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9日的马来西亚大选，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土著团结党和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在选前并不很被看好的情况下，出人意料的取得大胜，终结了以巫统为首的国阵建国以来超过60年的连续执政，实现马国首次政党轮替。

由于这是发展中国家为数不多的反对党通过民主选举击败威权主义执政者的案例之一，它引发了马国内外的一片欢呼。一些国际观察家也把马国的这次大选促成的政权和平更迭，作为民主转型成功的典型加以褒扬。一时间，似乎马来西亚成了第三世界民主化的样板。

但这种乐观判断很快被复杂而晦暗的阴影所笼罩。希盟上台已一年有余，但诸多在国阵执政时就存在且积累下来的旧问题未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第一，希盟选前许多关乎民生的承诺如提高收入和发放补贴、降低生活成本等没有及时兑现，而新政府的族群政策在马来人和华人中“两头不讨好”，导致选民对希盟日益失望甚至厌恶；第二，希盟原本就非外界想象的那样美好，作为“大帐篷”式的政党联盟，内部良莠不齐，且陷入激烈斗争，土团党、公正党、民行党为争夺权力、增大己方影响力，斗得不可开交；第三，国阵和伊斯兰党结成同盟，试图利用希盟的内斗和支持率的低迷，高举“马来人优先”和“伊斯兰教为国本”这两面保守主义大旗卷土重来。而国际上民粹与民族主义的回潮，对马国也必然会产生巨大冲击。

面对内外夹击，“希望联盟”不仅无法兑现曾经给予人民莫大希望的承诺，连自身都面临着变质、分裂乃至解体的危机。而希盟在2019年四次国/州议席补选中三次输给国阵，就是刺耳的警钟。关于马哈迪何时乃至究竟是否将首相大位按约定“让”给安华，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而随着保留大学预科固打制风波、疑似阿兹敏性爱视频丑闻、爪夷文进入国小课堂争议等事件的发酵，希盟面临的危机越发严峻。

那么，希盟出现执政出现危机的详情与背景是什么？这场持续性危机的症结何在？有没有摆脱危机的可能？马国未来会走上怎样的道路？

（一）“希望”未能兑现，民情汹汹不满

以社会公平、族群和谐、反贪腐与廉洁为主打口号的希望联盟，在2018年马国大选中，以较大优势击败了国阵。从表面上看，选举结果颠覆了巫统的威权统治，几乎是马国划时代的巨变；但实质上，这次政权更迭更像是“新酒掺旧醩”，大杂烩式的新政府带有浓厚的巫统气息，希盟内部各党派的相互掣肘和强大的外部阻力让根本性的变革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马国社会的种种痼疾，尤其不同种族、区域和利益团体的隔阂与纷争并不会随新政府上台而烟消云散。希盟要与巫统一样去面临这些挑战，否则民众对希盟过高的期望就会转为更大的失落与愤怒。事实上，随着希盟无法兑现选前的许多重要承诺，这种失落、愤怒已经开始出现。

希盟在竞选中提出的减轻民众经济负担的惠民承诺，如“废除消费税、取消大道收费、发放燃油津贴、让低收入者延迟偿还高等教育基金贷款”，除消费税在执政后被废除外，其余承诺一律“跳票”。这固然是由于上届国阵政府在经济上的失败留下的赤字让希盟不得不“开源节流”，但无论是何原因，承诺没有兑现都是执政者失信的表现，民众不满是在情理之中。经济政策的执行不力，对民生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而这对于对生活成本非常敏感的中下阶层影响更为明显。生活拮据的平民阶层在选前寄望于希盟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也渴望多“派糖”，可显然至少在短期内落了空，失落和不满可想而知。

而对于华人非常关心的华文独立中学统考文凭的有效性问题，希盟更是公然违背承诺，在执政后不承认统考文凭，并回避华人的追问。这让对希盟寄予厚望的马国华人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华人社团（华社）、华语教育（华教）、华文报刊（华报）是马国华人三大支柱，而华文独中则是华教的载体和重心。华人抛弃国阵中的马华公会而选择包括民行党在内的希盟，很大程度就是寄望于后者执政后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而希盟却因顾忌马来人反对和内部纷争，拒绝履行选前的承诺，自然引爆了华人的愤怒。同样，希盟（准确说是马哈迪和他的土团党）拒绝签署曾承诺签署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也让华人不满情绪升高。

希盟在这两大有关华人利益、种族平等的问题上“跳票”，让原本满怀期待的华人对希盟产生了厌恶之情，甚至讥讽希盟“还不如国阵”、认为马哈迪“不如纳吉”。而主要代表华人的民行党，也被不满的华人称为“马华第二”、“连马华那样公开承认自己为华人政党都不敢”，批判民行党和党秘书长（党内实权领袖）林冠英的舆情日甚一日。而马华则不顾维护华人利益的大局，对这种谣言推波助澜，甚至直接参与针对希盟和民行党的攻击，让这些诽谤言论产生了更坏的影响。即便这些言论与事实有很大出入（从维护华人利益、促进种族平等角度，希盟强于国阵，行动党更胜马华），但流言不止，对希盟、民行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但马来人对希盟更加不满。在社交媒体和街头巷尾，“希盟被民行党控制”、“马哈迪是林冠英的傀儡”之类流言同样比比皆是。在许多马来人看来，民行党及林冠英是希盟政府的实际控制者，马哈迪已经被架空，华人主导了马来政局。虽然这种阴谋论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民行党只占希盟在国会议席的三分之一和总议席的不到五分之一、内阁部长和次长的四分之一），但在文化水平较低、种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思想强烈的阶层中很有市场。而希盟放弃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放弃签署《消除种族歧视公约》，主要就是马来人反对制造的压力所致。但马来人依旧愤懑不已，他们已经习惯了羸弱的、代表华人的马华作为巫统的配角存在，无法容忍希盟中民行党与其他党派平起平坐、也不愿意接受有十多个华人血统正副部长的希盟内阁，哪怕马来人仍占内阁绝对多数。

