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识仁（李明）: 民国派与自由派、改良派的系列对话 (五） ——揭橥民主化之正确路线以及这三十年来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路线为何全败？

内容提要：中国大陆的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1990年代自由主义举旗，其中大多数人曾经是改良派，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的一面。八九之后的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也是改良主义主导的，但是他们是失落了传统和本源的，这本质性缺陷表现为“一有全无”纲领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这与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普遍经验和理论逻辑冲突。自由派和改良派这三十年来的路线是失败的，且延续了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这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因素。“渐进民主化”和改良主义路线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中共国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大，大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之下，没有走通改良之路的可能性。大陆民主化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引导，发动下层社会开展颜色革命，只有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才能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化进程，官僚集团会分化瓦解，只有中共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民主化就会成功。但是革命派长期被民运和公知的主流排挤和打压，民国派的出现使革命派成势，民国派的纲领和路线与自由派相比有诸多优点。中共对于民运和公知、自由主义施加“结构性控制”，社经所系与之互相斗争、互相利用。以社经所系为典型案例，省察民运和公知、自由派和改良派与中共博弈三十年的必然失败的原因。追问主导民运和公知的自由主义将何去何从呢？

关键词：民国派，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全面转型，颜色革命，“一有全无”纲领，“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资产阶级。

前言

中共已经强大起来，但是外强中干，力大而心衰。中华民国台湾在中共的优势压力下陷于分化和困顿，香港则陷于“煮蛙效应”和“一国一制化”，“雨伞革命”、“反送中运动”虽然悲壮，但是“自治”和“普选”的目标无望。而八九民运时，台湾和香港人都大力支持，但是民运三十年一无所成，实在惭愧和误国误民，特别羞愧面对的是与中共艰苦斗争和牺牲的香港人民，我们辜负了他们当年对于八九民运的支持和付出。我们必须全面检讨民运和公知，否则中共国极权主义猖獗，大陆民主化前途不堪设想，香港被逼上不归路，台湾愈来愈处于险境。要有出路，只有检讨民运和公知，实现大陆民主化才能根治一切的“病根”，中国才有前途。

壹、以民主化为标准划分政治派别，分清敌我及他者

目前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政治派别很多，大多以左派右派划分之。本文是以民主化的目的和路线为标准来划分政治派别，所以先排除民主化的最大敌人—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集团而另论，然后分析各派。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可分为颜色革命派和改良派，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可分为民主派与威权改革派（威权改革派以开明威权主义为目的）。

回顾从1979年“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民运学运，其主流是求“改革”的改良主义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有革命意识的人士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八九之后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思潮和政治力量比较复杂，左中右三派都活跃，但大多数属于改良派。“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是改良派里的极左，“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左，所谓“大陆新儒家”也属于中左。胡耀邦赵紫阳以来的“改革派”属于改良派的中右。体制内的“两头真”比较复杂，在左派和右派里都有，其中李慎之、何家栋属于改良派极右翼。很多知识界人士（如“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知识分子群体等）也属于改良派极右翼。自由派虽然有西方背景和资源为助力而声势较大，但是体制内出身的改良派极右翼如李慎之、王元化等，有名有位有影响力，所以自由派极力拉拢改良派极右翼，与“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对抗，甚至于部分人拥立李慎之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借之涨自己之势，却也无意中有了渐失自由主义之真的危机，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就是与自由主义的驳杂不纯有关。至于“告别革命派”分散于左中右三派里，没有统一的纲领，只有反革命求改良的共识。这是中国大陆的状况。民国派是不能划到左中右三派里的，因为民国派不是改良派，没有改革之类诉求，所以与上述诸派不同，是非朝非野的独立的颜色革命派和觉醒力量。

海外异议思潮与大陆的思潮在面貌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大同小异。表面不同者，海外可以批评中共、怒骂中共，大陆不行；实质相同者，海内外的主流人物们都反共无力却指望中共改革而求自由化，然后再追求民主化。也就是说海内外异议阵营以及海内外民运，多数是反对派的面目，改良派的实质。六四之后有不少体制内出来的人物就是赤裸裸的改革派，但是因为有知名度也能得到热捧。海内外的革命派是很少的。

以民主化的路线来划分，只有民国派和少数觉醒的自由派属于颜色革命派，其他各派和庸俗自由派都属于改良派。

以民主化的目的来划分，民国派和自由派、改良派极右翼及民主社会主义派都属于民主派，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中右的改革派、许多“两头真”人士等都属于威权改革派，其目的是追求开明的威权主义。遗憾的是作为民主派的庸俗自由派却走了改良派的道路，值得深究和反思。

贰、改良派占据主流以及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

中共的“结构性控制” 和改良派占据主流及自由派畸型化的原因

这种改良派长期占据主流的局面，其原因除了中共国经济起飞且极权主义空前强大控制社会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力量由于没有正确路线而无法兴起。民主力量没有兴起的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封从德有“结构性控制”语）和统战及高压统治。也就是说中共战略性隐性控制异议及民运阵营，再加以统战分化渗透以及国内的严厉打压。第二是“六四”之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不反共的改良派，在“六四”之后多数人程度不一受自由主义影响，其中多数升级为自由派，但是面对强大的中共，无革命之胆识，于是继续“以战促谈”求改良，且利用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和统战等空间，以“阴阳两面”垄断资源排斥异己，占据海内外异议和民运阵营的主流地位达三十年。庸俗自由派的兴起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盛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所谓“民运贵族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当代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混杂无力恰恰是这些老道的改良派占据话语权和资源的后果。（这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阐述）。

所谓中共“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指中共对于不能直接控制的异议和民主力量，采取压制革命派、激进派，暗助改良派、温和派，宽对反华派的战略，并且压制能力强者，暗助能力弱者如助长其知名度、给予其政治空间等。这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外部控制，其作用远胜于显性的统战。一般统战是打击主要敌人、拉拢和团结次要敌人。而“外部的结构性控制”指己方虽然在对方之外，且不能消灭对方，但是己方通过各种手段调节和影响对方内部的结构，使对方的结构有利于我方，不利于对方，从而通过对方的结构错置，使对方自障自碍，在不知不觉中难以实现自我的宗旨，削弱对于理念的自我坚持，最终使对方难以威胁到我方。这种“结构性控制”直白了讲就是：使用相反相成的方略，以资源和政治空间的予和夺作配合，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导力量，这最有效的手段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因为路线是“生命线”，路线正确就会结束专制实现民主，路线错误就会误入歧途白费力气甚至于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这比使能力强者边缘化，助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或低能者成为主流还要有效得多。中共面对民主力量和异议界、公知界，助长保共改良主义，限制孤立反共改良主义（如自由派），遏制和打击革命派。这样中共就能控制民运和公知的“心灵”，把主动权和胜券牢牢掌握在手。然后打压和统战兼行，使海内外的异议界和民主阵营不成“气候”。这是三十年来民主阵营和公知力量与中共博弈一直大事无成的真相。

