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洞才 : 强国崛起——野心有余，驱动不足
强国崛起是习时代的中国新话题。坊间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让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了，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了。”过去邓所主张的“韬光养晦”方针似乎已经被新一代领导人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取得国际意义上的话语权，谋求一个更平等甚至更中心的国际地位。近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关于西方国家领导人并没有都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表示：“他们不一定总是国际舞台的主角。”作为官方喉舌，外交部发言人的语言自然也暗含着中央的政策取向。不断谋求民族复兴的导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八十年前的纳粹德国，但是本文需要指出，尽管存在种种的相似性，中国道路与纳粹德国仍有着千差万别。总结来看，新一代领导人相比于之前有了跃进式的膨胀野心，但这种野心相比于纳粹德国仍去之深远。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似乎很难看到足以驱动这个野心的共识，它的民族主义土壤相比于第三帝国显得过于贫瘠。
将习政权形容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评论不在少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李伟东先生2013年的雄文《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这篇文章分三个部分：一是对新团队执政路线的判断，其中提到，新威权主义的红色帝国建设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要实现一个超级中国梦，必须要重整思想领域，新的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有相当强的同构性；二是提出了“太子党”的六点共识，与上述的执政路线基本一致，重点在于不仅维稳，还要有作为；三是提出了“红色帝国之路”走不通的结论，并给出了几点理由，第一是经济上的问题，第二是认为中国不具备纳粹德国那样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条件，第三是中国存在至少七个群体的反抗力量且会逐渐联合。总而言之，路障基本是国内的危机，并且这些危机实际上一触即发。
五年过去，李文中的许多看法在事实中得到了检验，他对习近平团队的执政路线判断是富有先见的。然而，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困难分析，伟东老师多少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国家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唯一一次实现就是纳粹党缔造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应该说，如果不相信历史宿命论的话，纳粹德国的失败并不是一个体制的必然结果，纳粹的国内政策由于战后宣传也鲜得关注。况且，当今中国有着比纳粹德国更好的历史发展条件。今年，李伟东新的讲座总结了中国过去五年的发展并对未来十年进行了预测。但这次他的疑虑并没有放在国家社会主义对中国国家内部可能带来的危害，而是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的崛起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冲击。相比五年前的过分乐观，李伟东这次看起来十分悲观，认为在未来十年内，中国会把南海变成内海，收回台湾，主导世界经济和科技，美国被边缘化，中国的专制体制愈发稳固等等。
让我们先来评论一下五年前伟东先生的那篇文章。
首先，李文中提到的所谓“走不通”可能站不住脚。其中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经济的失败导致反抗或者体制内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革。首先，要激起如此反弹的经济失败，必然是一次大的倒退，仅仅停滞是不够的。这样的经济失败需要伴随着高失业率、严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才会激起民众反抗，否则最多不过建设道路上的“共克时艰”就可以应付过去。因为民众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冒风险用暴力革命去替代贫穷，毕竟大家都清楚，战争和内乱往往带来更严重的贫穷，它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次，中国的经济并没有衰落的迹象，即便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速仍保持在6%以上，基础建设也没有停止。李文中所提的“外贸依存度高的经济”并非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30%左右，与日本相差无几。况且“一带一路”和非洲建设的计划再一次打开了广大市场，这一部分市场对中国而言是安全的，文中提到的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实力去进行竞争。即使是对于正在打贸易战的美国，中国对它的进出口依存度也分别只有2%和3%。就内需不足而言，中国的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正在尝试用供给侧改革并加大创新投入和刺激消费进行化解。