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_dropcap style=”letter” size=”52″ bg_color=”#ffffff” txt_color=”#dd3333″]张[/mks_dropcap]圣琳 </img> ，茶农/教授，2000年取得加州大学环境规划与地景建筑博士，目前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并负责台大创新设计学院（NTU D School）社会创新组，台大『大学PLUS』社会责任计划，同时是阿里巴巴新乡村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出生于台湾，梦想成为现代舞编舞家，圣琳是一位市民社会政治行动者，透过公众参与、市民艺术、社区设计、以及乡村振兴，以创新的方式关心环境相关议题。她的生活与研究结合全球在地的经验，自1991留美后，海外生活与教学20年。2009年回台后穿梭于亚洲投入台湾、日本及中国大陆的乡村，特别关注青年入乡议题，并自2015开始在四川乡村与组织川大、北大、台湾大学以及成功大学合作的『川北台成教学实践基地』。圣琳主要的作品包括 The Global Silicon Valley Home: Livesand Landscapes within Taiwanese American Trans-Pacific Cultu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以及立基与台湾坪林的『山不枯』茶品牌（2017获得第四届国家智荣奖）。2017年共创『村客松transkathon』与两岸为主的华文青年连结云端与在地的乡村对话及实践行动。

Shenglin Elijah Chang is a tea farmer and professor who received her Ph.D. at UC Berkeley in 2000. She is currently a faculty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NTU), also serves as the Director of Social Innovation at NTU D School, co-PI of University PLUS for NTU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Senior Consultant of the New Ruralism Research Center of the Alibaba New Ruralism Research Center since 2018.

Born in Taiwan, a want-be choreographer, Shenglin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public involvement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through civic arts, community design particip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ocial-political activism. After being in the US for two decades, shenglin relocated to Asia to continue her commitment of inventing socio-culturally and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methods to revitalize rural areas, primarily focusing on youth issues in the countryside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 of Taiwan, Japan, and China, e.g., ChuBeiTaiCheng Rural Planning Program. Her research intertwines knowledge and action: The Global Silicon Valley Hom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anpuku』 tea brand (2017, received the 4th National Intelligence Award as the co-founder of Sanpuku). In 2017, Shenglin has co-founded the Transkathon socio-platform to engages cross-disciplinary multi-generation individual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dialogues and actions.

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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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8年11月22日
地点：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报告厅
整理 ：郑卓然
编辑 ：卢睿洋

大家好，从台北的另一场“智慧都市网络”会议到今天杭州的会议，我们所有的黑客朋友们的各种新的知识对我刺激非常大，所以我现在要给的报告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整个重新来想，我到底应该怎样向大家寻求帮助。其实我们深入中国大陆的各个乡村已经很久，看到这些乡村有非常多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其实需要靠科技来“弯道超车”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我看似是做报告，其实是求助，而且还希望能“超车”，让村有机会从0.0、1.0跳跃到3.0，从DIN，do it nobody——以前中国的乡村几乎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变成DIT，do it together（一起做）、do it Transkathon（以“村客松”的方式做），而且do it technology（靠科技来做）。

我先稍微介绍一下“村客松”的概念是怎么来的。这张图片的上半部分是2015年时候我们在山西的一个村，它坐落在一个山沟里。从山沟进去，大概有九个村子，而这九个村子都空了。有一天，图中坐在左前方穿白衣服的老先生带我回到他的村子，途中偶遇一些也是从山沟里面迁移出去的村民，他们回去采花椒。大家就坐在松树下聊天。下半部分是“云耕世代”的各位黑客们围坐着解决各种网络上的问题。从农耕社会到云耕社会，从土地时代到信息时代，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跟各种人的需要，以及人和土地、人和环境的各种平衡，事实上并没有真的改变。而各种新的科技带来的问题和议题，特别是在非常偏远的乡村，几乎没有人真的好好面对。我在深入两岸的乡村的过程中，有机会碰到了两位我山东郓城老家的80后朋友，郑本栋和魏强，我们就擦枪走火地形成了一个以微信作为平台的小群体，从2017年9月1号才开始的村客松（transkathon）。

“trans”基本上是“跨”的意思，是跨城乡、跨领域、跨各种社会、跨各种世代。最关键的是，这个小小的群体汇集的都是非常关心乡村的人，而且我们希望“村客松”是一个可以实做实创的平台，它并不是坐而论道。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能够走入大江南北，能够云耕绿水青山，实创和谐城乡。

