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苏联解体前后以来，保守主义在俄罗斯成为一个流行语词。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保守主义浪潮吸引了俄罗斯学界的高度关注，从而引发了对俄罗斯保守主义的追根溯源。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俄罗斯保守主义企图在矫正自由主义的极端发展上拥有一席话语权力。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俄罗斯传统保守主义理念零星地散落在各个政党的党纲中；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中派主义的逐渐壮大，保守主义在俄罗斯有了较为稳固的托身之处，并在普京执政后逐步官方意识形态化。保守主义的复兴与发展既是俄罗斯社会对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 被动反应，也是对俄罗斯国家历史定位和发展模式的再反思。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与俄罗斯传统保守主义有一脉相承之处，经过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塑造，它对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何谓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在俄罗斯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它的“时髦”同时显示了内在涵义的深刻分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几乎所有的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俄罗斯传统保守主义成分，用以阐释自己政见、纲领的部分或全部基础。许多政党自称保守主义政党，不仅中派如此，右翼与左翼也是如此。这里有必要先辨析一下，何谓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有许多版本，“保守主义者们相互之间在基本价值上也存在着分歧”，因此许多保守主义著作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常常强调一种特定的版本，并冠以限定的修饰语。在具体的论述中，保守主义在时段上有古典保守主义、现代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分；在地域上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东方等国别地区之分；在领域上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范围之分。在保守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之前，它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需要捍卫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传统。不同的传统和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精 神结构则显示出各种保守主义的不同风格。

按照保守主义论者的看法，保守主义来源于人类的本能和自然态度，“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相应的对经验而不是对理论论证的信赖”。因此，作为经验积累而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制度安排以及前人的智慧等就成为后世继承的传统。从经验出发，保守主义与理性和科学相对立，在变革面前，它往往诉诸传统。这种保守主义被曼海姆称为“自然保守主义”，也即韦伯的“传统主义”。而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哲学和强大的政治思潮，“保守主义”始于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反动，兴盛于对法国大革命摧毁传统制度 的反思。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在1790年阐发了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信念，其《法国革命论》一书的出版被视为保守主义的诞生。与后来以正统主义为代表的法国保守主义、以浪漫主义为标志的德国保守主义相区别，以柏克为代表的英国保守主义所捍卫的那些价值、信念和原则被视为保守主义的经典版本，也成为20世纪新保守主义兴起的基础。柏克代表的古典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是英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经过时间检验的正当秩序。他说：“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们宪法的一贯政策都是要申明并肯 定，我们的自由乃是我们得自我们祖辈的一项遗产，而且是要传给我们的后代的。”正是这样的传统赋予了柏克的保守主义基础。在政治上，柏克倡导个人自由，反对中央集权，维护宪政；经济上，他信奉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维护财产权；精神上他坚持信仰自由，主张宗教宽容。可见，柏克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守旧者。

如果以英国古典保守主义作为基准，那么许多其他版本的保守主义都不成其为保守主义。对于一些没有自由传统而只有专制传统的国家，其保守者往往以保守专制传统及其文化为归依。所以一些学者将保守主义和保守派划分开来，认为保守派与保守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它们的根本分野是“对自由的态度”，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主张对传统作必要的、有利于自由的变革，因此“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经典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俄罗斯的一些学者也类似地强调这种“保守主义”和“一般保守”的区分。对于以自由主义为保守对象的保守主义来说，自由主义中的“有限政治”是其最主要的内容，因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为保守主义所下的定义是：“保守主义是以维护有限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

以上述保守对象为参照，显而易见，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是一个特定的版本。在分析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时候，有必要回顾并了解俄罗斯曾经有过的保守主义传统。

历史遗产： 俄罗斯传统保守主义

在分析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并与西方进行比较的时候，俄罗斯人往往抱怨自己缺乏“连续性”，每次“对俄罗斯社会的急切和全面的改造都是极端摧毁过去的结果”，因此俄罗斯人“习惯于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在纵横交错的十字路口边，徒劳无益地苦闷徘徊”。而俄罗斯保守主义正是在面临巨大变革、发生历史断裂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的，它们既是对激烈变革的抗拒，也是对“传统”和“现代化”之间复杂关系的反思，同时还是对国家发展模式的探寻。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俄罗斯保守主义在18—19世纪之交显示了雏形，并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期间形成了第一次保守主义思潮，随后在整个19世纪发展成为具有“俄罗斯特点”的保守主义。第二次保守主义思潮产生于19—20世纪之交，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逐渐式微，并在苏联时期基本中断。第三次保守主义思潮则产生于20～21世纪之交，是为所谓的“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它是传统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复兴。

