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2019年乌克兰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影视明星出身的犹太裔乌克兰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Володимир О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еленський)以73%的得票率，戏剧性的击败了现任总统彼得·波罗申科(Петро Олексійович Порошенко)当选新一届乌克兰总统。5月20日，泽连斯基正式宣布就职，并对内阁进行大换血。这让国际舆论对这位“政治素人”的关注度大增，也意味着乌克兰的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同时，乌克兰东部时断时续、时而激烈时而微弱的战乱，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自2014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示威并促成政权更迭，乌国连续遭遇失去克里米亚、乌东部分地区独立、乌俄关系急速恶化等严重危机，让这个本就陷入经济衰退、民族矛盾激化、腐败横行的国家再度受创。亲西方的乌克兰新政府面对这些危机，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能力有限加积重难返，五年间国家动荡不安，一切都没有起色。

那么，2019年大选会为乌克兰带来哪些变化？这个国土面积位列欧洲第二、有4200万人口、夹在东西方之间的欧俄平原大国前世今生是怎样的？乌克兰的未来会是振作涅槃还是继续沉沦？

（一）基辅罗斯的辉煌与它后人的多舛命运

乌克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在漫长的古代史中，今日乌克兰所在的区域，经历了不同民族的定居、冲突、占有。直到公元5世纪，现代乌克兰族的前身之一--古斯拉夫人才开始统治这片广袤的平原。公元前9世纪末，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封建王国--基辅罗斯，成为这里的主人。从9世纪末至13世纪初，它不断扩张，成为东欧最强大的国家，其领土包括今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的部分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巴尔干、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也都有一席之地。在大公（即君主）雅罗斯拉夫一世(Ярослав I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удрый)在位时，基辅罗斯达到了全盛。此时的基辅，已是“罗斯众城之母”，现今的乌克兰所在区域就是基辅罗斯的“中原”。基辅罗斯时期是东斯拉夫民族文明兴旺发达的盛世，国都基辅也是中古东欧文明的摇篮。如今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政风民情，都与基辅罗斯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国从血缘到文化可谓同源同种。基辅罗斯的兴衰史，是现今的俄白乌等东斯拉夫诸国共同的历史记忆。

基辅罗斯的勃兴历经数百年，但它的灭亡却极为迅速。蒙古西征打断了古罗斯诸国的发展，基辅罗斯也不能幸免。在1236-1240年拔都西征时，基辅罗斯英勇抵抗了一年多，但最终基辅陷落，蒙军屠城，基辅被毁灭，公国沦亡。此后的基辅和其他东斯拉夫民族一样，被蒙古统治，也就是陷于“鞑靼的桎梏”，前后长达200多年。在此期间，基辅罗斯文明遭到了巨大破坏，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当蒙古人的统治在亚欧纷纷瓦解时，基辅和它周边的区域--即今天的乌克兰地区--也在一系列起义中重新回到了斯拉夫人的怀抱。但这并没有给乌克兰带来和平，相反，诸斯拉夫国家（尤其东、西斯拉夫两大阵营）之间爆发了持久的战争，而西侧、北侧的外族也加入到了对这片土地的逐鹿之中。作为富庶的平原粮仓、沟通东欧和中西欧的战略重地的乌克兰，被四面八方的力量争夺撕扯。其中，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公国/沙皇国/帝国对乌克兰的争夺及影响，构成了今日乌克兰东西差异与对抗的雏形。再后来，奥匈帝国参与瓜分波兰，它所得到的以利沃夫(Львів)为中心的加利西亚(Галичина)地区，成为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兴起的沃土。而最东端的顿巴斯(Донбас)地区则是乌克兰亲俄势力的大本营。奥匈与帝俄的矛盾，也加速了东西乌克兰的分化与对抗。东西乌克兰的宗教信仰差异也越发显著：西乌克兰的贵族和市民阶层多信奉东仪天主教；而在东乌，东正教徒居绝对优势。东西乌克兰民族既都反抗来自己方统治者的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却又分别受到俄欧制度、文化的影响。东西乌克兰民族之间，则既有联合也有对立。而俄罗斯族、波兰族的迁入，让乌克兰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东西差异越来越大。几乎在“乌克兰族”形成的同时，“东乌克兰（人）”和“西乌克兰（人）”也相伴而生，同一块区域，同一个民族，内部分裂为两个有明显差异的区域和族群。

一战爆发后，多数乌克兰人作为俄罗斯帝国臣民的一部分，加入协约国参与战争；而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则随奥匈加入同盟国阵营。乌克兰是一战东线战场的前线，饱受战火肆虐。但这也给了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的机遇。十月革命和苏德《布列斯特和约》的签署，让基辅罗斯的后人--乌克兰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

但好景不长，同样是新生政权的苏俄与波兰第二共和国，都积极争夺乌克兰这片广袤的“欧洲粮仓”。历经波乌战争、俄国内战、波苏战争，乌克兰被一分为二。波兰夺取了利沃夫等西乌克兰城市和领土，而基辅在内的中东部地区归苏俄（联）所有。战间期的西乌克兰人，一方面不满于波兰的统治、压迫，但又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深受西方民族自决和民主启蒙思潮的影响，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意识均较东乌强烈。以斯捷潘·班杰拉(Степан Андрійович Бандера)为首的反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就是发源于加利西亚等西乌地区。他们与苏联红军一直对抗到二战结束，许多人被杀死或投入监狱，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就有多处提及了劳改营中的“班杰拉分子”。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苏联也趁势攻占了波兰东部，苏占区的大部分就是西乌克兰地区。苏联将西乌克兰并入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乌克兰是最先被攻占的苏联国土。而1944年苏联收复了乌克兰全境，并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了乌克兰的领土范围，其中包括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换言之，如今乌克兰的许多领土，是苏联“替”乌克兰人“收复”的。此后，整个乌克兰完全处于苏联的统治下，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苏联（俄）统治时期的乌克兰，经历了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与大清洗的浩劫、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殇，以及一以贯之的专制压迫；却也长期作为最重要的粮仓负担起苏联农业的半壁，并建起了位列苏联乃至世界前茅的重工业基地，让乌克兰成为苏东社会主义经济的样板和全联盟的骄傲。灾难与辉煌并存，是苏联时代乌克兰的复杂史诗。某种程度，苏联的统治既给乌克兰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也缔造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至于乌克兰民族独立运动，历经了1920-1930年代的暴力镇压，在苏联统治时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且乌克兰的多数反抗活动，也以反共而非民族主义为第一诉求。尤其在1950年代及之后，俄乌关系一直较为友好，赫鲁晓夫在1954年还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以作为庆祝俄乌合并三百年的礼物。

也正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引发的民族独立声浪中，乌克兰相对宁静。1991年举行了关于是否保留苏联的公投，乌克兰的投票率高达83.5%，其中71.5%的乌克兰投票者选择了“是”，这也直接说明了至少在当时乌克兰民族独立意愿并不很强。相对于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这两片地区，乌克兰是相对亲苏、亲俄的。这既是因为苏联促进了乌克兰工业的崛起带来的经济利好、乌克兰对苏联国家经济供需的依赖造成，也是因俄乌两大民族本就有相对亲近的关系，此外苏共共产主义宣传和民族融合政策对民族主义销蚀也产生了一定作用（当然在其他一些地区，苏共的民族政策适得其反）。在1991年，俄罗斯族占到乌克兰人口的约20%，他们自然更希望乌克兰留在苏联。

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境内，俄罗斯民族主义却与分离主义合流，叶利钦就是希望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去的代表。在叶利钦的鼓动下，加上其他诸多原因的夹击，苏联最终走上了彻底解体（而非建立“主权国家联盟”）之路。八一九政变被挫败后，俄白乌领导人叶利钦、舒什克维奇(Станісла́ў Станісла́вавіч Шушке́віч)、克拉夫丘克(Леонід Макарович Кравчук)签署了《别罗韦日协定(Беловежские соглашения)》，三国脱离联盟，直接为苏联敲响丧钟。从此，乌克兰自1921年被瓜分、吞并后，再次获得了独立，成为拥有逾5000万人口、欧洲国土面积第二的庞大国家。

（二）独而难立的乌克兰：经济的“多衰寡盛”与外交的夹缝求存

成为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似乎在哪个民族那里都应是一件大好事。但至少对乌克兰来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与“难兄难弟”俄罗斯一样，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乌克兰遭遇了堪称惨烈的经济崩溃，但比俄罗斯更严重，经济下挫周期也更长。这是由多种原因交互导致的。乌克兰的工农业都严重依赖于苏联国内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内部强制计划性的供需，是斯大林经济模式下的一环，经济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弹性。而乌克兰的政治独立引发了经济上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其他苏东集团国家的相对断裂。从产业结构看，乌克兰经济以重工业为主体，其中军事工业又是重工业的核心部分，极度依赖于固定的市场和强大的技术支持，这只有苏联存在时才能提供（如苏联红军是各加盟共和国军工产品最大买家）。苏联解体和经济转轨导致乌克兰发展经济的资金、技术、配套设施供应不足的同时，又失去了以前固定的收购、消费市场，无论进出口还是国内供需，都遭遇断崖式下滑。伴随生产力的下降的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超过1000%，最高时达10000%以上），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一降一升，人民的生活也随着两条曲线的变化日益恶化。乌克兰1992-1996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9%、－14.2%、－22.9%、－12.2%、－10.0%。这样的数字即便看起来就触目惊心，更何况那些亲身体会经济崩溃的乌国民众了。

面对这一切，总统克拉夫丘克和他的执政团队束手无策。克氏不仅无法扭转经济崩溃的态势，对官员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也放任不管。工人失业、教师欠薪、银行违约、企业倒闭，国家经济民生一片凄凉。其中以重工业为主的乌东部、南部地区，经济受创相对更为严重。在苏联时期久负盛名、作为乌国经济旗舰的黑海轮船公司（Black Sea Steamship Company）也于此时破产。物资短缺、生活贫困，让民众对于克氏政府越发不满。

在外交上，克氏奉行亲西方的政策，并与俄罗斯关系日益恶化。这一是由于克氏试图靠近西方以得到经济援助，遏制经济持续下滑的状况；二是受到了亲西方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西乌民族主义者试图让乌克兰彻底摆脱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影响，融入西方世界；三是由于乌俄两国在如何处置苏联解体的遗留问题如苏联“遗产”分配、克里米亚俄军基地、乌克兰核武器存废等方面出现分歧。虽然最终乌俄在处理苏联“遗产”、俄国在克里米亚驻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也在国际监督下将所有核武器运往俄罗斯拆解，但两国的不和却并未烟消云散。

1994年乌克兰大选，克拉夫丘克面对时任总理库奇马(Леоні́д Дани́лович Ку́чма)的挑战。库奇马是亲俄主义者，主张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得到了乌克兰国内亲俄力量的支持。而克氏在经济上的失败，也让许多中间选民转投库奇马表达不满或拒绝参加投票。最终，库奇马以52%：45%战胜了克氏，当选总统。而从区域得票分布看，库奇马得到了乌克兰东部、南部民众的普遍支持；而克氏则在西乌各州得票领先；在中部二人得票几乎平分秋色。例如在乌国最东的卢甘斯克州，克氏得到88%的选票；而库奇马在最西的利沃夫州得到近94%的选票。独立后乌克兰东西差异越发明显，而选举投票结果的差异最具直观性。

库奇马的上台并未扭转经济颓势。1995-1999年，即库奇马的第一个任期内，乌克兰经济仍呈下降趋势，只是由于此前下降过快，因此经济下降速度有所放缓。库奇马实际上继承了克氏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新方式解决经济问题。