在经济政策上，马来人希望保留巫统执政时期赋予马来人特权的“新经济政策”及其附属的“固打制（即种族配额制）”。希盟虽然未废除该政策，但不会像巫统那样一味向马来人倾斜。事实上，马来人内部的贫富差距早已超过了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差距。《马来西亚：马哈迪主义》一书中提到，“更重要的不平等增长发生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马来人之间 – 从1957年至1970年，最富有的20％马来人控制马来人经济部门的比例，从42.5％增长至52.5％，而最穷的40％所能控制的比例，从19.5％下降到12.7％。而大学学位固打制、奖学金固打制、土著房屋固打制、公共工程固打制等各领域的配额制度，也导致更加勤奋、受教育程度高的华人饱受压制，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步。希盟的政策是渐进的、部分的改变，但即便如此，也会引起马来人的强烈反弹。在509大选中仍有六成马来选民投票给丑闻缠身的纳吉和腐朽的巫统（而巫统和伊党合共得到75%的马来人选票），就是因为马来人宁可不要政治革新，也要保住所有特权。在士毛月（Semenyih）补选中，支持希盟的马来人选票跌去6.5%，就佐证了马来人种族主义的复振。

希盟政府的另一些政策，则遭到了马来人、华人、印裔等马国各族民众的普遍反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废除死刑政策出台后的民情。希盟中的公正党和民行党都是中间偏左的进步主义政党，一向主张废除死刑。2018年10月，马国通讯部长哥宾星称，“因为马来西亚民众反对死刑”，经内阁讨论宣布废除死刑，并会尽快修法落实。而总理署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长刘伟强也证实了该消息，并暂缓甚至永久停止对现有的1200名死刑犯执行死刑。废死消息公布后，马国民众一片哗然，骂声四起。

很显然，“马来西亚民众反对死刑”并不是多数民意。相反，据《南洋商报》在政府宣布废死当月的民调，68%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赞同者只有25%。而《南洋商报》也称，“《每日新闻》、《大都会日报》及《新海峡时报》也针对这课题进行联合网络调查，在超过2万名参与者中，反对废死的人士高达82%。”希盟贸然废除死刑，引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普罗大众往往有“杀人偿命”、“乱世用重典”的朴素正义观念，对于一些人权组织及法律界人士倡导的废死政策很是反感。面对抗议和要求公投的反对废死声浪，部长刘伟强声称国家没有规定在制定新法前必须公投，且宣称废死法律的出台准备工作已到收尾阶段。这更加激起了民众对希盟政府的反感。

此外，社交媒体上关于希盟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丑闻”的传播，也损害了希盟的声誉。作为反对党时，希盟也曾利用社交媒体揭露国阵执政中的丑闻；如今希盟执政，同样被民众利用社交媒体当成箭靶攻击，合理的批评和无理的攻讦铺天盖地而来。例如林冠英的“假文凭”事件就是夸大和扭曲事实的传言，对他的贪污指控也是完全不实。而“阿兹敏遭到公正党开除”的谣言纷传后，阿兹敏本人表示否认，并称“由于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让不负责任人士轻易在社交媒体上散播谣言。”这的确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现实。此前，还有相反的传言，声称阿兹敏会升官成为副总理，后被安华否认，并声称谣言旨在分化希盟。而其他政治人物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诽谤性攻击。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上对希盟各项政策断章取义的解读，讲“局部真理”的叙述手法，也夸大了希盟施政失误。如禁烟令和以妥协方式处理大道收费问题，社交媒体上均出现了大量放大政策失误一面、甚至完全否定的声音，哪怕希盟在这两项政策上功大于过、较此前的国阵政府已有明显改革成果。

总之，希盟面对着马国各族的不满，其中尤以马来人为最。在这样的境况下，希盟的执政基础在近几个月愈发不稳。

（二）内部矛盾激化，希盟祸起萧墙

比民众的不满更早发生、表现的也更激烈的是，希盟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不同政党和派系明争暗斗，让这个原本就是“大帐篷”的“希望联盟”内部的危机不断加剧，甚至有变质和解体的危险。曾经为了共同的目标即打倒纳吉的国阵而建立的希盟，在赢得大选、外患暂消之后，内部固有的矛盾毫不意外的全面爆发和升级。

在希盟内部错综复杂的合纵连横、矛盾冲突中，最突出的党派矛盾有两对：一是土团党和公正党对希盟领导权的争夺，二是土团党与民行党因分别代表马来人和华人利益而导致的冲突。而马哈迪和安华的竞争、矛盾、合作、较量，则是希盟高层权力斗争的轴心。

希盟内部的矛盾“源远流长”。希盟的前身“人民联盟”、“人民联盟”的前身“替代阵线”均是内讧不断，且都是因内讧瓦解。希盟成立后，这些固有矛盾依旧存在。虽然伊斯兰党的退出缓和了民联的继承者希盟内部的矛盾，但土团党的加入又让希盟内部出现了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土著团结党可谓“名副其实”，它的目标就是维护以信仰伊斯兰教马来人为主的土著居民利益。土团党政党纲领的前两条分别是：“1.坚持以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同时尊重非穆斯林遵循和践行各自宗教的权利；2捍卫马来民族、沙巴和砂拉越子民的特殊地位以及所有种族的合法权利。”土团党也是由马来民族主义者马哈迪一手建立的，其成员也多为马在巫统时的旧部。虽然如今的马哈迪不像在“513事件”时那样持马来极端种族主义立场（被当时的内政部长依思迈·阿都拉曼称为“极端种族主义者”）、鼓吹建立完全由马来人组成的国会和政府；也至少在表面上比他上次担任总理时要温和、更为提倡种族和谐，但他依旧是代表马来人利益、维护“马来人优先”的保守派，其主张和行为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他加入希盟，并非其价值观发生变化，而是权力斗争的需要。

拒绝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拒绝签署《反对种族歧视公约》、坚持“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即“马来人优先”原则）”、维护“新经济政策”和“固打制”……希盟这一系列的反种族平等行为，马哈迪和他的土团党均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它与主张反种族歧视、倡导种族平等的公正党、力求维护华人利益的民行党有根本性的分歧，双方必然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8月份，土团党籍的教育部长马智礼马烈又声称要考虑研究“单一源流教育（即废除华文和淡米尔语学校，不分种族实行统一的马来文教育）”的言论，更是引发了作为少数族裔的华印族群普遍的担忧，民行党秘书长林冠英也公开表达了反对。如前所述，华文学校是华文教育乃至华社文化传承的根基。如果“多源流教育”这一原则被推翻，华人就有被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在文化上同化的危险。马智礼与林冠英在教育制度上的分歧，也代表着土团党与民行党及各自代表的群体之间无处不在的矛盾。

而马哈迪和安华的较量，则是决定希盟前途命运的重心。众所周知，马哈迪与安华有漫长的恩怨纠葛：马哈迪是安华的政治教父，一手提携了后者；但二人后来因权力斗争和政见分歧发生激烈矛盾，马哈迪又一手把安华送进了监狱；而马哈迪和纳吉决裂后，又选择和安华和解、合作，促成了希盟的壮大和胜选。二人和两党也达成协议，由马哈迪担任总理，执政两年后将权力移交给安华。

