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合作 命中注定

2019-04-05 作者: 美中合作 原文 #中國戰略分析 的其它文章

周柳建成 :奈教授,非常荣幸今天能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和您见面。从左边的漂亮窗户和露台看出去,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您会如何描述呢?

奈教授 :和以前相比,比如十年前,这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世界,但我对长期前景并不悲观。我觉得,情况确实有点混乱。但当人们跟我说这是最坏的时代,我想说你们忘了1930年代,忘了1960年代。这不是最坏的时代,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会有改善。

:如果我们回顾1970年代,会发现这是现代意义上美中关系的发端?

:是的。在尼克松和毛泽东见面后,1970年代是新关系的发端。但邓小平的政策也大幅向前推进了这种关系,并且承认外交关系是在1979年。两国关系良好并不断改善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到近年,两国关系才转差。我认为,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中关系已显著恶化。但重要的是不应当只归咎于特朗普。在2016年选举之前,美国两党已经对中国的政策有幻灭感。

:即便如此,40周年也本应该有些庆祝活动。鉴于您刚才所描述的新背景和复杂性,您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演化?

:目前我们当然陷在贸易战里,这令情况变得棘手,并且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解决。事实上存在两种问题。其一是双边贸易平衡问题,这也是特朗普总统最常关注的。但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更多是关于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基本上,在华盛顿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对中国通过补贴国有企业、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偷窃知识产权来“扭曲”国际贸易关系的做法心灰意冷。这给两党留下了很坏的印象。而它也削弱了美国商界对中国的支持,商界是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且曾在国会非常支持中国。因此,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存在困难了。我曾说过,2016年大选之前小火苗就一直在燃烧,特朗普当选之后成了那个往火上浇汽油的人。但在特朗普之前火苗就已经存在了。

:几周前我采访卡特总统时,他谈起美日关系,谈起两国不仅在近代史上有怨仇,而且美国人也觉得日本人通过扭曲贸易关系来获利。他当时的处理方法是组建三人小组——日本派出三人、美国派出三人。他认为这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个潜在模式。选出一些人,无论男女,都是匿名的,这样他们可以高效工作,并向各自国家元首汇报,然后两国元首可以就此展开合作。以我们两国领导人目前拥有的机会和资源,这是否行得通?

:这种聪明人团队或许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特朗普总统无论作为总统还是个人都非常另类。他和以往的总统都不一样,有时候他甚至不听最亲近的顾问的建议。众所周知,他发的推特可以和国务卿说的完全相反。因此,就特朗普总统的情况来说,一群受尊敬资深人士的建议能否改变他的看法还真不好说。我并不反对这种想法,但鉴于这位特殊总统的独特性,我不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您提到社交媒体,并且您自己也是一位推特大V。在最近的推文中,您问了一个重要问题。您问道:我们能否学会同时展开合作和竞争?对美中关系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您如何看待“巧竞争”?

关于美中关系,不应当视之为新冷战,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我所说的“合作的对抗”。 这其中会有对抗的因素,例如南海问题;但也存在合作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我们必须明白双边关系将是复杂的,如果看不到这种关系的合作面,我们会变得更糟。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特朗普总统不关注或拒不接受。但我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上台后,无论是2020年还是2024年,公众舆论就会朝严肃对待气候变化的方向发展。我们也将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我认为当人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除非美中合作,否则无法成事,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公众认清现实,那就是,有些领域我们有对抗和竞争,而有些领域如果不合作我们都无法遂愿。

:我们考虑其他有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讽刺的是,在当前环境下也许做不到。您谈到气候变化问题,那么关于创新、全球治理和安全问题呢?两国可以在哪个领域不计前嫌地展开合作?

:我认为,比如,网络关系领域的治理将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他们2015年会晤之后已经开始让事情有进展。现在它似乎已经半途而废了,但到某一阶段,我们将不得不为网路建立规则。因此,全球治理中有这样一个领域,我们不需要完全达成一致,因为我们观点不同,但是要找到我们可以合作的路径规则。而我认为也还有其他的领域。国际金融稳定有赖于我们两国某种程度的合作。有些议题现在可能处于休眠状态,但将来也许变得非常重要,如全球流行病和卫生合作。这些都是我们各自无法单独解决的。

:讽刺的是,我时常觉得如果双方怀着尊重对方的心态进行“巧竞争”,它是可以帮助延长美国单极时刻的。我是否太过乐观?