俄罗斯保守主义的萌芽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它是结合了以农奴制为特征的中世纪观念和西欧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保守色彩的传统主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欧国家的差距已进一步拉大，农奴制得到加强，等级君主制被绝对君主制取代。俄罗斯传统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东正教“第三罗马”思想、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理念始终保持着延续。另一方面，18世纪西欧兴起的启蒙运动在政治、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冲击着旧制度，并且逐渐扩散到俄国，对俄国上层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用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辞藻包装了她的政治主张，并没改变绝对君主制的实质内涵，但俄罗斯上层贵族出现了以捍卫贵族权益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谢尔巴托夫基本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拥护君主制，但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俄国古老的贵族等级制度是国家的支柱，极力主张贵族直接参政，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谢尔巴托夫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著作比柏克写作更早，但当时并没有发表，他的一些观点对后来的保守主义者有所影响。

俄罗斯第一次保守主义思潮出现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针对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政策，俄罗斯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保守主义思潮。以卡拉姆津等人为代表的专制保守主义主张绝对君主制，认为俄罗斯在国家权力统一时才能强大，“君主是活的法律”，“在他的身上汇集了所有的权力”；俄罗斯不需要自由主义改革，只需要“家长制权力”和“美德”。以罗斯托普钦为代表的民族保守主义强烈反对法国的所有东西，将其视为自由主义和革命的代名词。以大祭司佛季和都主教普拉东为代表的东正教会保守主义，无条件地支持君主权力，只要君主权力不损害“信仰的纯洁性”。以鲁尼奇等人为代表的共济会保守主义反对革命、反对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对社会生活和情绪进行控制；同时主张俄罗斯担负起拯救被理性主义腐蚀了的欧洲的使命，重新塑造人类。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所带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它以维系现存制度为名，固守已经定型的绝对君主制。受其影响，亚历山大一世的内外政策后来也逐渐趋向保守。19世纪中期乌瓦洛夫、波戈金和费舍尔等人总结和发展了亚历山大时期的保守主义，使其更为系统化。1832年乌瓦洛夫提出“专制主义、东正教和人民性”三原则，将宗教理想、君主制原则、君主和人民在东正教下的统一宣扬为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他们认为，专制君主制是国家管理的一种特殊类型，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历史特性。政府被视为秩序、道德、社会关怀、大众教育和文化的源泉，没有国家秩序只能产生“混乱”。

19世纪中期，在探索传统与现实、俄国与西方等问题上，作为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最为引人注目，它深刻影响了此后俄国社会思想的走向，并促进了“俄罗斯思想”的形成。

在传统与现实的问题上，斯拉夫主义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在“西化派”的眼里，彼得改革前的俄罗斯传统村社制是僵化个人创造性、阻碍法制化社会发展的旧制度；但对斯拉夫主义者来说，村社制则是一种符合俄罗斯国情、集中体现俄罗斯民族文化特点的制度。村社不仅是俄罗斯农民创造物质财富的赖以立身之地，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共同体。在这里，社民按照世代相传的村社原则自我管理，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洋溢着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被霍米雅科夫称为“聚合性”的原则将东正教的精神世界与村社的物质世界连接起来。因此所有的斯拉夫主义者都坚决反对当时俄国的农奴制，主张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斯拉夫主义者的村社观是对俄国现代化的激烈反应，是对被变革摧毁的传统价值的缅怀。

其次，在俄国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斯拉夫主义是坚定的本土主义。他们在确立俄罗斯自身发展道路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时，“第一个使用‘西方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非我族类’，作为议定本土文化时的一个相对照的反面存在”。俄罗斯作为一个精神实体与西方的物质文明世界包含着内在的对立元素：精神与物质、道德与法制、宗教与理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等等。这种二元对立为斯拉夫主义者建立了精神和道德上的优越性。从文明形态论调出发，他们认为，西欧之后，“轮到俄罗斯了，它将把握欧洲文明的各个方面并将称为欧洲的领袖”。这种论调与俄罗斯东正教“第三罗马”理论交相混杂，成为俄罗斯的精神传统。但是国家的落后和物质的匮乏往往将这种道德优势转化为对西方文明的敌视，从而树立了反西方主义的观念。