此外另有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或者主张分离主义的甚至于分裂中国的，或者刻意贬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民族性、民族素质等，或者反中华文化和主张西化的，或者视人民力量为民粹且防民者，这些主张不可能正面影响国内民众，推动民众的民主意识，反而使人有较多负面印象，甚至于让人觉得这些主张会使中国民主化导向国家衰乱甚至于分裂，所以这些乱华派、反中派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起到了中共起不到的搅乱民运和公知的作用，所以中共要宽对他们，恐吓人民如果追求民主会导致中国如俄国崩溃衰败的下场，老百姓会受苦。也就是说中共把他们当成恐吓国内民众的反面教材，帮助“维稳”。这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一个次要的表现。中共“结构性控制”的主要方面，我们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作详述。

现在提出两个问题，1、改良派占据主流的原因，2、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为了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先对于八九民运以及以后三十年的民运界、公知界作一个结构性分析，第二再从思想和路线上作深究。

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八九学运，保守派的长期运作加上邓小平对赵紫阳的猜忌（《鲍彤谈六四》法广台2019年），双方就学运展开角逐，但是依中共法则，邓和保守派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上层政治斗争中改革派倒台是迟早的事。就体制内外的改良派一方而言，当时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上层软弱无力，中上层改革派的抗争以陈一咨等“三所一会”发表的《六点声明》为首，但无济于事。其二，严家其、包遵信、方励之等带领体制内知识分子支持学运。其三，市民和工人的支持。其四、私营企业主（四通）万润南在其同情学运的岳父——中顾委委员李昌等要求下介入学运，力劝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其五，海外民运的支持。但是最有力量的是民间的陈子明、王军涛等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的介入，他们还结合了体制内外的知识界力量，又以王丹、刘刚、陈小平等直接介入学运，“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首联”）就是社经所主导下建立。所有上述力量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化的纲领（如普选、国家权力之分立制衡等，极少数人才有此意识），主要是模糊的民主口号和反“四二六社论”、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的只反腐败没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八九民运所言的“民主”主要在所谓“社会主义民主”范围内，学生基本没有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总而言之，这是一场改良主义的民运学运。就其提出的政治纲领的高度而言，还不如晚清的立宪党人的立宪纲领，更不如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

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当年曾是改良主义的学运一代大略分化成五派，1、封从德等反思历史传统结合中华民国台湾，为民主化前途计，转进为民国派、革命派。2、许多人转进为反共求民主的立场，但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3、相当多的人畏惧了中共暴力和受制于“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继续走在改良主义旧轨道上，但是改良主义里又分反共改良主义和保共改良主义两派。4、也有不少人投降权势和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向专制臣服，钻营有成，甚至于成为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从而背离了学运精神，自我否定成为“保皇党”。5、更多的人无奈于现实政治而淹没在庸众里为个人发展而尽心尽力。

六四之后中共改革派基本被边缘化，部分改革派转进成民主派，如李慎之、李锐等，构成了改良派的极右翼，李慎之还被部分自由派拥立为“领军人物”。流亡海外的改革派如陈一咨、严家其、万润南等，难以融入反共的海外民运，如严家其任民阵第一任主席，就与反共色彩强烈的民联刻意保持距离，由于改革派官员对于是否成为反共的改良派（即路线改良和目的求民主反共）呢？大多数人立场不坚定，或者情感难以认同，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想里含有民主，所以改革派官员淡出了海内外的民运。六四30年周年前，严家其还表示30年不能庆祝中共国国庆非常痛心，六四平反后能回到中国还会继续庆祝中共国的国庆（见https://m.youtube.com/watch?v=j_7aad4UrD0）。海外的原体制内知识分子如王若望、刘宾雁、郑义等等虽然不象一些原改革派官员那样与海外民运难以和谐，但是大多没有成为革命派，至多成为反共求民主的改良派。原体制内民主派知识分子和改革派随着时间消磨，社会的活动力、影响力渐渐趋小，但是海外的异议知识界还是主要由他们构成，且由他们掌握话语权和相关资源。再者他们在国内公知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由于体制内出身，在能力上不如象社经所那样的民间化知识分子群体有活动能量。社经所及其影响的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海内外的公知界、反对派甚至于民运里起到了较大作用，这是要重视的。

第二从思想和路线来深究的话，八九民运原来主流的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六四屠杀之后举什么旗帜呢？六四屠杀导致反共呼声高涨，而且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随着共产党暴政历史的揭露，共产党及其所谓的“社会主义”不仅失去光环，反而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国际社会对于红色的异议力量也不会支持。如此形势下，八九民运主流的“不反共的改良主义”共识必然崩溃，昔日的学运里、知识分子里的主流不可能不“改弦易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发展，在这背景和内在需要下，举自由主义旗帜成为海内外的多数共识，也就是说路线还是改良主义的，立场和目的是自由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大旗的要义，也可以称之为“反共的改良主义”，这就接上了西方价值观、普世潮流，容易得到西方的理解和支持。其温和的改良路线也容易得到追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西方国家的认同，反之革命派会使西方顾虑与中共的关系而不支持且防范之。所以革命派是孤立无援的，但是中国的形势发展最终会使革命派成为主导力量，21世纪民国派的兴起使革命派成势。习近平上台后改良派梦破，唯利是图的西方国家则“梦醒”，当前的美中贸易战和新冷战危及中共统治，于是革命话语得以流行。

