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唯：香港處於 “塔西佗陷阱”
隨著27日下午元朗未被警方批准的集會演變成年輕抗爭者與警方對峙和衝突，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再次發射，香港持續了兩個月的反修例運動已經開啟了一種常態化的反政府、無政府和“焦土化”抗爭運動，而運動的訴求已從“撤回修例”，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暴力行為，以及林鄭下台發展為重啟政改，實行真普選。反修例運動與2014年“雨傘運動”最大的不同是泛民政黨與碎片化的網民沒有了當年的策略和路線分歧，形成了前線抗爭和二線支援的戰術佈局，並且從“和理非”過渡到勇武化，而主流民意則理解和支持適度武力的抗爭模式。
《塔西佗歷史》中有這樣一句話：“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香港反修例運動持續效應已形成“塔西佗陷阱”。港府和中央政府做得任何事都難以彌補抗爭者的怨憤鴻溝，而可預期的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立場與訴求者天壤之別，僵持局面難以化解。
親政府陣營的悲觀數字顯示，連接中國內地的高鐵乘客稀少，明顯有別於運動之前的每天平均6-8萬人次；旅遊業蕭條，遊客大量減少；出現亂象的地區，店鋪停止營業；26日的香港國際機場到達廳，抗爭者聚集高喊口號，襯托了民陣早前向16國領事館呼籲將香港列入旅遊警示名單的行動。11國已發出旅遊警示。
年輕的抗爭人群並不介意香港的生活常態被打破，“與香港一起毀滅”的焦土路線顯示他們討厭現在的“一國兩制”，要求掌握自己和下一代香港人的命運，有些人甚至不惜被捕和在爭鬥中犧牲。
“三無”運動以年輕網民為主體
這場運動已經發展成“無政黨、無中心、無領袖”的三無形態。2014年雨傘運動中的主導人物和政黨在運動中角色被邊緣化，只能作為後勤和文宣支援的角色。泛民政黨更加不被納入運動的主導平台，因為分散的網民反對政黨利用運動“抽水”（獲取利益）。民陣作為一個50個社會組織聯盟的社運平台，因為沒有選舉利益，在運動中充當了遊行集會組織者的角色，掩護了不願被領導的網民發揮激進抗爭作用，而其作用在激進行為、暴力、網群動員、宣傳中起到了民陣難以顧及的效應。
“三無”的社運特性使政府找不到談判對象，而政黨沒有民意授權，只有個別的泛民政黨立法會議員自願充當示威者與警方之間的協調人，但警方認為他們本賚上與示威者合謀而不予理會。“三無”將會是香港今後社運的主要模式，網絡動員的參與者主要是參加過雨傘運動的90後青年，他們善於利用網絡特性來進行動員，而受眾都恰好響應這種模式，使“三無”得以發揮效用。
李立峯的調研結果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的團隊從6月初大遊行開始到現在，進行了持續的現場調研工作，得出了一些數據和一些結論。他發表了一篇題為“從和理非看武力抗爭和運動激進化的‘團結路徑’”文章，其中的要點有客觀的概括：
一、反修例運動在6月大爆發，政府宣布暫緩，但錯失時機，6月12日立法會外的衝突過後，警方處理手法已成另一焦點。政府沒有進一步回應訴求，示威行動逐步升級，終於出現7月1日衝擊立法會事件，以及近兩周的警民衝突；
二、在支持運動的市民之中，進入7月15日這一周，縱使很多人都擔憂衝突會愈演愈烈，“不分化、不割席”的共識仍然存在。若論廣大民意，難免會有中間派市民因衝突場面開始對運動反感，但整體上仍未有很明顯的“民情逆轉”。在素來重視和平與秩序的香港，運動支持者以至大量市民對激進行動的接受程度，似乎前所未有地高；
三、七一調查問到被訪者同不同意“龐大的遊行人數能令政府聆聽民意”和“激進的示威手段可以令政府聆聽民意”。49.6%的被訪者認同龐大遊行人數的力量，40.5%認同激進示威手段的力量。多樣行動模式互相配合是運動參與者共識。高達83.5%的被訪者認同“政府一意孤行的時候，抗爭者採取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的”；
四、運動參與者並沒有盲目地接受激進示威。超過一半被訪者同意“激進的示威會令社會上其他人反感”，不同意的只有12.2%。當被訪者被分為3個年齡組別時，就算是最年輕的受訪者，都有超過一半同意激進示威可能令運動失去民意。示威者的確擔心激進行動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但當政府持續不正面回應訴求時，大家認為激烈行。在所難免。
五、問到假如政府除暫緩立法外不再作任何讓步，運動的下一步應該怎樣，結果只有5.1%認為應暫停運動讓社會恢復元氣，45.1%的被訪者認為應以現時的抗爭形式及規模定期動員，39.1%認為應進一步把抗爭升級。在沙田遊行調查中，問所有被訪者，如果要升級，哪一種方式會較為有效。結果33.0%選擇“進一步擴展和平示威的規模至全港各區”，42.0%選擇“以更多行動癱瘓政府運作”，23.2%選擇發動三罷，28.5%選擇“進一步把抗爭的武力升級”；
