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觉醒”：卫斯理兄弟和18世纪宗教复兴浪潮
约翰·卫斯理（1703-1791）是英国家喻户晓的思想家、神学家、循道宗的创始人。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与他并肩工作、相伴一生，也是杰出的布道家，基督教的“桂冠诗人”。
历史学家J.H.普拉姆说：“（约翰）卫斯理本人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人物，是现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某种程度上，他可与路德、列宁、甘地甚至拿破仑比肩。极少人有他那样超凡的鼓舞人心的能力，更没有人能将这种能力和组织管理的天赋完美结合在一起。”
不过读卫斯理的生平传记的印象，并不符合对我们通常对伟大的宗教革命者或社会革命家的想象：卫斯理兄弟在一生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社会变革的宏大计划，他们成年后直到去世前，全部时间精力都用于奔走英国各地的巡回布道、探访监狱、工厂、帮助穷人中；对于他们那个时代最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事件，如废奴运动、女性解放、北美殖民地独立运动，他们的态度并不总是革命的。“卫斯理怜悯被殖民的美国人民，但当他们与英国政府对立并寻求自由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执拗的批评者。卫斯理远不是一个革命派，他支持专制、反对民主，是一个公开的君主制拥戴者、一个决不妥协的保守派。”作为循道宗（Methodism）的创始人，他们也无意创立新宗派，相反，约翰·卫斯理认为自己一生都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牧师，查理认为循道宗只是国教教会内部的一个更新运动，他的目的只是重新唤醒与培养英国人的信仰，但“在把真正的、严格遵照圣经的基督教重新带回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件事情上，卫斯理比任何人做的都多。”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及美国，发生过四次基督教的“大觉醒运动”。约翰·卫斯理所带动的循道宗是首次掀起的复兴浪潮，所以它又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the First Awakening），成为后来美国人所谓的大觉醒的开始。大觉醒首先发轫于十八世纪的英国，有着政治、社会、宗教状况的一般因素。十八世纪正是理性主义高涨的时期，启蒙运动对基督教造成极大的冲击。启蒙运动对宗教的各种神秘因素皆抱持怀疑不信的态度，而自然神论的理性主义宗教观此时颇为流行。自然神论者虽然相信上帝存在，但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为世界制定自然规律以后，便不再干预世界的发展；世界犹如一部由上帝上了发条的机器，启动后便自行运作，毋须外力推动。另一方面，当时英国国教圣公会在经过长期的宗教纷争，终于取得政治的权力和世俗影响力之后，徒剩仪式虚文，信仰极其荒凉冷淡，许多神职人员都非常松懈懒惰，讲道毫无热情。哲学家孟德斯鸠在1728年写道：“在英国没有宗教这一说，如果在社交场合提起这个话题，只会招来嘲笑。”1736年，约瑟夫·巴特勒主教评论说大部分人不再把基督教当回事，感叹宗教对人心的影响一点一点消失殆尽。“我们这个年代可悲的特征就是虽然公开表示蔑视信仰的人只有一部分，但忽视信仰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
18世纪后半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全速发展的时期，但下层产业劳工的生活状况却十分糟糕。书中所描绘的十八世纪英国日常生活，也是卫斯理兄弟眼目所及的世界，处处晦暗悲惨，街上到处是泥泞、恶臭，城市里遍布酒馆、妓院，监狱人满为患。“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是个政治腐败、道德混乱、法律缺失、宗教门派分立的社会”。由于社会风气腐败，社会矛盾尖锐，酗酒、赌博、暴力是普遍现象。威廉·贺加斯 （William Hogarth）所作的关于伦敦日常风气的讽刺漫画是当时英国社会的真实写照：《金酒小巷》里的人们瘦脊、懒惰、漫不经心。画面前方的女子甚至将她的孩子摔死，以便将孩子的衣服卖了换金酒。
从某种程度上，循道宗在英国取得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回应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需要。工业化过程导致大量人员流动到大城市的工业中心，这些人就像我们今天的城市打工者一样，因经济状况而被迫背井离乡，他们与教会失去联系，圣公会的教区制度也延伸不到这些城市游民。普拉姆评论说，循道宗帮助贫困者，“循道宗不是穷人的宗教，却为穷人服务”。它的成员来自工薪阶层或中下阶级，特别集中在受那些甚少有圣公会教堂的新兴工业城镇。在那里他们无根无基，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满足他们身体和灵魂的需要。循道宗给予他们社会认同感，帮助他们寻找生活目标并让他们产生归属感，通过它的帮助，许多人得到提升，在其所在社区中担当重要职责。如查尔斯·泰勒指出的，当移民、社会变化或阶级冲突让旧有教会对非精英阶层倍感疏离和严峻时，这种自发产生的宗教团体就对他们独具吸引力。泰勒在《世俗时代》中认为这种从精英主导的宗教中脱离出来，形成新的自愿联合的宗教模式，构成了新教的“盎格鲁”路径，其原型就是卫斯理的循道宗，这类自由教会的增长改变了美国宗教的面貌。
包括神学家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1805-1872）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循道宗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影响力是让英格兰避免步法国后尘爆发激进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拉塞尔·柯克爵士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也转述了这个观点。虽然这一判断在历史学家看来过于简单，显得后见之明，但对卫斯理兄弟而言，社会的转变只能通过基督信仰提供的救赎和灵魂重生改变人心而达成，而不是通过政治革命。针对英国国教提供的仪式化宗教和国教教会的死气沉沉信仰，针对十八世纪下半叶趋于流行的世俗人文主义和自然神论，循道宗提供了超越阶级的大爱和灵魂复兴的解决之道。正如柯克爵士所说的，“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灵魂提供秩序，而非为国家提供秩序，他们在英国和美国传道的一个效果是，让这些国家避免出现以狂热政治面目示人的某种假宗教——这种情况出现在18世纪末的法国。”
