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禮：全面落實基本法才能保證高度自治
高德禮（George Cautherley）1942年出生在香港日佔時期的赤柱扣留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第五代居民，但是他是在英國受的教育，至今廣杔話仍不靈光。他現已是一位生物科技界和藥品製造業成功的企業家。他在2008年獲得英女皇頒發大英帝國勛章（OBE）。
與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淵源
高德禮的家族與香港和中國大陸有著很深的淵源。他母親1912年生於中國上海，後來成為首批在上海匯豐銀行工作的女性之一。他的父親也在1927年從英國來到上海，與母親同在上海匯豐銀行工作。高德禮家族的一部分首次踏足香港是在1860年代，家族的後人不斷在香港繁衍成長。高德禮的父母在1938年從工作地的上海移居香港，享受著優厚的生活條件，直到幾年後的1941年底日本佔領香港，英軍投降，一家人被帶往赤柱扣留營。日本戰敗投降後，高德禮與母親被帶回英國，1947年舉家又回到香港。三年後，高德禮回到英國讀書。1951年至1954年間，高德禮每年都回香港看望父母，直到1964年他才永久定居在香港，開始從事藥品生意。
高德禮的生物醫藥公司設在柴灣最好的一座商業大廈，面積達一千多平方米。公司生意做得很大，在中國大陸的深圳和海南省的開設了工廠。他繼承了家族傑出的營商基因，經過超過50年的打拼，把企業經營的有聲有色，他的員工很多都跟隨了他有幾十年，員工都說高德禮是個對人很和藹的好老闆。
執著促進香港民主 以民促會為旗艦
高德禮既是英國人更是香港人，他的成長是與中國和香港的命運連在一起的，他對香港這片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的成功奮鬥也與香港息息相關。他希望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一個中國特區，不僅能夠保持東方之珠的美譽，還能夠在基本法賦予的民主普選的最終實現方面出一份力。
因此他在成功經商的同時，把香港的民主發展作為己任，多年來孜孜不倦，出錢出力，現今已是多個民主派智庫和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成員，而他自己也是香港民主促進會（Hong Kong Democratic Foundation）的早期會員之一，在香港的民主派組織中享有很好的口碑，民促會至今仍發揮著香港民運的協調角色作用，主導著數個研究課題不同的外圍組織。高德禮還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創立的“香港2020”智庫的理事會重要成員。此外，高德禮還主導和資助了“本土研究所”關於香港土地供應政策的研究，以及“社區發展動力培育”組織的研究工作，後者是引入競爭立法的有力支持者。
據高德禮向筆者介紹，民促會成立於1989年10月，1990年初正式以政黨身份開張。當時由麥覺理和梁智鴻擔任民促會領導，民促會成立時，在立法局已經有四個議席，是香港泛民主派一個倡議公共政策的智庫，早期曾活躍於參與香港選舉事務，但在香港主權移交後漸漸離開政壇，轉型為一個智庫。民促會一直沒有停止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積極參與，它定期舉辦的午餐演講會，它一直默默進行的香港政改議題研究，它發揮的公共政策智庫作用，仍在民主派圈子裡為人津津樂道。民促會的現任主席為司馬文。
民促會的成立，是以一個獨立、跨種族、跨文化政治智庫為目標，希望通過公眾力量讓政府的政策更能令社會變得開放和進步，讓所有人皆能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多年來的觀察可以看出，民促會是溫和的民主派組織，它追求自由民主，但在討論香港的政治發展時，很少直接批評中國政府，而是希望通過協調各派立場，來達成共識，並向政府提出建議，貫穿在政府的政策上。民促會是香港首個提倡設立競爭法的組織，它的經濟政策立場偏向自由經濟方向。在社會議題上，它提出一個強力而堅實的最低工資方案。
政策研究為主要工作方向
高德禮說，我們經常做些政策研究工作，主要聚焦政改，還有其它的議題，涉及範圍很廣。工作多數是義務人員做的。多年來我們有一位政策委員會主席，他花很多時間寫研究報告，後來工作量太大，難以全部顧及，因此現在我們比較多與一些新興的組織密切合作，都是一些年輕人的組織，做著類似的工作的。