但在外交上，库奇马却实现了某种重大的成功，即在对俄对欧关系上实现了平衡，与两方都建立、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一方面，库奇马努力修复在克拉夫丘克时代与俄罗斯关系的裂痕，在政治、经济（尤其能源领域）上与俄罗斯建立了亲密的准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库奇马保留且发展了克氏时代与欧洲交好的政策。在库奇马执政期间，乌克兰与欧盟举行了八次高规格峰会，商讨和部分达成了包括经济援助、构建“独特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欧乌自由贸易区、简化双方公民来往手续、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遗留问题等众多协议。虽然乌克兰未能加入欧盟甚至也未成为观察员，一些协议的签署和执行被延宕、打折扣，但整体上依旧大大拉近了乌欧关系。而库奇马也凭借在外交上的成功得到了东西乌克兰民众的普遍支持，及疑似采用了一些舞弊手段，以较大优势赢得了1999年大选。库奇马担任总统的十年，成为乌克兰独立至今唯一一段成功的平衡了东西外交、同时与俄欧两方都能保持友好关系的时期。

由于对外关系领域的成功、外部援助的到来，以及经济持续下降后“触底反弹”效应，GDP连跌11年后，乌克兰的经济自2000年起开始正增长。此时又逢东欧和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回暖，乌克兰的优势产业如金属和化工产品价格上涨，乌国经济逐步扫除颓势，在此后九年间取得了较为稳定的成长，年均增速6.9%。但即便到了这轮增长期的最后一年--2008年，排除物价上涨因素，乌克兰的GDP总值也仅仅恢复至略高于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水平。这九年经济的回升，事实上主要归功于国际经济气候的改善和外部援助，且为补偿性增长，而非乌克兰自身经济改革的成功。当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对乌克兰工业品需求降低后，乌国经济迅速走向新一轮的衰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次年乌克兰经济重挫15%，跌回1991年之前的水平。这凸显了乌克兰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独立后的28年间，乌克兰经济结构仍像苏联时期那样，以农业（西部）和重化工业（东部）为主，经济结构单一、科技含量有限、缺乏创新能力。与俄罗斯类似，唯一新崛起的行业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促进生产性投资的增加，却造就了一批巨富寡头，传统企业和工人的财产纷纷被和政客狼狈为奸的寡头们吸走。私有化也以掠夺性的方式进行，变成了少数人的分赃。这加剧了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领域资金的不足、国民的贫困、国内市场的萎缩，并形成恶性循环。而乌克兰又不像俄罗斯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出售以缓解危机，同样的经济弊病产生了比俄更糟的状况。无论从人均经济产值、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和质量、经济稳定和可持续性等任一方面，乌克兰都是苏东地区表现最差的经济体之一（仅次于摩尔多瓦；经济势头还不如阿尔巴尼亚）。这一切都持续至今，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善。

（三）权力斗争与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的内政外交之困

（1）肮脏的政治斗争与“橙色革命”的爆发

不止经济，在权力分配与斗争方面，乌克兰也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颇为相似，但也有其“乌国特色”。

当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同时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时，政治斗争的大幕已经逐步开启。但相对于后来一系列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的权斗事件和政治丑闻，这只是一个还算温和的开端。

库奇马是乌克兰第一位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且后来成功连任。但各类政治丑闻，也正是从他执政后日趋泛滥。据塞希·伊戈尔琴科(Serhy Yekelchyk)关于乌克兰的研究著作《The Conflict in Ukraine（乌克兰的冲突）》所说，在1999年大选和2000年宪法公投（内容是关于扩大总统权力和限制议会（最高拉达）权力）中，都存在广泛的舞弊行为。这与叶利钦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通过一系列流氓式肮脏竞选手段战胜对手久加诺夫如出一辙。

在库奇马的第二个任期内，他积极打击与他政见不和的政敌。首先，他解除了亲西方的总理，也就是后来乌克兰的总统尤先科(Віктор Андрійович Ющенко)的职务。后来他任命了亚努科维奇(Ві́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同样在后来成为总统）为总理。这是亲欧、亲俄两大派系斗争进一步公开化的表现。而提拔亚努科维奇，也是库奇马为接班事宜做的安排。他希望亚努科维奇继任，既是希望将他的平衡外交延续下去，更是为他卸任后的不法行为提供赦免、保护。

苏联解体后，一部分苏东国家政坛、商界，充满了肮脏的政治交易、利益勾兑，乌克兰是重灾区之一。库奇马政府的贪腐、秘密交易、官员与寡头的勾结，是乌国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于是，一些有良知和新闻责任感的社会活动人士、媒体记者开始了揭露黑暗的斗争。

在乌克兰，政治丑闻调查记者的佼佼者是乔治·贡达泽(Georgiy Gongadze)。这位格鲁吉亚出生的记者在格、乌、俄各地奔波，他报道了格鲁吉亚内战、俄罗斯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干预，并以反共主义和反对俄罗斯扩张主义为价值信条。后来他来到乌克兰，任职于多家媒体，努力冲破被政客和寡头控制的舆论，以独立新闻人姿态报道真相。这招致了库奇马政府和寡头们的忌恨。他被迫躲藏起来以避免警察的骚扰，但最终还是被暗杀身亡。根据后来法医的调查，他是在活着的情况下被浇上二恶英和斩首的。

此事引发了乌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一致声讨。一个月后，反对派政治家奥列克桑德·莫罗兹(Oleksandr Moroz)公开了一卷由库奇马的保镖录下的库奇马本人及其他高官的谈话记录，其中有关于如何“照顾”贡达泽的内容。此事历经各方长达10多年的调查，最终只处理了几个黑帮成员及内政部官员，库奇马因证据不足而没有被定罪。但此事对他及他的追随者们是沉重打击，反对派抓住这个丑闻猛烈抨击，间接的让他“钦定”的接班人亚努科维奇于2004年大选中败北。

库奇马时代走向尾声时，三位政治新人在乌克兰政坛崛起，成为了新世纪前15年决定乌克兰发展路径、国家命运的政治领袖。三人分别为维克多·亚努科维奇(Ві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维克多·尤先科(Віктор Андрійович Ющенко)、尤利娅·季莫申科(Юлія Володимирівна Тимошенко)。

亚努科维奇是乌国政坛亲俄势力的代表，也是库奇马中意的继承人。相对于库奇马，他的立场更为亲俄，也得到了普京的支持。这位出身贫寒、年轻时两次因为斗殴、伤人入狱的青年，经库奇马提拔而平步青云。他曾在2002-2004年期间担任乌总理，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但与欧盟、北约依旧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内政外交主张与库奇马大致相同。

而尤先科则是亲西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金融学专业出身，担任过乌央行行长，参与了独立后乌克兰金融体系、货币发行等方面的工作。他是乌克兰最具声望的反对派领袖，也曾与库奇马有过政治合作，即在1999年底至2001年5月担任了总理一职。在这次总理任期内，他一定程度改善了乌国经济。但因他的改革与工矿产业界的利益发生冲突，其亲西方、亲北约的态度又遭到亲俄势力的忌恨，于是在议会的一场不信任投票中被免去总理职务。

相对于前两位，尤利娅·季莫申科的大名则广传乌国内外，对国际问题略有关注的中国人对她的名字和相貌同样不会陌生。她是商人出身，曾经营着乌克兰最大的能源企业--乌克兰联合能源系统公司(ЄдиніенергетичнісистемиУкраїни，ЄЕСУ/UESU)。在担任这一半商半官的职务时，虽然官司缠身，却依旧做的有声有色，为乌克兰进出口、偿还债务、制造业复兴贡献良多，还在1995年成为乌克兰首富，被称为“天然气公主”。后来她不顾亲俄的当局阻挠踏入政坛，在尤先科内阁担任负责能源事务的副总理超过一年。她与尤先科一样，是亲西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对俄罗斯的立场更为强硬，也更亲近北约。

当这三位政治人物进入政坛后，乌克兰的政治斗争变得尖锐而复杂。库奇马和亲俄势力先后将季莫申科和尤先科踢出内阁，只是一个开始。紧接着，双方利用法律、舆论，及其他更狠毒的手段，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攻防战。季莫申科在被解职后不久就被以“伪造海关文件和走私天然气”被捕，虽后来证据不足被释放，但还是干扰了她从政之路。再后来，她还从一场疑似谋杀的车祸中幸存，并陷于其他法律纠纷而官司缠身。而季莫申科也不甘吃亏，利用贡达泽事件指责库奇马涉嫌谋杀，鼓动支持者进行街头抗争。她作为女性，又亲近基层，表现勇敢无畏，因此吸引了大批支持者，成为后来“橙色革命”的关键人物。

2004年大选前，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达成协议，由尤先科代表亲西方、反俄的力量参加选举，季莫申科放弃竞选并为尤先科助选；而尤先科承诺当选后任命季莫申科为总理。表面看，二人政治观点相近，利益也一致，似乎是牢不可破的盟友。但以后几年的事情表明，二人是亦友亦敌，合作关系并不牢固。

2004年大选，攸关乌克兰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向、对外政策，也和欧俄美各方的利益紧密相关。自苏联解体后，原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北约、欧盟。再到后来，波罗的海三国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加入北约，北约东扩已经扩到了俄罗斯门口。打破战略平衡的反导系统也在这些国家部署，巨大的战略危机感笼罩于俄罗斯。因此，白俄罗斯、乌克兰成为俄抵御西方的最后屏障。普京成为俄领导人后，试图重振苏联时代的雄风，乌克兰是俄欧洲战略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也试图进一步将战略利益和价值理念向东方扩展。“911”之后，美国更是强化了进攻性的对外政策。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就是美国向俄罗斯战略腹地的一次“奇袭”，也让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大败一局。对美俄双方而言，乌克兰都是争霸前线中势在必得的营垒。

因此，此次选战异常激烈，国内双雄逐鹿，外国势力也介入其中。

首轮投票后，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分别以39.90%和39.26%的支持率进入次轮的决选。而第二轮投票则充满着肮脏。根据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调查报告，亚努科维奇支持率较高的东乌地区投票率暴增，有的达到98.5%，超过第一轮投票率的40%；还有的投票率居然超过100%；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在全国不同选区重复参加投票；一些依赖政府经济支持或易被控制的群体，如学生、医院患者、囚犯，被要求投票给亚努科维奇。监督选举的国际观察员也认为选举存在大量舞弊行为。在舞弊疑云下，选举结果显示亚努科维奇以49.46%：46.61%战胜尤先科。

这样的选举结果立即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除了俄罗斯和其他亲俄国家力挺亚努科维奇外，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不承认选举结果或选择观望。而美国和欧盟都激烈指责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大选、协助亚努科维奇舞弊。而普京同样指责美欧干预大选、试图扶植亲西方的尤先科上位以控制乌克兰。而这时，又发生了尤先科疑似被投毒导致二恶英中毒、毁容事件，让乌国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在这样的情势下，“橙色革命”爆发了。

“橙色革命”的爆发，是乌克兰民众对乌政府不满积聚已久的结果。自从贡达泽暗杀事件及库奇马录音泄露后，乌民众对腐败的库奇马政府愈发不满，也对库的继承者亚努科维奇产生厌恶。而乌克兰民族主义也在苏联解体后的十余年逐渐复兴。大多数民众，尤其西部和中部地区民众，都把乌克兰改革、恢复经济和融入欧洲的希望，寄托在有着清廉履历的尤先科身上。于是，当选举舞弊丑闻发酵后，在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以及极可能参与的美国情报机关）的策动下，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发动了“橙色革命（橙色是尤先科阵营选举时的代表颜色，也是乌亲西方力量常用的代表色）”。

