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兆堅：反修例運動是維護本土制度的行動
西九龍文化區的戲曲中心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英文名”——Xiqu Centre，仔細看原來是漢語拼音的“戲曲中心”。這打破了歷來香港地方和建築物取名的規則，香港用外文命名的街道和建築物除了使用人名外，還會使用意譯，像戲曲中心這樣的外文名，通常用“Chinese Opera Centre”,正如西九龍文化區的主辦單位康文署在6-8月間搞了一個“中國戲曲節”，規範地使用了外文名“Chinese Opera Festival”。為何戲曲中心這座建築物要用有點不倫不類的“Xiqu Centre”呢？
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議會中賚疑了這個命名問題，指出香港的語言文化應有自己的獨特性，香港100多年來中英夾雜的歷史淵源，應該受到尊重和延續而不應刻意抹殺。
大陸化的現象從朦朧到清晰，觸動了人們敏感的神經。建築物的奇怪命名是小事，制度性潛移默化的演變往往才是中港矛盾的起源。
三代香港人 本土情懷厚重
50歲的尹兆堅對筆者表示，他爺爺10歲時從廣東東莞來到香港，跟著叔父們在西環街頭擺賣維持生計，父母和自己都是香港土生土長，尹兆堅的父母均是基層勞工，他年少時與家人居住在九龍大角咀舊市區，中學時代曾就讀天主教新民書院、上水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和葵涌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之後在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主修社工，1998年在英國埃塞克斯大學修讀社會學課程，先後獲得社會學學士文憑和社會學文學碩士學位。
他大學畢業後便從事社工工作，曾任職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多年，參與了大嶼山大澳漁村及水上棚屋區、葵涌石籬村及石蔭村的重建、九龍灣及將軍澳臨時房屋區等地區工作，主要工作是協助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群爭取社會權益。
生於斯長於斯的成長經歷和社工學歷，使尹兆堅早年就開始了在基層的任職工作，對弱勢階層的港人生活及其困苦有深刻的了解和體驗，為他日後從政及在議會內為港人發聲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尹兆堅告訴筆者，自己的根在香港，事業在香港，自然愛香港，對這裡的一草一木、生活方式、風土人情、文化氛圍、周遭環境都有很深的感情，因此凡見到有人離開香港移民海外，從心裡覺得很討厭。自己也從來沒有移民的想法，再艱難也會挺住。
他能體會的是，香港人對這塊土地的愛，就如上海人、廣州人對自己大都市人的身份認同，居住地的情懷造成的地方人文和素質差異，很難不生成與生俱來的本土意識，而這種本土意識並非必然地排他性存在，特別是香港這個華洋雜居之地，歷史上又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內地移民，逐漸的，這塊歷史上的殖民地便有了自己的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乃至連基本法都不得不維護的社會制度。
尹兆堅新的擔憂是，雖然沒有想過移民，但這塊土地出現了過去從未有過的憂慮，尤其是政治人的憂慮，在近期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運動中，市民的憂慮得到突顯。
本土定義被多角度演繹
對於近些年來興起的本土主義思潮，尹兆堅承認自己是本土派，但其定義不同。本土主義的概念化，被人易取易攜，像做月餅，什麼模子都可以叫做月餅，只要你認定就是了。香港人把香港作為根，沒有理由說自己不本土。上海人也很本土，損害了上海人的利益就不行。本土，就是對這裡的文化、土地有感情。2000年初興起的文化保育運動開始號稱本土，這是另一層次的本土主義演繹。