总之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源流复杂、成员复杂、思想复杂，须知八九民运时没有几个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大陆举旗者以学者、知识分子为首，但是主要的还是经历过八九民运的然后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但是这种接受的程度也是不高的，因为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有限，而且有意识形态熏陶过的“先有”、“先见”等，不纯粹。所以海内外的自由派阵营里是没有多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反而实用主义者更多，机会主义者也不少。自由派这样的层次不高的总体结构，使得八九以来的旧有的改良主义没有被清算反而沉淀下来。这样单薄的自由派，面对强大的中共政权，再加上西方国家从在华利益出发惧革命选改良，所以必然延续改良主义路线。这有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更有自由派的内外背景、国际国内形势、利害得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如果要纯粹化，要找到自我的归宿和前途，可能路漫漫，甚至于要指望下一代。

从民主运动依靠的社会动力来审察路线问题。首先八九民运就是以学运和知识精英为中心的改良主义民运，因为改良主义局限性，当然不能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相反八九民运时民众同情和支持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反而惧怕发动民众，唯恐触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中共政权的“镇压防线”，甚至于担忧中共改革不下去。六四镇压后，他们虽然易帜而高举“自由主义”大旗，但是在中共无所不在的高压统治下，患得患失，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能力依旧不具备，也缺乏此心，六四屠杀反而使之有畏惧之情。这是他们继续选择改良主义的内在原因。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是革命派的路线，改良派只能走上层路线企图以压力和劝谏使统治者改良。

八九民运原来就是改良主义主导的，深究一下很多人在“六四”之后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路线上的诱因是什么呢？首先省察一下他们的洋师——英美自由主义。英美自由主义早期就是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是贵族和王权博弈的产物，并且有诸多的成果如英国大宪章，后来又演变成社会中上层和王权旧贵族特权的博弈，形成和平孤岛的英国的特殊渐进民主化道路，自由主义发挥了作用。再往下是社会中下层与社会上层的博弈，民主不再是上等人的民主而演进成全民的民主了，英式民主化才算完成，这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且担当重任，自由主义的地位和作用都大为下降了。直到极权主义的共产党和法西斯主义兴起时，自由主义才应声高涨。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中共统治下，有阶级之间、人民与统治者良性博弈的制度和政治习俗吗？答案是否定的。自由派食洋不化的举“自由主义”旗帜，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要继续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与英美自由主义有似是而非的共鸣。其实英美自由主义是理性的且以社会力量为基础的，而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却是懦弱性的且不能以社会力量为基础，这是难言之隐。自由派解读英美自由主义而产生的共鸣不是理性上的而是这难言之隐上的错乱共鸣。洋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自由派的路线上的诱因大概如此。尽管自由派误读了英美自由主义，举“自由主义”大旗与体制内改革派“同床异梦”，共走上层路线，不发动社会动员民众，与虎谋皮，结果必然是挟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三十年，结果整整失败了三十年，可以说庸俗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合体是这全面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们现在窃居民运界、公知界的“教主之位”而不甘让出，因为利在其中，习近平上台后他们依然梦死心不死。

八九民运教训延续至今和自由主义被“结构性控制”

从民主运动的本质而言，所有的民主运动都是以否定专制者的合法性为出发点，以自由民主为目的。就此而言，尽管八九学运民运规模很大，但是如果严格判断其性质的话，八九民运应该是思想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民运。因为他们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反共的人是很少的且边缘化的），他们是以反腐败与平反诉求（反四二六社论）为主，其追求民主和反专制的诉求是不够的，这是改良路线的患得患失造就的，改良主义是八九民运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目前海内外的自由派和民运的主流人士大多经历八九民运而来的，他们往往拔高八九民运的地位和意义，而不是反思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出身改革派的群体则拔高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地位，两者结合把持话语权，利益在其中，人为把八九民运推崇成“民主图腾”，主导了异议知识界和民运的思想。这样子就必然缺乏反省和思想进步，三十年前八九民运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行为模式犹如“基因”，继续存活于知识界和民运里。这使得八九民运的本质性缺失被遮蔽，人们被误导进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如优先争取言论自由、建立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如1998年组党），优先推动维权运动、公民运动（其实中共统治下只允臣民而不允公民），并且回避否定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中共国，为了改良不惜掩盖“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程晓农语），“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王天成语）的真相，掩盖唯有颜色革命的路线才是所有民主力量的唯一正确出路的真相，其结果使得人民力量在达不到目的的改良路线上被白白消耗时间和力量，中共只要下一纸红头文件，维权成果就会落空了，追求到的公民权利就会形同虚设，所有政治诉求就会遭遇严厉镇压，这就是极权主义的面目和八九民运以来三十年路线错误的真相。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倒行逆施都是畅通无阻没有遇到有力的抗争，他应该感谢八九民运以来的三十年的错误路线，自由派和改良派都是功莫大焉的难兄难弟！

总之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八九之后的这三十年里，“学步”英美自由主义及其渐进民主化路径和“告别革命”成为主流观念，自由派的“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由此产生。值得玩味的是其中的“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的提出和广泛传播且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实质是保共改良派的“杰作”。李泽厚等当年提出这类观念，很快相关的书和文章在中共国得到出版和受到热议，使六四镇压后普遍不满和寻找出路的各界人士，找到了安心配合中共的统治、发展经济、追求利益的理论依据。这有没有中共做社会思潮的“结构性控制”的外在作用呢？李泽厚是中共国培养出的学者，其保共改良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八九学运时知识分子对于学运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其一，以温元凯为代表，道义上的学运派，立场上的政府（改革）派，在同情学运的前提下希望顾全大局，给政府脸面。戴晴、李泽厚也是这种意见比较坚定的持有者。”（见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中），1996年，页391）。秦晖在《改良未必更和平，革命未必更暴力》一文中透露李泽厚在1990年代晚期针对他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的文章，指责仅仅做学术研究的秦晖等人的观点，“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告别革命”说、“救亡压倒启蒙”说所倡导的“启蒙”，其真实的目的和现实动机就是主张反革命和保共改良。

再者，基于中国的文革经验，深入反思法国—俄国的激进革命，明确地提出中国应当告别法国传统，转向英美传统，由此思路清理中国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遗产。这一思潮在中共国风行弥久，这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领潮人物是王元化。王元化曾经在1983年至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2012年被称为“习王体制”之一的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王歧山，出于反革命的保共反腐改良的目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要求全党反思法国革命。可见这一思潮不仅是思想界的，更有中共高层对于社会思潮做“结构性控制”。