“橙色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乌克兰，除东部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外，每个州和城市都有众多人民走上街头，抗议选举舞弊、要求重新大选，并批判库奇马政府的腐败和暴行，拒绝承认亚努科维奇为新总统。而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也在东部和南部举行了集会，并进军基辅，双方剑拔弩张。据说亚努科维奇希望总统库奇马下令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被后者拒绝。而乌情报部门和部分军方人士也反对镇压，甚至泄露内部消息给反对派。于是橙色阵营声势大振，参与者越来越多。据后来统计，大约有18.4%的乌克兰人参与了橙色革命，人数超过800万。而互联网的作用也在橙色革命中初露头角。除了乌国内部各派的较量，美国、俄罗斯的渗透若隐若现；CIA和SVR（俄外情局）的魅影也在革命的后巷徘徊。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第二轮选举无效，要求重新进行选举。而反对派也与库奇马、亚努科维奇达成妥协，进行政治改革，限制总统权力，为牵制尤先科埋下伏笔。在第二轮重选中，尤先科以51.99%：44.20%击败亚努科维奇，成为乌克兰独立后第三位总统，并得到国际的普遍承认。“橙色革命”也以胜利告终。

（2）“后橙色革命”年代的乌克兰

当革命大幕落下，亲西方阵营（橙营）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根据此前的协议，尤先科任命季莫申科为总理，总统和内阁均控制在“橙营”手中。

但革命卜一结束，当初为了共同对抗俄罗斯和亲俄阵营的联盟迅速发生了内讧。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尤先科将责任推给季莫申科，指责季莫申科为私人企业效力（而非忠于国家）。紧接着，尤先科因季莫申科与时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专员的波罗申科发生矛盾，解除了二人的职位并偏袒波罗申科，季莫申科的第一次总理生涯也就此草草结束（仅任职不足8个月）。这引发了季莫申科阵营的强烈反弹。双方陷入了激烈的相互攻讦之中，与前朝丑陋的政治斗争、俄罗斯的肮脏政治如出一辙。而乌克兰民众大多更喜欢这位东欧的“铁娘子”，纷纷为其被“炒鱿鱼”而鸣不平，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的支持率一降一升。

2006年乌克兰议会选举，季莫申科的政党“季莫申科联盟(Yulia Tymoshenko Bloc)”取得大胜，得到129个席位，是上次选举夺取席位的6倍，并超过亲尤先科的政党“我们的乌克兰（The Our Ukraine）”，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季莫申科和她的支持者看来，她重返总理宝座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但亲俄的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PR)联合了乌克兰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Ukraine，SPU)、乌克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CPU/KPU)，并且与尤先科达成了某种默契，组建了议会多数联盟，将季莫申科甩在一边。最终，尤先科选择了任命他的对手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理，而抛弃了盟友季莫申科。乌政坛的这一骤变，彻底改变了乌克兰“橙色革命”后的政治分野和政治情势，乌政局迎来新一轮洗牌。

尤先科之所以宁可选择亚努科维奇而非季莫申科为总理，不止因为私人恩怨和权力斗争，也有缓和俄乌关系的期望。在2005-2006年，发生了第一次俄乌天然气争端，对乌克兰的经济和东方外交造成重大损伤。尤先科试图以任命亚努科维奇等亲俄势力担任政府要职，缓和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乌克兰经济状况。

但这个类似于“联合政府”的状况没有持续太久。随着亚努科维奇与尤先科在政策和利益上的分歧日益增大，这个联盟摇摇欲坠。而季莫申科则扮演了“称职”的“拆台”角色。自从她被免去总理职务，她就一直在国内外活动，争取包括当时对俄强硬的美国政府支持，以卷土重来。季莫申科阵营不断破坏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之间脆弱的联盟，并鼓动她阵营的议员集体退出议会，削弱议会合法性，尤先科顺水推舟解散了议会。于是，成立不到一年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和议会被解散，乌克兰再次进行了选举。虽然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仍为第一大党，但季莫申科与尤先科的政党联合，成为议会多数，季莫申科重返总理宝座。

这一次，季莫申科在总理的位置上坐了两年。两年间，季莫申科内阁又遭遇了两次俄乌天然气危机，以及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作为总统的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都未能有效处理好这些问题，经济急剧下挫，俄乌关系日益恶化，乌克兰陷入内外交困之中。更糟的是，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继续内讧。季莫申科在一次采访中称，尤先科把她当成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的确如此，二人之间的竞争从未止息，相互猜忌也早已表面化。例如在2008年俄格战争问题上，季莫申科与尤先科就发生公开分歧，后者及亲信甚至指责前者“系统性的为俄罗斯服务”，哪怕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2010年大选，季莫申科和尤先科彻底撕破了脸皮。二人没有再次合作而是各自参选，并互相攻讦。季莫申科将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打包”批评，认为二人共同为乌克兰带来了不幸。而经历金融危机后，失业率陡增、人均收入下降，贫困和腐败笼罩着乌克兰。因此大批中间选民由曾经支持尤先科、季莫申科，转向支持亚努科维奇。尤先科在第一轮选举中只得到不到6%的选票，惨败出局。而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则分别以35%和25%的选票进入第二轮。而尤先科拒绝支持季莫申科，还批准了亚的地区党等政党提出的选举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有利于亚努科维奇而不利于季莫申科）。最终，亚努科维奇以48.95%：45.47%战胜了季莫申科。

选举过后，季莫申科与亚努科维奇爆发了激烈冲突。季莫申科拒绝与亚努科维奇合作，声称后者是“窃国者”，并动员内阁和她的政党、民众，一起抵制亚努科维奇，“捍卫乌克兰的独立与民族认同”。而亚努科维奇也迅速反制，策动议会中反季势力罢免了季莫申科。季莫申科组织了影子政府并呼吁“所有的民族爱国力量”反抗亚努科维奇。很快，乌克兰最高检察院重新提起2005年对季莫申科的刑事指控，这明显是政治报复行为。一来二去，双方斗争白热化。最终，季莫申科因涉嫌“贪腐、谋杀、滥用权利”被判处无期徒刑。她在位于哈尔科夫的监狱服刑期间，还遭遇监狱管理人员的虐待。

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乌克兰的外交钟摆再次倾斜向俄罗斯。亚当选的几个月内，乌克兰就与俄罗斯签订了一系列的经贸、文化、政治合作协定，普京也答应以优惠价格向乌克兰出售天然气。虽然亚努科维奇也避免与西方搞僵，继续保持了与美欧甚至北约的接触，但亲俄的外交基调已是完全明朗。

至此，“橙色革命”时追求的目标再次归零。准确的说，即便在尤先科--季莫申科执政时期，腐败、低效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革命中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仅仅在外交和民族主义方面部分满足了西乌地区的诉求（而东乌民众则大为不满，亲俄倾向更强了）。而中间选民倒向反对派一边的根本原因是，2008年经济危机极大的冲击了乌克兰经济，国民生活水平再度下降（国民实际收入几乎萎缩了一半）。亚努科维奇赢得选举后，内政外交都回到了库奇马时代，甚至比后者在位时更加亲俄。

（四）宁静后的风云突变：2014年乌克兰革命、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顿巴斯战争

（1）稻草久积石墙坍--亲欧盟示威与新“橙色革命”

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乌克兰经济曾一度复苏。但这其实并非亚的功劳，更多是经济危机过后GDP的自然反弹。虽然如此，乌克兰因经济回暖，保持了数年的相对平静。

内政领域，亚努科维奇也把反腐败、打击寡头的不法行为作为执政纲领，但现实中并没什么明显成就，腐败与寡头政治依旧遍布乌克兰；他也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承诺捍卫乌国媒体的自由。一定程度他的确做到了，包括讽刺他的报刊如《基辅邮报(Kyiv Post)》也都能正常发声；在社会保障领域，他试图增加养老金等公共福利，但却被IMF以违背削减开支的理由阻止。

外交领域，如前所述，他选择了亲俄，但也与西方保持了一定的友好关系与合作。他在讲话和采访中也多次强调了维护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重要性。即便有些言论有作秀成分，但他的确没有特别出格的、明显的“卖国”行为。平心而论，他基本做到了亲俄的同时平衡东西方外交，并保持主权独立。

但不满在逐渐滋生。或者说，亚努科维奇无论怎么做，都会引发约一半国民的不满。因为在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对俄罗斯充满仇恨的西乌地区，哪怕不与俄罗斯对抗，就被视为软弱和卖国，何况选择进一步与俄罗斯亲近。在2010年大选中，亚努科维奇在西乌一些州份只得到不到20%的选票，其中在捷尔诺波尔州、利沃夫州等地区得票率不足10%。他的胜利是建立在东乌普遍超过70%甚至如顿涅茨克州90%以上支持率的基础上的。除了中间选民，东西乌绝大多数居民都会选择固定的亲俄/亲西方候选人，而无论他/她执政表现如何。乌克兰东西部的严重对立，让政治极化、政治动荡不可避免。

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决定暂停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相当于进入欧盟的“预科”）”，成为引爆政治冲突的导火线。如叙利亚内战爆发的轨迹一样，一开始也只是小规模的抗议，但由于军警对学生和市民的暴力镇压，引发了民众强烈反弹，积压已久的怒火被点燃，全国各地都有反亚努科维奇的示威。随后，在示威--镇压--更大示威的循环中，人民汇成了革命的洪流。到了12月中旬，全国参与示威者已超过100万人。“橙色革命”又回来了。

从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以亚努科维奇政府、军警、亲俄民兵和民众为一方，反政府、亲欧盟、亲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社会活动人士及民众为另一方，发生了长期的对峙与暴力冲突。其中，立场非常亲俄、拥护亚努科维奇的“金雕(Беркут)”特种部队使用了各种血腥手段镇压示威者，造成大量伤亡，让冲突更趋暴力。不包括后来的顿巴斯战争，仅仅在非战争的示威、游行、冲突中，根据不同口径的统计，已有至少100人、至多近800人丧生，约2000人受伤，60-300人失踪。

冲突也进一步撕裂了乌克兰。根据2013年底的民调，有45%-50%的民众支持亲欧盟示威，42%-50%的民众反对，其他民调结果也都相差不大。而且这次冲突再次呈现了乌克兰的区域差异性。在首都基辅、西部重镇利沃夫，亲欧盟的示威者占据了优势；而在东部，亲欧盟示威者遭遇各种骚扰甚至暴力袭击，大多数民众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和倾向俄罗斯。但很明显，在全国参与人数上，亲欧盟势力要远强于亲俄力量，而动员能力也是前者强于后者，哪怕亚努科维奇一方利用金钱和各种福利资源来动员人们支持政府。双方平民的大规模卷入，也让暴力冲突复杂化、全民化，变成上至国家领导人和议会，下至普通百姓的全面对抗。

随着冲突的激进化、暴力化，双方的和谈、妥协已越来越不可能。亲欧盟示威者的诉求也由要求恢复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与西方加强亲密关系，转向推翻亲俄政府、让亚努科维奇下台。

西方国家纷纷谴责乌克兰政府的镇压行为，向亚努科维奇施加压力。虽然欧盟与美国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步调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冲突，但都倾向于让亚努科维奇下台。而莫斯科自然选择力挺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维奇和他在政、军、警中的支持者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通过法案禁止示威游行、用国家机器镇压亲欧盟示威者，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妥协，例如重启与欧盟的谈判、安排反对派领导人担任政府高级职位、释放所有因报道或参与示威而被捕的记者等。他的亲信米尔扎·阿扎罗夫(Микола Янович Азаров)也在2014年1月底辞职。但这都无法阻止局势的恶化，危机已无法挽救。