但无论是党派斗争还是个人恩怨，都注定二人如今的合作并不顺畅，更达不到互信。虽然马哈迪多次重申将按约定把权力交给安华，但他就职之后，大力培植他的儿子慕克里、亲信穆希丁等人，与安华愈发疏远，貌合神离。而关于安华试图组织希盟中“反马”势力“逼宫”的传言也从未止息，哪怕已被多次“辟谣”。至于具体何时移交权力，马哈迪和安华经常各执一词，外界猜测不断，充满不确定性。今年9月马哈迪访美时提到“我承诺会在下届大选期满前辞职，让位给其他人。所以，我可能最多有（掌权）三年。”无论马哈迪所说的“三年”是从讲话起还是从509大选起计算，都已违背了希盟各势力达成的“马哈迪掌权两年后将首相位置让给安华”的协议。这也暗示马哈迪很可能会在不久后公开反悔、拒绝按时交权。

而去年11月公正党署理主席之争，凸显了二人矛盾的激烈：马哈迪希望扶植公正党的阿兹敏上位牵制安华，而安华则试图让自己的亲信纳兹里夺下这一相当于“公正党总理”的职位。最终，阿兹敏经过苦战击败纳兹里当选。这不仅激化了马哈迪和安华的矛盾，还让原本就互有芥蒂的安华和阿兹敏之间的矛盾大大加深。据《联合早报》报道，“阿兹敏的亲信透露，阿兹敏恼怒地告诉安华，下来几年将跟安华对着干；安华的回应是‘奉陪到底’。这显示，两人其实已经决裂。”这场“代理人战争”的结局证明，马哈迪占据上风，但安华也不甘示弱，二人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公正党内部也暗潮汹涌。

戏剧性的是，在今年6月12日，在互联网上曝出了疑似时任经济事务部长的阿兹敏与另一男性的男男性爱短片，并在社交媒体疯传。虽然阿兹敏坚决否认他是视频中男主角之一，警方也未有确定，但已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原产业部副部长秘书哈兹阿兹主动承认他是视频中二人之一，并指证另一人就是阿兹敏。阿兹敏继续否认，但又有新的男男性爱短片流出，视频中人物同样疑似阿兹敏。直到9月份，还又有相关视频的更长版本被人故意传出，风波显然没有停息。

在以穆斯林占人口多数、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许多国民对于同性性行为持反对态度。虽然随着近年世俗化的发展，人们对同性恋问题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仍较为不宽容。利用“同性恋”、“鸡奸”等污名化政治对手，马国早有前例，最知名的无疑是安华。他在1998年和2008年两度被指控犯有“鸡奸罪”并入狱，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政治迫害行为。讽刺的是，如今安华的对手阿兹敏被用相似的手段“泼污”，曾经是这种疑似陷害行为受害者的安华及其政治盟友成了制造该事件的怀疑对象。虽然此事件是否涉及阿兹敏至今还无定论，更无调查出幕后黑手是谁，但毫无疑问为阿、安之争增添新一波不确定性。

而在是否吸纳前巫统成员（尤其是国会议员和州议员）进入希盟的问题上，马哈迪的土团党与安华的公正党态度更是截然相反：马哈迪为了壮大土团党的力量、增大在希盟内部的实力和话语权，极力主张接纳前巫统成员（这些人大抵都会加入土团党而非希盟其他党派）；安华的公正党一方面因宿怨而厌恶曾经的敌手，不愿意让巫统投机者侵蚀希盟，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土团党做大，因此坚决反对接纳前巫统成员加入希盟。但去年底土团党还是接纳了两位前巫统国会议员的加入；今年2月、3月更是又分别接纳了7位和4位前巫统议员，让土团党在国会的席位由大选时得到的13席蹿升至如今的26席，而且还有继续增加趋势。这让马哈迪和土团党在内阁、国会的实力、话语权得到大大提升。

马哈迪的一意孤行遭到了希盟友党的激烈批评，如公正党副主席郑立慷、民行党的林冠英和王建民，均表达了坚决反对的意见。面对希盟内部大量的批评之声，马哈迪“吃了秤砣铁了心”也要将前巫统议员“团结”进土团党，表面上说是“为希盟争取国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实际上当然是为了壮大自身实力，以更好的抗衡公正党与民行党。如果巫统有更多国会议员转向土团党，土团党未来是有可能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翻版巫统”的，这会大大增强希盟内部马来种族主义的力量，公、民、诚三大主张种族平等的政党则会被相对削弱，让希盟有变质的危险。

而今年2月以来，马哈迪与伊党、巫统的关系日益紧密。巫统和伊党一直试图挑拨希盟成员党及高层之间的矛盾，而马哈迪对待这两个希盟政敌的态度也时近时远。马哈迪在接纳前巫统议员加入希盟时也表示，希盟成员党往后“若叛变而不再忠于国家”，他也将会转向其它政党。2月15日，在有关于希盟内安华一方要“颠覆”马哈迪的传言甚嚣尘上之际，伊党签署了一份有关于“当希盟发生任何事（包括推翻马哈迪），伊党将与马哈迪同在”。《联合早报》分析员认为，“伊党表明支持马哈迪后，马哈迪已经可说是土著团结党、伊党、巫统及部分希盟领袖的‘共主’。一旦马哈迪拒绝按协议交棒给公正党主席安华，支持安华的希盟势力对马哈迪的制约已大为减弱”。互联网上对于希盟内部的阴谋论调和挑拨性传言，也多是巫统和伊党支持者所为，甚至马华都参与其中。

在如此严重的内部矛盾下，希盟走向分裂、解体也是完全可能的。如前所述，由于希盟中三大党派（不包括诚信党）代表的群体及利益有根本差别，这个为了战胜国阵而拼凑起来的选举联盟变成执政联盟后，其成员很难长久合作下去。公正党和民行党有着较多共同利益和价值观，面对“其心必异”的土团党，前二者无法容忍后者在希盟内部野蛮生长、为所欲为；而土团党也不允许公、民二党挑战马来人特权和派系利益。因此，即便如今各党领袖还尽可能维护希盟的团结，但未来各方分歧只会越来越大，和“替代阵线”、“人民联盟”那样走向分裂是希盟最大概率的结局。无论希盟是否会在执政期内分裂，其内部的纷争都会消耗其执政能力、阻碍马国政治进步与社会革新的步伐。