他說，現在自稱本土派的獨派出現，與社會狀況和文化有關。“反蝗蟲”運動、文化保育的本土運動演變成後來的本土思潮，開始參雜排外的本土派別，指責太多自由行，迪士尼人滿為患，中港文化落差，大陸遊客的大小便，引起爭議，使本土思潮的矛頭指向了大陸人，認為文化上、行為上、本質上存在的分歧，感覺不舒服，到了後來出現了暴力對待大陸遊客。實際上，本土思潮在每個時代的演進都是歸於一個根，只是以不同的表現形式出現，不能說現在那批表現激進的人就不愛香港，他們懷有的情感包括溫情、感情、抗拒、憂慮和憤怒，而尹兆堅關注的都是與房屋、弱勢社群、基層生活、福利等有關的本土議題。
尹兆堅認為，本土的異變有回潮傾向，過分情感的本土表達很排外趕客，夾雜著激進和暴力，部分本土派人士認為，本土的必然動作是扔東西，打警察，街頭衝突。大部分市民並不這麼看。
他說，根源上看，這種激進的本土主義是對中央干預香港事務的反彈。回歸後到2008年，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感曾經達到高峰。現在香港人在問：我們為何要做你的國民？你中央做的不好嘛。一國兩制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爆發出來，回歸時談一國兩制是權宜之計，一國兩制的設計中，當時想到和沒想到的，或者留待日後解決的難題，現在統統爆發了出來。激進的本土派與泛民眼中的本土根是一樣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因此執政者需要思考，為何一些人如此抗拒做你的國民？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在香港的施政中，使用了敵對、蠶食、制度迫害的方法來管治，自然就導致社會反彈。
反修例運動體現兩個制度的不融合
對於近期出現百萬人遊行反《逃犯條例》修例的運動，尹兆堅認為，《逃犯條例》的修訂不是堵塞漏洞，而是拆掉防火墻，根源是中港兩個制度不能兼容，產生衝突，香港人對內地法治嚴重不信任。人心回歸至今沒能實現，發展下去對於一國兩制的傷害很大。
但尹兆堅仍對一國兩制抱有希望，他說，不能過早判一國兩制的死刑，守不住的話，基本價值、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自由就會崩塌，形勢嚴峻，一國兩制是在歷史背景下的一種畸形模式，一個政治現實下的妥協結果，但目前不能說它完全失敗，民主派正在敗退中，但不等於不需要守住，如果沒有香港人的抵抗，會敗退得更快，死守的方面包括法治、生活的安穩，如果香港通過了修例，沒有了這道制度的防火墻，可能連上海都不如。為何外商要在這裡做生意？因為香港的特殊環境和條件，因為我們與西方共享著相同的理念、價值觀和法律制度。
何為死守？尹兆堅認為反修例運動是維護本土制度的行動。“雨傘運動”沉寂後，政治走進了死胡同，07-08雙普選不兌現，民主黨2010年與政府談判，買2012年希望，結果證明是假希望，2020普選也是假的，香港人失望，最後防線都被拆，法治防線也將崩潰，如果逃犯條例通過，香港可能連上海都比不上，為何外商來做生意呢？中港制度差距都沒有了，香港如同國內普通城市，如果差異取消，膽子大的就去內地，沒膽子的就離開，去新加坡，周邊地區。
尹兆堅說，反修例運動的發生，源於香港人不相信中港兩個制度能夠融合，對內地的法治沒有信心，目睹了回歸前後大陸政府的所作所為，如新疆的集中營、王全璋案、維權律師狀況、劉曉波鬱鬱而終。如果修例通過後，河水中的污水會流入井水，河水犯了井水，所以市民的反彈如此之大。
從本土主義的角度觀察，這次的反修例運動反映出來的底線爆發，其規模和烈度，除了出乎建制派和民主派的意料之外，也出乎2014年後的本土派意料，大遊行之前民主派陣營普遍瀰漫著條例勢必通過的情緒，但是香港的政治形態和社會運動一直都具有“於無聲處聽驚雷”的特點，新一批的80、90、00後青年通過網上動員，在無中心、無領袖、無政黨的“三無”背景下，形成了如此規模的集結，以及大而細膩的後勤保障，確實歎為觀止，它噴發了本土情緒的威力和保衛本土價值的決心，這種本土思潮其實已經深深扎根在熱愛香港的人們心裡。
出处: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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