不同于如中国、沙特、柬埔寨等专制政权，乌克兰是一个民主制国家，哪怕民主并不完善。乌克兰的“军队国家化”程度也较高，除“金雕”特种部队等特殊的亲俄武装之外，大多数军警都不会选择成为独裁者镇压民众的工具。虽然军警在示威开始时，普遍参与维持秩序，但他们却不会进行大规模镇压，更不会使用机枪、坦克对民众进行屠杀。因此，随着亲欧盟示威者越来越多，对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军警逐渐后退、中立，难以阻止抗争的扩大。而乌克兰议会中，支持亲欧盟民众的议员也逐渐占了上风，酝酿着罢免亚努科维奇。

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签署了一个初步协议，还向在索契冬奥会夺金的女选手发了贺信。但仅仅第二天，议会就宣布罢免亚努科维奇，并宣布将提前举行大选。而议长亚历山大·图尔奇诺夫(Олександр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урчинов)宣誓就任代总统。而军警则默认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并实际上转向效忠议会。同时，议会还下达命令防止亚努科维奇逃离乌克兰，试图将其抓捕、审判。

亚努科维奇逃亡到亲俄力量控制的哈尔科夫，发表讲话反驳议会，声称议会的行为是“政变”、议会“非法”。但没有了军警的支持，此前下令镇压民众并造成不少伤亡的亚努科维奇已感到恐惧。他在不久后就在俄外情局营救下逃到了俄罗斯，至今仍被乌克兰政府通缉，国际刑警组织也应乌克兰要求将他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中。

（2）“橙”与“蓝”无法调和的对立：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与顿巴斯战争

历时数月，2014年乌克兰革命“胜利”了。但这是对于亲西方乌克兰人的胜利。对于亲俄民众而言，这是一场悲剧、是卑劣的政变。于是，对中央政府、执政集团的不满的怒火，又从另一方升腾起来。而相对于亲欧反俄阵营的橙色，亲俄阵营以蓝色为代表色（有时也用黑色），可谓“橙”波刚过，“蓝”浪又起。

乌克兰亲俄力量最集中的地区，就是克里米亚。这里约60%的居民为俄罗斯族，其余为乌克兰族和鞑靼人。而且克里米亚半岛还有俄海军舰队驻扎。当基辅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被推翻后，克里米亚的自治机构立即召开会议，拒绝承认基辅新政府，并商讨应对之策，包括准备回归俄罗斯。而2月23日乌克兰议会决定以乌克兰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废除俄语官方语言地位，并限缩东部亲俄州份自治权的行为，强化了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决心。最终，克里米亚政府和大部分公众都同意用公投方式决定是加入俄罗斯还是留在乌克兰。

而乌克兰政府立即表示了反对，声称公投非法。此前不久，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称，“将用最严厉的措施防止国家分裂”。而欧美各国也纷纷表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克里米亚从乌克兰分离。俄罗斯则立即做出强硬反应，普京不仅要求常年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保护公投”，更是直接派出了被称为“小绿人”的“志愿军（其实是俄特种部队）”进入克里米亚，在当地亲俄武装和民众的支持下，将乌克兰政府军和警察缴械，迅速控制了包括塞城在内的克里米亚半岛。最终，克里米亚地区和塞瓦斯托波尔市均以超过96%的赞同票同意加入俄罗斯。普京此后立即发表讲话，宣布“克里米亚‘回家了’”。俄罗斯国民也一片欢呼。虽然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普遍质疑公投合法性，不承认公投结果，但大多数克里米亚人心向俄罗斯，是基本事实。而占克里米亚人口约12%的鞑靼人则抵制了投票，其中许多人在“归俄”前后逃离了半岛。

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引发了亲俄的东乌地区的连锁反应。最亲俄的三州：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希望本州“独立”或并入俄罗斯。其中位于顿巴斯地区的前两州，更是由亲俄势力建立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武装组织，与乌克兰政府军及警察发生冲突。而俄罗斯的干预为亲俄武装的壮大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大批俄军士兵、雇佣兵及大量武器弹药秘密跨过俄乌边境后，乌克兰在东乌的“平叛”就注定无法在短期内成功了。而且这些亲俄地区的乌军，面对的是军民混杂的“敌人”。亲俄势力有意让平民包括女性站出来阻止乌军的坦克、队伍，并动用军队迂回包抄，缺乏准备、无法向自己国民开枪的乌军纷纷被缴械，甚至连装甲车都拱手让出。在连续的投降事件发生后，乌军不得不撤出顿巴斯地区亲俄势力控制的城市，改以炮击、攻击军事据点等方式试图夺回控制权。此外，在位于乌克兰南部的苏德战争“英雄城市”敖德萨也发生亲俄与反俄人士冲突，亲俄人士聚集的一座大楼被纵火，导致近50人死亡。这更增加了亲俄民众对基辅当局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仇恨。

此后，双方开始进行正规的战争。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右区”及其他极右武装组织也随乌军前来东部作战。在顿涅茨克机场、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马里乌波尔等战略要地和城市，双方展开了激烈争夺，火箭炮、重炮、导弹、坦克等重火力全都上阵，死伤数以千计。期间还发生了马航MH17号民航班机被亲俄武装击落事件，造成298人丧生，震惊世界。虽然后来双方在国际斡旋下签署了两个《明斯克协议》（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承诺停火，武装冲突却依旧持续。2015年年中之后，战争烈度有所下降，但迄今仍没有实现和平。据联合国统计，自2014年3月至今约五年时间，已有约13000名双方的士兵和平民在战乱中死亡，27000-30000人受伤，上百万居民流离失所、逃离该地甚至逃亡到国外。

尖锐的对立、血腥的冲突，反映的是乌国内部亲俄与亲西方两大阵营、乌东西部民众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文化与价值观、利益、民族认同上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掌握中央政府的权力，都无法让另一方满意。即便库奇马时代，也是在国内外特殊形势（如国内民族主义还不兴盛、俄罗斯疲弱无暇干预等）下，才有勉强的平衡。但国内两大群体的尖锐矛盾，终究会酿成悲剧。如今克里米亚分离、顿巴斯战争旷日持久，悲剧已成，且还在继续。

（五）国家危亡下权力的重新洗牌与政治格局的演变

亚努科维奇逃亡后三个月，乌克兰举行了总统选举。选举主要在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之间展开，除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亲俄武装控制区外的乌克兰各州都进行了投票。与大多数民调一致，波罗申科在第一轮就以过半得票率（54.70%）当选总统，而季莫申科仅仅得到12.81%的选票。而同年10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季莫申科联盟同样遭遇惨败，波罗申科所在的政党“波罗申科集团（团结）(Petro Poroshenko Bloc "Solidarity")”和阿尔谢尼·亚采纽克(Арсеній Петрович Яценюк)领导的“人民阵线(People's Front，PF)”分别成为议会第一和第二大党。当年2月才出狱的季莫申科，已不再是当年橙色革命时叱咤风云的国民偶像，乌克兰政坛也迎来了新一轮政治洗牌。其中，波罗申科、亚采纽克是选举过后最主要的两个赢家。

彼得·波罗申科，在当选总统之前和之初最为外人熟知的是他的绰号“巧克力大王”，但实际上他的履历远不只是一个糖果企业主这么简单。他毕业于乌国政治家与外交家摇篮--基辅大学国际关系与法律系，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是他的学弟。此后，他利用其专业参与了他父亲的企业并成为继承者，从事糖果、汽车等各种产业，成就不凡。此后，他还涉足金融、传媒领域，这两个行业是苏联解体后前苏东地区寡头崛起的重点领域，也是寡头干预政治或直接从政的跳板。财富与话语权就是这片混乱的转型地带炙手可热的硬通货，乌克兰也不例外。1998年，波罗申科即当选为最高拉达议员。他早期曾是库奇马的支持者和亲俄政党地区党的创建者之一，但后来转向了反对派，与尤先科过从甚密，双方家庭还有良好的私交。此后，他历任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专员、外交部长、经济与贸易部长，从政履历厚实。也就是说，波罗申科并非不了解内情的外界以为的那样--一个没有从政经验的“卖巧克力的商人”，而是一个久经政坛风雨的人物。

2013年底亲欧盟示威爆发后，波罗申科全力支持示威者。他控制的媒体积极报道相关新闻，他还为在基辅广场抗议的民众的食物、饮水和取暖用的木炭买单。这些行为让他得到了民众的好感。此外，相对于亚采纽克、季莫申科等对俄激进派，他更加温和，吸引了中间选民的支持。而亚努科维奇政权倒台后，他又得到了乌克兰的世界拳王维塔利·克里奇科(Віта́лій Володи́мирович Кличко́)的支持，让他人气进一步提升。因此，他面对刚刚出狱、已失去重量级寡头支持的季莫申科，轻松获胜。

如第三部分所述，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早有冲突，并不是2014年大选时才成为政治对手。2005年，分别为国安专员和总理的二人互相指责对方为寡头服务，冲突酿成了政治危机，迫使时任总统尤先科解散了内阁。虽然由于尤先科偏向波罗申科，罢免了试图控告他的检察长，但这让他一度失去官职、面临被检控的危险。而这同样是季莫申科第一次总理任期结束的导火线。双方因此结怨，长期对立，至今都未能达成和解。这也成为2019年总统大选波、季二人双双落选的一个原因。

阿尔谢尼·亚采纽克，2014年当选总理时年仅40岁，但已有十多年的从政经历。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考取了法学学士、硕士，还是经济学博士。而法律和经济这两个专业，是前苏东地区技术精英进身政商高层的阶梯。而亚采纽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凭借优异的学历，先后担任律师事务所总裁、银行顾问，这又是前苏东地区炙手可热行业中人人钦羡的职位。但亚采纽克不甘于此，而是志在从政。2001年，27岁的他已成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经济部长；2005年担任乌克兰国家银行第一副主席、主席；次年成为总统府秘书长；2007年成为外交部长，同年底转任最高拉达议长。在成为外交部长之前，他还担任过乌克兰--欧盟委员会负责人，这进一步拉近了他与欧盟各国领导人的关系、增强了他的亲欧情结。2010年大选，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在“橙营”选票集中于季莫申科情况下，以6.96%的得票位列第四。2012年议会选举后，他成为最高拉达议员。

不同于波罗申科、季莫申科等政治人物，作为技术官僚的亚采纽克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敌，包括政治立场对立的地区党、亚努科维奇本人，也对他并不反感。例如在提名他为外交部长时得到议会各党派普遍支持。而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之初，就倾向于提名亚采纽克为总统，但被他拒绝。此外，他也与季莫申科有较为紧密的政治关系，不仅与后者曾为同一政党联盟成员，还在季莫申科入狱后积极主张释放她。

2014年初，面对如火如荼的抗争运动，亚努科维奇再次试图让亚采纽克担任总理作为对反对派的妥协，但又被后者拒绝。而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代总统图尔奇诺夫任命亚采纽克为总理。他随后组建了新政党“人民阵线”，参加了2014年议会选举（但没有参加总统选举，而是选择支持季莫申科参选）。在选举中，人民阵线和“波罗申科集团（团结）”展开了激烈竞争。凭借亚采纽克的人气，人阵的总得票率略高于后者，但在单选区却折戟沉沙，得到的席位远不如“团结”。最终，“团结”以132席居首位，人阵以82席成为第二大党，亚采纽克也留任总理。

由于乌克兰实行“双首长制（即半总统半议会制）”，总统和总理均拥有很大权力，于是波罗申科和亚采纽克成为了乌国最有权势的两人。而二人虽均属亲西方阵营，但不是同一党派，具体政治主张也有较大差异，以及最根本上争权夺利的政坛属性，出现斗争也就自然而然了。

亚采纽克在乌国政界的形象是“温和的小清新”，但对外政策却很是激进。他比波罗申科更加亲西方，主张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入北约，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坚决收回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而波罗申科则采用较为实用和妥协的态度，例如在明斯克与普京会晤、签署《明斯克协议》同意给予顿巴斯地区某种特殊地位、在亲西方的同时不赞同与俄罗斯开战等。二人政见的分歧，让乌克兰的外交内政都出现摇摆。而且因为亚采纽克与季莫申科的关系，前者因被视为后者在乌政坛的代言人，自然更引起波罗申科的不满。