（三）巫伊结盟保守叠加，极端政治阴霾又起

自509国阵败选后，巫统和伊斯兰党就在酝酿结盟对抗希盟。经过数月的谈判和磨合，3月5日，巫伊两党首次召开协商会议，正式宣布全面合作，并择期成立联合委员会。虽然双方都说只是合作而非“结盟”，但马国政界人士、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巫伊已是盟友关系。而9月14日，巫伊签署合作宪章，将实质上早已形成的联盟以协约的形式固定化、公开化。在签署宪章的“马来人团结”大集会上，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公开提议在执政州属与巫统组织联合政府，更让巫伊全面合作有明显加深之势。

巫伊结盟及合作的深化，是马国政治乃至国运的不祥之兆。巫统是以维护马来人特权为核心诉求、并在建国后长期推行“马来人至上”政策的老牌种族主义政党；伊斯兰党则是代表了马国最保守的穆斯林群体（尤其在其开明派分裂出去（即国家诚信党的建立）之后），其中不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这两个分别代表种族主义与倾向宗教极端主义的保守政党结盟，对马来西亚的未来，尤其对华人、印度人等少数族裔及非穆斯林是致命的威胁。

在509大选中，希盟之所以取得胜利，很大程度在于巫统陷入和希盟、伊党的三角战中，被选民群体部分重合的伊党分走了一些票源（马来西亚下议院所有席位均为单一选区制（小选区制）产生），让希盟以48.3%的得票率夺得国会222席中的122席。在2013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包括伊斯兰党在内的民联虽获得50.8%的选票，但因国阵政府在选区划分上的龌龊手段，仅仅获得222席中的89席。因此，巫伊两党在2018年大选中的对立，对希盟的胜选客观上起到了关键的“助攻”作用。反过来，巫伊两党结盟，会让2018年各选区曾分流的票源聚合，在下一次大选中对希盟造成极大的挑战。而3月2日士毛月补选中，巫伊合作支持同一候选人并击败希盟，就是一次预演。稍早的金马仑高原（Tanah Tinggi Cameron）国会议员重选，509大选期间在该选区得到14%投票支持的伊党放弃提名转而支持国阵，而代表国阵的候选人得票也由509大选时的42%升至56%。巫伊叠加的优势显露无疑。

据《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砂拉越大学助理教授哲尼里在接受《星洲日报》采访时认为，巫伊两党合作导致希盟政府岌岌可危，并可能在下届大选后垮台。他说，“希盟也在担心，因为巫统和伊党拉拢的是马来人和穆斯林，这正是希盟所缺乏的支持力量。现在马来人的印象是：希盟不够关注马来人的利益。希盟不能忽视巫伊合作的影响力，这将危及希盟的中央政权。”

哲尼里还提到，巫伊合作也可能对多元种族和多元社会的马来西亚不利。“巫伊合作将走种族和宗教极端路线，这是他们要走的方向，对国家和政党都不好。政党应该具有包容性，关注所有人民包括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的情绪。”而这，正是马国进步力量、少数族群和国际社会最为担心的事。

对巫伊合作更激烈的批评来自它们的“死敌”民行党。身为民行党秘书长的林冠英发表声明称，巫伊合作是扬起“马来人大团结”的旗帜、“向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全面宣战”。虽然后来的修正版声明将该句改为“针对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去掉了“宣战”一词，依旧引发巫伊两党及其支持者不满。

而民行党籍的国会副议长倪可敏则评价说，巫伊两党合作执政“会让马国人民的生活像塔利班执政的阿富汗那样痛苦”。民行党内虽有如柔州宣传秘书、州议员谢奥马的不同意见，但更多的是对林冠英和倪可敏言论的认同。谢奥马发布声明表示，民行党对巫伊合作应该保持谨慎，不要种下仇恨和偏见的种子。他说：“巫伊合作并未违反民主，我们不应随意标签他们是塔利班。我们不能以毒攻毒，不能用极端言论对抗极端言论。”而柔佛州民行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长李存孝则力挺倪可敏，坚称巫伊合作就是塔利班。李存孝发布声明指伊党思维狭隘并崇尚极端主义，也曾指民行党是必须歼灭的“异教徒”。而在巫伊签署合作宪章的当日，倪可敏又发表声明，认为巫伊两党在马国人民准备欢庆9月16日“马来团结日”时举办只有马来人参加的种族大集会，有企图破坏国民团结与族群和谐之嫌。

民行党对于巫伊合作的担心合情合理。自马来西亚建国起，巫统就坚持歧视少数族群的“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在1969年“513事件”后，马国华人在巫统的治下成为了“二等公民”，始终处在歧视与不公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代表华人的民行党更是常年遭到排挤和打压。而在宗教方面比巫统更加保守、极端的伊斯兰党，则同样对以非穆斯林为主的华人持敌视态度，视主张世俗主义、且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行党为眼中钉肉中刺。伊党试图以伊斯兰教法替代世俗法律，将马来西亚由多元社会变为单一的穆斯林国家。

为了扳倒民行党，巫伊保守势力的污蔑从未止息。2018年底，据林冠英透露，一名马来领袖制作短片发布在互联网上，指林冠英把原本给马来学生的2亿令吉拨款给了华人神庙、委任四名民主行动党党员加入伊斯兰银行董事会，以及“叫和尚来财政部祈祷”等。而这些指控被林称为“极荒唐”，根本子虚乌有。但这种污蔑式的“种族牌”在马国却屡试不爽，对保守且文化水平低的马来穆斯林很有煽动性。

虽然也有评论认为，伊党执着于宗教化和对联盟领导权追逐的“前科”，以及巫伊两党的历史宿怨，会很大程度影响巫伊合作的成效，两个保守政党不见得能“合作愉快”。评论中还举出伊党参加“替代阵线”和“人民联盟”后，与公正党、民行党闹翻、联盟瓦解为前例。但我是不赞同该观点的。巫伊同属保守政党，有着推翻希盟这一共同的目标，在政纲上同多于异，即便有些分歧，也无碍合作大局。伊党与巫统的“色差”远小于与公正党、民行党，并不会重蹈加入替阵和民联后最终分道扬镳的覆辙（相反，伊党拆散了替阵和民联，反而证明其与进步政党的矛盾之深）。而伊党也深知与巫统的力量差距，不会“不自量力”的追逐巫伊联盟领导权。至于巫伊曾有过的对立与冲突，也会被现实利益冲淡。指望巫伊两党冲突让保守阵营自耗乃至瓦解，是不切实际的乐观幻想。

