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威廉 : 中国崛起的模式及民主转型的土壤 ——由李伟东先生和冯崇义教授关于 如何看待中国以及民主转型的争论谈起
看到两位先生的激烈争论，觉得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点到了现阶段有关中国政局的现状。我想随着他们的思路补充几点看法。
- 什么是中国模式？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当时邓小平做的就是一件事，把模式改了，事实上就是政治体制没变，经济制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然后第二点，他把两个权利都扩充，第一是人权，以前你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由择业，不能自由创新，这些都放松了，实际上这种权利是人权，放松了。还有产权放松了，尤其私有财产。这两个权利的放松，就改变了体制，所有制结构也改变了。但是另外一个限制他并没有改，就是中央集权。权力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上层，权力之间相互不制衡。邓就改了上面一个，结果就形成了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用一句话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市场管制经济，我们又叫做权控经济。
中国的经济模式可以看成四个战略的系统组合，这里我引用北大经济学院王建国教授的话来展开论述：“第一就是价值承诺，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必须对国民有一个价值承诺，这也是从商业模式借过来的。第二，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对他的国民制度定位，必须给制度有一个定位。第三，就是财富创造战略怎么满足他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GDP的创造战略。第四，就是财富分配战略，实际上就是GDP的分配问题。”
- 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
以上这四个战略的组合构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不是战略，而是这四个战略的组合，并且是由一系列的活动系统，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构成的，这是一个定义。下面从四个方面看中国模式：第一，价值承诺。中共对老百姓的承诺，其实跟西方没有多大区别。中共承诺人权平等，产权受到保护，全心全意地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动听的承诺。第二，中国模式的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权和产权，可事实上人权产权在一个极权制、司法不独立、新闻封闭的国家里，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保护，而且不同程度上人权产权遭到严重摧残。第三，权力限制问题，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哪里？来自上层还是下层？实际上谁制定的法规，它就是为谁服务的。第四，权力之间制衡的问题，实际上在一党专政下分成不同的山头，一切重大的决策过程就是平衡各个山头的势力的过程。这四个定位就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约束，要一个模式必须有制度约束。中国后面的财富创造战略和财富分配战略，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实行的。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模式，加上国家机构管理部门与企业必须迎合这种制度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的机制及财富分配战略，这在很多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制度不允许这么做，谁想学也学不到。这就是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制度定位，实际上第一，有特权，无人权，宪法界定也不清楚。第二，产权界定不清楚，也没有保护。第三，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层而不是下层。第四，权力不制衡。这种制度定位给中国的第三大战略即财富创造战略组合创造了条件，它有几个特点，主要是政府投资拉动需求，需求拉动主要靠投资。政府通过高税收，把财富集中到国家手上，然后用财政投资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这种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前面的制度基础是不可能的，凭什么收老百姓这么高的税？老百姓无选举权，无人代表，无发言权，权贵们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有政府投资发展战略。除了投资拉动，就是出口拉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出口拉动在经济成长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最低工资，低福利。有一句话很说明问题“人工是最便宜的”。工会姓党，是摆设。如果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西方国家都要示威游行的，中国不可以游行。加上有选择的出口补贴与退税及汇率操纵，中国就是这样跟世人竞争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拉动，第一是投资拉动，第二是出口拉动。第三则是城市化（房地产业），城市飞速扩张，实际上就是把农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户区进行改造，如果没有这些前提，中国模式是走不通的。
还有财富的分配战略，政府给民众承诺了，一般来说要翻几番，达到小康水平等等，中国财富分配是这么一个战略：国家的投资占了GDP的24%左右(不是最新的数据），加上社会资本，大约有60%左右的GDP（不是最新数据）被政府和国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给所有的民营企业和老百姓，中国内需的疲弱就是这样出来的。这种分配制度使政府能够拉动大部分投资，政府拉动的部分通过其他途径又转化成全国资本，所以按照这个道理财富收到国家，由国家投资，可以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如果这些资本从国家流到权贵手上，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化成权贵资本主义，那就是用权贵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变成权贵，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财富，普通老百姓赚的很少，中国极少数人占了中国极大部分人的财富，这个不需要统计数字了。
上述四大战略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要素。
- 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
前面讲到中国的经济是定位在权力控制下的经济，中央集权的权控经济导致了所有的生产要素，所有商品和资源进入市场之前，必须要受到集权的批准。如果没有权力允许你是进不了市场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管制，不管你是要拉项目还是做别的，都需要进行批准，都有管制，如此造成了官员的贪污，权钱交易是中国模式的第一规律，它的价格配置资源是第二规律，第一规律就是贿赂价格配置资源，谁的贿赂价格高就流向哪里。这个权钱交易的模式使得有权力的权贵得到巨大的财富，还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财富，贪官也得到财富。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就变成权贵资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国就从国家资本主义转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第一个矛盾。