俄罗斯第二次保守主义思潮出现在19～20世纪之交。这次以政治保守主义和政府保守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潮是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大改革的直接后果，随着20世纪初帝国的崩溃而成为俄罗斯传统保守主义的绝响。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以解放农奴为标志的自由改革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1881年他的遇刺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的分裂，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彻底走向保守。面临国内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君主制的终结，波别多诺斯采夫、列昂季耶夫、吉霍米洛夫等捍卫君主制的保守主义者，对一些与时势相关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君主制一直是俄罗斯保守主义捍卫的对象，但在19～20世纪之交已面临重大危机。波别多诺斯采夫、吉霍米洛夫等发挥乌瓦洛夫三原则，为俄罗斯君主制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如果脱离东正教理念则无法探究俄国“专制主义”的本质。专制主义的本质首先在于君主个人对上帝的重大责任、为国家作出的牺牲，因为 “专制者”的权力“不是特权，不是人类权力的简单集中，而是沉重的责任、伟大的服务、人类忘我的顶峰，是十字架，而不是享受”，因此不能对它加以限制，否则就是逃避良心和上帝。但是他们陷入一个矛盾，因为君主并非都是圣贤，都能担当起这个神圣职责。通过理想的君主来维系君主制在世纪之交已难以为继。1911年新斯拉夫主义者帕斯哈洛夫写道：“我们已经逐渐习惯鄙视政府，察觉到它的无能与无力。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在革命冲击现有制度的关键时刻，我会挺身捍卫吗?不能。我们可能置身一旁，只能寄望天意的垂顾。”二月革命之后，甚至最极端的保皇分子普里什科维奇都感到绝望：“我怎么去致力恢复君主制，如果我心目中甚至都没有那样一个人的话。说说这些人吧，尼古拉二世?疾病缠身的阿列克谢太子?世界上我最痛恨的那个女人(皇后)?我作为保皇分子的所有悲剧就在于，我看不到哪个人能把俄罗斯领人平静的港湾。”20世纪初的君主制保守分子放弃了恢复君主制的努力，对于制度的怀疑促使他们寻找作为非制度因素的“强人”。二月革命后他们寄希望于科尔尼洛夫，十月革命后寄希望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最后他们又看好斯大林。一位保守分子预言，俄罗斯不可避 免地出现一位“强人”领袖，他的意志是红色的，事业是白色的，信念是民族主义的。列昂季耶夫则构想了“保守的社会主义”。早在专制主义崩溃之前他就觉得，生长于俄国土壤上的社会主义，其历史使命应该是在新的外壳中复兴帝国和反西方传统的内核。

等级制是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保守主义者认为，应该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确定对他的要求，地位越高的人，责任越大。但保守主义者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寻找保守王权的社会基础时却存在分歧。列昂季耶夫认为等级制十倍稳固于无等级制，贵族是帝国的精英，是保守王权的基础。而波别多诺斯采夫对贵族却相当悲观，认为上层贵族已经被欧洲思想所浸润，愈来愈成为政权的反对者；对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最忠诚的却是那些“愚昧的”农民，只有他们才是王权的最可靠的支柱。但是他所持的理念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只主张系统地培养统治精英以巩固王权，而不能实行全民教育。治理国家是精英的事情，普通人民不能参与，农村教育只是要保证农家子弟成为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守卫者，而不能让他们觊觎别的社会地位[。保守主义者强调这种把等级制、权利和宗教连为一体的“人民保守主义”，其实就是让人民疏离政治，在人民和那些“破坏性的思想”之间设一道防火墙。从这种观点出发，世纪之交的保守主义者反对斯托雷平的农业改革。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也企图将无产阶级纳入到现行的等级制度中。一些保守主义分子如吉霍米洛夫则勾结政府机关，尝试建立工人保皇组织。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保守主义者严厉批判自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版本的社会进步，认为技术进步和物质繁荣是以社会的精神堕落为代价的。这在列昂季耶夫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反对“两种虚假的欧洲原则”：一是反对科 技全能性的功利主义倾向，而代之以怀疑的甚至悲观的态度；二是反对对社会进步作自由主义的理解，而代之以“儿童世界观”哲学，这种哲学教育人们，那些伟大、高尚的东西不是通过普遍的自由和平等塑造出来的，而是在某种无上和神圣的权力与之联系的环境下塑造出来的。因此，对待进步要持悲观态度，不能加以信仰。

历史上的俄罗斯保守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在俄罗斯本土基本中断，一些侨居国外的旧俄保守主义者则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欧亚主义者，还有像伊利因这样在当今俄罗斯备受关注的思想家。保守主 义在当代俄罗斯重新兴起不是一个偶尔现象，而是像俄罗斯既往的历史一样，是剧烈变革和历史断裂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的再造： 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与急剧的社会转型相伴生，俄罗斯保守主义开始复兴，并且力求从传统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基础。经历了狂飙猛进的自由主义改革后，将其视为对立面的保守主义观点在当代俄罗斯政治中十分盛行。但是不论精英还是民众，对保守主义的认识比较混乱。“统一俄罗斯”党的一位党员，脱口说出一句“经典”之语：“我们，毫无疑问是保守主义者，但还不知道它是何 物?”2001年9月，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就“政治保守主义”这个主题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第一，大部分俄罗斯人对作为一套政治思想的保守主义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所有政党都被列为保守主义政党。第二，苏联时代对“保守主义”的界定影响了许多人的看法：保守主义“拥护旧体制、捍卫旧秩序并以复辟为己任”，同时“在政治生活、科学艺术等方面敌视新的、先进的东西”。出于这种理解，很多人认为俄共是保守党，而久加诺夫的支持者则认为“右翼力量联盟”是最保守的政党；一些人认为普京是保守主义 者，因为他恢复了苏联国旗和国歌。第三，对于保守主义内涵的认识，显示很多人的理解出于传统主义态度，“传统主义行为大多只是反应性行为，而保守主义行为则是具有意义取向的行为”。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嵌入的、动态变化的结构复合体”以及“某一特定事情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总的心理一精神结构复合体的一部分”，保守主义的发展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反应”向“意义”发展的塑造过程。在激烈社会转型中渴望稳定的自然保守态度经过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的引导和塑造，逐渐转化为具体化的价值取向，而 民众对保守主义的认知及其价值的认同也产生了明确的分化。