2016年4月，在经济乏力、腐败依旧的状况下，亚采纽克辞去总理职务，由波罗申科的亲信弗拉基米尔·格罗伊斯曼(Воло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Гройсман)接任。自此，波罗申科主导了乌国政坛，而亚采纽克暂时退出了政治舞台，二人的纷争也告一段落。但亚采纽克作为年轻、有作为的政坛明星，不会彻底淡出、永久退出政坛，相反未来很可能以某种形式复出。

除了以上两位政治人物的斗争，乌克兰政局还有诸多变化，政治斗争时时处处都在发生。曾经是乌克兰第一大党的亲俄政党地区党，在2014年革命后宣告解散，自此乌克兰政坛已无较大的亲俄政党活跃。2015年4月，乌克兰议会颁布了一项名为“关于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集权主义影响和清除其标志”的法案，禁止关于纳粹和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传播。同年12月，曾经是乌克兰重要政党之一的乌克兰共产党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正式被取缔。乌共成员也被禁止参加各项选举，包括2019年总统大选。自从2000年代初以来，乌共已渐趋没落，从议会前三大党到2014年议会选举后一席不剩。而另一左翼政党乌克兰社会党也自2007年后丧失全部席位。亲俄政党和左翼政党纷纷被边缘化和没落的同时，民族主义、右翼乃至极右翼政党迅速成长。主流政党如“波罗申科集团（团结）”、“人民阵线”、“全乌克兰联盟（祖国）(The All-Ukrainian Union "Fatherland")”均为右翼政党。而极右翼政党右区(Right Sector)、“全乌克兰联盟（自由）(The All-Ukrainian Union "Svoboda")，以及深右翼政党激进党(The Radical Party)（其右翼属性主要体现在民族主义方面）也日益崛起。乌克兰左右两翼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与近年来东欧地区整体的政治气候变化趋势一致，即民族主义化、保守化、民粹化。

一个良性的政治体系，应该包容左中右各派别，并以中左、中右为主流政治力量，兼顾不同政治价值取向、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避免极端化、威权化、民粹化。而乌克兰的政党构成、政治局势发展却与这种良性体系背道而驰。这是令人不安的，也是不利于乌克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但目前为止，这种不良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还有恶化之势。

2014年乌克兰革命以来的这一系列政治变动，并未解决或改善乌克兰的诸多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问题，没有带来人民所期望的改变，而只是又一轮的政治分赃、政治集团的尔虞我诈罢了。因此，新的政治势力崛起了。

（六）泽连斯基的崛起与2019年乌克兰大选

光阴似箭，五年过去了，乌克兰又迎来了大选。本次大选，除了竞逐连任的总统波罗申科，另外具竞争力的参选人，一位是季莫申科，还有一位，就是泽连斯基。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犹太裔乌克兰人，基辅国立经济大学法学院毕业。与前述的几位政治精英一样，他也是出生于精英家庭、就读于名校炙手可热的专业。但他毕业后并未选择进入政界或法律界，而是选择了一条极富个性的职业生涯：成为喜剧剧团制片人、喜剧演员。他17岁时（1995年）就参加了一个喜剧团队并崭露头角，1997年创办了自己的喜剧剧团及同名公司“Kvartal 95”并运作至今。在泽连斯基的运作下，“Kvartal 95”剧团发展迅速，在乌克兰、俄罗斯等前苏联国家巡回演出，成就不凡。此后，他与乌克兰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不少电视节目和影视剧，名气越来越大。由于他经常在俄罗斯演出，结交了不少俄罗斯的文艺界人士。在俄乌关系紧张时，他反对乌克兰对俄罗斯艺术界人士和文艺作品的禁令。作为讽刺喜剧表演者，他经常讽刺乌克兰和俄罗斯政要的腐败等各种丑闻。普京的红人、亲信、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Рамзан Кадыров)，也是他嘲讽的对象。

而在2013-2014年乌克兰亲欧盟示威活动中，泽连斯基站在了亲欧盟示威者一方，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在后来的顿巴斯战争中，他亲自前往马里乌波尔前线为乌克兰军队演出，随后他还为乌军捐款100万格里夫纳（相当于近40000美元）。他的这些举动，加之此前对俄罗斯政要的讽刺，招致了俄罗斯方面的不满，一些俄罗斯人要求在俄全面封杀他及他参与制作或演出的作品。2018年，俄政府封杀了他参演的浪漫喜剧类电影《大城市之恋2(Love in the Big City 2)》。

2015年，作为“Kvartal 95”公司负责人的泽连斯基导演了电视剧《人民公仆(Servant of the People)》，并担任主角。他在剧中扮演了一位针砭时弊、猛烈抨击腐败的高中历史教师，而这位教师参加了总统选举，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一路过关斩将赢得大选成为“乌克兰总统”，在总统任上打击寡头、治理腐败，与各种丑恶作斗争。本剧于2017、2019年分别播出了第二季和第三季。乍看起来，这部剧类似于Netfilx的知名作品《纸牌屋》，但二者具体剧情和风格并不相同。《纸牌屋》带有强烈的对美国社会问题的剖析与批判，很有深度；而《人民公仆》更多只是用“苏联笑话”式的语句和剧情，较为粗浅的批评腐败、官商勾结等社会问题，再塑造一个类似于“清流”的庶民一路“逆袭”的故事满足观众心理愉悦需求的政治讽刺喜剧。这部剧回避了一些更加敏感的议题，如国内的民族矛盾、俄罗斯的威胁和干预等在乌克兰众所周知的重大挑战。电视剧制作时已发生的顿巴斯战争，剧中也只字不提。

但无论如何，《人民公仆》的确引发了乌克兰民众的广泛共鸣。波罗申科当选时，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以新的方式生活！('Live in a new way!')”，可执政数年后，国家并未有明显的变化，至少内政方面依旧腐败、低效，经济继续萎靡，官员和寡头继续“马照跑、舞照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部讽刺剧充分迎合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对乌克兰政府和社会丑恶的讥讽让观众直呼过瘾。这就为扮演“总统”的泽连斯基赢得了巨大的人气。在乌克兰热播后，《人民公仆》也登陆Netflix，进一步扩大了本剧及泽连斯基的知名度。如同《人民的名义》在中国热播引发的反响、民众对“侯亮平”、“祁同伟”耳熟能详类似，《人民公仆》和泽连斯基也在乌克兰家喻户晓。于是，在民间有了让泽连斯基成为真总统的“呼声”，虽然这些“呼声”不见得都是自发出现的。泽连斯基正式参选之前的民调支持率已很高，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当时更是超越了波罗申科。最终，2019年新年的前夜，泽连斯基正式宣布参选。而在此之前，他已经成立了政党“人民公仆党(Servant of the People)”。

与他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一样，泽连斯基在现实政治竞争中主打的口号也是反腐败、反寡头、打破旧政客们垄断政坛与政治分赃的状态，打造清廉、亲民的全新政府。但究竟具体如何除旧立新呢？“人民公仆党”负责人兼泽连斯基竞选办公室主任伊万·巴卡诺夫(Ivan Bakanov)在接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采访时做了一些阐释。他说，乌克兰需要通过法律的改革以及国际支持来打击腐败，将与最高拉达及主要政党合作，以及利用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Council)被授予的特别权力，改变乌克兰腐败和法治不彰的情况。他认为需要加入北约和欧盟，但需公民投票的同意。至于对俄问题，他主张强化国防和国际合作抵御俄罗斯的威胁和侵略同时，也要妥善对待东乌和克里米亚问题，尊重亲俄民众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而这样做效果有多大，巴卡诺夫承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乌克兰无法单独应对。此外，他也提到了促进经济的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方式，主要就是类似于中国称之为“简政放权”之类的措施，并推动税制改革、打击洗钱行为，以“消除障碍”、“让开展业务者有利可图和感到舒适”。这一切听起来都不错，但执政之后是否可行、是否落实，就不得而知甚至说很可虑了。毕竟，有许多国家的当政者都是如此许诺的，但最终并没有落实。而且，这些政策纲领有多少是泽连斯基自己的政治观点，又有多少是他可能有的“幕后人物”或其智囊团队的主意，同样不得而知。

被怀疑为泽连斯基最重要的“幕后人物”，就是他的老板，乌克兰“1+1电视台”的控制者伊戈尔·科罗莫伊斯基(Ihor Kolomoyskyi)。如果假定他是泽连斯基的幕后操纵者，泽连斯基的各种举动都是由他做决策，那么是很必要挖掘一下此人的历史的。

科罗莫伊斯基与泽连斯基同是犹太裔乌克兰人。他是乌克兰最大商业银行“PrivatBank”的创始人之一，此后又涉足矿业、石油及其他金融活动等暴利行业，又控制了包括“1+1电视台”在内的众多媒体，一度是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并荣列福布斯富豪榜单，资产比当时波罗申科的都多，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寡头。据《福布斯》杂志报道，科氏的发家史很不干净，包括恶意收购、权钱交易，甚至雇用“准军事组织（相当于黑恶势力）”携带棒球棍、铁棍、汽油和枪支，以暴力接管抗拒不公收购的工厂、威胁和驱散工人。他的暴力行为还包括强行驱逐代替他的代理人的新任石油公司高管。后来他一度担任乌克兰中部州份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在从商、从政期间，他陷入了与乌克兰首富、寡头维克多·平丘克(Ві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інчýк)的长期争斗与法律纷争中，官司从国内打到国外。此外，他还违反国家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的法律（按规定公职人员违反该法律，可判处3-10年徒刑），拥有乌克兰、以色列、塞浦路斯三重国籍，但却丝毫未受惩罚。科氏辩称“法律不允许双重国籍，但没有不允许三重国籍”。这种公然的“逍遥法外”、甚至凌驾于国法之上，是前苏联国家寡头们的常态。而从这些言行中，也可以看出此人的品行、底色。和他比起来，波罗申科那样的寡头都算“文明守法”的了。

乌克兰的寡头都与俄罗斯有各种藕断丝连，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关系。从2014年以来的情况看，科罗莫伊斯基和俄罗斯方面关系不睦。他支持反俄示威，并在担任第州州长期间组织军队、资助反俄武装。这招致了俄罗斯方面的报复，包括没收他在克里米亚的资产、将他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名单，普京还称他为“独一无二的骗子('unique crook')”。但他也没有表现出超过其他乌克兰寡头的反俄言行。作为乌克兰人，不卖国、在危难之际坚持爱国本来就是正常的。在不亲俄的同时，他也没有表现出亲西方的倾向。这种没有特定政治立场的寡头，更多是唯利是图的政治投机者，而不适于扣上“亲俄寡头”或“亲西方寡头”这样的帽子。

科罗莫伊斯基与乌克兰几位政治人物的关系也很复杂。他先后与季莫申科、尤先科以及现在的泽连斯基都有过或明或暗的勾连。但同时，他也先后结束了对前两位寡头的支持，其中还与季莫申科反目成仇。

而科罗莫伊斯基与泽连斯基的关系，是如今人们关注的焦点。科氏声称，他与泽连斯基很少见面，二人只有商业上的关系，也会在泽连斯基当选总统后提供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提供帮助，但不会成为常态。科氏甚至说，他更像泽连斯基的“傀儡”而非泽连斯基是他的“傀儡”，因为在商业合作、拍摄影视剧时，他更多会听从泽连斯基的意见。