当巫、伊这两股保守、趋向极端的势力合流后，对马国政坛和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它们击败希盟在中央执政，后果不难想象。

据《联合早报》统计，马来选民占马国全部选民的62%；在全国222个国会议席选区中，有120个选区马来选民过五成。而希盟在509大选中仅获得三成马来选票，得到过半席位主要拜巫伊分立所致。如今巫伊合作，并大打种族和宗教牌，希盟下届选举可谓岌岌可危。

（四）民粹极端全球回潮，马国恐难独善其身

马国巫伊结盟，正逢全球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全面回潮之时：在美国，以特朗普上台、福音派基督徒和白人至上主义者重新活跃为特征，摇撼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基石；在欧洲，英国脱欧、法国国阵崛起和“黄背心运动”、匈牙利与意大利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政党垄断政坛、东欧宗教与民族保守主义大行其道；在中东，埃尔多安正将凯末尔缔造的世俗土耳其拉回伊斯兰化道路，原教旨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不断制造事端，更不消说沙特“始终如一”的瓦哈比主义愈发得势；在莫迪的印度，在博索纳罗的巴西，极端宗教与民族主义、威权政治纷纷沉渣泛起，进步主义屡遭重挫……。以民族、宗教等各类差异为区隔的“身份政治”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分化的象征和原因，导致各群体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异质群体间的冲突不断增多且难以调和。社会文化因素已经超越了经济因素，成为选民投票的首要考量。

在如此险恶的国际大背景下，马国很难独善其身。作为种族隔阂“历史悠久”的马国，马来人和华人、土著居民和外来居民的差异性与矛盾有数百年之久，独立后种族矛盾的恶疾从未治愈。因此，马国种族、宗教保守势力必会借国际上的逆流兴风作浪。而有了互联网这个制造谣言和煽动仇恨的利器，极端思潮更是伺机泛滥。

马来西亚的邻国印尼，就是种族与宗教问题的负面典型，也是马国周边局势恶化最明显的例子。印尼在经过十几年趋向世俗化的发展后，宗教保守势力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伊斯兰教法依旧主导印尼社会，原教旨势力复振。在印尼最保守的亚齐地区，情侣发生婚前性行为甚至拥抱都会被宗教警察施以鞭刑。而海外基督教势力也在近年不断向印尼渗透，印尼福音派基督徒数量迅速增长（如位于雅加达郊区的勿加泗地区（Kota Bekasi），就是福音派在印尼扩张的桥头堡），并与保守派穆斯林发生激烈冲突。

2016年，政绩斐然的前雅加达市长、华人基督徒钟万学，被反对派用剪辑和配有误导性字幕的视频抹黑为“亵渎《古兰经》”，该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恶意散播，引发了保守派穆斯林对钟万学的抗议浪潮，钟后来被穆斯林法官判刑两年。印尼的华人历经“930事件”后的大屠杀和印尼98排华屠杀，人口和影响力均锐减，幸存者和未逃离者大多也改名换姓、放弃自身的文化和信仰，被印尼土著民族同化。为数不多保留华人身份的，也是小心谨慎的生活，否则即便如钟万学这样硕果仅存的华人政治明星，也难免牢狱之灾。

而现任总统佐科和他的竞争对手普拉博沃均努力取悦穆斯林选民，华人处境再有恶化之势。而8月至9月在巴布亚地区爆发的种族冲突和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再次证明了印尼这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内部矛盾的普遍性、冲突重新激化的危险性。而印尼国会试图通过新的刑法修正案，将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堕胎均定为触犯刑法。虽在国际社会压力与国内部分抗议声音影响下，总统佐科已下令要求国会暂缓修法，但宗教保守势力在印尼政治、法律与社会领域影响力的复兴已是不争的事实。马国华人和非穆斯林的处境现今明显好于印尼，但若巫伊联盟在下届大选胜出，种族与宗教情势日益“印尼化”几为必然。

不止印尼，从印度、孟加拉国、缅甸，直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周边的印太地区都很不平静。这片人口呈爆炸性增长的地区，贫困、战乱、饥荒、毒品等危机并存并发，是滋生宗教极端主义、民族矛盾的温床。而发端自中东、播散于世界的萨拉菲主义（及其最主要的分支瓦哈比主义）思想的传播，更是火上浇油。邻近马国的泰国、菲律宾、印尼，均有伊斯兰“圣战”组织活跃。它们的成员有时会越境进入马来西亚活动，侵扰和威胁马国国家安全，也容易引发马国国内极端穆斯林的效仿。连相对宁静的文莱，也在今年颁布了更严酷的伊斯兰教法。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也让炮制谣言和煽动仇恨更为简易，极端思潮也会迅速跨境传播。保守和极端势力在缺乏约束与监管的各网络平台“加持”下愈发猖獗，冲突双方都会在遍布仇恨言论的舆论助推下趋向极化。如在大学预科班固打制存废及比例分配争议、爪夷文进课堂争议等问题上，马国互联网上就爆发了马来人（多为穆斯林）与非马来人（多为非穆斯林）两大阵营激烈的舆论冲突。马国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间利益冲突、思想对立的表现形式与发端的内外因素，与当今众多发展中国家乃至欧美社会同音共振。

在高度信息化今天，国际局势比以前更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国内政愈发受到国际政治和境外思潮的波及。在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均呈恶化趋势的影响下，希盟政府和马国马来西亚均面临严峻挑战。

（五）内忧外患夹击，希盟何去何从

内忧外患夹击下，原本被马国内外寄予厚望的希盟被层层叠叠的危机裹得透不过气。它该如何应对呢？

（1）民生、反腐、外交、内部斗争，希盟需多线作战

由于在执政前的竞选纲领中许诺过多过高，如今希盟不得不面临失信造成的民意下滑。希盟必须努力履行诺言。安华和林冠英均表示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第一要务，虽然实际上能做到多少还是未知数，但毕竟有所反思。而马哈迪改变此前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转而支持东海岸铁路计划重启，并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主要也是出于经济考量。如果马国经济能实现强劲增长，国家财政盈余、国民富裕安康，“公私仓廪俱丰实”，希盟关于经济民生方面的许诺大都可以顺利兑现；反之则会纷纷泡汤。但即便取得经济增长，如何公平分配、预防各种腐败行为，同样影响希盟的支持率。只有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两方面均取得突破，希盟才算克服经济民生方面的挑战，为各族裔对执政的认可打下基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希盟在经济上有所突破，也并不一定能够赢得民心。因为，种族和宗教才是马国民众尤其保守派关心的首要问题。