所以说自由主义思潮席卷知识界和民运界，其奉行“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的主张，中共必定很关注并且出于对于社会思想的“结构性控制”而助长之。中共的宣传部、统战部等不是不懂自由派讲英美传统、法德传统，其实最后是讲民主化路线，最终还是想要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所以中共必然会作出反制且企图“结构性控制”人们的思想动向，以利于统治。所以中共限制自由派主体的发展，但是助长其有利于中共统治的改良主义的思想路线，使自由派的宗旨和路线分裂错位，使其“神经分裂”而无力，又反而促成了保共改良主义成为主流，这就是中共的“结构性控制”。

终极目标上反共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共走反革命求改良的道路，这道路行得通吗？首先世界上没有共产党国家改良成民主国家的先例，理论逻辑上也讲不通。期待改良中共而自由化，然后再民主化，这是行不通的“梦幻之路”。这种路线只会使自由派与改良派混杂在一起，因为自由派惧怕中共极权主义“虎口”而不敢彰明其民主化目的，但是“铁幕”下的社会群众没有那么深的政治水平，只看到表相上异口同声主张改革的自由派和保共改良派，而看不懂两者在宗旨上的根本差异，所以最终自由主义的宗旨和目的被保共改良主义“淹没”不彰，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保共改良主义反而被助长成主流。如此必然使得中共的“改革路线”——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由于缺乏民间反对力量的冲击而巩固，中共改良了统治使红色帝国崛起，主张威权化改革的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保共改良派也随之较有市场。到了习时代，被当局操控的党国民族主义泛滥成灾，险些使洋色彩的自由派有“灭顶之忧”，自由派进一步被限制被边缘化而更加无力抗争，而受这“伪自由主义路线”指引的民运和公知也同样无力化边缘化。这就是庸俗自由派和改良派挟持民运和公知的话语权达三十年的恶果。

八九民运其实已经给三十年后今天的失败和困惑预告了答案。八九民运的教训有二：1、体制内改良之路不通，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的失败，改良已经不可能。改革派必然被边缘化三十年且无限期边缘下去。2、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的全面失败。学运和民运的反腐败求政治改良的诉求不高，且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立场，戒严期间维护住北京秩序。最终遭到了党国武力的血洗。八九之后的三十年可以说大事无成，其原因还是改良主义路线及其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没有进步就必然收获同样的失败。可叹这三十年里寄望于体制内改革的声音绵绵不绝，特别是对于八九后至今的知识界民运界有较大作用的昔日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多数还不悔悟。

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

世界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就是唯有革命才能成功，无他途。这也是研究中国民主化和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的权威学者的共识，如王天成、程晓农、仲维光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属于所有共产党国家里最特殊最艰巨的民主化。苏俄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惊醒了中共，中共得以吸取教训，以发展经济同时以国家资本主义控制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也就是控制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和自主性，使“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的中共政权服务且难以构成对于中共政权的威胁，然后又能催发经济增长和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优势。再者又建构红色权贵主导的大资产阶级，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忠心中共政权的政治经济力量，“结构性控制”住大小资产阶级，驯服他们，使之难以演变成威胁中共的独立的社会力量。最后以“党文化”配合“党天下”，以镇压为后盾，以超过军费的维稳资源，控制整个社会。习近平上台后，最显着的特征是全面加强“党文化”和“党天下”一体化，加剧“国进民退”，以抗衡西方的党国民族主义、“中国崛起”为旗帜加强对于社会的“洗脑”和控制。等等。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特殊国情”。所以尽管整个社会各阶层普遍不满，但是没有主导力量，就无合力可言，社会力量因为“群龙无首”而沦为“乌合之众”，不能成势。其中广大的下层社会很大，且中共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下层社会从来是被动的松散的、缺乏自觉性的、缺乏资源和凝聚力的，需要先知先觉的力量来唤醒、号召，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先锋军”。先知先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担当，无他者也。

回顾历史，中国传统上是由知识阶层——“士人”来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到了晚清从士人阶层里分化出的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缔造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专制。民国知识分子和传统士人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性和独立性，而且在共和制下是社会的领导者和政府的引导者（或者“出将入相”），总之在朝在野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中枢，形成新的习惯法和习俗制度，所以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用远胜于传统士人。这样子，民国知识分子担当起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在严重内乱外患和百姓普遍文盲及国贫之际，顽强缔造了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外来的中共极权主义入主中原后，在大陆摧毁了中华文化和民国法统国统，消灭了民国知识分子出身的阶级——中农阶级、地主阶级和大小资产阶级，“改造”了知识分子，使民国知识分子消亡，同时培养和控制“红旗下成长”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官僚体系下的附庸。也就是说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自觉性和独立性，被控制和被培养，缺乏社会领导力，这与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相反。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严防知识分子有社会领导力的。再者与民国知识分子有引导政府的地位相反，中共国的知识分子是官僚阶层的附庸，官僚阶层在中共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里是中坚力量，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如此作一个确切的界定，知识分子阶层其实处在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地基之下”。所以说中共国这种特殊国情决定了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官僚集团不要改革，就不会有改良；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改革派官员也会一事无成；任何违反举动都会被清除，如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下场。依靠中共官僚体系的“地基之下”的知识分子推动改革而求自由化，这是根本行不通的，更不用谈民主化。中共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比较低，不足以达成改良主义必须要走的上层路线，所以说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里，自由派和改革派依靠知识分子奉行改良主义路线必定是走“死胡同”的，其第一大原因就在这里。另一原因是：中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共官僚体系的附庸，配合中共的“党天下”而建设了主宰精神领域的“党文化”、红色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本身也被控制和被极权主义文化笼罩，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他们普遍是这等头脑和眼光的。即使从中共国知识分子里反叛产生出自由派，以“自由主义”为旗帜，也不可能改良中共，更不可能以改良主义路线求得自由化、民主化。而且以他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能理解自由主义有多深呢？必是实用主义的误解多，深入理解少，错位错误却必不少。也难怪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深陷于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之中，派生行不通的改良主义路线。。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走上层的改良主义行不通，只能走下层的颜色革命。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也必须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者，发动社会动员民众，开展颜色革命。但是如前所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很大。解决问题的答案有二：1、要从知识分子受制于社会政治结构的附庸地位上觉醒，形成先进的公知群体。2、必须有革命的融入下层社会的自觉性且拒绝改良主义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只有与下层社会结合才能引导出变革，走向民主化。现在教育普及，下层社会的人物也是高中以上甚至于大学的学历，所以不用惧怕民变会导致国乱，使民主化不成功，相反在教育普及、工商发达的手机时代，下层社会发动起来，会更容易有力量有自觉，民变之后是政治巨变，接着就是民主化。中国不会有苏俄东欧民主化时的无中产阶级、无资产阶级、无市场经济而导致的转型混乱，中国大陆具备这基础，必然会比苏俄东欧的转型要好得多。唯一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开启民主化？答案很明确：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产生出一批有牺牲精神的先进公知群体构成引导革命的力量，发动社会动员民众，酝酿颜色革命，这是唯一的途径。颜色革命造成形势了，“跪着赚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会加入民主化进程，剩下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官僚集团会“首鼠两端”最后分化瓦解，官僚系统的中下层特别是技术官僚会汇入民主化潮流里。民主化就会成功。

