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集体失语的时代
匈牙利、布拉格事件虽然是全民族卷入，但是知识分子无疑是“脱苏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从安·阿玛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证件”签名的职业分析来看，除有5%的人职业不明，6%的工人、5%的在校大学生以外，其余的84%都来自于知识界，他们遭到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而知识分子的特点历来是思想性强组织性弱，宜散不宜和，空疏之论多可落实的操作少。每次大的政治事件过后，统治者得出的结论是，知识分子这根绳索可以用来“套人”但是绝对不能依靠。于是就会他们便用利用阶级分析与利益诱惑的“胡萝卜+大棒”并行两手，使该阶层趋于分化，一部分变成了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
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进入主流后，他们集体失语的“快速转向”造成了“责任感缺失”和“扬善除恶”环境逆转。波兰诗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进的知识分子》、《被禁锢的头脑》来剖析知识群体的责任弱化现象。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上下层之间一直就存在着隔阂。这些国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发达以外，波兰和匈牙利独立前都是贵族社会，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和特权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是有裂痕的，他们一般不关心民众的疾苦。
在俄国三次瓜分后丧失了祖国独立的波兰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与匈牙利，文化阶层从来都是民族的代表，1948年后他们与工农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于政权需要完成从“精英党”向“群众党”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基础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为战后最初几年工人严重稀缺，与大萧条时的工人失业大军相反，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形成劳动密集型人手短缺，电路、煤矿、建筑工地到处都需要劳动人手。
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阶级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他们在不断地群众性剥削压迫声讨环境中无地自容，纷纷加入到自我羞辱贬损的行列里以求得到接纳。在“人民民主”时期结束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的整肃运动对他们又是致命的一击。
但是很快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专业性人才需求大增，使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从事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的人跻身于“专家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人从“帮闲”发展到“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在精神上被自我消灭”了。在一个主流价值观虚伪的体制下，下一代的记忆是缺损和扭曲的，缺乏集体反思、社会道德思想的“矮化”便在所难免。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当过纳吉国务部长的伊斯特万·毕波说：民众对“人文主义的感情，取决于那些知名要人的态度，全体国民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权威性人物在面对混乱与动荡时，是否能够继续主张和维护道德尊严的原则”，这些风向标人物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影响不可估量。
麻木冷漠的常规化
社会高压和钳制导致人们的普遍冷漠化。捷克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在《论勇敢》中说，对于辛苦度日的百姓来说，不能苛求他们，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质疑现行政策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人们大多会承认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
一般来讲，从有道德责任感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边缘化一个是声名显赫，一边是穷愁潦倒，一边是吃不完的“人肉馒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家人受到威胁。而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识时务”而“汇入主流”的人，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
这时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就会容易出现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这个阶段示范效应下，能成功地摒弃、克制、抵制住所面临的诱惑，得到精神升华、从“面包时代”解脱出来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是在“一个普遍商品化与文化、思想、道德行为混为一谈的时代”，“在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里，几乎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尚存一定的“是非观”，但“祸从口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更重要，唯唯诺诺的“从众心理”，习惯随大流逐渐便丧失了自我。
这时往往人性是分裂的，行动上谨小微但仍然还是道德范畴的“灵魂忧虑”的“痛苦人”；接下来——道德感发生故障，从客观上自我说服、自我逃避占了上风；再进一步——道德感被颠覆，人们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安逸的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对人的意义和生命目的追求都退出了。
当良心面对人类尊严损害时变得麻木不仁，把助纣为虐当成例行公事。苏联坦克不可能长久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暴力要变成一种“常规化”的手段，必须使本土执行者“丧失良知”，一叶障目或者假装不知道社会真相。这种社会如同在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生活得到了粉饰，大家都倾向于对物质生活的狂热和对“小我”的关注而忘却了曾经的追求。在离群索居的环境下，人畏缩到没有选择的角落里，害怕被进一步孤立而为将自由的权利让渡给统治者。
不只是纳粹和SDL主义会促使这些条件，其实当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真相时，这种机制就产生了。那些残暴行为可以被当作普通工作来完成，大家都只是机械地贯彻命令，而后形成紧跟形势以上级的马首是瞻的思维模式。“因为这些行为的道德层面不明显，或者制度将其隐藏起来，避免引起争论”，从而预防个人道德准则与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中的不道德性产生矛盾。
另外民众也容易被“历史进步”这些大词忽悠和裹挟进去，“关于历史决定论的布道使我们丧失了意志和自我判断”。把国家利益提到超越一切的基点上，把外界“妖魔化”、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三六九等可以激起人们的仇恨和冲动，邪恶大释放。
社会道德于是发生畸变。执行命令的人只遵从条文和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导致理智与良心的分离，用江湖上“各为其主”来解释不得已，以自己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来“照章办事”、“奉命行事”，传达上面的指示，自己不过是交差了事。在执行游戏规则的人看来，道德与政治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正是这种使“个人免于责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恶的命题”。
哈维尔在1990年任捷克总统时新年讲话上说：“我们都对旧体制习惯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接受了，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着这个体制，同时我们都是它的共同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过去40年留给我们的遗产仿佛是远房亲戚馈赠来的外来的想东西的法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国家应该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潜入地下的思想界回答是：首先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的“无脑化”状态，要打破“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无比正确”“不容置疑”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
他们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颂扬国家的天赋”，不断地把D神化，似乎“只有这一‘救世主’才能挽救国家”，说到底不过是暴力革命的傲慢变成了血统的傲慢。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
多年的宣传洗脑和整人运动，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能导致个人解放”。
以前古希腊时代，国家也曾有过自由人保护神的阶段，尊严对人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不过是统治者的需要。从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看，民族、国家、政党的团体认同并不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与生俱来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
人的思想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谁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自由属于每一个人，它从来就不是权力的婢女，不是任何人的恩赐。
出处 : 秦川雁塔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