前苏联国家政客与寡头的关系，往往盘根错节而又隐秘多态，最重要是缺乏完善的包括政治献金管制在内的各种法律规范和实践。外界如果想知晓二者的关系，只能通过一些外在迹象及难以完全证实的“内部消息”进行分析。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泽连斯基上任后，科罗莫伊斯基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旅居海外的“避祸”生活，返回了乌克兰。他也与泽连斯基通了话（他同样声称只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此外，科氏律师团队的一位成员，同时也是泽连斯基的重要顾问。这种一人同时服务于两个知名人士的情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两者之间有着机密的关系、联系。

而泽连斯基竞选期间，科罗莫伊斯基控制的“1+1电视台”全力为前者助选，无疑是最明显的扶植关系，哪怕这符合法律和竞选规则。此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攻势凌厉，粉丝和相关活跃远超其对手波罗申科，背后似乎又有网络水军操纵的魅影。而这需要巨额资金和相关资源支持。这些可能来自科氏，也可能来自俄罗斯，或者都有。而社交媒体上选战的绝对优势，成为泽连斯基轻松获胜的重要因素。如果仅靠其在电视剧中出演总统的经历，而没有某种政治“炒作”，人气就难以维持，得到如此大比例的支持更不可能。

无论如何，科罗莫伊斯基对泽连斯基的上台起到了重大助推作用。至于泽连斯基会不会变成科氏的“傀儡”，至少目前难以确定。但二人在过去、现在及中短期的将来，毫无疑问都是利益同盟的关系。

此外，泽连斯基与如今世界政坛上崛起的其他民粹政治人物一样，都充分利用了社交媒体的宣传。如Facebook、WhatsApp等社媒“短平快”的特点，让政治才能不见得很高但个人个性突出的政治人物平地而起，得到超高人气。关于社交媒体的作用，在本文其他段落还会提及，而且这不是本文论述重点，在此不详述。总之，泽连斯基的成功与社媒息息相关。

得益于自己是“政治素人”、没有传统政客“黑历史”的形象、社交媒体起到的重大作用，以及来自国内外各种显形和隐形的支持，泽连斯基在第一轮选举就以30.24%的支持率遥遥领先于波罗申科，进入决选。而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这两个互为对头的候选人则分别得到15.96%和13.40%的选票，波罗申科以不明显的优势战胜后者进入第二轮。而代表原地区党及乌国中间派、友俄派的候选人尤里·博伊科(Юрій Анатолійович Бойко)得到了11.68%的选票，位列第四。

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在第一轮得票率仅为30%（哪怕他的对手更低），如果波罗申科能够争取到季莫申科及其他亲西方候选人的选票，是有可能翻转结局的。毕竟波季二人的支持者政见有许多重叠，在对俄政策上都比泽连斯基强硬。如果季莫申科等落选者积极支持波罗申科，并且鼓动其民族主义情绪，波罗申科翻盘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但可惜的是，二人的私怨明显没有消退，在第一轮相互攻击，第二轮季莫申科也拒绝支持波罗申科。而其他候选人也没有选择“顾全大局”支持波罗申科，而是拒绝表态、一盘散沙。这也折射了乌克兰各政治人物积怨甚深、普遍缺乏大局观念的状况。此外，更复杂的外部舆论干预、有意制造内讧等原因，都导致选票没有重新聚合到波罗申科一方。相反，第二轮选举结果显示，泽连斯基囊括了第一轮落选候选人的大部分选票，得票率提高了43%（由30.24%至73.23%），并成为乌克兰独立后历届总统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当选者。而波罗申科得票率仅增长了9.5%（由15.96%至24.46%）。除整个利沃夫州和捷尔诺波尔州的一小部分由波罗申科胜出外，其余20余州（不包括顿巴斯亲俄势力控制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和基辅直辖市均是泽连斯基得到绝对多数。这出乎一些观察家的预料，但根据媒体和国际观察员的说法，本次大选总体上是公正、透明的，结果是可信的。波罗申科也承认败选，祝贺泽连斯基当选总统。

泽连斯基的当选，引发了乌克兰民众、政界学界、国际观察家的不同评价。对于乌克兰民众，除了已经分离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部分地区，还有支持对俄强硬的利沃夫州地区，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民众均倾向于认同泽连斯基的当选。但乌国内外研究乌克兰的学者，以及一些前政治人物，如前面提到的乌克兰前世界拳王、现任基辅市长的维塔利·克里奇科，都不大看好泽连斯基。而他们对泽连斯基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泽连斯基作为“政治素人”，严重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系统而完整的政策纲领；二是泽连斯基的“亲俄倾向”（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且复杂的，后面会详细讲述）。而且他们也认为，如果在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中做选择，前者更胜任作为乌克兰总统。

关于泽连斯基的“亲俄”，本身就存在巨大争议。如前所述，他在2013-2014年的亲欧盟示威游行中支持亲西方力量、反对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后来还参与了顿巴斯的劳军演出、捐款给乌克兰军方。除了这些，泽连斯基在关于东乌及克里米亚地区未来命运问题上的言论也更像一个乌克兰爱国者的形象。他声称不会与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的傀儡”进行谈判，也不会赦免叛乱分子，也坚持不实行联邦制，并继续将乌克兰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泽连斯基还表示，他永不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等乌克兰领土。但他也认为，若想收复克里米亚，除非俄罗斯发生政权更迭才能实现。如前所述，他也赞同在公民投票通过的前提下加入欧盟和北约。

但一些民众和观察家依旧认为他是相对亲俄的。即便单独看泽连斯基的言行，他似乎没有亲俄举动，但与他大选中的对手波罗申科、季莫申科这些常年与俄罗斯“唱对台戏”的政治人物相比，泽连斯基就被衬托出对俄不够强硬了。而且他虽然声称不会与亲俄叛乱分子谈判，但愿意与普京进行会谈，协商解决东乌和克里米亚问题。《外交政策》的一篇评论文章就对比了波罗申科与泽连斯基在对俄问题上的差别。

该文章的作者亚历山大·莫德尔(Alexander John Motyl)认为，波罗申科担任总统的五年时间，与俄罗斯展开了激烈对抗，尤其在顿巴斯地区的较量。而且，波罗申科已经建立起了一支能够和俄罗斯在东乌地区扶植的武装较量的军队，也与西方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逐步融入西方，将乌克兰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波罗申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脱离了俄罗斯的影响，走向“脱俄入欧”。作者还认为，一方面，波罗申科的改革是制度化的、稳健的；另一方面，如果波罗申科想名垂青史，也有可能选择真正打击腐败，进行更加彻底的变革。总之，波罗申科领导的乌克兰，只会变好，无论快慢，但不会走向倒退和重新亲近俄罗斯。相反，作者认为泽连斯基无论是作为寡头的傀儡，还是独自决策国政，都会是一个弱势的、没有政治经验的领导人，而这会是普京所乐见的。而且《人民公仆》一剧中的一些情节，可以看出泽连斯基有亲俄的倾向。作者还对乌克兰选民民粹化、空想化的政治取向表达了担忧，认为乌克兰民众没有珍惜革命后的自由，面对尤先科、波罗申科的不完美，先后选择了亚努科维奇和泽连斯基，滥用了革命带来的自由，选举了“虚构的总统（即电视剧中的总统）”成为现实总统，也选择了“幻想”般的政治图景而非务实的、已相对较好的稳健路径。而本文的标题则点出了作者的核心观点：《乌克兰的“电视总统”有危险的亲俄倾向(Ukraine’s TV President Is Dangerously Pro-Russian)》。

我对于该作者及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认同的，哪怕更多报道和评论没有甚至否定他的亲俄倾向。泽连斯基虽不像亚努科维奇那样明显、公开的亲俄，但其政策的不明确性与执政经验的缺乏，都不可能让他像尤先科、季莫申科、波罗申科等人那样持有坚定的亲西方、反俄立场。相反，泽连斯基面对现实政治的复杂、权力斗争的需要，很可能选择向乌克兰内部的亲俄势力乃至俄罗斯妥协，至少不再像波罗申科那样坚定的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他无法像这几位亲西方领袖一样，彻底与普京“划清界限”、成为对手，而有了被普京收买、渗透，至少被严重影响与干扰的可能。而在经济领域，波罗申科让乌克兰经济恢复了增长。至于腐败和寡头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在关于社会政策上有较为自由派的倾向，如支持药用大麻的使用、堕胎和博彩业的合法化，这或许与他常年接触艺术圈的自由派人士、所处工作环境较为开明有关。但关于LGBT权利方面，泽连斯基与其他候选人同样选择保守立场。在他作为1+1电视台主持人和艺术家时，还曾在影片中和其他演员对剧中匹诺曹角色“声称是女性而非男性”加以调侃式的嘲笑。

那么，泽连斯基执政后的乌克兰，会走向何方呢？在全面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系统性讲述和评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这是绕不开且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七）普京的俄罗斯：乌克兰与基辅府院无可逃避的强邻

对乌克兰而言，从古至今最大的外部影响就是来自东方的俄罗斯（国家和政权），无论是作为沙俄、帝俄的一部分时，还是作为苏联成员国时，以及独立后至今，彼得堡/莫斯科政治中枢的力量，始终深刻的影响甚至决定着基辅方面的内政外交。关于历史上的俄乌关系，前文已做了大致陈述，本部分只讲近年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渗透和影响。

如前所述，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绵长的历史渊源，无论从民族血缘，还是文化背景，以及利益关系，双方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而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欧盟增员，美欧在中东欧地区影响的扩大，让俄罗斯日益不安。普京上台后，试图复兴旧日俄罗斯的辉煌，在国际上重树大国地位，乌克兰成了必争之地。叶利钦时期，俄对乌的干预相对较少。但普京上台后，乌克兰成了其重新争霸的前沿和关键。在2004年乌克兰大选中，普京卖力的扶植亚努科维奇，但最终反而催生“橙色革命”，扶植亲俄力量执政的企图遭受重大挫折。但普京并不甘心失败，而是在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互联网等各领域对乌发动密集的渗透、拉拢、打击、操纵。

面对亲西方的尤先科--季莫申科政权，普京展开了一系列攻势，当时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打“能源牌”，即利用俄向乌出口的天然气作为施压杠杆，以“提价”和“断气”来打击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但由于俄出口欧盟的天然气80%过境乌克兰，乌政府也采用提高天然气过境费、切断与截流输送往西方的天然气来遏制俄罗斯。这从90年代乌克兰独立后就已发生，但2005年后冲突骤然升级。这样的高强度冲突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2009年，并酿成全欧能源危机。虽然在欧盟的调停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且随着2010年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告一段落，但俄乌关系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加剧了乌亲西方民众对俄的不满。不过就俄罗斯“能源牌”的干预效果而言，某种程度还是成功的。2010年大选亚努科维奇战胜了季莫申科、尤先科，就和俄乌天然气危机中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大打击有一定关系。而且在招致乌亲西方民众不满的同时，也撕裂了乌克兰，让乌克兰亲俄民众更加依赖和支持俄罗斯。

俄罗斯可以对乌克兰的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止限于能源领域。由于当年“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国及苏联内部实行分工生产，俄乌经济联系很是紧密。在苏联解体后，部分经济转型相对失败、未能独立或“西向”的国家依旧与俄罗斯保持这种分工协作关系。乌克兰是苏联粮仓、俄罗斯粮食进口大户，而乌东的重化工业企业也与俄各大工业基地经济往来密切。乌克兰的重工业、军工产业则需要俄罗斯的技术支持、配件提供，甚至有些军工大单需要俄乌协作完成。1990-2010年代，对俄进出口贸易额占乌外贸总值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即便到了顿巴斯战争已持续五年后的如今，俄罗斯仍是乌克兰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伙伴，只是份额大幅下降。乌克兰失败而脆弱的经济状况加剧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也让俄罗斯更能利用经济杠杆向乌克兰施压。为了将乌克兰纳入俄势力范围，普京一直试图让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成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加强四国经济贸易联系（当然下一步是政治上的同盟）。但即便亚努科维奇，也不愿意蹚这个浑水、和没落的俄罗斯绑在同一战车上，而是希望向西与欧盟诸国发展经贸关系。因为此事上的不和，亚努科维奇的亲俄政府还一度与俄罗斯关系紧张。虽然在2014年后，乌克兰努力改变贸易方向，积极与欧盟接触，但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往来仍很重要，乌东地区尤其如此。经济上的联系与一定程度的依赖，让乌克兰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俄罗斯的牵制。

