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四中全会：可改变和不能改变的
在盛大、壮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落幕后，中共将在近日召开十九届四中全会。如果说，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是中共对统治中国70年的一个炫耀式总结，那么，考虑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如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习近平政权的信心危机则是次全会的主题，某种意义上，十九届四中全会可以视作中共对中国未来的再次规划。
外界从去年年末就在关注四中全会。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四中全会是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或者，是他专权的表现。但两者建基于同一事实，即全会的延期举行。从时间而言，在去年2月召开三中全会后，一直到今年 8月底宣布 10月将召开四中全会，跨度超过一年半，舆论为此指责习近平迟迟不开四中全会，是破坏了党内规矩，要么是他的个人统治遭受危机，统一不了中央的意见，要么是他怀有私心，迫全党就范。
严格来说，按照中共党章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全会的规定，习并未破坏全会的时间规矩，当然，这不能说明他未遭受权力挑战。至于习是否有私心打算，大概是不能否定的。类似中央全会，中共的每个领导人都会有自己的考量，这一点不奇怪。全会结果取决于不同领导人的目的博弈。从这个角度言，要预测会议结果很难，只有等待全会结束后公报发表，有时即使会议结束，其潜在的影响过后很久才能显现。
今次全会的议程是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尽管中共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的进步和发展，但此议程实际说明，中共充分意识到，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能还在现代化的门槛边上徘徊，远不能适应带领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需要。
虽然我不清楚会议可以改变什么，但假使全会像本文开头所说的是中共对未来的谋划，那么我敢肯定，它一定不能改变什么，也就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使命上，中共无法将自己从一个传统革命党改造成具有现代执政意识的执政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升自身的现代治理能力和水平。
这不是中共第一次将该问题作为会议议程。上次是五年前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那次会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此还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当时该计划让舆论如此激动，以致许多人，包括自由派学者，一扫前期习近平上台后初展压制峥嵘带给社会的心理阴影，惊呼如按计划实行，中共虽不至于从此脱胎换骨，也是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变。现在五年多过去，中共再把同一问题当作全会议程加以研究，说明中共转型之艰难，以及在推进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中未实现预期目标。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这些计划目标落空，它也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和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习近平如今再次意识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并愿为此努力，固然不应去泼冷水，但从过去五年中共的统治看，恐怕多数人对中共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政党，使自身统治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原因不在于别的，正是中共对权力垄断的本质，希冀自己万年执政阻碍了它按照现代化的价值和标准来改造自己，转型成为一个现代执政党。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指向是现代化。对现代化的一般理解，是由西方开创并经过人类几百年实践所形成的体系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化，虽然西方的治理体系如今也出现许多问题，亟待改革。虽然中共认定的现代化根本就不是西化，并从来否认现代化即是西化（当然把现代化等同西化在理论上也有很大争议），但西化背后包含的价值，即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神内核理应无论在哪种现代化中都得到信奉和贯彻，然而，从中共70年的统治以及它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内涵的解释上，人们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影子，其行为更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按照官方解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治理现代化，它是一个在中共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治理现代化。换言之，中国的治理现代化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方向，且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否则，现代化就走向邪路。
但即便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如中共一向强调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个前提也提出一个核心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共自身治理的现代化，如果党的内部治理及外部统治不能现代化，即政治制度现代化，其他方面治理的现代化根本就无从谈起。
不论中共理解的政治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如何，中共要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首先需要民主化，允许不同派系的公开存在并相互竞争，将目前只有集中而无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变成民主制，允许和提倡思想自由和思想争鸣，不搞一言堂，党和党的领导人要真正做到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下活动，不能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赵紫阳做总书记时期，中共曾经在这些方面进行有限探索，江胡时期，党内民主也出现萌芽，但结果无一例外半途夭折，并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集权反被大力强化，形成如今的一人领导体制。
既然中共无法现代化，由它所领导的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注定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不是人们诅咒它，而是事情的内在逻辑必然如此。对于一个奉行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不愿与人分享权力的执政党而言，无论是党自身的现代化，还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最后的结局都是要党甚至国家解体。这当然不是中共想看到的。
中国政府最近为庆祝建政70年发布的白皮书有一句话，“中国体量巨大、国情复杂，治理难度世所罕见，没有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将走向分裂和解体，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中国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这句大实话道出了中共的心态。鉴于中共将自身转变为现代化的执政党，它又要坚持对国家的领导和对人民的统治，故而其所要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是在治理的技术层面借鉴和模仿西方公共治理的某些理念和做法，提高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政策执行水平，以缓和日趋严峻的社会矛盾。这或许就是习近平理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尽管在本质的制度层面，中共是既无意愿也没有能力推进制度现代化的，但既然四中全会打出了治理现代化的旗号，要研究有关的若干重大问题，那么，全会能够改变什么？
我判断以下方面，目前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会得到纠正或改变。
一是习近平可能会把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用一套程序加以规范，让它变得看起来科学，貌似法治。在中共领导人中，习对规矩的强调要超过其他人。他把按其意志制定的党内规矩套用法律的外衣，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法治。在9月宣布全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外界看到，同时公布了几项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方式的办法，表明习是有意要强化这点。
二是习也有可能有限放松权力的集中程度，要其他领导人更多负起责任，恢复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这既为显示自己的雅量，也是对一年多来同僚和外界对他在处理贸易问题以及其他棘手问题上领导能力的不公开质疑与批评的回应。在当下困局上，他多少是要对与会的中央委员有所交代。
三是习还有可能放宽对非政治领域的社会控制，释放社会活力，如各种行业协会、互助机构、公益类组织等。对社会的严控，只会扼杀社会活力，让政府和官僚疲于奔命，达不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这些年对社会和经济的集中控制，已经伤害到中共的统治，因此，仅仅从赢得贸易战、发展经济的目的出发，也要放宽那些与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社会和经济行业的管制。
四是习会要求领导干部提高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能力和水平，提升服务大众的本领。尽管中共不可能在制度体制特别是政治制度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它会要求领导干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法律上，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中共和民众有一种奇怪的看法，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为人民着想，问题出在执行上，地方和部门从本位乃至个人利益出发，扭曲或选择性执行政策法律，导致群众不满。习势必要杜绝此种现象。
不过，在外界关注的有关 习近平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被问责的问题 ，我认为不大可能出现。习应该感觉党内和社会对他领导能力的不满，这导致他有可能放松集权程度，但鉴于党内没有公开的反对派，或者潜在的反对派形成不了合力，党内是没有力量对他进行问责的。习近平若有自知之明，最大的可能是在全会上轻描淡写地做一点自我批评，至于会上出现对他的公开指责，要他为目前的时局负责，此种可能性几乎不会有。
中共为70年大庆所做的各项准备让外界看到，习近平依然牢牢掌控着权力。很有可能，习会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之名（这也是全会的议程之一，而且是和治理现代化捆绑在一起的），把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习的统治作为推进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内容。
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下一步以及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四中全会或许会讨论，但除非在此期间发生重大事件足以改变对问题的定性，如香港暴力抗争显著升级，形成新的共识和处理方式的可能性也很小。
原因在于，这两件事情之前习近平应该在党的高级干部，也就是现在开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中通过气或咨询过意见。再说，类似这种事情，这些高级干部既不敢也不会在会上公开向习叫板，或提出和他明显不同的处理意见或建议。除非有人做好了舍身成仁的准备，但现在的中共高级干部，个个都是在地狱里锻炼出的，不会有人做出头鸟，因此，讨论也是以习的旨意为归。
出处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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