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民主的危机会在德国重演吗？
整理自：Elke Seefried, Die Krise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 Analogien zur Gegenwart?,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66.2016, H.40-42, S.18-23.
目前，许多人都在谈论民主危机，人们对民主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愈发怀疑。土耳其、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坛出现了威权主义的倾向。整个欧洲的政治极化现象都越来越明显，德国也不例外。
在德国，人们总会把“民主危机”与魏玛民主的衰亡相联系。在关于魏玛德国的经典研究中，认为魏玛民主存在危机的观点占了主流。较新的观点则认为，当时的人们之所以谈论魏玛民主的危机，也是为了促进新制度的推行——也就是说，宣传“危机”是纳粹党人的一种策略。实际上，德语中的“危机”一词来自希腊语，既指客观上的危机，也有主观批判的成分。在这一意义上，危机总是和人的感受相联系的。
魏玛民主为什么会失败？关于魏玛德国的历史研究长期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还要关注如何避免联邦德国重蹈魏玛的覆辙。直到20世纪90年代，魏玛德国史的研究领域才得以扩大。除了继续探索魏玛民主失败的原因，学者还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当时状况的不确定性，以及民主在魏玛德国的发展潜力。
导致魏玛民主失败的因素很多。第一点是纯粹的现实问题：由于《凡尔赛条约》和高额的战争赔款，魏玛共和国一建立就要承担起旧帝国战败的负担。旧政权的代表人物还试图通过“背后一刀”的传说，把战败的罪责推到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此外，魏玛德国的社会经济形势也非常不稳定，先是鲁尔被占和通货膨胀，再是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这些经济问题不断给民主决策带来压力。
第二点与魏玛宪法中议会、总统和民众三种力量的关系有关。魏玛宪法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同时又设置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总统职位。总统可以提名政府成员，可以解散国会，还拥有紧急状态下的特权。议会制和总统制的这种混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全民公决这一引入民众力量的行为也成了共和国的对手，因为它以煽动性的方式削弱了共和国。因此，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指出，魏玛民主存在致命的“先天不足”。不过，目前的研究强调魏玛德国还有其他的政治发展道路，特别是意识到了魏玛德国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性，同时对魏玛宪法中民众的力量有了不同的评价。
第三点因素在于，魏玛宪法源自一种值得怀疑的民主观念。人们不相信议会中的党派政治能够实践“人民的意志”，所以要让大权在握的总统监督议会。由于各党派缺乏执政经验，现实问题又非常严峻，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魏玛宪法的许多制定者来说，总统实际上代替了君主的位置。他们担心议会的专制，认为总统应该代表作为整体的人民，超越党派利益。根据这种观点，20世纪20年代的中间派政党倾向于建立大联盟政府，以体现政府超越党派利益、促进共同福利的性质，这与议会制中政党轮替的原则相矛盾。因为支持民主的各个党派都如此看待民主，并且可以放弃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组建政府越来越多地成了总统的任务。
最后，第四点因素是对手的强大。魏玛民主制度的对手不仅有以苏联为榜样的德共，还有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右派力量。魏玛德国的“资产阶级右派”脱胎于帝国时期的权力精英，他们利用了民主制的弱点，想要废除民主制，这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三届政府和总统兴登堡的身上都有体现。纳粹主义声称自己有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以近乎宗教的方式作出了对未来的保证。相比之下，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审慎与利益平衡——需要在繁琐的日常工作中践行，这就使民主制在纳粹的许诺面前缺乏吸引力了。
最近出现了一场关于魏玛民主前景的辩论。有学者开始关注魏玛德国经济精英未曾实现的民主设想，认为魏玛民主不一定会失败。但也要注意，从全球的角度看，一战后几乎所有的新兴民主政权都在20年代和30年代面临威权政治的压力。
接下来谈魏玛民主危机的几点表现。
魏玛民主危机的第一点表现是党派的碎片化。1920年的国会中已经有了10个党派，1928年和1930年国会中的党派数量更是达到了15个之多。从选票的分布看，魏玛德国党派制度的碎片化也十分严重，出现了很多小党。与1945年以后德国的两大全民党[译者注：基民盟和社民党]不同，魏玛德国的党派意在代表特定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导向，而非吸引所有选民。大党的党员数量在减少。中间派的党派受损最为严重，两个自由主义的党派几乎要消失了。保守又保皇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起初还能在民主制度内部发展势力，但它在20年代末也走向极端，变成了一个反体制的右翼党派。