所以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化和奉行颜色革命路线是实现民主化的关键。针对知识分子问题，仲维光讲得比较深和比较远，批判得也犀利且不留余地。仲维光在1990年代写了五篇《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指出19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刘宾雁先生的许多报告文学，白桦先生的一些小说也是在党内改革派的支持和授意下写作的。金观涛等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一方面是配合了党内斗争的需要，为“改革派”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要把积累了二十年的思想危机、信仰危机引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避免知识分子的越轨。这在金观涛给邓力群的信和他的文章中都有很好的自白，而邓力群等共产党领导人之所以支持他们也是因为此。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历史上，他们也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八十年代中期后包括电视剧《河殇》在内的文化讨论，也是在党内领导人暗示或组织下进行，为党内斗争服务的。《河殇》不是学术作品，它用的仍然是政治宣传的方法。金观涛等人自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超稳定结构说法。而李泽厚先生1976年在四人帮倒台前不久，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时从美国给某些领导人写信，表示自己的忠诚，以及他们在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地向邓小平表示支持和献策，则更是公开的事。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六四之后的“告别革命”说是保共改良的，其“救亡压倒启蒙”是没有经验论和理性论作基础的政治化启蒙说，这一切是其出身的极权主义文化里的反向思维的产物。

“六四”之后跑到海外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八九”民运的态度是积极的反动。对于这个论断，人们会觉得一下子难以接受。他们不是一到海外就积极组织民阵，抗议共产党屠杀人民，力主实行民主改革吗？怎么能说他们对民主化是积极的反动呢？！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鉴于他们对于“八九”民运的评价，其次是他们对共产党的表态，第三是他们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预设。一、这些人跑到西方，立刻开始清算“八九”民运。他们责备学生不和党内改革派合作，不懂得妥协，致使“八九”民运以“惨败”告终。二、这些改革派政治菁英、知识菁英率先开始了和共产党、邓小平的妥协与沟通。华生反对严家其《五一七宣言》中提出打倒邓小平。（《民主中国》第2期，第40页）。改革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上依附于共产党内的一派，他们的利益所在与民众不一样。“八九”民运的学生和民众拒绝把他们的民主诉求纳入党内改革派的轨道，对此改革派很反对。远志明通过《民主中国》致信共产党中央邓、李、杨（《民主中国》第2期），输诚说：“中国人不习惯西方人的生活”，因此“中国也走不通西方的老路”。“西方人的生活”即西方民主制度，“西方的老路”即“西方资本主义”。把民主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这展现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三、这些“菁英”的“保守主义”还表现在对“八九”民运的“激进主义”的抨击，是鼓吹中国改革通过“新权威主义”和“科学”地回到社会主义。“六四”之后复兴“新权威主义”首推远志明。他说：“在中国必须经过新权威主义或菁英民主制的过度”，“最好的办法”是“缓慢地、可控制地走向民主化”，以集权防止“动乱”，防止中央失控。2008年12月8日，远志明主导的，与刘晓波一系的余杰、王怡还有张伯笠等19人发表《旧金山共识》，这与同期的《零八宪章》有呼应的默契，但是这《共识》被一些基督徒认为是和中共当局政治合作来“和谐”（控制）基督教会的（见高约翰《和谐了中共，悖逆了基督》，李大卫《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共识”》）。

总之，在六四之后的前景不明朗时期甚至于许多年后，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往的政治资本及其社会知名度给他们带来常人不能企及的特殊利益。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并不主张民主的党内改革派到了海外连摇身一变都不用就成了“民主”菁英，在国外既得“民运”的利益。他们再次利用了封闭的世界和开放的世界之间的不对称，他们继续吃政治这碗饭。中国“改革菁英”的这些优越性是东德等国的上层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如果中共如东欧共产党一样垮了，他们就什么也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辩护“十年改革”、胡赵改革派和“两头真”的中共民主派（如李慎之等），更激烈、更坚决、在政治上更保守的原因。所以说改革派知识分子在落魄时他们会暂时混杂在民主运动中；但稍一得势，他们就要严重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正因为此，与东德上层知识分子相比，对于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东德上层知识分子是哀鸣，而他们却是积极的反动。

总之，改革派知识分子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绝不是独立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智囊其实不要真才实学也不能有独特见解，特别是当这种见解不符合党的路线和利益时，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是靠着看党内斗争的风向、投合某一派，并且琢磨与迎合主要领导人的心理，为他们的主张和意见提供理论说明和“科学”论证，因而成为改革的理论权威的。

“一九八九年，在大陆民运被镇压后，在党内斗争中失败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如苏晓康和今天的李泽厚刘再复戴晴乃至金观涛甘阳等人的表现无不反映了对于社会由极权向民主演化过程中的这种反动。他们一方面依靠西方的帮助逃到海外，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生活上感到失去了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特权的屏障，从价值到方法在西方都找不到认同的基础，因此大骂西方，甚至从反传统变成拥护传统，哀叹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夜间的崩溃”。（仲维光《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三）》，1995年）