公共專業聯盟是高德禮和民促會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團體組織，在立法會中有兩個席位，專業聯盟和民促會緊密合作，經常一起開會，發表報告，召開記者會等，最近的議題多數是提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高德禮說，專業聯盟的立法會議員梁繼昌目前正在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事宜起草私人提案，等立法會新一季開始時便會搶先提出。他認為現有的條例未能很好保障警方在遭遇檢控時的權利，所以需要提出一個提案來完善。
談到民促會的午餐演講會，高德禮說，我們今年辦過兩個演講會，一個是關於基本法未來的辯論，另外一是教育專家的演講。最近我們將要搞一個活動，邀請德國駐中國和日本前大使演講，主題涉及“碎片化和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也會涉及香港問題。
本土主義對香港沒有好處
談到近年來香港興起的本土思潮，高德禮認為，本土主義和港獨主張對香港事實上沒有好處，有很多觀點帶有誤導性，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必須與中國與世界其它地方互動。本土主義的觀點誤導人們認為大陸人來到香港奪走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個人不支持本土主義觀點，我們的視野應該更為寬廣，不能將大陸人視為進犯者。
高德禮經常在社會活動中有機會與學生見面。他說，我經常對主張獨立的學生們說，要面對現實，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只有得到中國同意才能獨立，要求獨立不會獲得國際支持，國際社會仍然尊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即使你得到了獨立，你又能做什麼？你的食水、食品要靠中國，做生意要靠中國，獨立有什麼用？獨立的想法完全是情緒化的表現，只是這些人不喜歡目前的現狀，他們認為最好靠自己，這是不現實的。我跟他們說，你倒不如去爭取基本法得到完全的落實，因為那樣才能滿足你們的大部分要求，我們才能夠取得政改的進展，對香港的管治能夠有更多的話語權，如果中國政府更認真細緻地落實基本法20條，不要像現在這樣過多地干預香港事務，這樣不更好嗎？現在生活在香港，你們擁有自由帶來的好處，如果你們與大陸對抗，這種自由就不能保證了。基本法可以保證我們享有好的現狀，那麼為何我們不去爭取全面落實基本法呢？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高德禮認為香港眾志的“自決”主張是一種表達上的錯誤。他說，相信他們需要的是高度自治，他們不是要追求香港獨立，他們缺乏良好的表達，而李柱銘卻表達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對基本法恰如其分的落實。可惜香港眾志所表達的思想被中央政府認為是港獨，因此他們遇到了參選的困難，失去了參選權，被取消資格了。香港眾志的成員素質很高，他們的方向未必是錯的，但他們的表達方式和用語錯了，他們的行為是想落實基本法的。我建議他們應該提出在基本法的框架內自決，也就是高度自治，意味著他們支持基本法，中國承諾的東西要落實。
民主派與中央政府對話很重要
高德禮說，泛民最大的失敗是拒絕與中央政府對話，他們一直擔心激進分子的反對，因此表示不與他們割席，以免得罪他們。他們不應該擔心別人的反對，應該堅持自己的理念，對話不意味著你處於弱勢，你可以堅持自己的原則，對話是向前走的唯一途徑，沒有對話，你做不了任何事情。如果你不與別人對話，如何能夠說服別人？
高德禮在長期的促進民主活動中，與泛民人士關係很好，但在一些觀點上，也有保留。他善於與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合作做研究，年輕人向他提議說，如果我們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民主，何不爭取在政府組織框架內最大的民主，例如資訊自由，如果我們得不到全面民主，我們可以先要求資訊的透明度。他說，我常常鼓勵年輕研究者，說我們應該現實點，一步一步來，而不是像有些年輕人要求的那樣，得不到全部就拉倒。
反修例示威走向激進 得不到任何東西