:我认为单极时刻已经结束,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一去不返了。美国可能仍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我不认为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即将在国力上超越美国,但和之前相比它们与美国的差距会小很多。此外,不仅更多国家之间,更多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也出现更多的权力分散。一些人称之为“多极化”,但实际情况更复杂。美国可能仍是主导力量,比如在军事方面。没有任何国家能像美国一样在全球投射军事力量。但在经济实力上,世界是多极化的,并且在跨国关系领域存在更多行为体。因此,说它是单极或多极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多中心化。所以我认为单极不会回归,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

:出现一种更强的共享空间感是坏事吗,尽管不同国家正日益互相靠近?

我认为美国必须调整外交态度,应意识到我们不能只考虑用权力“控制”他国,我们还必须考虑与他国“分享”权力。很多我们想实现的事只能靠与他国合作,而不只是试图控制别国。 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是错误的发展态度。所有国家都是把本国利益摆在第一位的。领导人被选出来代表国家利益,但是,代表短期利己主义的“美国优先”或“中国优先”,与代表尊重别国利益的开明的长期利己主义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认为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总统必须推动人们的态度朝那个方向转变。

:让我们讨论一下亚太地区和美国的交往。您经常访问这一地区。您最近到访北京和东京,注意到“中国担忧”,人们担心冷战即将到来,吉米·卡特年初也这样警告过。但您认为有别于美苏关系的是,美中关系的动能非常不同,时代也完全不同。这是否足以保护世界,保护人类?

:我认为是这样。我之所以认为不会爆发另一场冷战,是因为如果你回头看美苏冷战,两国几乎没有贸易,人员之间也几乎没有接触。而如果你看看今天的美国和中国,会发现两国不仅有庞大的贸易,这毫无疑问,还有庞大的人员往来。我看有报道说,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约有37.5万人。中国来美国的游客有数百万人,还有类似数量的美国游客去到中国。这些都是好事。 两国之间的这种社会纽带让孤立和妖魔化对方变得更困难,并为竞争产生的冲突设制了某种限制。

:我一直试图努力倾听美国思想家说的话。他们中一些人提出的策略似乎是,在与中国合作的同时,美国要保留随时回击中国滥用权利的权利。且不问美国的政策,您认为中国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个是中国领导人必须留意我所说的“两边的听众问题”。 如果你说中国2030年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里的第一,就像习近平说的,这在中国政治中可能讨巧,但在华盛顿就讨嫌。它意味着中国将在2030年打败美国。因此, 在北京听上去好的事情在华盛顿听起来就很糟。 应找到一种表达方式,让它不要成为一个直接挑战,要更多聚焦于合作,而非零和博弈。中国应按照这种方法来制定技术发展计划,这对中国很重要,没有人能够或应该阻止中国发展这些技术。但是,如果你强制知识产权转让,如果你窃取知识产权,如果你给国有企业特殊补贴,如果你不讲对等以至阿里巴巴可以进入华盛顿而谷歌不能进入中国,这就会导致怨恨增加。如果中国想与美国达成暂时妥协,就必须意识到其政策和声明会在美国产生什么效果。

:所以说,一方面您说这是一个交流、包装、表达的问题,但同时这也需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撑?

:的确如此。

:我今天和一个朋友提起我将来见您,她对我说:“好笑的是,为什么合作和竞争是解药?”当然换句话说就是,我认为,是我们不久前见过的“红色恐惧”。您认为主流意见会是什么?您认为人们会对自己的做法幡然醒悟,还是仍会使用他们目前熟悉的做法?

我觉得还要经过若干年,这种怀疑和双边关系中缺乏信任的状况才会过去。 这非常不幸,但需要两国政策都发生改变。在中国,就是我刚才提及的那些;在美国,在下一任总统上台前我不认为会有大的改变,我们不知道它会是2020年还是2024年。 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和中国并不对对方构成存亡威胁。两个国家都没有试图摧毁彼此。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掌控对抗。 它并没有引发我们对1930年代的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以及1950年代的斯大林和他的共产主义的那种恐惧。因此,虽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差异很大,但我们仍有可能共享规则,让自己生存也让对方生存,当然还有合作。但目前两国国内的态度不利于这一点。

:作为一个全球名人,如果您进行预测和展望,您觉得主要的趋势,或者说重要的趋势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提前准备?

:我的确认为会有共同的跨国挑战,并且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些挑战。因此,如果我们不学习合作,我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气候变化是一个经典例子,我认为情况还会继续恶化,我们将不得不合作才能应对这个问题。我提到的很多其他议题,无论是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关系,还是全球流行病,这些都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己应对,所以如果我们想治理和管控这类进程,我们就必须建立合作网络。 这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合作,因为如果不合作,我们都难辞其咎。

约瑟夫·奈 : 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

出处 : 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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