可是这条路是非常困难的，我先简单介绍下背景。“村客松”这个概念是我在2016年四川大学的一个国际课程里面发展出来的，当时考察的地方是雅安戴河。四川大学、北大、台大以及台湾的成功大学，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实做的基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台大同时成立了创新设计学院，大概是2015年。创新设计学院跟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的设计思考是非常有关的。同时，我们还形成了国际跨领域的大学社会责任方面的结合。对我来讲，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乡村、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流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乡村相比，任何一个城市的物质形式，它房子、它的建筑、它的建筑方式都是可复制的，譬如说像飞机场或超市，通常它在各个地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可是没有一个乡村可以被随便不知，因为它完全和它周边的生态环境环境是一个整体。所以，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里，乡村它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且它是一种知识流（knowledge flow）。我们如何在“互联网+”的时代，让城乡之间的关系重新跟年轻的世代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我常常跨两岸，常常需要校正两岸之间的不同。因为各位比较多是大陆的背景，我简单讲下台湾的情况。我常常在台湾接待调研、学习社区营造或者是乡村建设的个人或团体，对我们来讲，从20世纪到21世纪，乡村其实已经从一个单一的乡村变成了一个青创、农创、创文以及农业科技紧密结合的地方。

而且在21世纪初，大概是2003年左右的时候，台湾有一大批年轻人，特别是80后90后，他们开始掀起一波一波的入乡、回乡的行动。就我所知（很可能有我不知道的)，第一位应该算是赖青松先生，他是日本的环境法硕士。他在2003年去宜兰的乡下种田的时候，据说他的爸爸妈妈几乎不要认他这个儿子了，觉得他一点都没有出息。可是在他或者像是“白米炸弹客”杨儒门他们一拨拨的冲击之下，台湾和农乡有关的发展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变成了一种社会设计，变成了社会创新非常重要的引擎。

这些人都是80、90、00后，这些人跟在座的各位同学其实是同一个世代，是跟今天所有的科技一起长大的。譬如说台大，今年入学的大一学生基本上都是21世纪出生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互联网就已经在了。对于他们来讲，根本就没有进入一个实质社区或离开一个实质社区的问题，因为大家永远都挂在云上面，愿意什么时候滑下来滑上去，是非常自由自在的。

同时，中国大陆的乡村也有一批一批的80、90后，他们也回到了老家。这张图是山东郓城西代庄村（图中右起第一位就是郑本栋），我其实是透过做淘宝村的调研，认识了这群郓城的年轻人。可是在我开始山东淘宝村调研时，对我冲击最大的，坦白说并不是这些淘宝的商业，对我来说冲击最大的是我所看到的这些80、90后鲜活的日常生活和需求。本栋就常常跟我讲说，“张老师，我现在还是回不去我老家的村庄，因为如果回到那个村庄，我的工作、我的商业，我的各种工厂是没有办法支撑的”。

所以，我们在形成非常自主的村客松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朋友长期关心，其中有些人其实不见得是高校的老师，也不见得是规划设计的专业者，还包括银行家、艺术家、媒体人士、各种实创者和公益组织。

我们的发展过程其实可以回溯到2012年，我第一次跟着渠岩老师去山西的许村。那个时候许村还不出名，大家比较知道的是碧山，现在大家当然是知道许村了，可是那时村里根本没有年轻人，也没人想要进乡村。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其间十八大的“互联网+”，十九大的“振兴乡村”，一波一波非常快速的、由上而下的政策开始进入中国的乡村，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莫名其妙、擦枪走火地变成了深入乡村建设的一群人。

图中下面的照片是我们在雅安的戴河，上面是在奉化，我们形成“村客松”这个平台，其实就跟在奉化这次活动上的两岸青年非常有关。我们这样“蛙跳”般地在两岸的乡村跑来跑去，从台湾到山西，到成都雅安到奉化，还包括潍坊和内蒙古草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使得原本完全不认识的朋友，在线上线下一起做了很多走跳式、快闪式的活动。其中包括青年与乡村的对话，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五次，第一次其实发生在今年的2月，是我的一个90后大陆学生发起的，他在台湾念完大学回到大陆，透过直播，有60万人看过我们的活动。最近这一次是在郓城，这些朋友这些兄弟来自中国大陆各个地方，如果我是以一个台大教授的身份来到大陆的话，是不可能认识的这些人的，不可能真的在日常互动中深入这些人的生活。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需求：我们如何透过了解科技的、掌握技术的人以及中国大陆的这些年轻人，来应对一些非常社会性的需要，这些需要基本上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但又很迫切，包括留守儿童、老人和生态。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村科技”，它是以设计思考为脉络。2017年时，按中国大陆的人口统计，有5.7亿非城市人口，也就是乡村人口。这个人口相对于美国的3.3亿，日本的1.27亿，数量是巨大的。我们知道非城市人口本身是有非常巨大的需要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商品化，有一些是不能商品化的。就可以商品话的来说，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一群年轻的学生，他们想要解决印度一个村子里面早产儿死亡率高的问题。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原本打算跟印度当地的医院合作，改善医院的保温箱，可是当他们到了当地之后，赫然发现问题跟保温箱一点关系都没有！当地人的营养非常不好，所以很多早产儿，而这些早产儿的所在地又离医院非常远，所以在他们从村子被送到医院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死了。这个团队就依据实际情况做了另外一种产品，是用很廉价的、在当地已经有的材料做的婴儿保温袋。