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类型

虽然至今对保守主义存在分歧，但俄罗斯学界基本认定，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与西方经典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根植于它的独特历史传统。从各种政治力量对传统的态度看，俄罗斯保守主义者有三种趋向：回归自由主义传统、回归苏联传统、回归十月革命前帝俄的传统。尽管某些保守主义所强调的价值不限于一种传统，但根据主要取向还是可以划为三种主要类型。

在当代俄罗斯政治中，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以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原则作为保守对象，其对立面是随苏联解体而崩溃的社会主义以及俄罗斯政治中日益固化的威权主义；二是在外在的气质上表现为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西方保守主义的当代发展是“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30]，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当前的俄罗斯。激进和保守已经因时变化，走向了它们各自的反面。

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的主要代表力量是“右翼力量联盟”。它极端否定国家的作用，推崇自由主义的激进改革。激进主义是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鲜明特色，但自由主义在俄罗斯从没有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的激进改革使自由主义者声名狼藉，当他们诉诸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传统时，心里不免底气不足。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虽然自由主义思潮曾有过强劲的发展，而且自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以来，亚历山大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也实行过自由主义政策，但自由主义的根基始终非常脆弱。由于绝对君主政体性质，俄罗斯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是由作为最高权力的沙皇来推动的。自由主义主张多元化，希望建立公民社会，但是“只要没有君主全力支持，他们简直一筹莫展，因为俄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能提供一种自主独立的权力基础”。俄罗斯历史上的那些自由主义改革人物，如斯佩兰斯基、维特、斯托雷平，甚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是悲剧性的人物。恰达耶夫被视为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但是由于他受约瑟夫·德·梅斯特的影响，推崇天主教和西欧，因此被称为“‘俄罗斯族的法国保守主义者’，而不是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叶利钦时代的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框架，但改革者们不仅要依赖最高权力，而且在改革失利之后基本上丧失了社会基础；它本来就没有中产阶级这个保守自由主义的支柱，在改革过程中也没有建立起来。

随着自由主义力量在俄罗斯政坛的边缘化，激进自由主义者逐渐改变了策略，努力消除自身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成分。2001年，亚辛在阐释“右翼力量联盟”的价值基础时强调，最重要的是“建成一个高效、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为此需要节制和保守主义，那么我们正是那个保护这些价值的政党”。2008年11月“右翼力量联盟”自动解散，分化组合成“右翼事业”党。该党重组的一个内在驱动力是如何适应俄罗斯当前社会政治的变化，整合政治精英中的自由主义分子，依靠政府中自由主义力量，推动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发展。因此它被称为“政府自由派政党”[34]。基于上面提到的因素，其发展估计也不会顺利。一个可以参照的现象是，早在2005年春，“统一俄罗斯”党内各派别也曾就保守主义究竟以“自由主义”为方向还是以“社会取向”为方针展开过“党内大讨论”，结果2006年年初讨论停止，“社会保守主义”成为党的正式方针。这个方针确定的重要考虑是社会基础问题。

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结合起来的“自由保守主义”是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他们往往追溯到契切林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和司徒卢威的“自由的保守主义”，将国家理念与自由主义勾连起来，并认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应该是最亲近的同盟者。

它是苏联精神遗产的“继承者”和“守护者”，其主要代表是俄罗斯共产党。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 始，俄共就越来越被视为保守党。苏联解体后，俄共虽然因时变化，在纲领中掺加了某些自由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的成分，但它与苏共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承认自己是苏共和俄共的“思想继承者”。虽然夺取政权、重建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自1993年俄共重建以来一直就没有改变，但是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当代社会主义基本上被迫处于守势，由一贯坚持的“历史先锋队”立场蜕变为保护福利制度这一更为温和的任务。激进成分即“革命”色彩在苏维埃体制固化的时候就已经消弭，当今苏维埃保守主义只不过延续了这一特点。它的对立面与其说是激进主义，不如说是自由主义以及由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全球化，正是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使得苏联式的“现实社会主义”无法固守自己的阵地。

