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合作 命中注定
周柳建成 ：奈教授，非常荣幸今天能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和您见面。从左边的漂亮窗户和露台看出去，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您会如何描述呢？
奈教授 ：和以前相比，比如十年前，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世界，但我对长期前景并不悲观。我觉得，情况确实有点混乱。但当人们跟我说这是最坏的时代，我想说你们忘了1930年代，忘了1960年代。这不是最坏的时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会有改善。
周 ：如果我们回顾1970年代，会发现这是现代意义上美中关系的发端？
奈 ：是的。在尼克松和毛泽东见面后，1970年代是新关系的发端。但邓小平的政策也大幅向前推进了这种关系，并且承认外交关系是在1979年。两国关系良好并不断改善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到近年，两国关系才转差。我认为，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中关系已显著恶化。但重要的是不应当只归咎于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之前，美国两党已经对中国的政策有幻灭感。
周 ：即便如此，40周年也本应该有些庆祝活动。鉴于您刚才所描述的新背景和复杂性，您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演化？
奈 ：目前我们当然陷在贸易战里，这令情况变得棘手，并且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解决。事实上存在两种问题。其一是双边贸易平衡问题，这也是特朗普总统最常关注的。但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更多是关于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基本上，在华盛顿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对中国通过补贴国有企业、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偷窃知识产权来“扭曲”国际贸易关系的做法心灰意冷。这给两党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而它也削弱了美国商界对中国的支持，商界是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且曾在国会非常支持中国。因此，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存在困难了。我曾说过，2016年大选之前小火苗就一直在燃烧，特朗普当选之后成了那个往火上浇汽油的人。但在特朗普之前火苗就已经存在了。
周 ：几周前我采访卡特总统时，他谈起美日关系，谈起两国不仅在近代史上有怨仇，而且美国人也觉得日本人通过扭曲贸易关系来获利。他当时的处理方法是组建三人小组——日本派出三人、美国派出三人。他认为这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个潜在模式。选出一些人，无论男女，都是匿名的，这样他们可以高效工作，并向各自国家元首汇报，然后两国元首可以就此展开合作。以我们两国领导人目前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这是否行得通？
奈 ：这种聪明人团队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特朗普总统无论作为总统还是个人都非常另类。他和以往的总统都不一样，有时候他甚至不听最亲近的顾问的建议。众所周知，他发的推特可以和国务卿说的完全相反。因此，就特朗普总统的情况来说，一群受尊敬资深人士的建议能否改变他的看法还真不好说。我并不反对这种想法，但鉴于这位特殊总统的独特性，我不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周 ：您提到社交媒体，并且您自己也是一位推特大V。在最近的推文中，您问了一个重要问题。您问道：我们能否学会同时展开合作和竞争？对美中关系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您如何看待“巧竞争”？
奈 ： 关于美中关系，不应当视之为新冷战，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我所说的“合作的对抗”。 这其中会有对抗的因素，例如南海问题；但也存在合作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明白双边关系将是复杂的，如果看不到这种关系的合作面，我们会变得更糟。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特朗普总统不关注或拒不接受。但我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上台后，无论是2020年还是2024年，公众舆论就会朝严肃对待气候变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也将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我认为当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除非美中合作，否则无法成事，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公众认清现实，那就是，有些领域我们有对抗和竞争，而有些领域如果不合作我们都无法遂愿。
周 ：我们考虑其他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讽刺的是，在当前环境下也许做不到。您谈到气候变化问题，那么关于创新、全球治理和安全问题呢？两国可以在哪个领域不计前嫌地展开合作？
奈 ：我认为，比如，网络关系领域的治理将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他们2015年会晤之后已经开始让事情有进展。现在它似乎已经半途而废了，但到某一阶段，我们将不得不为网路建立规则。因此，全球治理中有这样一个领域，我们不需要完全达成一致，因为我们观点不同，但是要找到我们可以合作的路径规则。而我认为也还有其他的领域。国际金融稳定有赖于我们两国某种程度的合作。有些议题现在可能处于休眠状态，但将来也许变得非常重要，如全球流行病和卫生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各自无法单独解决的。
周 ：讽刺的是，我时常觉得如果双方怀着尊重对方的心态进行“巧竞争”，它是可以帮助延长美国单极时刻的。我是否太过乐观？