仲维光的《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对文革到六四历史时期的再思索》，是很罕见的深度批判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部大作。他写道：“从文革到六四，中国民众没有能够彻底摆脱共产党的极权专制的历史教训是，在共产党的文化中产生不出真正具有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人们在成长中能够自然而然地汲取到这些人类社会的优良传统，那么在五十年代后，在共产党文化中，如果没有经过痛苦地反叛，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精神，其结果就是使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再次流产”。“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笔者必须要说的是，笔者对魏京生极为尊敬，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大无畏地以身试法）。至于根本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政治论战，陷入共产党教科书框架之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和人道主义辩论，也都远远没有达到五十年代在波兰、匈牙利、苏联所发生过的哲学讨论。而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北京文化》丛书、《华夏》丛书，则更都是在有上述共产党干部和‘知识精英’背景下产生的。它们的思想基础、探索方向，对二十世纪历史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对文化和传统的看法，对共产党的定位和分析，都根本没有合上世界追求自由民主的思想潮流，很多时候不仅错位，而且根本上就是对立的”。“从文革到八九，最令人注意的是，这些号称自由民主派知识份子，在八九年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民众对共产党的不满的运动中，他们之中一部分人积极充当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权力斗争的代言人插手学生运动，而另外以自由派自居的一派则令人惊异地远离运动、远离历史，据说是要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这也是中国独特的现象”。自由派、民运、公知的最大的问题是被断裂了传统和本源。回顾历史，“自三十年代末期以来，正是于光远、李慎之，乃至李泽厚等这一类知识精英在协助共产党，利用排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建立了封闭的社会，封闭的共产党的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形的政治墙，无形的文化墙，阻断了中国社会和世界的联系。这一批人有的人自己曾经或者一直在共产党主宰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科技领域担任要职，有的人则是文化和科技领域中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这些知识精英的思想对于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以及当前民运和公知的影响都很大，其余绪一直至今。“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蓝道夫（R.Dahrendorf）在对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分析中说，这种极权主义的两个显着特点是，一是它反对近代自由人权民主思想传统，二是全面反对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三十年代以后，正是李慎之、于光远这一批知识精英，继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的多元思想中的一种倾向，在中国社会建立了第二道墙，这道墙屏蔽、隔绝中国文化传统。……无论共产党如何，都比过去的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好，都比历史上的一切时期进步。罪行不是共产党固有的，而是中国传统遗留的，不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思想有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民国传统被断裂，这是中共“党天下”追求的恶果，也是中共的知识精英起的作用。“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份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份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份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份子，以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但是，反思共产党政治和文化，与找回传统本源是相辅相成的，是同等意义和作用的。然而变成民主派的原中共知识精英对于中共的批判，“以他们貌似公允的批评假象，在从文革到六四……它对于每一个共产党的罪行，无论大小，首先解释为某个人的失误。他们要人们相信有一个好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一个好的共产党，有一个真正的、好的马克思主义，……其次，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共产党的罪行，当代极权主义罪行被他们解释为根源于中国传统，而不是共产党制度及其思想。……正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协助了共产党，才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了一些本来可以有为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向”。

“回顾文革到六四，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不是如方励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太多使得中国实行民主困难，而是五四以来一部分知识精英，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

仲维光指出：“共产党集团也已经学会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擦边球化解社会的不满，并以此损害、乃至摧毁真正自由派知识份子等完全与共产党文化不兼容的新的追求。他们在严酷打击包括法轮功信仰在内的的一切言论、一切活动同时，对这派知识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评，则‘网开一面’，甚至允许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出国，给他们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不仅利用这种方法导引和防止了批评升级，而且还更积极利用这类知识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质，对抗打击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很多这类知识精英也非常会利用共产党给与的方便，‘里外通吃’。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现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最近的余杰王怡在会见布什总统时排斥郭飞雄事件，也都在相当程度上染有这种性质”。这其实也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表现。“另一个与此紧密相连的手法是收买政策，对于所有这类的知识份子从物质上给与各类优惠和照顾，让他们明明也感到未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暂时相对舒服的生活，而更愿自欺欺人地沉溺于安逸”。

对于从共产党转变而来的民主派知识精英要有客观的基本判断，“在回顾、思索从文革到六四的历史变化情况的时候，我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李慎之等这两代共产党，或者其周围渗透着共产党文化的知识份子，而要说的是，他们或许能够使得共产党宽松一些，但是却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旗帜，特别是把他们作为“自由主义”的旗帜，因为套句马克思的说法，他们的臀部带有极权主义的印章”。这是相当中肯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批判了陈子明、何家栋等社经所系与其他自由派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说法和做法，

仲维光是研究极权主义的大家，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或沉或浮的遭遇有精辟的分析和论断。针对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民运里否定当代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而冠之以“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有深刻批判。其《自由文化运动与中国知识传统的重建——极权主义及其文化问题批判》一文写道：“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使用传统的这些描述独裁专制的概念都无法表达出现代共产党专制和希特勒法西斯专制的特点”。“八十年代以后发展到今天的的中国共产党社会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越来越多相似性，这就是邓小平对共产党的贡献”。“但只说弗里德里希和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特征，中国共产党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继续坚持，如一党专制，对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垄断控制，对教育、文化事业的控制，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党控制的军队。而对内，复活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仍然没有足够的法律保护，国家可以随时没收、剥夺民众的财产。对外，国际社会也仍然没有相应制约、约束中共政府的措施。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谓独裁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子明提出了当代中共国是“后极权主义”的说法，这得到了胡平、王军涛、刘晓波等人的赞同。胡平甚至于认为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威权主义的。冯崇义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中共党内民主派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变为后极权社会的产物，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使命，则是推进中国完成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冯崇义《李慎之与中共党内民主派》）仲维光批判道：“九十年代以来，和威权主义概念平行的，知识精英描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后极权主义。但是，这又是一个移花接木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来出自东欧共产党集团崩溃以后，由于东欧社会残存的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共产党文化，造成了东欧社会虽然已经步入民主，但是却存在着很多严重问题。针对这个特殊时期，人们使用了后共产党社会，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概念来描述东欧社会。然而，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却居然混入这个潮流，把这个概念借用来描述仍然在力图完善自己的极权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社会。”“使用这个后极权主义和后共产党社会，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人们会认为共产党已经变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这大约也是使用这个概念的某些知识精英的真实目的。”要对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共国进行客观考察，“对于反传统性、反自由人权的封闭性的考察更可以使我们看到，最近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确实代表了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现今早已经全盘西化的中国社会，为当代研究极权主义提供了一个标准模式，中国自邓小平以后的改革使极权主义从教条走向了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第二阶段。”在这极权主义的第二阶段，知识分子学风依旧败坏，“三十年来的经验事实，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八十年代以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知识精英群体，北京文化丛书派等等和今天的学风、知识界的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至于说到体改委、所谓北京经济学所等群体，那在研究文化问题的时候就根本更不需一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附庸和帮闲”。“在这一极权主义文化潮流中，继续所谓‘全盘西化’走下来的知识精英，从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刘小枫，刘晓波，到今天的余杰等人，和力图推崇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启蒙思想的知识份子们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文化和思想的分歧，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仲维光对于社经所系和庸俗自由派有严厉批判，认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的，他们没有摆脱“党文化”。对于反传统的公知和民运，仲维光认为：“我认为知识份子必须立即停止对于传统、对于中国民众的谩骂和攻击。今天那种全盘西化、基督教化的观点和陈序经、胡适等三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辩论中对于西化观点讨论已经完全不同，几乎完全是共产党式的”。