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苏维埃保守主义除了以传统的“苏维埃体制”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外，大量启用了帝俄时代的“传统”，以适应当代社会 对“历史连续性”需求的心理趋向。苏联距当代俄罗斯时间最近，“对当代俄罗斯来说，苏联的传统是现实的传统，不管在政治上、社会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俄共的一些意识形态者认为，十月革命前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已经断裂，经历了70多年后，无法以那时的保守主义模板来重构俄罗斯新保守主义，而苏维埃保守主义则可以成为连接现实与传统的桥梁。为此，俄共进行了许多“传统的挖掘”，例如，纲领宣称，“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继承者”；“‘俄罗斯思想’实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与教会结盟是时代 的要求和国家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等等。虽然苏维埃体制中包含了一些传统内容，如在革命前重分村社的原则基础之上，在许多领域内复苏了村社体制等，但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当代俄罗斯，苏维埃保守主义只是一种幻象，它不可能保证由社会主义价值转变到传统民族国家和宗教的价值上；俄共在这10多年中实际上毫无创见，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形式。

另外，苏维埃保守主义并非为俄共一家所垄断。由于苏联时期的强国形象以及在国际上的超级大国地位契合了俄罗斯的帝国传统，许多其他 党派，如“统一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俄罗斯人民党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吸收了苏维埃保守主义成分。普京对苏联的态度、恢复苏联国旗和国歌的举动、经济上的国有化倾向以及因袭苏联时期“赶超战略”等就是明显的证明。

重新看待俄罗斯的历史、珍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是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目前俄罗斯传统价值的各个方面都被重新挖掘，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对待俄罗斯的传统也有侧重，但东正教始终是一个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在回归传统、“与历史和解”上走出了重要一步。1998年7月17日，在重新安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宗教仪式，叶利钦强调，这是“人民团结的象征，是共同赎罪的象征”，“在建设新俄罗斯的时候，必须依靠它的历史传统”。而2007年4月25日叶利钦的葬礼也以宗教国葬仪式举行，这是帝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以来的第一次。

作为与“神圣罗斯”相联系的历史载体，东正教会赋予了俄罗斯文化以灵魂的基督教理念，它是历代俄罗斯保守主义者都要捍卫的价值，并且是保守主义价值的“超世界”存在。在当代俄罗斯，各种“保守主义”社会政治力量都与东正教会保持一定的适应性合作。虽然教会声称对政治进程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但它还是积极介入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建设。自2000年教会发表《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理念原则》起，几年之中东正教会成为俄罗斯最有影响力量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莫斯科教区主教基里尔发表过大量申明，从教会传统的立场出发对当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进行批评，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如人权、宗教教育、家庭道德、人口、民族、全球化，等等。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尖锐政治危机时，全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当代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召集各主要政坛人物，寻求克服危机的办法。这也表明，尽管俄罗斯精英在政治观点上歧异很大，但他们承认教会的精神和道德权威，承认建设性的对话是走向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重建社会道德价值的同时，传统保守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将东正教与现代政治结合起来，塑造特殊的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如“记忆”之类的组织宣扬“阶层等级保守主义”，强调俄罗斯需要从传统制度中寻找根据，建立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政治制度。这种观点在具有威权倾向的地方行政长官那里很有市场，对他们来说，政党、分权之类的东西只能带来无休止、无意义的争吵。曾经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索尔仁尼琴也持这种看法。

2008年8月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对他的保守思想进行探讨甚至成为“统一俄罗斯”党的一个议题。该党最高主席团第一副秘书长安德烈·伊萨耶夫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就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意识形态，“统一俄罗斯”党就是“索尔仁尼琴所理解的那个保守主义政党”。索尔仁尼琴眼中的保守主义“致力于保守和捍卫那些在许多世纪中经过人民实践的美好、善良和理性的传统”。他早年抨击苏联政权，流亡美国时抨击西方世界，1994年回到俄罗斯后又抨击当局，并写下《坍塌的俄罗斯》等政论著作。1996年他在小说《在转折关头》中高度评价斯大林发动的“向未来的伟大奔跑”，以致西方认为他是个反复无常的怪人。其实，他的保守主义的最终价值都落在东正教上。一方面，他谴责苏联政权、反对西方、批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其本质在于他是个被东正教洗练出来的斯拉夫主义者。他对现代性的所有批评使他寄望于东正教的理念，他把“保存人民”看成是一个行得通的国家思想，其意不仅仅是扩大俄罗斯的人口以及保持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还要保存他们的纯洁精神。另一方面，东正教思想以及“莫斯科一第三罗马”理论赋予了他高傲的民族优越感，泛斯拉夫主义的浸润使他念念不忘重新建立“俄罗斯联盟”。他可以谴责独裁政权，批评民主制度，可以成为一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但“帝国”情怀使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向普京示好，附和威权体制，因为他在想望一个以传统为归依的强大的俄罗斯。