其三，由于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尽管贫富差距巨大，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确培育起来了，脱贫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政治学者Seymour Martin Lipset曾经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展，中产阶级就越多，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民主，主要基于保障财富安全与向往民主理念两点原因。中国这一代的特殊在于，他们的致富是突然的，而且少年时代都经历过极度的贫穷，因此中年一代的中产阶级尽管一方面痛恨腐败，但也同时对个人物质生活的提高存在感激的心理，因此这一代人往往并没有强烈的民主愿景。而关于下一代从小在较为优越的物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情况也有一些变化，我将在下文详述。总体来看，中国的经济仍然比较强劲。尽管中美贸易战产生了短暂的冲击，但很快就被中国庞大的市场消化了。至于习近平的道路，很显然，尽管他限制李克强的权力并且不让他曝光，但是国内的具体经济政策主要还是由国务院在进行动态调整。习本人对市场经济并没有很强烈的排斥，针对商界安全感不足的情况，他也亲自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给企业家大佬们喂下了一颗定心丸。
当然，李文中提到的这些模式，也并不是习特有的经济模式，而是九十年代以来一脉相承的。要说习在经济上的工作，一是通过对外政策打开了市场，二是大力发展了公共建设和促进了扶贫，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大量底层民众的支持，三是政治上的反腐带来的经济效应，政府的寻租空间相比于过去小了很多，权贵结合的资本其实是变小了。如果说习对经济起的负面作用，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影响的。由于习上台以后对律师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异见人士）的迫害，对司法独立的抵制，在全社会塑造出了一种不安全感，导致许多资本撤出，李嘉诚是最早一批。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习在经济政策上并不是计划经济支持者，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持保守态度，却在经济上持开放态度。即使是贸易保护抬头的2017年，中国的外商投资仍然增长了2%，而且在最近的人大上匆忙出台了《外商投资法》。我认为他正在通过种种举动去呈现中国的开放选择，以增强国内外资本的安全感。
第二点与纳粹德国的差距相比于其他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首先需要分析的是，红色帝国之路究竟靠什么走。政治稳定是根基，这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整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前些年维稳经费支出不少，但实际上自由化的浪潮在中国不断抬头，这一点在科技大数据发达的今天也许官方比个体的感受要精确很多，否则当局也很难有理由在思想领域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并付诸一系列政策。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环境是习完成他的千秋伟业的环境条件，这种条件需要思想层面的动员整合，于是古今中外最有力的整合神技被用起来了，那就是民族主义。李文中提出了四点条件，说是中国不及德国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提到纳粹党的纪律团结以及非常廉洁，是不符合事实的。冲锋队长罗姆和戈林、希姆莱的党内斗争毫不逊于中共，甚至苏共，最后也是你死我活的局面。而历史学者Frank Bajohr所著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中有详细史实记录了纳粹德国体制性的腐败，甚至希特勒本人都有为避税设立的特别基金，连《我的奋斗》每年都给希特勒带来150-200万马克的版税。而且，不论外界如何评价习反腐的动机，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确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这应该是社会共识。甚至，保留适度的腐败，形成权钱之间的利益纽带，形成让资本家牢牢地团结在习近平中央的制衡，也是中共维持稳定的一个基本策略。至于第一和第四，说中共不像纳粹党一样有顽强的信仰以及中国的统治者对老百姓非常坏，这跟李伟东前文讲的是矛盾的。他已经说到所谓“要有所作为”是太子党形成的共识，就应该意识到，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中国模式”“强国梦”就是他们的信仰。不能说他们没有共产主义信仰就是没有信仰。中国的统治者对老百姓非常坏可能也是政治异见人士的一厢情愿，也许共产党的确将本党利益放在优先位置，甚至可能的确将民众作为愚民愚弄和压榨，但是中国多数民众对中共的建设成果感恩戴德，这是个事实，不仅仅存在在新闻联播里，否则无法解释政权的稳定和高支持率。
第三点讲的是几点中国存在几种反对力量。要指出的是，有反对力量远远不够，必须要等到时机成熟才能有机会去进行反对行动。这样成熟的时机往往是出现大的经济危机，国家战败等因素才能触发，但李文中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分析。事实上，所谓的民间反对力量自九十年代起就一直存在，但究竟是何等规模不好说。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控制收紧、教育上的垄断及官方严厉的打压，反对派很难不断壮大力量。况且，群体事件本身不一定针对中共执政，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本地政府，而统计数据发现，中国人对中央的支持率不论从何种维度上都要高于地方，这一方面归因于对中央伟光正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也是将责任基本都推在地方政府上。