所以说“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仲维光语），自由派、公知、八九民运一代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革命转变吗？不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性转变，就不能摆脱极权主义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就找不回民国的现代文化，担当不了未来中国大陆的民主化的重任，完成不了全面转型的构建民主中国、文化中国的使命。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必须经过颜色革命才能实现，要颜色革命就必须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力量为首，进行传播思想和酝酿革命，号召和引导民心，直至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捕捉良机引爆颜色革命造成形势，患得患失的大小资产阶级就会加入，最终结束专制开启民主化。所以知识分子要觉醒，要“脱胎换骨”，这也是对于广大民国派和真正自由派的基本要求。所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作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叁、失落本源的自由派在纲领和路线上的本质性缺陷

奉行改良主义的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了维护自己路线的主导地位，一起蓄意打击革命派如王炳章等，排斥作为颜色革命派的民国派。他们以七九民运、八九民运为中国民主运动之源，而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有本质性缺失，都是改良主义主导的，而且都是失败的运动，并且是被中共铁幕割裂了传统和本源的民运。

须知中国民主运动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从革命和改良两条战线奋战，汇成辛亥革命和创立亚洲第一共和国，开民主法统国统之源，然后国民革命结束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反俄反共抵抗日本侵略，缔造四六宪法（胡适赞其比美国宪法还好），台湾民主化后至今存续的就是这部宪法。可谓祖辈的民运硕果大哉！而中共国建立后，民主宪政和中华文化皆被毁弃，历史记忆皆被黑白颠倒，所以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都在“铁幕”之下，不知祖辈的民主成就和民主革命，被中共欺骗且被专制统治打击，只好选择改良主义。所以说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是断裂了自身传统和本源的民运，然后才会派生出“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改良主义”，且屡战屡败难觅前途。这是七九民运和八九民运以后至今三十年的民运和公知皆大功无成的深层原因。与此相反21世纪中国大陆民国潮兴起，三民主义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精神成为民国派的“精神支柱”，四六宪法成为“第一路标”。经历了八九民运的辛灏年则从历史反思起步进而认同了中华民国。海外民运的创始人王炳章反思民运的问题，又受辛灏年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重建中华民国”的道路。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在海外较早提倡三民主义和继四六宪法而开中国未来，与大陆民国潮思想汇通。辛灏年这几年也不再停留于历史反思，也讲三民主义和四六宪法了。大陆民国派理论家孔识仁总结大陆民国派的主张，即：复兴民国开国立国的本源精神，接续道统、国统、法统而开来，阐扬三民主义和四六宪法、重塑革命的大陆国民党精神等，宣扬民国的民主革命精神和文化正统。海内外民国派皆再倡革命，这昭示了八九民运后的一大转向和进步，突破了前途无望的狭隘的旧路线旧思想，而且有了唯一的具体明确的全面转型的纲领以及未来建国的全面目标，即继四六宪法开政治未来，继现代中华文化开文化未来，继民国社会传统和在台公民社会开社会未来，以自由经济和国家支持以及民生主义开经济转型，以仁义王道和国家利益之合开国际外交。面对未来民主化过程里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成本，民国派有强渡民主化过程中的政经衰乱的自觉，且自觉要避免民主化的领导权落入中共改革派和红色资产阶级的手里，从而拒绝“普京式威权化歧途”，克服分离主义，有全面保强中国且去共除乱的明确纲领。这是其他的公知里、民运里没有的。

民国派之外的其他公知里、民运里，基本是“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一有”指只有自由民主的追求，“全无”指无传统，无具体明确的未来建国目标，无文化道统，无国统法统，无民族传统，除了市场至上没有应对危机、衰乱及大国竞争高压的“药方”，更无经济升级和文明大国崛起的大计。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全面转型的纲领和路线，更没有在民主化过程中克服危机和衰乱、民族离心力等，没有保强中国的明确纲领和路线。

就建国目标而言，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作的《零八宪章》提出“中华联邦共和国”。而“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中共二大首先提出的，然后七大重申的，赵紫阳的幕僚曾任中共社科院的所长严家其于八九之后承认中华民国是第一共和，但是认同颠覆“第一共和”的极权主义的中共国是第二共和，第三共和则采中共“初心”的二大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之说法，这是错乱倒置的机会主义“国统观”，表现了改良主义的妥协性和错乱性。《零八宪章》是自由派与改革派合作向中共“上书”求民主的，当然就尊奉此主张。这“中华联邦共和国”有错乱接续到中共国的危险。

这类只有自由民主追求的“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在民运界、公知界、异议界是占主流的，但是它能够动员民心发动社会吗？会有号召力、凝聚力吗？不可能有的，它的思想单薄，社会基础太小，又无历史传统的渊源和权威，是改良主义上层路线的产物。“一有全无”为什么要“全无”呢？因为要中共改良，不能与中共的国统文化历史的合法性全面冲突，所以不能“全有”只能“一有全无”，这犹如晚清的立宪派只要立宪，不能全盘否定满清，反而要保满清才行。所以这种“一有全无”的纲领和路线，实质上是“首鼠两端”的路线。但是这种纲领和路线的致命弱点也是明显的，直白讲就是“独木不成林”的“独木”，风易摧之；又犹如腾跃于人民之上的“孙猴子”，极权主义的“紧箍咒”足以控制之。总之其成事不足，实不能成势，更遑论推动民主化呢？但是这类的错误纲领和路线怎么会成为这三十年来的主流呢？耐人寻味，值得反思深究。特别值得思虑的是：中共隐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及统战与之关系如何呢？这在下面要详细探讨。