台大的例子是台湾知名的叶丙成叶老师做的，他是台大电机系的老师，他的团队发现，乡村小孩跟城市小孩的学习落差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长假。他们研究发现，城市小孩在假期中，他们的爸爸妈妈会把他们送去学各种东西，乡村的小孩没人管，所以就只是玩电子游戏。所以叶老师就带着他的团队开发了一种学习游戏，叫“PaGamO”,这其实是台语“打游戏”的意思，就是play game的发音。他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学习游戏的软体，减少城乡之间儿童的学习落差。叶老师现在正带着他的团队在创业，做的就是这个。

这是日本软银（soft bank）的项目，他们想让智能手机的技术造福偏乡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儿孙们都住在大阪、东京这样的都市，工作人员会跟着城市居民进到他们的爷爷奶奶家里，然后去改善他们的科技界面，使得老人家习惯的老式电话、邮箱成为新技术的界面，儿孙们的新鲜事都可以从看起来像邮箱一样的设备里打印出来，老人就能看到儿孙在都市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甚至还有一个柱子一样的设备，它可以量小朋友长多高，然后打印出来。还有一个技术可以让在乡村的老人与在城市的孩子一起玩手影戏，所以像这样的技术，它是非常温暖的，而且是乡村的老人家很需要的，他们跟城市的关系会因为技术界面的改变而变化。类似这样的科技对于乡村来说，特别是对中国大陆5.7亿人口的乡村，需求是很大的。就算有一部分人还没有能力进入这些商品的市场，可是你想想看，整个日本的乡村人口才1.27亿，就可以开发这样的技术。面对中国大陆整个乡村人口，如何去发展这些有温度的科技，我们需要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真正想求教于各位、需要大家的帮忙的事，就是我们已经在雅安戴河做了三、四年的事。戴河位于蒙顶山的中间，海拔大概是600到1200公尺，蒙顶山是中国大陆、甚至世界的产茶核心，它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部分，可是它的茶叶产业只有20年的历史。

我们从2016年开始进入，大家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在那边发现了一个已经废弃20年的水磨坊，然后想办法重新清理水磨坊，让它恢复使用。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成立了“川北台城”教学实践基地。我们团队的背景大多是规划设计，在两年中，学生们进去以后，他们被赋予的任务就是去规划设计这个乡村。很有意思的是，两年中学生们的视角其实有很大改变。

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到那里的第二天就拿到了无人机，学生们非常兴奋，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完全是上帝的视角，是鸟的视角，飞在上面看这个村子。这个部分是是唯一一点有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人的寨子。第二年去的时候，到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突然落进了凡间，然后进到这个村子里面，所有的视角都是人在走路的时候的视角，开始有村民、有村里面的小动物，开始有学生有我们自己。我们第一年修的水磨坊现在已经修好，很漂亮，虽然修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美学的冲突，可是无论如何大家都很开心。后来水磨坊就变成我们每次上课的地点，村民们也开始重新把玉米等拿来磨，他们将近二十几年都没有用它磨过东西了。

面对同样的景观，同样的村子，我们从第一年到第二年，团队本身和村子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关键是什么？当我们2018年再进村的时候，教学团队本身有很深的反省。坦白说，我们带去的这些80后90后，特别是90后，几乎都不是从乡村长大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就是五到七天，调研的时间甚至只有三、四天，但突然间，我们就需要给出一个所谓的规划，无论是从旅游、从文化去做。我自问，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团队并不了解乡村，我们凭什么去做规划？所以我们2018年这一次进村，全部都是规划设计科系的学生，我们非常大胆地提出，我们不做规划，我们做社会设计，大家就用设计思考的方式去做。台大、川大包括川大商学院的老师都一起来学习设计思考。所以，我们的行动就变成，首先深入戴河，到形成兴趣小组，然后定义问题，关键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跟同学们说：“有能力开路，你就不要想着开路，就做你可以做的事情。不要自以为是地方领导，你不是官员，不要以为你有资源，你只能做你们这个团队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首先做的一个事情，也是我需要各位帮忙的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开始用参与的方式，希望能够透过戴河的基地形成乡村资料库。