宗教边疆问题在中国通过专制手段已经基本得到解决。随着藏民、疆民的汉化，以及中央对宗教的渗透，基本不构成什么威胁。新疆的再教育营不正意在此吗？也许我们大可以批判这个手段是极端反人道的、不正当的，但没有办法否认为达到这个目的它是有效的。而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的特殊性，已经使得他们的看法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们的疏离感往往来自于自认为对大局能作出的改观以及手上没有权力的落差，但普通人并没有这个需求。中国由于经济腾飞所导致的“政治冷感”是个大规模现象，对于政治上的自由并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即使如此，知识分子亲共的趋势也显然正在加速，除了研究社会科学的一些学者以外，普遍对政治较为冷感，而对于那些亲共的知识分子，如汪晖、王绍光、张维为、胡鞍钢、刘小枫等人，在李文中直接被开除出知识分子籍贯或者一口认定他们就是在献媚，也显得过于精神胜利法了。而大学毕业生得不到满意的就业，很有可能将矛头对准资本而非政治体制。所谓的退转军人、访民、三无农民，基本都是零散的个体户，并没有什么集聚力量。
退一步讲，中国即使有很多反对力量，他们也是不团结的。只是反对而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不会威胁到体制安全的，对于中共来说，只要在某一个力量壮大到威胁政权安全时重拳出击各个击破即可。问题仍然在于，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得反对派可以联合起来。华裔学者JieruiXie曾经在一篇名为《少数群体如何施加影响改变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committed minorities）中，利用算法和关系网络的方式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见能够迅速地被一群随机分布，积极转化他人的高忠诚度群体改变。这群高忠诚度群体自己的观念难以被改变。而一旦这个高忠诚群体突破总人口的10%，则整个社会的变化会大大加速。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需要的可能更多。（16%左右）中国15亿人，哪里能找到或者说形成一个1.5亿人口的忠诚联盟呢？更重要的是，尽管Bruce Dickson的调查显示，在中国，越年轻的群体对政权的支持率是越低的，这也符合越来越开放的成长环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轨迹并没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一样经历过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正如刘小枫所言，他们并不具有“启蒙狂热”，对于民主的衡量更多是基于功利计算而非价值判断，尤其是中国在威权体制下的迅速发展以及近年来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种种困境的催化下，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即便对政权不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反对政权，更不意味着愿意放弃既有的建设成果去用实际行动支持推翻政权。
至此，李文中的“路障”我已经一一作了反驳。当然，本文写作于五年前，有许多事情当时还没有发生，具体政策的转向也无法预料。这种体制貌似比李文一开始想象得都要坚固。而中国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的路障究竟在哪里呢？我们需要从纳粹德国的覆灭开始分析。
目前的中国体制与纳粹德国的同构性主要在于：元首制、个人崇拜、一党专政、政府统领下的市场经济、洗脑教育、一定程度上的警察国家、鼓励生育、针对特定种族的强硬手段。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手段激烈程度一般都要低于纳粹德国，这也与两国所处的客观背景有关。
我们先来谈一下国内发展。在那唯一一次成功的实践中，纳粹德国的国内发展是相当可圈可点的。先是在短短五年内摆脱了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随后在《凡尔赛条约》禁止军备的条件下，五年后就出兵并征服了整个欧洲。国内的人权状况确实有问题，比如优生学导致的一系列反人道政策，但耐不住德国人民在宣传造势下都支持他，更何况相比于一战惨败、金融危机时的民不聊生，人权状况当然有了显著的改观，只是政治体制的转换缺失了对人权的规范性保障。现在的中国国内也是如此，因为“人权”这个词总是被发展搪塞。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至今仍然有大量人口没有脱贫，如果官方的目标在此的话，这种举国体制对于经济的发展和分配的强行调整或许是有利的。
而不利影响主要在于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减损。这一点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确实不一定有切身体会。同时这种高压的制度依赖对社会思想形态分布可能有进一步的影响。但说到底，对于习本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中共专制体制长期以来的弊端。在经济上，习并非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反而是比较开放的。美国发动贸易战后，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旗手。他并没有向希特勒一样狂热的扩张欲望，而是将民族复兴当作目标。因此，这种威权主义如果不进行扩张的话，危险性要小很多。它可能更偏向于新加坡模式，给一定限度的自由，建设司法的公正性，但是政治权力仍然高度集中，搞精英政治。不足在于，中国没有新加坡式英国殖民的先天条件，社会层面的现代文明基础薄弱。