反对腐败，建立廉洁政府，是希盟核心竞选纲领之一，更是攻击巫统的利剑。巫统执政数十年，腐败猖獗，连纳吉本人都卷入一马公司丑闻，被控贪污了26亿令吉（约合7亿美元）。和腐败伴生的，还有一个依附主义式的官僚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官员因私废公、政府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遍及中央和各州。这导致了包括部分马来选民在内的马国民众普遍的失望，才把票投给承诺肃贪立廉的希盟。但改变一国政治生态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今一马案的处置处于缓滞状态，就说明改朝换代后反腐依旧艰难。

此外，虽然通过选举，上层执政者得以“大换血”，但普通官僚阶层仍多为国阵时代遗留的。这些人习惯了腐败、低效、依附主义……如林冠英所说，“政府系统在国阵时期普遍贪污，已经变成结构性问题”，这些前朝公务员“会反抗、不合作和不满”。且因其规模庞大，不易大规模“换血”，只能逐步改变。据林冠英说，这些官僚形成了一个“深层政府”，通过不合作，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等方式破坏希盟施政，例如爪夷文书法问题，就是这些公务员的“杰作”。此外，林冠英自己也多次“中招”，首相的决定也会遭遇搪塞。而这种软性的破坏和抵制，又往往与希盟和国阵的博弈缠绕在一起，将是非之辨变成政党间的政治斗争，导致简单的政策利弊问题复杂化、政治化。这些对于希盟改革旧弊造成了极大困扰，中短期难以有效解决。

而希盟的裙带作风也很严重，家族政治、世袭文化鲜明。希盟的许多骨干也是前巫统成员，马哈迪和安华作为前巫统领袖，当年身居要职时真的独善其身了吗？而长期处于在野状态而相对干净的公正党、民行党，也要克服官僚阶层和地方势力的阻挠、保持充分的自律。希盟必须大刀阔斧改革政治体制，清除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马国腐朽、低效的政治生态才有可能有所改变。希盟也要在权力分配上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安华之妻旺阿兹莎、林吉祥之子林冠英，都应该做出卓越的政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族的荫庇而是个人的努力，以赢得民心。

而在外交领域，希盟政府展现了两面性。一方面，新政府着力发展经济，对积极对外投资、建设一带一路的中国十分亲近。希盟在选前猛烈抨击国阵引进中国投资“出卖国家主权”，选后初期马哈迪也对华强硬、终止中资修建东海岸铁路的计划。但在今年4月马哈迪访华并出席“一带一路高峰会谈”后，两国关系迅速回暖，不仅重启东铁计划，还签下新的贸易大单。9月，副议长倪可敏率16位内阁部长、国/州议员访华，和中方签署了45亿令吉的棕油大单，并与中国教育官员和学者探讨在马来西亚成立清华大学分校的事宜。这标志着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在经济合作之外，利用马国华人和中国同文同种，马中加强了文化教育合作。而马哈迪也与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国领袖会面，这些会谈都是以经贸问题为焦点，目的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希盟政府为取悦民意，也采取了一系列强硬外交政策。1月，马来西亚宣布拒绝向参加世界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的以色列运动员发放签证。以色列对此强烈谴责，两国关系恶化。8月，马哈迪又宣布不会遣返被印度通缉的以穆斯林传教士扎基尔，哪怕印方已向马国提出引渡请求。关于是否遣返扎基尔或将其驱逐出境，希盟内部争议激烈，民行党和公正党主张遣返，但马哈迪及保守派则决定不予遣返。而2018年末发生的新马海空边界纠纷，同样表现出了希盟政府对外政策的强硬一面。

总体来看，希盟的对外政策是，一方面为提振经济而结好各国尤其经济大国；另一方面以伊斯兰价值观作为重要外交考量，以取悦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这看起来可以“一举两得”，既利用外贸外资发展了经济，又取悦了国内保守派选民。但如果操作不慎，则可能既导致国内不满（如扎基尔事件及扎基尔在马的种族歧视言论，就引发华印两族的强烈反感），又和部分邻国和域外大国闹僵。

至于希盟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果各派达成妥协，安华于两年后成为总理，内部矛盾就会得以缓解，既定的改革也能较好的推行；反之，如果马哈迪不愿意交权，他的土团党接纳更多巫统成员加入，就很可能导致希盟的“内乱”和分裂。如果公正党和诚信党的一部分成员倒向马哈迪，他就能够抛开安华这个既定的“接班人”，选择自己的亲信或拥护者接任总理一职。更危险的，如果土团党集体“出走”，马哈迪重新选择与巫统合作，巫、土、伊三党结盟，希盟政府的崩溃就会很快来临。事实上，在7月，巫统主席阿莫扎希证实，土团党与巫统已有接触。同时，巫统和伊党也均愿意在排除民行党等前提下，与土团党合作建立“马来人大团结政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筹码，马哈迪和他的土团党才能“少数牵制多数”，在希盟内部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安华需要争取希盟内部的更多支持，希盟中的进步派系也要更加团结，促使马哈迪按约定交权。虽然，就目前看来，马哈迪不按时交权的可能性更大。这就意味着希盟内部的矛盾很可能日益激化、更趋表面化。

（2）种族与宗教：希盟最大挑战

而最艰难的，是涉及到种族和宗教的议题。虽然希盟不像国阵那样热衷于“马来人优先”政策，但在土著（包括东马土著）占据近七成选票的马国，仅靠华、印的选票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希盟如今采取的是一种平衡策略：一方面保持了扶植马来人的“固打制”，另一方面努力促进种族平等，改善华、印两族群的政治经济地位。曾经主张废除马来人特权的林冠英也采取了温和策略，称自己为“马来西亚人”，淡化自己的华人属性。作为财政部长，他宣布以后的经济政策将更多扶助贫困人口和雇工阶层（即根据阶层而非种族进行扶助）。他说，这些群体大多数为马来人等土著居民，因此即便减少种族配额，马来人依旧可以在希盟执政下受益。

不仅在经济上，希盟在几乎所有施政领域都选择了这样一种策略：尽可能淡化种族的差异、强调其职业、阶层、区域而非种族，以维护普遍人权来取代维护各种族群体的权利。从理论上讲，这的确是减少族群冲突、促进种族平等与和谐的最佳选择。而且从现实角度，马国各阶级的贫富差距也大于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差别，缩小各阶层之间的差距比按种族配额更加合理。