談到反修例運動中，年輕的示威者在街頭的激進和暴力行為，高德禮說，必須認識到，廣大市民的訴求與激進分子的訴求是相同的，他們要求加快民主步伐，社會更加公平，他們上街，他們和平示威，但是每次和平示威後都有激進分子搞事，製造麻煩，當和平示威者與暴力者的訴求相同，而兩種示威方式又有差異時，我看到了和平示威的群眾對激進分子帶有支持和同情，這是不好的現象。
他強調，中央政府似乎認為“五大訴求”只是這些激進暴力的示威者提出來的，因此不會屈服於這些暴力行為，但實際上訴求是代表了社會上80%的人群，不僅是激進示威者提出的。由於政府一直無視這些訴求，所以和平示威者對激進示威者越來越表示同情。然而，激進示威者的核心已經做好準備，如果政府不回應他們訴求，他們就會摧毀香港，這是極差的結果。和平示威者如果意識到這點，他們就會對激進示威者不再抱有同情態度。
他說，如果用暴力來向政府爭取什麼，挑戰政府，是行不通的，你得不到任何東西。回想到“雨傘運動”，當時的商討日活動，我對他們說這是好的，但是談到公民抗命，我就對他們說這是沒有用的。
會把你們視為挑戰他們的權威，不會給你任何東西，你只會失敗，但是人們不聽勸阻。民主派似乎不去譴責暴力，他們利用警方的暴力作為施暴的藉口，而不是去譴責激進示威者，你就會失去公信力。
至於這場運動的結局如何，高德禮說，只有中央政府允許香港政府做些讓步，運動才會結束。關鍵是成立調查委員會，並不是說要追究警方的暴力，或是檢控哪些警察，而是要如何全面監察大型示威和引發暴力問題的因素。在如何處理公眾情緒上，警方做的不是很好，應該學習海外的專業經驗。基本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普選。暴力示威者如果看到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和重啟政改，會結束運動的。目前需要聚焦這兩個方面，我們現在可以開始這個商討進程，可能需要有幾個選舉回合才能最終達至目標。民主派不會忘記基本法承諾的最終普選目標，但是如果現在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你不會取得進展。民主派需要作出妥協，分階段來做，如果政府同意2024、2028分階段達成普選，那就有利於雙方的妥協。
高德禮透露，他已在起草一份政改建議書，然後與泛民和建制派和相關團體商議，最後提交給政府。這是一個分步驟實現普選的建議書。
通識教育教材需要獨立專家小組負責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通識教育教材的偏頗誤導了香港的學生，使他們看到太多大陸的黑暗面，對大陸產生偏見。作為特區政府教育部門，長期沒有關注教材的編寫而導致目前的囧局。高德禮認為，通識教材應該反映客觀的情況，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內容，但是在香港的制度和社會環境之下，過多表述大陸的正面現象是有困難的，如果政府教育部門干預教材的編寫工作，便會導致公信力缺失。最好的辦法是成立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來編寫教材，審核內容，不但對大陸狀況的表述要客觀公正，而且對其它地區和領域的歷史和現狀也要不失偏頗。
出錢出力 專注公共政策研究和發展
高德禮從25年前開始就投身社會事務，特別是專注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於他的企業逐步走上正軌，他隨之相應地增加了在政策研發方面的時間，從過去的20%增加到目前的40%左右，他說，希望將來投入的時間多於50%。同時，他也熱心資助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政策研究。在他參與活動的5個非政府組織中，有3個組織長時間得到他的資助，例如民促會、專業聯盟和社區發展動力。社區發展動力更是他一手創立的。
有一些非政府組織雖然沒有得到他的資助，但他也會積極參與，提供政改和政策建議，例如香港2020智庫以及“本土研究”。他長期關注最低工資制度、醫療政策以及公平競爭制度的建立，在他的多年遊說下以及各方努力下，港府最終建立了最低工資制度和公平競爭制度。
高德禮作為土生土長的英籍香港人，關心香港的政策和事務，主動把自己融入到香港社會的管理之中，他雖然支持香港的民主進程，但他並不把自己所做的事看做是追求民主，而視之為公共政策研究。他的務實作風、理念堅持和低調風格，獲得了香港民主陣營人士的尊敬。
出处 : 博讯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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