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晚舟事件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面临艰难抉择
2019年3月1日，按照美加两国政府间的引渡条约，加拿大政府批准了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至美国的程序。此举令孟女士的未来掌握在加拿大法院手中，直到法院作出她究竟无罪还是有罪的法律判决。
据加拿大司法部的说法，加拿大境内引渡事宜受《引渡法》、国际条约和奉行公平与程序正义宪法原则的《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的制约。
简言之，这意味着孟女士将面对一位加拿大法官，由这位法官审理她的引渡案。在这一透明且非政治化过程中，只有当孟女士的行为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被认定为有罪，引渡才会发生。
虽然引渡未成定局，但鉴于加拿大法律体系的非政治化特点，引渡是极有可能的。
逮捕孟晚舟并启动引渡程序的决定引起中国的愤怒。中方的拘捕外交导致了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在2018年12月初被捕，据说这是对孟晚舟被捕的报复。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声称上述二人因共谋“盗窃国家机密和情报”罪被起诉后，这种外交手段上升到新的阶段。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孟晚舟在温哥华的处境，对康明凯和斯帕弗的处理是很过分的。孟晚舟在加拿大可以会见律师和领馆人员，还可以享受保释、白天在温哥华自由行动以及加拿大法律体系的保护。
随着加拿大学者、前外交官和商界因担心出于政治因素锒铛入狱而重新考虑与北京的关系时，北京的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与中国保持距离的不仅加拿大。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日本人、欧洲人及其他与中国有关系的人都开始表达对康明凯和斯帕弗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共同担忧。他们还日益担心中美对立加剧会令他们成为易受伤的旁观者，被夹在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和长期政治、经济和安全伙伴（美国）之间。
孟晚舟一案展示了美国盟友在平衡与美中两国的关系时必须面对的危险。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加上美国对中国用拘捕外交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历史记录的天真，使加拿大政府被置于危险境地。同时，它极大伤害了中国在加拿大的形象，也伤害了未来加中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
此外，中美竞争也已经把加拿大捆绑在2.0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自贸协定）上。它的32.10条款让美国拥有否决权，防止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的经历在既是美国盟友，同时又与中国有强大贸易关系的国家引发了质疑，如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需要考虑美国会给它们的伙伴关系提出哪些要求，以及这些要求将给它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并引发哪些惩罚性政治经济后果。
韩国2017年部署“萨德”时曾遇到这种平衡两难，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胁迫。“萨德”事件后，中国在内地全面禁止韩国娱乐演出，并以巧合的安全问题为由禁止出售空气净化器、高科技马桶座垫和化妆品等某些韩国产品，同时下架了赴韩旅游团。
美国要求盟友禁用华为5G技术的压力日益增大，也令许多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处于尴尬境地。更糟糕的是，正如2.0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可以在协议中加入条款，要求伙伴国在本国经济中拒绝华为技术或其他中国科技巨头。
我们应当会看到北京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如果这直接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产生负面影响。该政策旨在转变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从重型制造业转向高科技、服务业和机器人技术。
基于加拿大和韩国的经历，中国对孟晚舟引渡事件的反应将成为中型国家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如何作出艰难抉择的风向标。
虽然中型国家的选择或许有限，但打造与其他想法相似中型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加拿大、日本或欧盟成员国的伙伴关系，或许可形成足够的外交分量和集体支援，最大限度地减少美中重新调整彼此关系时不可避免的动荡。
作者： 斯蒂芬·纳吉( Stephen Nagy) 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副教授。
出处 : 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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