卫斯理兄弟所唤起的福音运动既不是一场社会运动，也不是一种改革神学的运动，钟马田将循道宗定义为“一种实验性和经验性的宗教，一种生活方式”。 对他们来说宗教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化的真实经验，由此带出强烈的对于认识上帝的渴望，对于赦罪、得救和重生的宗教情感的追求，以及一丝不苟地将信仰在生活中实践出来，过一种“圣洁生活”的决心。《卫斯理兄弟传》讲述了卫斯理兄弟生平重大事件中的许多生动细节，让读者得以一窥此种“清教徒”对于生活和信仰的严肃性。
其一，清教徒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灵魂的塑造。卫斯理兄弟的父亲是一个圣公会牧师，但家庭中却有着强烈的清教徒气氛。其母亲苏珊娜对他们施以严格教育的事迹广为人知。苏珊娜生了十九个孩子，八个夭亡，约翰是第十五个，查理是第十八个。虽然孩子众多，苏珊娜却逐个地施以严格教育：孩子刚学会讲话它便教他们背诵主祷文；她教育孩子要不折不扣地遵行大人嘱咐，做某件事情之前都要先得到许可。卫斯理家的孩子相互称呼必须冠以“弟兄”或“姐妹”；每天必须雷打不动地集中学习六个小时。她在一周里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单独教导一个孩子，查理的这段特殊时间是周六，约翰的则是周四，这样的单独教导证明很有效果。有一次，塞缪尔听说他的太太就同一件事跟一个孩子反复讲过整整二十遍。这令他很诧异。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如果我满足于讲十九遍而停止，我会前功尽弃，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第二十遍。”她秉持清教徒的道德观，认为不受约束的个人意志是所有罪和和痛苦的根源，必须通过教育和规训来加以扭转。
其二是清教徒对于严肃信仰生活的追求。卫斯理兄弟年轻时从不同的学校毕业后都进了牛津大学，一七二八年查理·卫斯理在牛津大学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成立了圣洁会(The Holy Club)，在一起学习希腊文旧约，聚会祷告，以及救济穷人，拜访监狱。他们的“疯狂热情”遭到周围人的批评非议，一度在牛津引发危机。约翰·卫斯理因幼时家中失火，他被人从烧着的房子中救出，日后他称自己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相信自己是为了上帝特别的目的而拣选的人，成年后他秉持一套严格的工作习惯，绝不浪费时间。每天四五点起床，每周举行十五至十八场布道会，平均每年骑马加乘马车旅行四千至五千英里，同时还挤出时间编写了成千的书籍、手册、赞美诗，学校读本、自选集。他通常骑马出行的时候，松开缰绳，让马自行选择最佳路线，他则在马背上读书。无论在哪儿，他能睡的时候就睡，能吃的时候就吃，从不被所谓的“晚餐着装不妥、床铺太硬、房间太差、被雨淋湿或路上扬尘”所困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的每一分钟，约翰都安排了工作。“我上床以后是要睡觉的，而不是要说话。”某一天当一位年轻人和他同住一个房间，希望占用卫斯理宝贵的休息时间来探讨几个难题，卫斯理是这么回应他的。有人曾问他，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多的工作，他回答：“弟兄，我一次只做一件事，并且全心全意做好它。”
其三，清教徒对宗教“情感”的重视。卫斯理带动的觉醒运动的一个特点是不满足于知道正统的教义或仅在头脑中“相信”基督教的信条，而是渴求有活生生的“相信”的经验。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真的知道、真的相信呢？这个悖论常常带来信仰的深深挫败感，甚至属灵危机。在卫斯理兄弟第一次去美国佐治亚州传教以失败告终，1738年返回英国的船上，约翰·卫斯理就陷入怀疑自己信心的危机。他彼时想起他在来美国时的船上遭遇巨大风浪，一群来自德国的摩拉维亚兄弟会（当时德国的敬虔主义宗派）的信徒却丝毫不惊慌，他好奇他们为何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回到英国的卫斯理立刻联系了摩拉维亚兄弟会并受其影响。不久，卫斯理得到了改变他生命的经验，成为基督教史上类似奥古斯丁花园皈依的一个著名回转经历：1738年5月24日晚，他本不情愿地去伦敦阿尔德斯盖特街听道，在有人读了路德写的《<罗马书>序言》，突然，“我的心感到异常温暖，而且我确实地知道，自己的罪得到了赦免。”从那时起，他开始到处传道，圣公会的牧师反对他，不允许他在教堂里布道，于是他在露天布道，声称“世界是我的教区。”查理也在大致相同时期获得了重生的经历，此后灵感爆发，基于圣经创作了大量赞美诗。历史学家威廉·莱基对此评论说：“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阿尔德斯盖特街那个小聚会中发生的那一幕开启了英国历史的新时代。”
约翰·卫斯理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尽你所能赚取，尽你所能节省，尽你所能奉献。”（Make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今人会惊讶于这两个出身普通的年轻人为何会对生命有如此的自省，会对历史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其震撼的力量一直影响到百年后的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总体上都是围绕着感觉和便利来安排的，不过西方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另外奠定了一种基于信仰重整生命的精神形态，这种形态的回归，仿佛特是为了挽救文明的颓势。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出处 :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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