青年”吃亏很大，为了向上流动，有机会从“小镇”进入“都市”，就需要赶上潮流，吸取来自“都市”的新知。于是“小镇青年”订阅与阅读的来自“都市”的新知报刊，通常是兼容并包，无所不有：《东方杂志》、《时事新报》、《晨报》、《改造》、《新青年》、《教育杂志》、《建设》、《太平洋》、《大中华》、《教育界》等等，《新青年》并非在其中占核心地位。即使1919年以后“新青年”们在都市中风头压过“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依然对《东方杂志》有很大的好感。在沈阳一个小学校任教、并且兼任省议会秘书的东北青年金毓黻，在日记中记载：“人有讥《东方杂志》陈腐者，然求之国内，运命之长则无与之相等者，今年之《东方杂志》已为第十八年矣。凡办何事业者，如《东方杂志》之持久，与吾国之文化岂不有更巨大之补助哉！
在五四时期，激进青年多在都会，而“小镇青年”多为温和。他们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无论是解决升学，还是兴趣爱好也开始趋新，对新知识如饥似渴，但并不像“新青年”们那样，以为新与旧之间决然不可调和并存。他们所处的“小镇”环境，依然是乡土的，他们并不愿与自己的家园在情感上一刀两断，因而对传统自有一种温情所在，故对杜亚泉的中西调和论更为倾心，反而对《新青年》只手推倒传统有心理的反感。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也承认：“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当时在武汉的进步青年恽代英，也对《新青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有所保留，在日记中说：“《新青年》创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他也不赞成全盘推倒旧传统，认为可以利用旧思想中正确的一面，以传播新思想。没必要好奇立异，将旧思想一概抹煞。“小镇青年”虽然趋新，但大都比较温和。文学可以改良，但不必革命，新旧文化各有所长，亦可调和。
“旧派中的新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恐怕一直要持续到1925年国民大革命风暴兴起，席卷南方城乡，不仅“都市青年”，连“小镇青年”也被革命的狂风刺激，日趋激进化，到这个时候，不要说“老新党”，甚至胡适、鲁迅这些“新青年”也被更新的“革命青年”视为新的“老新党”了。这个问题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容当以后另外撰文研究了。
原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第1期
出处 : 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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