这就导致了危机的第二点表现：政治极化。1930年，极端反体制党派的势力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例如纳粹党获得的国会席位从12个增加到107个。纳粹党能从各个社会阶层吸纳党员，这与魏玛德国的其他党派不同。许多害怕失去地位的中产阶级都转向支持纳粹党这样的右翼党派。1932年大选中，除了两个反体制的大党（纳粹党和德共），其他党派获得的席位数加起来都不足半数，说明民众对建制派党派失去了信心。
第三，极端党派的兴起也伴随着议会外抗议活动和政治暴力的增加。很多党派都建立了自己的半军事化组织，部分原因是要对抗纳粹党的冲锋队。
危机的第四点表现是难以组建执政联盟的问题。从1919年到1933年，魏玛德国有过20届政府，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在任21个月。1920年以后的历届政府不是少数派政府，就是大联盟政府。1930年大联盟政府破裂之后，上台的几任总理都不再掌握国会多数，只能依靠总统对他们的信任执政，因为总统可以在国会发起不信任投票时解散国会。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全国各领域进行“一体化”，最终建立了纳粹独裁。
如果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差别很大，目前的问题并没有魏玛时期那样紧迫。和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不同，今天的德国已经被整合进了一体化的欧洲，现在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也和那时天差地别。不过，当前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还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股市崩盘和欧债危机，这些都是经济动荡的明证。类似地，192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全球，导致市场剧烈震荡。不同的是，当时的各经济体都采取了通货紧缩政策，想要退出世界市场，今天的欧元区国家则仍然坚持共同的货币和市场政策。从地缘政治方面看，当前德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欧盟内部的政治文化差异，以及北约东扩后欧盟和俄国的紧张关系，这些问题也和魏玛时期非常不同。
在民主参与和民主的代表性问题上，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则有一些可比之处。当今德国的两大全民党正在丧失成员和吸引力。投票率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在下降。党派政治也出现了碎片化的倾向，不过还没有达到魏玛德国的程度。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反体制政党的发展和社会政治氛围的右转，政治极化的程度在增长。政治暴力事件的数量也在增加：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政治暴力事件中既有右翼极端主义的犯罪，也有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这些虽然还达不到魏玛时期政治暴力的程度，但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显然，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那么有信心了。
和魏玛时期一样，造成当今德国民主危机的原因也很多。从欧洲层面上看，这个问题不难理解。1990年以来，东德和东欧民众的生活经历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有过被疏远的经历，这些经历导致了他们对变化和移民的抗议。同时，党派政治的格局也在改变。默克尔上台后，基民盟和社民党这两大政党的政策主张越来越接近。过去支持基民盟的保守选民认为这个党不再能代表自己了。此外，德国政府没有在议会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就通过了稳定欧元的计划，为支援希腊又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让人们对欧盟的机构和民主的权力制衡原则失去了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感又被民粹主义运动利用了。
以上种种现象导致了魏玛德国和当代德国的第三个相似点：政府如何执政的问题。在当代德国，组建执政联盟不是问题，已有一定影响的党派不是按照社会阶层和世界观划分的，极端党派也还没有在议会掌握决定性的力量，但执政还是变得更困难了。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认为，当代自由民主制的决策过程有利于精英阶层、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公关人士，大多数民众在其中只扮演被动的角色。这会加强民众要求更多政治参与的呼声。
默克尔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声称自己别无选择，但这种“别无选择”的状态不符合人们对民主决策过程的理解。如果没有替代方案可供讨论，民主就会变成一个空壳，而这正是大联盟政府的问题。和魏玛时期一样，大联盟政府长期把自己视为超越党派隔阂、代表共同福利的管理者。政府在议会中很少遭到反对，如果有反对的声音，往往也来自执政党内部。议会中政党轮替的现象消失了，这就容易导致民众的不满和议会外的抗议。
不过，柏林并不是魏玛。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中，欧洲始终是自由的堡垒。全球化给德国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安全的社会和稳定的政局。当代德国的民主制度有着坚实的经验基础，其中就包括允许各派力量在议会中博弈，允许活跃的意见交流。这些原则正体现在两大全民党之中，它们和极端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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