尽管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习近平也一再强调了“不承诺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的可能性”，他却没有任何对其他国家侵略的动机。而且，中国如果向台湾动武的话本来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这一点可以和1938年德奥合并相类比，况且陆台两方体量差异远大于德奥两国，如果动武，在国际上不一定会有大的干扰。在台湾统一后，中国预计不会再想去扩张领土，许多领土为俄国所侵，俄罗斯是大国，并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之中国自身的内部发展还存在一定问题，目前看来没有扩张的趋势。
那么，红色帝国的路障究竟在哪里？
在李伟东的预测中，中国专制体制稳固的确是可预见的，因为习对专制体制过去存在的顽疾，如腐败等，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整肃。而对于国际形势的预判，则有一些想当然。比如提到的GDP、人均GDP等等，中国都有着相当稳定的增速，十年后怎么样是可以大致算出来的，但李在讲座中只是凭着想象在预测。科技实力主导等结论更是有点难以令人信服。
纳粹德国的覆灭，其实是希特勒对苏联的扩张野心直接导致的，即便在覆灭前夕，纳粹德国国内的体制仍然稳如磐石。高增速的发展往往可以掩盖许多体制的内在问题，即使存在不满，也并没有强动力去推翻政权。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而更贫穷的国家往往在专制当中，即使是践行民主也比较失败。最开始的政治学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而后来的新观点提出，经济发展其实并不促成民主化，而是提出一个“democracy consolidation”的概念：民主化从来不由经济发展引起，而是由战争失败、经济崩溃等外因引起，而民主化一旦被引发，在富裕的国家更有可能持久，而在贫穷国家有可能会导致回潮，如拉美一些国家。
李伟东老师给的几点可能打破原因中，有一些并不在于打破中国的体制，而是阻抑中国的崛起，如“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而“武统台湾失败”“意外事件”等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他几点，如经济上出现问题、党内斗争等，但这些说到底，都不是习所建构的新模式的特征。这些因素目前看不到什么确定的先兆，或许只能等待历史的契机。李所言“习一定会犯希特勒的错误”的结论，恐怕站不住脚。专制所产生的自然恶果并不会成为变革的动因，最多只是作为辅助条件。而真正的火光在哪里，恐怕还要等待历史偶然发落。
至于中国的模式输出，伟东先生可能有一点欠缺考虑。民主国家忌惮专制国家，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没有价值驱动，高度不稳定，但专制国家同样忌惮专制国家。中国不一定希望输出政治模式，自由秩序的覆灭也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快。在中国当下没有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对社会的不满能迅速演变成对政权的不满，党国一体化既稳定又危险。对中共最有利的因素在于，新一代的年轻人尽管越来越有能力区分“党国”，也呈现出政权支持率下滑的趋势，却不信任民主，而是希望通过中共的精英选拔模式去干预政治。如果专制从原先的依靠恐惧生存到现在的自信存在，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因为中国模式将价值彻底扭曲了，中国模式也因此比原先的专制模式更具有生命力。
在我看来，中国不会重蹈纳粹德国覆辙的原因正在于野心有余，驱动不足。中国尽管有重新成为强国的野心，但却总是找不到动员目标。为了推动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展开动员，比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手机软件《学习强国》以及近期在中小学全面推广的学习软件《人民日报少年客户端》里面的主要内容，一是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上的排外，也表现在重塑中华古典文化并且通过强制手段阻断其他文化的传播。这几点在中国的专制体制保障下做起来都不会有太大难度，然后成效目前仍然存在争议。从哈佛大学教授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北京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Beijing Area Study结果来看，从习全面掌权的2013到2015年间，北京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没有提高，相反地，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反而降低了。也就是说，民族情绪可能逐渐趋于理性，官方所采用的民族主义动员在短期内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这正是因为，民族复兴并不具有天然的民间土壤。如果说纳粹德国的民族主义是由于一战战败后丧权辱国具有了民间自发性，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正在逐步远离过去的国际弱势，对战争的伤痛也随着新一代的成长而逐步淡出记忆。如果仅仅是凭着官方一厢情愿的宣传教育，恐怕与理性成长很难兼容。而中国获得话语权或者说大国崛起这样与普通公民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梦想，必须要有非理性情感去支撑。甚至在最高权力群体内部，也没有希特勒式对生存空间的狂热，因此也很难找到除了现实利益以外的原动力去支撑它的扩张。目前来看，强国崛起貌似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支点。
钟洞才系中国在读大学生
《中国战略分析》第11期 2019年5月号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