六、香港的社會運動，在過去幾個星期經歷了快速而覆蓋面廣泛的激進化（radicalization）。社運研究學者Lorenzo Bosi與Donatella della Porta曾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提出3個激進化的軌迹：意識形態路徑（ideological path）、工具路徑（instrumental path）和團結路徑（solidaristic path）。第一個路徑建基於意識形態，參與激進行動或組織是因為對革命性轉變的追求。工具路徑建基於對較階段性的社會轉變的渴求，參與激進行動或組織是因為覺得制度化的政治機會已經消失，溫和行動失效。團結路徑則建基於對所屬社群的認同，參與激進行動或組織是因為在政治衝突升溫時，覺得需要保護自己所屬社群。在6月中由工具路徑主導，6．12的衝突，全因政府漠視百萬人的遊行，和平手段失效，示威者唯有把行動升級。但到了7月，激烈行動主要是通過團結路徑而發展出來的。地區遊行後的那些佔領行動，單從工具理性出發，是不容易說得通的，我們目前也未必搞得清楚它們實際上是如何開始的，但行動一旦開始了，它們就是展現團結的行為。沙田行動那天，在現場看着那條幾百人築起的物資線，就會明白這不止是一小撮人的勇武行為，那是幾千人同心合力的行動；
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眼下最能緩和局勢方法。在上述的激進化進程已經成形之際，譴責不會改變事態發展的方向，它只會強化對立，令持續升級變得更為可能。說到底，唯一能解決危機的是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雖然不等於解決了問題，但的確是眼下最能緩和局勢的方法。讓一個委員會在不單獨針對（但固然也不能豁免）警方這前提下探究整件事件，已經是個很低的要求了，而且進行調查這個行為本身是“中立”的。如果連這一點也不做，難怪部分市民開始覺得，政府根本就想衝突持續升級至“有事發生”，在高度不信任政府的狀態下，若果真的有什麼嚴重事情發生，運動支持者都只會覺得政府是始作俑者。
通識教育內容和提法與大陸相異
批評目前亂象的前任特首董建華也許說得對，多年來，香港的通識教育教科書內容沒有經過政府教育部門的統一編寫和審核，太過依賴各個教育機構和出版社的自編和理解，導致許多歷史事實被單方面解讀。20多年教育出來的香港年輕人對國家、對中國歷史、對重大政治事件，有著與中央政府完全不同的認識。
香港的中小學通識教育教科書中的許多關於歷史事件的論述，基本上是根據香港人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而編寫的，其中與中央政府的內地教育口徑差距較大，無論是對六四事件還是佔中運動的論述，都偏向於香港制度和市民的意識形態立場。香港的教師在教育學生過程中也普遍帶有本地價值觀偏向，這種趨勢甚至擴展到幼兒教育階段。23條國安立法和《逃犯條例》無法審議，就是通識教育的結果之一。因此，在一國兩制下，通識中的政治解讀難以一致，大陸和香港兩地人民的政治立場難以統一，香港的教育為中港政治博弈造就了大量的後備軍，一國兩制成了千古難題。
香港與台灣的共同點
面臨大選，台灣人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台灣目前面臨三大難題：日子苦；青年前途黯淡，買不起房子，事業前景不樂觀；與大陸的關係不好，影響融合及經濟發展。香港目前的情況也是如此。香港人需要什麼樣的特首？香港的經濟發展逐步被大陸拋離，房價高企，年輕人買不起房子，社會向上流動不暢，事業前景不明朗，因普選無法落實的原因，因固有價值觀與內地格格不入，面對意識形態的大陸化現象越來越明顯，反彈激烈，本土意識高漲，與內地的隔閡加劇。在近段的反修例運動可以看出，香港和內地的意識形態反差很大，融合不易。以上幾點都與目前台灣的情況相似。只是大陸對香港的經濟聯繫仍然密切，與兩岸經濟關係有所不同。
台灣的選民希望新的領導人解決三個難題，香港的市民也希望特首解決類似的問題。
普選的落實是問題癥結
反修例運動中，幾乎所有抗爭者都同意，如果香港有真普選，由他們選出的特首具有正當授權，就不會再出現要求特首下台的聲音，“塔西佗陷阱”不容易形成。
反修例運動的持續，以及將來出現的社運都不可繞過普選這個議題。抗爭者的五大訴求將逐漸與撤銷8.31決定和重啟政改等訴求掛鉤。即使反修例運動平息後，社會運動的誘因還沒有解除，長期性的政治紛爭將會圍繞一國兩制的真正落實而展開。
在年輕抗爭者看來，香港的獨特制度和生活方式沒有受到尊重，意識形態受到大陸的侵蝕，鄧小平設計的“一國兩制”精神沒有得到落實，普選進程失敗，港府公權力失去信任，“一國”壓迫“兩制”，因此不得不造反。目前看，造反的力度相當大，超越了“雨傘運動”，超越了2010年興起的文化保育運動，造反的意識和行為有持續發展的趨勢，反修例是誘因之一，但不是未來唯一的運動誘因。在僵局下，當局如果不改變思維，年輕一代這種游擊方式的“香港復興運動”將會依附在將來不同的爭議議題上，成為一股長期的反抗力量，而造成中央政府所屬意的“一國兩制”概念無法落地。
出处 :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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