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动力，它造成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抢，福利低，环境差，权贵剥夺了老百姓的财富，还剥夺了环境财富，现在气是毒的，水是毒的，喝水得肝癌，食品得什么癌，空气得肺癌，剥夺资源损害后代的财富，用生活质量来换大量的资本，而这个资本又通过权钱交易转变成权贵的资本，那么这个模式值不值？以巨大的成本获得这个财富，值不值得？老百姓允不允许你们这么做？可见这个模式早晚就会结束，它走不下去。
- 怎么改革, 如何转型？
不想经济改革，就回到国有计划经济去；真想经济改革就改到私有市场经济去。想在国有市场和私有计划经济中转圈圈搞特色，只可能是权钱权色交易、贪污腐化的结局。不想政改而只想经改，经改必改成体量大衣服小，要么撑破衣服成裸体，要么被小衣活活捆死。要么想改革死，要么想改革活，不能同时想死又想活。此为常识逻辑。在矛与盾之间恶性循环，永无出头之日。要改出头就必须改到普世之路上，首先用民主的方式制定一部宪法，把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制度化，即搞宪政民主制。一句话实现共产党在延安对全民和全世界的承诺：民主宪政共和，成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怎么改？放权，把控制资源的权力放到老百姓那里去，叫做返还民权，本来这个权力是老百姓的，你集中了，现在返还给老百姓，没有民权就没有民智，没有民智就没有民享。如果硬是不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革命，革命也都不想搞，那么只有走这个中国模式之路。
- 海外民运要的事
制定一部新宪法
有关具体的实行民主转型的道路，香港有基本法为原则50年不变的抗争目标，他们的行动也为国人树立了榜样。那么谁是民运人士？热爱并推动民主宪政的人都属民运人士。大陆宪政民主转型的现时代版宪法草案出台了吗？抗争需要一部成熟的宪法草案，在各党派各组织及个人广泛讨论成文的过程就使我们抗争的目标越来越明确。
支持香港与新疆
抓住目前形势，支持香港, 支持新疆。目前有国际大环境的支持，民运有相呼应的大举动吗？
民运人士的本职工作
概要地说，形式上不断地抓住国际上具有共识事件的时机，充分利用最新网络技术。海外民运人士应首先是所在国的民主力量的一份子，积极参加所在国的民主，博爱，环境保护等现时活动，具体主动推进该国的对中国外交政策，妥善地与该国的有关组织与部门协作，发挥在外的作用。应该积极地抓住时政的走向，发展相关的理论、投入相互启蒙，凝聚民众。
补充 1. 中国经济模式分析框架简要形式
这里引用北大王建国教授从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模式以来形成的一套分析框架和思路，我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轨迹和特有经济规律分析清楚。反之，如果照搬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和调控西方纯市场经济的套路分析和调控中国经济，则会缘木求鱼。
他说：“两个维度：所有制之国有，私有；资源配置之计划，市场。四个组合：国有计划；国有市场；私有计划；私有市场。”改开前为国有计划，78年后由两个方向开始市场经济改开：1、通过允许私有+计划管制进入市场经济，产生权控经济下的先由贿赂价格配置资源，再由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二重资源配置规律；2、允许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完成计划经济任务之外的部分进入市场经济，及后来允许亏损国企私有化，产生贱卖贵买流失国有资产的规律；3、随着改开深入，缺乏权力制衡制约的税费、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海外上市，成为权贵、贪官和奸商聚敛财富超级圈钱的角斗场（如股市、房地产、金融寡头、税收、财政投资项目、资本、赃款和人才外流等）。
1+2+3使计划经济转变为权控市场经济，产生权钱、权色、权权交易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巨富的权贵、贪官和奸商阶级和赤贫的底层阶级加速固化，社会加速向两级分化撕裂。......中国经济模式告别了纯粹的国有计划经济，但又进不了私有市场经济，而在国有市场和私有计划经济的权控市场经济漩涡中打转，政治权控与市场经济产生权钱交易，与市场逻辑相悖，相互绊脚，走不出一条清亮光明之路，这是改开的核心和终极矛盾。
补充 2. 贪腐是中国经济模式的动力及权贵集团主要利益分配方式之一
我们要承认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产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成果是靠贪腐驱动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也是中国模式不能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贪腐属于相对受益最小的一种利益分配方式。权贵集团利益分配主要方式有五种：权力世袭，资源家族化，国有资产流转入权贵家族，福利等级（以级别享受福利），贪腐。前面四种方式都比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对社会危害也更为酷烈。可见极权体制就是为权力阶层服务的。这只是语言的总结形式，了解中国政局的人们脑子里对此都有一幅画。
补充 3.民主转型的土壤
第一，中国文明最大的缺陷: 文明包括宗教信仰和科学。中国文明中的科学部分几乎完全西化，中国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也被资本主义的私产民主自由博爱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充斥。所谓儒家文化，除了某些习惯，其理念已基本消失。中西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西方文明与儒教文明的冲突，而是两种对立的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内部的冲突。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已基本西化，尤其是从90后开始，已基本全盘西化。中国文明还有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超强的融合、同化和顽固性能，很难与其他文明对立起来，但也很难被其他文明真正同化。现在只差把基督教与儒释道合流产生新禅宗了。中国文明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超脱现世的宗教信仰，信佛不过为了求财求权求寿，产生不了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只有对功名利禄的现实追求。
第二，中国文化基因的根本缺失: 1. 没有虔诚宗教信仰，唯权力金钱，外来信仰成为追求权钱的工具和牌坊；2. 缺乏自然权利观念，没有对人生来权利平等和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自觉；3. 缺乏对人性自利的认知，即人人自利，没有圣人。由此导致权力不制衡的极权和专制制度的产生与有恃无恐，并对其容忍认可。
第三，极权制度下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需要仁人志士！一个制度压迫所有人，但谁出头谁就先遭殃。个人理性驱动人人只顾自己，谁都不敢出头，苟且偷生，轮到自己头上才后悔莫及，结果个人理性常常导致集体非理性，任由坏制度作恶。民主宪政制度是人人自利社会得益设计，但建立这个理性制度(宪政民主)，必须要有人为建立集体理性牺牲个人理性。我们称这些人为仁人志士！
以上是我在中国民主转型的岩石上的一滴水珠。
张威廉系旅德独立学者
《中国战略分析》第12期 2019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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