除了经济，宗教也成为普京试图拉近俄乌关系的工具。如前所述，虽然乌克兰西部地区部分民众信奉天主教，但全乌总体上还是以信奉东正教的民众为主，这与俄罗斯的主流宗教信仰相同。而与乌克兰东正教渊源深厚、且间接统辖部分乌克兰正教会的大牧首就在莫斯科，且与奉行文化保守主义的普京政府过从甚密。据统计，在2008年时，约有50%的乌克兰东正教徒从属于“莫斯科宗主教圣统的乌克兰正教会(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而这些教会名义上的宗主教基里尔一世(Patriarch Kirill of Moscow)，是普京的坚定拥趸。

基里尔一世自2009年上任后，就成为普京推行反西方价值观政策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力的支持者。例如他公开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将同婚法律纳粹德国的法律相比较，声称“同性婚姻立法与人类的道德本质相悖”。他也对西方的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颇有微词，认为这些不是自然产生而是受教育和电视等现代传媒影响导致的不好的现象。而在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运动团体“暴动小猫(Pussy Riot)”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Храм Христа Спасителя)进行一场行为艺术并用粗暴的语言攻击普京和基里尔一世后，他对她们的行为进行了谴责。这次事件是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进步与保守的碰撞，而东正教在其中很鲜明的站在普京一方。

俄东正教组织及价值观不仅在国内扮演了抵御西方“文化入侵”的中坚，还成为俄罗斯向周边国家施加“软实力”影响的法宝。苏联解体以来，亲俄东正教会是俄乌之间重要的文化连接和民间交流的桥梁。俄罗斯也以此作为拉近乌国民众感情、吸引保守势力尤其宗教保守分子、培植亲俄力量的手段。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克里米亚半岛、顿巴斯地区和敖德萨州，亲俄东正教会、教堂更是俄罗斯族居民相互联络、加强内部团结甚至政治与民族动员的机构和场所。

对此，乌克兰方面也进行了反制。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东正教徒分属三个教会，除以上提及的“莫斯科宗主教圣统的乌克兰正教会”，还有“乌克兰正教会（基辅宗主教圣统）(Українськ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 Київського Патрiархату)”、“乌克兰自主正教会(Українська автокефальна 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两大教会团体。后二者都坚持独立自主，刻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而乌克兰天主教会更是抵御俄罗斯东正教教义与价值观的重要势力。在旧加利西亚地区和基辅，信仰天主教的乌克兰人具有更强烈的亲欧美和反俄倾向。而最新的“大动作”，则是在2018年12月，从属于莫斯科圣统的正教会的部分成员宣布与另两个上面提及的教会团体合并组成新的“乌克兰正教会(Православна церква України)”，且在成立前获得了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Οικουμενικός Πατριάρχης)（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领袖）的首肯。成立后的2019年1月，普世大牧首巴塞洛缪一世(Bartholomew I of Constantinople)正式签署了认可乌克兰东正教会摆脱俄罗斯宗主教领导的独立法令，波罗申科也出席了仪式。而基里尔一世在内的俄罗斯方面则宣布不承认这个新成立的自主教会，并谴责了君士坦丁堡方面。而一部分乌克兰东正教会依旧承认莫斯科正教会的宗主权。于是，从乌克兰国内到整个东正教世界，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与对抗。这也证明了，宗教与政治、民族往往有密切的关系，三者难以分割且相互利用。

军事干预、情报战则是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内政外交的又一利器。前文已记述了橙色革命和2013-2014亲欧盟示威、克里米亚归俄、顿巴斯战争中俄情报和军事干预的情况，在此不再重复。军事、情报是普京个人也是俄罗斯的强项，哪怕这两个“强项”在文明社会很不利国家形象。但普京政权既然多次在英国等海外暗杀“叛徒”都面不改色、在车臣用坦克轰击平民也不顾忌国际影响，对必争之地乌克兰动武又有什么抹不开面皮的呢？而且在经济、文化手段均受挫时，军事就成了必然选项。发生在2018年5月的、流亡在乌克兰的俄罗斯记者阿尔卡季·巴布琴科(Arkady Babchenko)“遇刺复活”事件，就是俄罗斯暗杀战、情报战及俄乌斗法的一个典型案例。该事件曲折离奇，较为复杂，在此就不详述了。总之，暴力手段也是俄罗斯对外惯常的手段。叙利亚和乌克兰是俄罗斯直接军事干预的两个案例。从结果看，在叙利亚的干预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但在乌克兰，俄罗斯取得了战术和中短期战略上的胜利，但从全局和长期战略看，俄罗斯大抵是输掉了在乌的博弈。虽然俄罗斯依靠武力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将顿巴斯部分地区从乌克兰分离出去，但导致其余的乌克兰、基辅政权全面倒向西方（虽然未来有翻转的可能）。

而对俄罗斯来说，对外干预最大的法宝无疑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更准确说是利用社交媒体的假新闻、网络水军和黑客。这是俄罗斯唯一一个对西方拥有绝对优势且近年“功绩卓著”的攻击手段。其最大成就就是被CIA“官方认证”的“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并成功令特朗普当选总统。此外，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也都有俄罗斯网军引导的身影。同样，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也发起持续的网络战。根据“观察者网”引述“自由欧洲电台”对一位曾“卧底”俄罗斯最知名网络战基地“互联网研究中心”的俄罗斯青年马拉·博克哈德的采访内容，在“录用”这些雇用的水军时，会询问他们对顿涅茨克问题的看法；而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而《大西洋月刊》和《卫报》也都披露了俄罗斯用网络水军对乌克兰发动信息战（类似于中国“网络评论员”的“舆论引导”）、雇用黑客入侵反普京的组织、记者、作家邮箱等网络战详情。而前面提到的最著名“水军”基地“互联网研究中心”，位于圣彼得堡。据美国独立的、以报道严肃政治新闻见长的媒体“BuzzFeed”对俄罗斯网军有过系统报道。其中提到，仅在2014年一年，“互联网研究中心”得到俄政府的拨款就达1000万美元。而每个“网评员”基本工资则约合人民币4000多元。

当然，因为这种匿名水军引导舆论、网络宣传和黑客攻击，都是较为隐匿，因此即便有许多报道，但更多细节尚未被披露与核实。不过从效果看，这种网络假新闻和舆论引导是很有作用的。如前所述，它在美英法等国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完成或部分的达到了破坏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扶植其代理人等目的。既然在文明发达的西方大国都取得“辉煌”成就，对付相对弱小的多且同属东斯拉夫语系和使用西里尔字母的乌克兰，就更为容易了。在严峻的形势下，乌克兰向北约求援。而英国派出了专门负责社交媒体安全和信息战、且与军情五处、六处密切合作的“第77旅”中的几支军人小组赴乌支援，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攻击。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英国因假新闻和网络水军的破坏，导致脱欧公投意外“过关”，而总部在英国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刺探Facebook用户数据、操纵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都暴露了英国自身在信息战与对抗假新闻方面的脆弱。因此，派出一支“小分队”级别的军人支援乌克兰，恐怕不会有多大作用。

那么俄罗斯对乌网络战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台湾《上报》刊登的一位名叫张智程的学者的文章《最可怕的假新闻从来不是中天那种》，对此有很独到而准确的分析，摘录在此：

“乌克兰的「基辅之春」也是反俄民族主义，但操刀信息战的普丁团队却把乌克兰内部的反俄风潮看作是机会而非威胁。俄罗斯的战略家操作信息战……便是乘机利用民主制度内部存在的任何“矛盾”：每个民主国家社会内部皆存在各种政治议题的对立与矛盾……俄罗斯的信息战操作就会发动网军和媒体展开假新闻攻势，以激化民主社会的内部矛盾达到最大程度为目的。

因为民主制度必然需要立场对立的阵营……达成“妥协”的“共识”……任何矛盾最后演变成对立深化到无法妥协，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机制就会出现破绽。信息战的奥义，正是要让民主国家内部各种议题中抱持不同立场的公民彼此对立深化到无法妥协甚至相互敌视，那么最终民主就会自己出现破绽而无法正常行使他本来的机能。

俄罗斯这几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反俄的乌克兰社会拆的支离破碎。研究这个俄罗斯的“政治技术”的相关论文很多，几乎所有的结论都会告诉你，信息战的核心战术不是买到让你乌克兰的媒体扑天盖地的亲俄舔俄，这是次要的。他主要的“战争艺术”还是在乌克兰内部的任何社会争议中成功带动风向，搞的你们社会彼此对立、无法形成安定的政治运作、导致民主支离破碎。

而被拆碎的还不只是乌克兰，俄罗斯网军更不费一兵一卒让整个欧洲遍体鳞伤，用信息战导致欧洲各国内部的民主全都支离破碎。2016年欧盟和北约在芬兰赫尔辛基成立了专门因应俄罗斯信息战对策的智库“欧洲混合战威胁对策中心（The European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Countering Hybrid Threats）”，这个智库的专家开始针对欧洲国家的社区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后，明确掌握到过去几年来欧洲的重大事件，从英国脱欧，法国一七年总统大选，加泰独立公投，到法国的黄背心行动等这几年来撼动欧洲各国社会根基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全都有俄罗斯网军活动带风向的明确证据。”

这篇文章的用意是要台湾警惕大陆的“网络战”，因而借用俄罗斯对乌克兰及欧洲（本文未提及美国，虽然美国才是遭俄网络战最严重的）的网络战做例子（关于陆台问题，及是否与俄乌类似、大陆是否对台发动网络战或程度如何，是很复杂的问题，与本文无关，我在此不做评述）。不谈其它，仅就文章对俄罗斯的网络战手段、目的、影响的分析而言，本文是很准确的，也与我前面的论述、其他媒体的报道一致。对俄罗斯而言，它并不是一定要让攻击对象国转向亲俄，更不会直接宣传亲俄思想，而是通过传播谣言、制造仇恨与对立、进行破坏，以扰乱正常的民主运作和公民社会运转，让相对正直、善良的政治家遭受声誉损伤，而流氓恶棍却可浑水摸鱼，而最终俄罗斯、普京会从中受益。这一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表现的最为明显。而对乌克兰，自然也是如此。

新上任的泽连斯基，有无受到俄罗斯网络战的助攻呢？从以上种种迹象分析，是有的。泽连斯基是否亲俄呢？不一定。但如前所述，他绝没有波罗申科、季莫申科、尤先科那样坚定的反俄。只要泽连斯基的乌克兰不再像此前这几位反俄政治人物那样全面倒向西方，普京就有隙可乘。没有政治经验、又受寡头影响的泽连斯基，是很容易被俄罗斯利用乃至一定程度的操纵的。