因为我们发现整个乡村，特别是在政策的引导之下，它消失得非常快，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个几乎是没有门槛的数据库，让任何人都能添加。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非常简单可是非常难用的资料库叫做“戴河资料库”。我们要求每个学生说，“譬如，你们就把你觉得戴河很棒的地方，拍张照片，然后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觉得它很棒”，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在我们规划设计领域里面有个前辈叫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他本身就是一个数学家，然后转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他有本名著叫做《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我们几乎都读过。他的结构就是“问题”、“现况”、“解决方式”，现在他的模式都在网上可用了。虽然我们知道这种公民技术是有的，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技术的能力。所以我们请求的第一个帮助，可能是接下来可以透过村客松这个平台来测试，让大家都可以把你看到的很棒的乡村风景、手艺或者是生态，用这样的方式开始记录。

下面我想讲一个特别的团队案例。其实我们今年的五个团队的个案都非常感人，而这一组面对的是比较迫切的问题，留守儿童。他们这组叫做“以信之名，一期一会”。我给大家讲述一下整个过程。

同学们碰到村里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就跟着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非常喜欢他们，而这些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后来同学们就会收到小朋友的信，用手写的。他们跟大哥哥、大姐姐们越来越熟。

像这张图是大哥哥、大姐姐问他们未来想干什么？ 有人说音乐家、开宠物店、钢琴家、铁匠、医生，他们有非常多梦想。村子里面的年轻老师对小孩的教育也非常有想法。孩子们除了写信还会给同学们送小礼物。经过几天的相处，同学们就开始思考，在他们离开这里以后，怎么样还能跟这些孩子有一些联系。他们说，“戴河的故事不说再见，以信之名，一期一会”。

他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在戴河的时间其实非常短，而这一组同学刚开始是束手无策的。后来他们一个一个地去分析问题，譬如说老师的流动性大、课程比较单一、教育资源差距很大、学生和老师还有家长缺乏沟通……当地其实有支教的大学生，但支教团队缺乏延续性，而且支教的这些老师们自己也都还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些农村孩子们遭遇的问题是很典型的，在中国大陆非常多的乡村都普遍存在，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解决方式来尝试的话，它也许就能扩散到其他地方。但首先，这个尝试的门槛一定要低，它绝对不能是很复杂的，而且既要是面对面的互动，又要能长时段、长距离保持互动。同学们最终决定用写信这种方式，这群学生有12个人，而村子里面大概有一百多个小孩，他们把孩子们分成12组，一个同学对应十几个小朋友，大哥哥、大姐姐们大概每一两个月回一次信，虽然频率不高，可是无论如何小朋友们跟学生之间有了来来回回的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非常有趣，学生们把和地方有关的一些知识、文化跟记忆写在信中，去鼓励这些小朋友。也就是说，同学们要真的去过这个村子，才有能力写这种信，他们不但要去过，还要对这个村子有一定的了解。他们也会在信里面鼓励小朋友走出来看一看，会讲述大学生的生活。简单讲，学生与当地的孩子用这种方式开始了一种日常的、有距离的、可是又在一起的关系。他们也希望这样的书信能变成一本书，或者发布在网络上起一些作用。又因为大家是学规划设计的，对空间有一定的想象，他们想用当地那些因为学生流失而废弃的、空置的学校教室来布置这些来来回回的信，把
“信”变成一个实际的空间。他们思考的是，如何用很简单的科技把这种关系传播出去，变成一个留守儿童的平台。同时，因为这些留守儿童相对于城市的孩子在教育资源方面是非常弱势的，其中涉及一些学历认证的问题，我不知道区块链技术是否可以帮上忙，但如果有一些可以被记录的学习履历，对这些小朋友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如何拓展手机应用，这也是我们的团队在思考的。

在同学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不管是大学生还是这些留守儿童都有所成长，这其实是一个彼此的陪伴。所以小组成员总结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在戴河的七日会带来这样的生命改变，他们也因为这样的经验，在未来进入乡村或设想乡村时，他们跟乡村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以设计思考为核心、先放弃自己的专业而去聆听地方需求的实践过程，年轻人和乡村的关系、城跟乡的关系会变得很不同。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思考怎样去回应广大乡村的这些不应该被商业化的、文化社会跟生态方面的需求，譬如说留守儿童、乡村的老人、建筑跟公益、产业生态等等。在这些议题上，怎么让我们正在谈的这些科技真的进入到乡村，使得戴河、使得乡村有一种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当我们回到村子里，不论是我们2015年去的山西梁家寨，或刚刚看到的戴河，甚至在台湾的一些偏乡，

事实上人跟人的关系都还是这样（上），而在这样的人跟人的关系（下）里，在座的各位黑客或者是非常熟悉技术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可能Do It Together、Do It Transkathon，让这些被遗忘的乡村、被遗忘的村里面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弯道超车，重新被社会、被这个时代拥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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