但在实践中，这种政策会遭遇很大阻力，也并不容易实现预期目标。例如习惯了“固打制”的马来人，条件反射般的将促进种族平等的措施视为侵害其利益。对于马来人而言，经济利益不是其唯一考量甚至不是首要考量。与国际上右翼民粹势力一样，马来人也将华人视为“外来者”，是“异类”，并不愿意平等对待。再加上华人在经商等领域的优势，马来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被剥削、被经济殖民的愤怒与恐惧。而这些仅靠物质恩惠是无法安抚的。马来人中激进分子的愿望是，让华人永远做马国的二等公民或者离开马国，马来人永远垄断政权、占有特权、享有经济和教育的优先权。而如果希盟为保住选票而向马来人妥协，则又会引发华人等少数族群的愤怒。因此种族矛盾的症结就始终存在。而典型的案例，就是今年5月希盟保留了马国大学预科班固打制导致的争议。

马来西亚大学预科班（Malaysian Matriculation Programme，又称Matrikulasi）是马国中学生升入大学最主要的捷径（另一升学渠道是“大学先修班（STPM）”，又称“中六”）。在国阵执政时期，曾长期只保留给土著申请，华裔和印裔皆不能通过此渠道升入大学。直到近年才开放10%学额给予非土著，但90%的学额依旧保留给土著学生。由于大学预科班教育质量优良、升学率高、有不菲的生活补贴等原因，马国学生争相报考。而另一渠道SPTM则相对不利，学时长、教育内容更倾向于中学（而预科班偏向教授大学知识），升学率也较低。众所周知，教育、学历对人生至关重要。因此，马国各族裔都希望自己得到更多进入预科班的机会。华人在“509大选”投票给希盟，就是希望废除包括大学预科班配额在内的各种固打制。

但结果，一年之后，希盟政府宣布维持原有的90%：10%的配额不变。而土团党籍的教育部长马智礼更是发表了诸如“许多非马来人都来自富有家庭，因此有能力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废除固打制要首先保障土著有平等的就业机会”等言论，引发激烈争议。华人一片谴责，而巫裔高官和民众则普遍力挺。而民行党籍的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虽委婉表达了反对，但她并未也没有能力进一步作为。最终，希盟政府维持了配额比例，但扩大了招生人数。这虽然增加了非土著进入大学预科班的几率，但大学预科班学额的增加变相挤占了更多大学入学名额，导致通过SPTM升入大学更为艰难。此事让华人对行动党及希盟的教育政策乃至执政党本身非常失望、不满。

而这件事背后，又一次反映了种族差异、族群对立的马国国情。虽然华人大表失望，土著居民却相对满意，并且坚持维护其固打制特权。

种族差异之外，以穆斯林为主的马来人和以佛教徒为主的华人还有宗教信仰的差异。自从198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全球兴起，保守化、去世俗化成为穆斯林世界的强大逆流。而近几年民粹主义的兴起，对穆斯林群体产生了一体两面的影响：在信仰伊斯兰教者较少的国家，穆斯林的处境相对恶化；而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作为少数派的非穆斯林处境同样恶化。作为马国的多数派，穆斯林在总体上对华人的态度也会更为强硬、不友好。而其直接表现就是会投票给伊党、巫统等倾向伊斯兰教的政党。509大选，如果不是巫统、希盟、伊党三角战，以及巫统丑闻实在太多，希盟并不见得可以成功执政。而巫伊合作后保守派的反扑，已经在金马仑和士毛月初见威力。马国之外，宗教势力凭借人数优势战胜较为世俗的力量，土耳其就是前车之鉴；印度莫迪的崛起，鼓吹印度教至上的印人党击败世俗主义的国大党，也是类似的模板。巴西、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宗教保守色彩的政党也纷纷执政或复苏。巫伊若结盟参选，大概率会复制土印宗教保守势力的成功。

如前所述，今日的民粹主义、宗教复兴主义、本土优先主义、排外主义浪潮下，选民纷纷将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政策作为投票优先考量；而在社会政策中，民粹倾向强烈的选民又更赞同激进排外价值观。如果马国选民也普遍染上这样的政治心态，对于主张伊斯兰教至上的伊党和马来人优先的巫统是重大利好，对提倡多元共存的希盟则很不利。即便华人、印裔及非穆斯林团结一致投票给希盟，在人数上也不抵马来人和穆斯林。而如果发生这种根据种族和宗教“选边站”的投票结果，本身就是社会撕裂、族群矛盾激化的体现。而且，即便华人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许多华人对“应该代表华人”的民主行动党表示不满。这更让希盟政府面临危机。

今年7月，因爪夷文（Jawi alphabet，‎جاوي）编入中学四年级教材的事件，再度让种族矛盾升高。爪夷文是一种用阿拉伯字母书写马来语的文字，这就让它天生带有宗教和种族色彩（而且确多用于宗教文书）。这再次引发华印裔与马来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矛盾。虽然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多次解释，将爪夷文编入教材只是让学生认识、了解爪夷文，并不会正式“学习”，更不需考试。而且她还提到，相对于国阵时期拟定的要求学生“认识”（mengenali）、“识辩”（mengecam）及“口述”（menyebut）爪夷书法，已简化为“认识（mengenali）”这一个要求。但这依旧让华人非常不满，马华公会猛烈抨击行动党“出卖华人”，而行动党内部也颇多反对。

相反，马来人坚决支持爪夷文进入课堂，希盟中的土团党、在野的国阵和伊党均表示支持。而马哈迪也表示，希盟政府已“决定”将爪夷文加入四年级教材，等于政策已不可逆。此外，马哈迪还公开谴责反对爪夷文进课堂的“董总（马国华校董事联合会）”为“种族主义”。这件象征大于实际意义的事件再次证明，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种族和宗教问题都会迅速浮出水面、甚至变成政治风暴。

就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希盟对种族和宗教问题的态度和手段大体是符合一个负责任执政党的身份的（哪怕为了选票已经开始迁就马来人，向巫统执政时的种族政策靠近了）。但“政治正确”的做法并不能赢得种族主义、教派主义者的欢心，他们所要的是优先权、特权，而不是平等。何况，还有大量谣言和变造的事实扭曲了真相、误导和煽动了民众。因此，希盟的做法虽然在理念上正确，但并不一定能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希盟怎么做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马来西亚命运的是马来西亚国民。希盟能做的，就是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兼顾各族群利益，坚持多元共存、社会和谐的原则，努力打击宗教极端主义与种族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希盟需要在乡区地带更多奔走、投入，发展经济和教育，与巫伊争夺低阶层、低收入、低学历群体，了解这些远离现代化的国民的心态和需求，让这些被保守势力洗脑的国民逐步觉醒。而争取东马政党的长期支持，同样是希盟维系执政的关键一环。除此之外，就要看马国人民如何选择了。如果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和穆斯林抵制希盟而选择巫伊联盟，马国走向“印尼化”甚至“塔利班化”也就不远了。