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化

2000年普京正式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之前，一些著名政治学者就预言，普京当选总统后会在短期内组建趋向保守主义价值的政权党；俄罗斯会很快出现一些堂堂正正的保守主义党派。一位学者在普京登台之际将俄罗斯当前的保守主义状况清理一番，认为随着新总统的上任，“寻找俄罗斯民族国家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这种寻找是在保守主义的畛域内进行的”。

普京在俄罗斯政坛的表现不是从思想开始的，而是以行动开始的。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普京以强力形象实践了他后来的部分价值：反对分离主义，捍卫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所谓的“俄罗斯新思想”，即《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表达的信条：爱国主义、强国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团结。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他在就任总统后实行被学者们称为“可控民主”的模式，建立并加强了垂直权力体系。为了应对西方对俄罗斯“民主回潮”的批评，2005年普京的僚属推出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主权民主”。

从“俄罗斯新思想”到“可控民主”，再到“主权民主”，可以清晰显现出普京塑造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趋向。普京曾经表示，不会再建立一个具体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中可以填充任何以传统价值为导向的内容，决定了它的适应性和变化性，它无须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就可以成为当局主导社会意识的航标。2008年11月，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十大上最终明确宣布将保守主义定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其常量是文化、精神、爱国主义和国家力量。纵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它显示了三个明确的特征：国家主义、反西方主义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传统主义。

普京从来没有放弃过“民主”的宣传，经常提到“言论自由”、“财产自由”等普世价值观。自2000年到2007年，他在每篇国情咨文中都念念不忘“民主”以及将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而2005年的国情咨文则对民主的“俄罗斯道路”进行了全面阐释和辩护，强调了建设民主不忘加强主权的任务：“将俄罗斯发展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任务”；“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建设民主、自由和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正是这些价值决定了我们加强俄罗斯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巩固它的主权”。这份报告被“可控民主”概念的提出者特列季亚科夫视为“普京政治哲学的形成”。事实上，普京在普世性价值和俄罗斯传统这两者之间更强调后者，他的国家主义观既是基于对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解，也是受到俄罗斯一些思想家如“国家学派”契切林和侨民保守主义思想家伊利因等人的影响，其主要宗旨就是强调俄罗斯的 特殊性在于：国家是一切秩序的源头，也是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际的政策操作上，对联邦制改革，将地方行政权力纳入垂直管理体系就是这种国家主义的外在体现。“国家主义”的矛盾之点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控制和民主自主发展的关系。亲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谢尔盖·马尔科夫认为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那就是：可以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的问题用民主来解决，不能通过民主解决的问题则用其他方法解决，比如威权方法。但是如何去界定哪些是可以用民主途径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可以用威权解决的问题?这种界定由谁来进行?那些可以通过民主途径来解决的问题当局用其他办法解决时怎么办?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困惑的现象是，在2007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2008年总统大选中，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和总统候选人梅德韦杰夫都拥有绝对多数的支持率，但是当局还是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对反对派进行打压。本来可以用民主来达到目的的事情，为什么要通过威权的手段?

反西方主义一直是俄罗斯传统中的一个主题，从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对立起，俄罗斯就已经与欧洲拉开了一条帷幕；从彼得时期的改革开始，对西方的抗拒就已经在俄罗斯的精神中埋下了世俗的种子；从斯拉夫主义独特的发展道路起，反西方主义已经成为思想体系。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全盘西化改革，只不过为后来反西方情绪的高涨提供了反弹的张力：它既是传统中反西方主义的延伸，也是现实俄罗斯社会情绪由希望到失落的映射。一方面，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对西化自由主义改革充满期待，在盖达尔“休克疗法”产生了不适反应后，俄罗斯社会大众仍然盼望它产生效力，在1993年4月的全民公决中一半以上的民众仍然信任总统、赞成总统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只是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社会对自由主义改革才完全失望。对西化 改革的失望逐渐转化为对西化道路和西方世界的失望。因此，普京重新选定的“俄罗斯独特道路”受到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俄罗斯消除了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后，西方并没有像它所承诺的那样给予足够的支持，而是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贬抑俄罗斯的影响力，损害俄罗斯的主权。南斯拉夫战争直接导致了世纪之交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高潮，俄罗斯各政治势力有意地引导这股情绪，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列为政党纲领中不变的条例。同时，经济实力的提高助长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底气，随着2005年“主权民主”的提 出，反西方主义的“国家观念”最终形成，并且在2007年达到高潮。在将民众的自发情绪塑造为观念的过程中，政治精英们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第一，顺应民众的民族民粹情绪，将反西方主义作为凝聚社会、动员社会力量的工具，使其作为国家认同的一种方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将其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巩固自己的社会支持度。第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以鲜明的敌我观念强化自己的立场，从而打击对手。从这点上看，就不难理解2007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后普京将反对派 斥为“西方走狗”的言论。最后，当局以反西方主义观点强化大众心理，俄罗斯不能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这也是当代俄罗斯反西方观念的核心所在。