普京政权“多管齐下”之下，乌克兰自然体无完肤。无论哪个领导人上台，乌克兰都难以真正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当然，俄罗斯完全有权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参与国际政治，也有必要制衡美国的霸权主义，但不应损害他国人民利益、制造恶行。而普京的所作所为，已经偏离、超出了正常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范围和程度。而乌克兰，显然是受害相对最严重的国家。乌克兰有约四成较亲俄的民众、两成俄罗斯族人（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同样有情可原。可事实上，从具体的手段到长远的目的，普京都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在做这些，而是试图将乌克兰作为棋子、牺牲品，对欧洲、欧盟进行干扰、分化和破坏，制造暴力、巩固自身统治、推广保守价值观，并摧毁平等博爱、自由民主、进步开放等现代文明价值。而这些作为，也并不真的利于保护俄罗斯籍公民、俄国内外俄罗斯族人的利益。在俄罗斯国内，腐败与暴力猖獗，贫富差距悬殊，社会腐烂，普京利用石油收入提供福利加暴力恐怖来维持稳定，人民尤其平民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尊严。这样的政权不可能给他国带来文明，而更多是传播普京政权的人文与经济疫病，给欧洲乃至世界人民制造灾难。

因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多数干预、影响，都是负面的，没有尊重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侵犯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与乌克兰的发展进步背道而驰。即便对于亲俄民众和乌国俄罗斯族人，依附普京政权从长远看也不利于他们争取真正的独立自主和尊严权利，只是“出了虎口，又入狼窝”。据报道，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管辖后，腐败、官僚主义反而更加猖獗，而生活水平也未有提高。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面临乌中央政府的不公对待与西部极右翼势力的威胁时，的确需要来自同民族国家的保护。但只有一个法治透明、文明正直、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的俄罗斯及其政权（而非普京政权），才能够、也才会真心的为他们在乌克兰国内和国际社会上讨公道，而不是把他们当成霸凌他国、威胁欧洲的工具。

由于国力差距、普京政权的阴鸷，以及国内政治势力的复杂，乌克兰任何掌权者都无法抗拒来自俄罗斯的渗透、干预。如果由亲俄势力把持政府和议会，自然会进一步依赖俄罗斯。而这会导致亲欧厌俄民众的反弹，例如“橙色革命”和2013年底爆发的示威。而对亲西方的基辅府院而言，唯一有可能抗衡俄罗斯的方式，就是全面倒向西方，得到欧美的支持，借力打力。其实，乌克兰亲西方，不仅是为了发展、文明、进步，也是面对俄罗斯咄咄逼人攻势而不得已的行为。但这反过来也加剧了对俄有好感的乌国民众（尤其俄罗斯族）的亲俄倾向、刺激了俄罗斯“保卫最后缓冲区”的决心，克里米亚“归俄”和顿巴斯战争就是例子。于是乌克兰就被国内的亲西方和亲俄民众撕裂，而美欧和俄罗斯两大势力的进一步介入更火上浇油，国家处于长期的对立、动荡、冲突之中。这种内耗不仅影响国民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也波及到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外交关系。总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性质是负面的、手段是野蛮的、后果是恶劣的，而且在中短期内没有改变的可能。

（八）前路艰难的未来：乌克兰向何处去

如上所述，泽连斯基执政后，乌克兰的政局、对外关系都有了更多不确定性，一度明朗的乌内政外交再次进入新的变化、调整期，而这些变化的影响如何更是难以被充分预知。但另一方面，乌克兰经济、社会治理、民族等领域的沉疴痼疾依旧存在，无论是泽连斯基还是其他领导人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

首先，对乌克兰而言，经济停滞和周期性衰败已经是独立后的常态。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给出什么新颖的解决方案。上文所述的那些“简政放权”措施只是小修小补，即使这些修补也可能像以前一样不了了之。因而，乌克兰经济大概率会继续像过去一样，总体呈缓慢的、不稳定的增长，间或包括严重的危机、下跌。而经济结构的基础依旧以农业、传统重工业为主，在此之上漂浮着占比更大但缺乏稳定与质量的服务业。重工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象征着发达与进步，但如今却是经济没落的象征。虽然如军工、航天、机械制造等行业依旧散发着独特的光彩，但如果不能提高科技含量、增强竞争力，最终也必然“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泽连斯基放缓乌克兰融入欧洲的步伐，来自欧盟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资金援助会更稀薄。如果没有外部资金和技术的挹注，乌克兰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转型的成功必然遥遥无期。

其次，乌克兰人对腐败、寡头干政、官商勾结深恶痛绝，对曾在虚构的影像故事中“反腐打寡”的泽连斯基抱有很高期待，希望他改变乌克兰贪腐横行、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打击寡头。但现实不是电视剧，泽连斯基在电视剧《人民公仆》中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在现实实践。影视作品中主人公可以大刀阔斧的整治吏治，因为编剧可以随意编排剧情以取悦观众。但现实中，泽连斯基反而更要依赖腐败但庞大的官僚体系，更可能取悦而不是打倒他们。即便清除了一批旧官僚，也只是为安插自己的亲信提供条件罢了。至于清除寡头，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他自己就是乌克兰最臭名昭著的寡头之一扶植的。即便“清除”了几个与“太上皇寡头”科罗莫伊斯基对立的寡头，也不过是寡头之间、政治人物之间的利益之争、“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

第三，持续了上百年的民族矛盾，及衍生出并相对独立的宗教问题，同样不会在中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乌克兰族与俄罗斯族、亲欧与亲俄民众之间的对立，以及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的隔阂、东正教会的分裂，都是由复杂而持久的历史与现实冲突、利益纷争造成，除非有极具领导力和伟大的政治家如曼德拉那样，才可能一定程度弥合分歧，达成和解，但也不可能根治冲突。而乌克兰中央政府没有打算实行联邦制，甚至拒绝承认俄罗斯语为官方语言之一，这让折中妥协也成了泡影。而如果选择亲俄，同意实行联邦制和俄语官方化，但俄罗斯继续插手乌内政，又会导致乌亲俄势力的分离主义基础更为牢固，势必让乌克兰陷入更大的险境，也会引发亲西方民众的反弹。泽连斯基对这些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的执政能力和经验并不高于此前任何一位乌克兰总统或总理。

第四，在对外关系方面，泽连斯基更难以被看好，且乌克兰外交政策将发生较大变化。他的前任波罗申科已与西方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并逐步推进融入欧洲的计划。但泽连斯基上任后，这一切都可能被推倒、改变。没有清晰的、有计划的、坚定的外交政策纲领，是泽连斯基相对于几位前领导人突出的缺点。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是最容易被操纵、引诱的。因此，即便泽连斯基真的为乌克兰好，他也不可能比波罗申科、亚采纽克等人做得好，相反一定更差。他的当选就注定了乌克兰自2014年以来试图加入欧盟、融入欧洲主流的努力夭折或停滞。只要乌克兰无法像2014-2018年那样有序的融入西方，普京就有隙可乘，将乌克兰拉入其对欧战略轨道。此外，亲近普京、对人权问题无感的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乌克兰也基本丧失了美国的实质支持，这更利于普京的对乌战略。而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则相对简单，在泽连斯基任上应该不会有重大变化。对乌克兰而言，与俄罗斯、欧盟、美国三个政治实体的关系最重要，也最棘手。

总之，我认为泽连斯基当政后的乌克兰，总体上（尤其在外交、国防、政治改革领域）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远大于变好。

但乌克兰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失败之国”了吗？并不是的。乌克兰有着广袤的国土，是除俄罗斯外欧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领土全在欧洲的欧第一大国），面积是德国的1.6倍、英国的2.4倍，且国土几乎均为平原，河网密布，资源丰富，适于生活和生产。它也有4200多万人口，是东欧第一人口大国。领土和人口是构成主权国家的两大基本要件，而乌克兰在这两方面都名列全欧前茅，在世界上也排名靠前。这就意味着乌克兰的经济潜力巨大，不仅劳动力丰富，更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若能实现经济腾飞，将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虽然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人口常年呈负增长，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净流出严重，但如果经济扭转，人口流出自然会得到遏制，甚至恢复至解体时的5000万人口。反之，如果乌克兰经济继续衰退、社会治理与民族矛盾继续恶化，人口将继续下降。据地图资讯网站“FactsMaps”估计，2050年的乌克兰可能只有约1780万人。从长期看，乌克兰的未来是经济、社会、人口的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事在人为，现在没有明确答案。

此外，乌克兰的经济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其机械制造、钢铁、航空航天、工矿开采与加工、汽车与船舶制造等行业均处于世界前列。只是由于世界经济日益高科技化、信息化，而乌克兰以上的行业不仅本身性质就是传统重工业，而且没有进行技术和产品升级，导致相对没落。但就其工业潜力、体量，是有重塑和腾飞的基础的。这一点上，乌克兰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类似，均是工业体系健全但产品品质较差、缺乏技术含量。它既是致命缺点，又有变革的基础。中国在数十年间将毛时代的低质量工业转型为与国际接轨的新型工业体系，乌克兰为什么就不可能呢？何况当今乌克兰的工业技术含量并不低，起点要高于当年的中国。如果经济能得到根本改善、国家收入与国民所得都能大幅提高，乌克兰的社会矛盾自然就会很大缓解，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会提高，就有了充分抗击外部压力的物质基础。而动用国家力量强制促进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教育以提供优秀人才，是挽救经济衰败、实现快速发展的两个关键突破点。

关于民族冲突、教会分裂、对外关系，乌克兰各方及国外力量如果真心希望和平，就要懂得相互妥协，将心比心，努力达成一个符合各方最基本利益、满足“最大公约数”的和平与共存框架。同为斯拉夫人且历史上曾亲如兄弟、共御外侮的乌俄两大民族，应该互谅、团结，共同反对腐败、专权的统治阶级，而不是变成美俄帝国竞争的工具。当然，现实的利益冲突下，这一切很难迅速实现。但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且事在人为，俄乌对立不应也不会是永久的。此外，乌克兰需要警惕俄美双方的霸权主义与不良企图，更多选择与欧盟接触，才是拓展国际关系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较佳外交策略。此外，无论谁掌握了权力，都应该兼顾不同民族、群体的利益，妥善、公平的解决历史遗留和现实问题，而不应该在双方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偏帮一方、制造民族歧视与压迫。

而在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打击寡头与腐败方面，乌克兰人也是有选择的。如果乌克兰人民能够真正向西欧、中欧学习，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努力参与政治与公民运动、肩负其作为公民的责任，这些痼疾并非不能被铲除或部分解决。而政治人物也应该减少私斗，勇于为公而战，履行作为从政者的基本责任。另外，政治多元化也是乌克兰政治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前提。如今乌克兰与邻国俄罗斯、波兰等类似，均为右翼轮流掌控政府并占据议会大多数议席，左翼政党被边缘化。这种意识形态保守化、单一化政局不利于政治革新、政党良性竞争、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如果有以促进社会公正、对抗寡头与反对依附主义、推动进步与平权的左翼政党崛起，将会为乌克兰带来转机，更是有利于劳工阶层、妇女儿童、LGBT群体等较弱势社群权利的维护和拓展。但这一切需要乌克兰政界人士、社会活动家、学者、新闻工作者、普通工农和职员等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指望泽连斯基或任何人做“救世主”，一切还要靠乌克兰人民自己的觉醒与抗争。“橙色革命”和2013-2014年的游行乃至“革命”已经证明了乌克兰人的勇气、与强权抗争的行动力与精神。但未来，乌克兰需要更多建设性的变革。有“破”固然重要，有“立”更为关键。

总之，从中短期看，乌克兰的内忧外患难以得到解决，甚至泽连斯基上台后还有更趋复杂的境况。但从长期、更远的未来而言，乌克兰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广阔的社会发展前景，只是需要乌克兰人民持久的努力与斗争。前路漫漫、世事艰辛，对于乌克兰国家、民族、每个国民，均是如此。但愿这个既曾有过辉煌文明史、又饱经磨难的民族，终有一天实现真正的自强、自由、自主，每个国民都能生活在文明、和平与繁荣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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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百科：英文、中文、乌克兰语、俄语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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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1完稿

《中国战略分析》第12期   2019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