此外很值得一提的是，华人内部的团结、华印族裔对政治情势理性的认识和选择（如政治参与、投票选择），同样是国家平稳转型、抵御宗教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不可或缺的。华人当然应该积极表达诉求、追求平等与公正。但如果华人以极端化、零和化思维看待希盟相对折中、妥协的政策，以消极参政、放弃投票等行为发泄情绪，最终只会自陷泥坑，让人民曾经的努力付诸东流。

（六）结语：马国政治变迁与发展中国家转型成败

国阵的下台和希盟的执政，只是国家向好、人民渴望变革的一个信号，而不是马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定音之锤。在选后被查出大量贪腐证据的纳吉，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越发活跃，以“Bossku（老板）”为昵称四处做政治活动，颇受对希盟不满的国民欢迎。而和伊党合作后的巫统，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马华和国大党也未因巫伊合作退出国阵，希盟的对手联盟不仅没有四分五裂，反而保持团结和扩大了成员；而巫伊联盟及马华对行动党及希盟的攻击，尤其利用互联网的谣言诽谤，对后者声誉造成很大杀伤……至于希盟内部的明争暗斗，如前所述，危及执政根本，在此不再赘述。而国际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逆流，也冲击着马来诸州。总之，马国政治转型之路漫漫兮修远，曲折多舛。

纵观马国近一年来的政治变迁，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权更迭对于现实政治的实际改变有时是很有限的。即便代表民主和进步的政党（集团）战胜了旧日的威权统治集团，国家的痼疾并不会随之迅速被治愈，政坛和社会种种丑恶也不易去除，甚至在新执政集团身上会看到与过去相似的丑陋。这既是由于复杂而根深蒂固的现实存在决定的，又受新执政集团成员的政治素养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国际局势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让一国内政愈发受到国际政治和境外思潮的波及。

形式上的民主和政权更迭之后，国家并未实现实质的民主、自由、宪政，甚至很快倒退回专制，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制度上实现了民主宪政，但是微观层面依旧腐败低效、社会充满不平等与暴力，更是世界普遍现象。且我们不能对选民素质和见识抱有过高期望，“民能载国，亦能覆国”，受到种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蛊惑的民众，在民主体制和普选机制下，支持一个保守、排外、极端的政治集团执政，也不新鲜。例如“阿拉伯之春”之后，除了突尼斯实现和平转型，达成民主化的初步目标（哪怕局势也不乐观），其他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或民主昙花一现后重回专制，或军阀割据、长年战乱不休。而中亚诸国在苏联解体后，苏共在各“斯坦”的分支摇身一变，又成了新的“希拉维克”，人民依旧缺乏实际的权利和自由。而从孟加拉到菲律宾，印太地区许多由专制走向形式民主的国家，同样经历民主选举、政党轮替，但威权与裙带政治、腐败与利益输送，以及种族与宗教引发的暴力，在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依旧普遍而猖獗。第三世界的民主转型，除少数成功之外，大多不是退回威权，就是空有民主的躯壳和表象，却败絮其中。而马来西亚已经算是民主基底较厚实的，但面临的改革形势同样严峻。

政党轮替、政权更迭，乃至政治革命，只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序幕、先导，而非终点。想要建好一个民主宪政、公平正义、法治安定、自由和谐的国家，需要漫长的斗争，需要各阶层、各族裔、各行业日积月累的努力，将宏观的政治经济理念渗透到微观的各项社会政策，让大政方针落实到千家万户，才能荡涤历史积秽，开辟崭新未来。而且，在民主宪政体制下，也有不同政治取向、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对立，包括革新与保守的对垒、世俗主义与宗教势力的较量，对于国家的走向与兴衰、人民的权利与生活，都有着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民主宪政的框架之内，也有清与浊的分别、善与恶的竞争，以及诸多善恶不那么鲜明、但利益冲突剧烈的矛盾。“后民主时代”政治博弈的残酷性、重要性，并不亚于专制时代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无论马来西亚还是中国，乃至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逃不开这些政治规律和社会通则。以为“变天了”、“民主了”、“宪政了”，一切就自然变好、国民普遍受惠，是脱离实际的幼稚思维。可悲的是，这种思维在中国自由派、政治反对派人士中很是流行。他们虽会以他国为镜，却不知仔细审视镜中细节，橘枳不分，又如何对中国政治形势有正确判断与应对呢？

最后，回到对马来西亚的评论。如开篇所说，国际社会对马国“变天”的评价过高，“雾里看花”，而如今马国形势复杂严峻，更需马国内外有识之士增强忧患意识，集思广益，抵御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回马枪。

马来西亚曾经经历过“513事件”的种族杀戮，许多华人至今记忆犹新。而以巫统为首的国阵（及其前身“联盟（Perikatan）”）在长达数十年的执政期内，虽不乏成就，但普遍的腐败、政治分赃、种族歧视贯穿掌权始终。悲剧不应被重演，晦暗的时代也不应再现，种族沙文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联合与“共治”的降临更将是马来西亚的灾难。马来西亚命运掌握在马国人民手中，而希盟作为执政集团，更肩负着马国转型的历史重任。希望希盟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族群和谐，抵挡住保守势力、教派势力的反扑和渗透，和世俗进步的人民团结协力，将马来西亚建设为一个公正、廉洁、世俗化的现代民主国家，让各族裔平等、和平、幸福的生活。

王庆民

2019年4月2日 （初稿）

2019年10月（增补）

参考来源：《联合早报》、《南洋商报》、《诗华日报》、《星洲网》、《当今大马》、《纽约时报》、BBC等各报刊与网站相关报道和评论文章；中英文维基百科；社交媒体第一手素材（例如文中提及的一些谣言、诽谤、攻讦，许多是我直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及其他参考资料。参考信息内容较为零散，也基本集中于从以上报刊提取和加工，因此就不再一一列出参考来源，但相关来源均可查证。本文中的观点、分析，除已标明为引用的之外，均为我自己的思考，并独立书写完成。

注：关于人名翻译问题，本文所涉马来西亚政治人物姓名统一根据“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的正式华文翻译，而不使用在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的其他翻译。如不采用中国大陆使用的“马哈蒂尔”、“纳吉布”、“安瓦尔”，而使用马国官方华文翻译“马哈迪”、“纳吉”、“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