以东正教为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社会规范在社会中确立，信仰东正教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列瓦达研究中心发布的《2008年社会舆论年度报告》中，2007年10月，信仰东正教的人数占69％，到2008年2月，人数增至70％。同时，民意调查显示，2008年俄罗斯十大重要事件中，居于首位的是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的去世，其次才是俄格南奥塞梯军事冲突和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对于东正教传统道德标准的态度，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30％的人认为应该在生活中遵守东正教的全部道德规范和原则，35％的人认为应该遵守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部分道德规范，14％的人认为现代的人们不需要遵守过时的东正教规范。作为填补当代俄罗斯意识形态真空的替代物，东正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引导，一些学者认为在俄罗斯这样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中也存在负面作用。

保守主义情境下的“俄罗斯民主发展模式”

如前所述，俄罗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化是普 京执政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主题。在整个社会趋于保守的情境下，如何推进社会政治进程、发展俄罗斯民主成为梅德韦杰夫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也就是他在首次国情咨文中所表示的，目前俄罗斯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些有关政党、选举、联邦、总统和议会等制度的具体改革建议。与之相呼应，2008年12月，作为梅德韦杰夫智囊团的当代发展研究院发布《民主：俄罗斯模式的发展》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俄罗斯民主发展模式”。撰写报告的专家公开声称，该报告是直接 为梅德韦杰夫准备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可能是梅德韦杰夫未来政治改革的理论支持。“模式”风格比较温和，排除了任何激进色彩；它所提倡的渐进革新，蕴含着对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反复论证过的主题重新进行思考，透露出俄罗斯政治发展中一些无奈的选择。

“模式”将民主发展置于现代化的视野之下，视其为现代化的“绝对命令”。与其他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相比，戈尔巴乔夫的现代化改革更为复杂，它同时启动了“三种过渡”，即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集权主义向民主体制的过渡、从以意识形态连结的多民族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作为这种过渡的延续，俄罗斯的现代化在民主发展方面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俄罗斯在一个独特的条件下层开现代化，与那些处于早期现代化水平的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它的任务是要克服国家的效率危机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落后现象，因此其现代化的本质是“开放”社会、建立市场经济。而10余年转型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关系并不坚固，制度建设远没完成。第二，民主化直接关涉到与欧洲的关系。俄罗斯在地理和文明上都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而欧洲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上对俄罗斯要求苛刻。不管如何，俄罗斯都必须考虑这个事实。在将部分中东欧国家纳入“民主共同体”之后，欧洲扶植独联体国家的亲西方力量，这对俄罗斯国内对民主的认知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俄罗斯当局必须考虑这种“内部需求”。第三，俄罗斯必须采取有效的管理模式。那种固化的动员模式存在太多的问题，普京重新建立起来的“垂直权力”体系也有很大的局限。威权模式虽然是后发现代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它同时兼具一些危险性，例如，封闭的政治、寄希望于威权领袖，会使现代化目标的一些合理化选择丧失掉；威权主义总是追求控制，不可避免地限制社会的主动性。

“模式”将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动力定位在最高权力的总统身上。这主要是基于对当前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评价。俄罗斯虽然实行了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但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以及国内的现实条件限制，超级总统权力是推动改革的不可替代的力量。1990年代俄罗斯社会和精英分裂严重，在2000年之前俄罗斯总统在议会中都不占有多数，如果要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必须赋予总统以压倒性的权力。与此同时，除总统之外，当代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性没有赋予其他机构以推动改革的能 力。国家杜马起着立法作用，其权力极其有限。俄罗斯政党发育程度低，除了俄共之外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虽然在国家和地方的立法机构中占据了多数，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精英内部协商机制，而不是一个反映社会利益的机制，它的“政权党”性质决定了它对执行权力有着巨大的依附性。同时各个政党之间没有共识，党际竞争常常受到人为遏制。

“模式”将总统作为民主发展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力，虽然是当前俄罗斯的现实选择，但包含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这要看总统的主观意愿。如果作为最高权力的总统不愿意推动民主的发 展，那一切提议付诸实施的可能性非常小。其次，要看总统的能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混乱固然有许多外在因素，但与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第三，要看民主发展的推动机制。目前俄罗斯官僚体制效率的低下已经严重阻碍了国家管理的有效性，执行机关的“垂直权力”体系有着先天的缺陷，如来自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社会的监督非常弱，执行权力专注于“集团利益”，民众持消极和悲观的态度。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每次现代化都是由最高权力来推动的，但都没有成功地延续下去，其中 最大的原因是最高权力和统治精英的关系。为了达到现代化目标，最高权力需要一个高效的统治精英阶层作为实施这些目标的工具，但统治精英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调整也就成为一个前置的条件。为了整合统治阶层以适应最高权力的目标取向，要么是最高权力对统治精英进行清洗，要么就是统治精英对最高权力实施政变。由于历史传统的延续，俄罗斯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摆脱这种影响。