奈 ：我认为单极时刻已经结束，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一去不返了。美国可能仍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我不认为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即将在国力上超越美国，但和之前相比它们与美国的差距会小很多。此外，不仅更多国家之间，更多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出现更多的权力分散。一些人称之为“多极化”，但实际情况更复杂。美国可能仍是主导力量，比如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国家能像美国一样在全球投射军事力量。但在经济实力上，世界是多极化的，并且在跨国关系领域存在更多行为体。因此，说它是单极或多极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多中心化。所以我认为单极不会回归，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
周 ：出现一种更强的共享空间感是坏事吗，尽管不同国家正日益互相靠近？
奈 ： 我认为美国必须调整外交态度，应意识到我们不能只考虑用权力“控制”他国，我们还必须考虑与他国“分享”权力。很多我们想实现的事只能靠与他国合作，而不只是试图控制别国。 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是错误的发展态度。所有国家都是把本国利益摆在第一位的。领导人被选出来代表国家利益，但是，代表短期利己主义的“美国优先”或“中国优先”，与代表尊重别国利益的开明的长期利己主义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认为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总统必须推动人们的态度朝那个方向转变。
周 ：让我们讨论一下亚太地区和美国的交往。您经常访问这一地区。您最近到访北京和东京，注意到“中国担忧”，人们担心冷战即将到来，吉米·卡特年初也这样警告过。但您认为有别于美苏关系的是，美中关系的动能非常不同，时代也完全不同。这是否足以保护世界，保护人类？
奈 ：我认为是这样。我之所以认为不会爆发另一场冷战，是因为如果你回头看美苏冷战，两国几乎没有贸易，人员之间也几乎没有接触。而如果你看看今天的美国和中国，会发现两国不仅有庞大的贸易，这毫无疑问，还有庞大的人员往来。我看有报道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约有37.5万人。中国来美国的游客有数百万人，还有类似数量的美国游客去到中国。这些都是好事。 两国之间的这种社会纽带让孤立和妖魔化对方变得更困难，并为竞争产生的冲突设制了某种限制。
周 ：我一直试图努力倾听美国思想家说的话。他们中一些人提出的策略似乎是，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美国要保留随时回击中国滥用权利的权利。且不问美国的政策，您认为中国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
奈 ： 一个是中国领导人必须留意我所说的“两边的听众问题”。 如果你说中国2030年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里的第一，就像习近平说的，这在中国政治中可能讨巧，但在华盛顿就讨嫌。它意味着中国将在2030年打败美国。因此， 在北京听上去好的事情在华盛顿听起来就很糟。 应找到一种表达方式，让它不要成为一个直接挑战，要更多聚焦于合作，而非零和博弈。中国应按照这种方法来制定技术发展计划，这对中国很重要，没有人能够或应该阻止中国发展这些技术。但是，如果你强制知识产权转让，如果你窃取知识产权，如果你给国有企业特殊补贴，如果你不讲对等以至阿里巴巴可以进入华盛顿而谷歌不能进入中国，这就会导致怨恨增加。如果中国想与美国达成暂时妥协，就必须意识到其政策和声明会在美国产生什么效果。
周 ：所以说，一方面您说这是一个交流、包装、表达的问题，但同时这也需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撑？
奈 ：的确如此。
周 ：我今天和一个朋友提起我将来见您，她对我说：“好笑的是，为什么合作和竞争是解药？”当然换句话说就是，我认为，是我们不久前见过的“红色恐惧”。您认为主流意见会是什么？您认为人们会对自己的做法幡然醒悟，还是仍会使用他们目前熟悉的做法？
奈 ： 我觉得还要经过若干年，这种怀疑和双边关系中缺乏信任的状况才会过去。 这非常不幸，但需要两国政策都发生改变。在中国，就是我刚才提及的那些；在美国，在下一任总统上台前我不认为会有大的改变，我们不知道它会是2020年还是2024年。 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和中国并不对对方构成存亡威胁。两个国家都没有试图摧毁彼此。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掌控对抗。 它并没有引发我们对1930年代的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以及1950年代的斯大林和他的共产主义的那种恐惧。因此，虽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差异很大，但我们仍有可能共享规则，让自己生存也让对方生存，当然还有合作。但目前两国国内的态度不利于这一点。
周 ：作为一个全球名人，如果您进行预测和展望，您觉得主要的趋势，或者说重要的趋势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提前准备？
奈 ：我的确认为会有共同的跨国挑战，并且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如果我们不学习合作，我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气候变化是一个经典例子，我认为情况还会继续恶化，我们将不得不合作才能应对这个问题。我提到的很多其他议题，无论是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关系，还是全球流行病，这些都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己应对，所以如果我们想治理和管控这类进程，我们就必须建立合作网络。 这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合作，因为如果不合作，我们都难辞其咎。
约瑟夫·奈 : 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
出处 : 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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