“模式”在赋予最高权力以推动力的同时，对当前俄罗斯推动民主发展的社会力量进行了具体评估。对“民主同盟军”的社会学分析表明，俄罗斯社会中民主化的“积极”同盟者只占少数，大部分是消极同盟者。经历了激烈社会转轨所带来的混乱后，民众虽然期盼那种理想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但却害怕“民主”和“自由”重新带来动荡，这种心理营造了社会相对保守的气氛。在普通民众中，对推进民主有四种态度：一是民主的敌人。这类人主要信奉威权原则，对他们来说，“铁腕”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民主”意味着混乱无序。二是非民主的反对派，这类人主要是俄共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民主与苏维埃体制是同义词，而市场与民主和公平都不兼容。三是消极的民主者，他们主要是市场的支持者，总体上支持现行体制，但感觉目前俄罗斯社会的公开性、竞争性、言论集会自由、选举的诚实性等均有缺失。四是积极的民主派，即意识形态上的“西方自由派”。这类人数量很少，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基本上是“亚博卢”和“右翼力量联盟”的支持者。另外，精英层中对民主的态度也有差别。在上层精英，即行政官僚机构、政党机构、大公司即商业寡头那里，民主化根本得不到支持。大部分中层商业精英受到来自“上层的庇护”，对民主采取一种适应性的态度，他们希望经济环境稳定透明、“游戏规则”明晰清楚，不要干扰他们的商业活动以及保护他们的产权。民主化意愿最强烈的是中小商业者，他们需要有自己利益的政治代表，影响规则的制定。

“模式”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民主的基础在于建立一个支持民主化进程的大精英圈，同时寻求社会的支持。对于上层官僚以及亲政权商人，应该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责任，不能将国家竞争力下降、权力弊病固化以及社会政治压力增长等风险往后拖延。

对于民主价值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选择。报告中的分析显示，一半以上的人赞成“具有俄罗 斯民族特点的民主”，7％的人赞成西方式民主，而28％的人则认为，“俄罗斯不需要民主，只需要强力领袖”。对于民主的主要内容，大部分人认为是：民主自由首先是言论和出版自由；自由选举；保护人权、实行宪政；公民对权力进行监督，使权力更加透明。因此“模式”对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宗旨是，将民主的普世价值与民族独特价值结合起来，在不改变俄罗斯政治制度结构的情况下填充具体内容；将社会生活自由化和民主制度的改进作为“工具性”的任务，而非意识形态任务。具体目标则是加强大众传媒和司法权力的独立性，完善分权体系，促进公民社会制度的发展。

“俄罗斯民主发展模式”的出发点是促进国家在经济、政治、商业、社会生活中的创造力，但是在动力、社会基础和内容上都存在不确定的影响因素，实施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为了使“模式”更容易得到上层精英的支持，它基本维护了现行体制的框架，只是在细节上进行调整。这个“模式”又隐含着同时作为“自由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的梅德韦杰夫的影子，他的作为到底能有多大，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在威权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有效的政绩上，政绩上的失败往往不仅使领导人难辞其咎，而且还会使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从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也许可以更好地考察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保守主义的诱惑

通过以上对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梳理以及对当代“俄罗斯民主发展模式”的考察，可以粗略地进行几点评价。首先，俄罗斯至今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保守主义。虽然俄罗斯历史上的保守主义与西方保守主义几乎同步，都是源于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但是由于俄罗斯独特专制传统和强大宗教力量的影响，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内容与价值中几乎没有自由主义的一席之地，历史上俄罗斯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往往是自由主义，而不是激进主义。其次，俄罗斯保守主义始终面临着“俄罗斯独特道路”的诱惑，从而呈现出民族主义的气质和特性。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君主制，其本身就包含着激进和极端的因子。再次，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不可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只是整合国家的工具。保守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空壳，俄罗斯各个政党都声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只不过是利用这个空壳装进不同的内容；纲领的不明确导致对保守主义理解的混乱。最后，在俄罗斯保守主义情境下，“俄罗斯民主发展模式”是推动政治进程和现代化的被动选择。来自精英层的强大阻力很可能使其流产；即使能够推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俄罗斯的民主发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成熟保守主义的形成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正如俄罗斯一位学者所说：“现在不能准确地判断保守主义在俄罗斯的前景”，“在挥舞专制俄国的国旗、高唱苏联的国歌走进新世纪后，我们的国家应该向前发展。所有旧的象征和观念已经启动，正是确立新的优先性和新的价值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会永远‘陷入’不断重复自己历史的境地，并且永远在边缘徘徊。”

出处 ：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