对于自由派和改良派现阶段的“一有全无”的纲领和改良主义路线，笔者不禁要感叹一下，如果说改良主义路线的实践是常常“捡了芝麻忘了西瓜”，那么自由主义就象留洋归来的郎中，一入中土就不知如何对症下药，乱开洋处方然后处处碰壁，结果变成了只敢用一、二味药的“一有全无”的呆郎中。自由派只得与改良派合伙“开店”，三十年来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生意。实在是愧对六四亡灵，也愧对在内乱外患中，在抗日反俄反共的烽火中，顽强制宪行宪的先贤先祖。民国大陆时大师辈出，今日自由派却笨郎中辈出，应该是与改良派同流合污做生意，坏了脑筋。

民国派是主张全面转型的，自由派等等是“一有全无”的单面性政治经济的转型主张。前面重点讲的“知识分子问题是无解大陆民主化难题的首要因素”，并且首推了仲维光的学术思想成果。仲维光全面批判中共国极权主义文化，厘清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混乱和实用主义，树立自由主义学术思想运用于中国之典范，既保持了西学的学术严谨，又守住其学理运用于中国之适度。实乃当世学界之罕见。程晓农潜心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近30年来。著有《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载《中国战略分析季刊》，第五期及第六期）以及《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系列文章五篇等。可以说，程晓农和仲维光的学术的领域是交叉互补的，其成就都是当代人绕不过去的。

程晓农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我提出了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这个概念，即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而社会转型决定了政治、经济转型的成败”。“西方学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忘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转型国家选民原有的价值观念是不会随着民主化而一夜之间一风吹的，以往形成的价值观念将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或许可以短期内改变，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却不可能如此剧变；制度可以重建，人却依旧不变，这就是转型国家的最大难题”。既要“变制”更要“变人”，这才是转型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追求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是不够的，单面性政治经济的转型弊端很大。进而言之要进行全面转型才能成功，也就是要弃中共国之旧辙，除了构建民主中国、经济中国，还要构建文化中国、社会中国，这样“变制变人”兼备，此乃笔者所言的“全面转型”。这是继往开来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结束西化的极权主义中共国之必要，这对于民国派而言是必定要全面追求的目标。非此“全面转型”的目标，就不能继承民国先贤先祖的理想而开来，不能继承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而开来，不能保强中国而开出文明大国之崛起。所以要“变制”更要“变人”，“变人”才能优质化“变制”，这才是核心。没有这一切的自觉，枉称“民国派”。

肆、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共博弈三十年之必败原因

社经所系在八九民运里的表现与以后三十年的动向

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八九民运的作用是最大的。八九之后三十年里，这一知识分子群体也是海内外最有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的。所以这里以他们为典型作一个分析，看看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原因以及改良主义为何一直能占据反对派、民运界、公知界的主流呢？更要深究他们如何与中共博弈屡战屡败不见前途呢？

回顾七九民运，民刊力量几乎全军覆没。王军涛、陈子明等的《北京之春》、胡平等的《沃土》虽然停刊了，但人员没有受到多少打击，可谓硕果仅存。究其原因，这既与他们温和改良的立场有关，更因为王军涛、陈子明等《北京之春》与体制内关系密切，持拥护邓小平的立场，还配合打击汪东兴（见陈子明《高瑜：记者、院外活动家、人权勇士》）。此后胡赵执政时期，陈子明等借政经宽松创办和做大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经所”），形成了中国大陆最大的一支民间知识界力量。社经所与改革派高官、体改所、社科院等保持密切关系，且吸收和邀约很多体制内知识分子，又与异议人士和大学生活跃分子保持联系。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赵紫阳接任但孤掌难鸣，保守派力图卷土重来。陈子明、王军涛等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但是陈、王及社经所主张改革，所以希望改革派继续执政。1988年底社经所的《经济学周报》发表了《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对话》里，严家其主要讲不容许中国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温元凯讲改革的停滞比失败还要严重。严家其忧心改革派被保守派击败，出现非程序性权力更迭。

八九学运发生后，陈子明、王军涛等指挥刘刚、王丹、陈小平等推动学运，并且有周密的计划。陈子明妹妹陈子华出版《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披露社经所在5月1日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陈子明做“形势报告”，重点讲了“一主两翼”的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史学家陈小雅着《八九民运史》将之称为“三线计划”，并作了详细研究。学运领袖、研究八九学运的权威封从德也有此类论述。另有诸多亲历者的回忆作辅证。但是陈子明等这一方则颇有异议。综合双方之论述，主要是评价和说法上的分歧，但是王军涛等较早幕后隐性推动学运，如刘刚对于学运的策划等，再如王丹等发起绝食突破北高联的温和主张而激进，后来社经所为了保改革而公然与中共博弈，在知识界与学运结合上起到最大作用，并且力图使学运配合这保改革的整体战略。这是多数史家和亲历者的史实上的共识。

社经所负责人之一谢小庆在“六四”的第二年就发表文章写道：“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后，受中央委托处理学潮的阎明复、李铁映希望知识界出面斡旋……将军涛接到统战部参加学生与政府的谈判。至此，才结束了不交叉‘状况’”。谢氏对于中共要缉捕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愤愤不平说：“今天，当局将自己请来劝架的人关起来，实在有悖情理。”（谢小庆《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载《北京之春》2010年）写道陈子华在《浴火重生》中的一段内容：“经过表决，所务会议批准王军涛、陈小平、闵琦三人以个人名义参与中央统战部组织的斡旋活动。他们随即搭乘郑也夫带来的统战部面包车去中国政法大学，将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等一部分学生领袖带到统战部会议室参加对话。由此开始，社经所被深深地卷入了运动的旋涡中心。”当年的辩护律师张思之2014年在《行者思之》里披露了王军涛之所以上天安门广场，是执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说服学生退场，为欢迎戈尔巴乔夫访华准备条件。应该确切的说，中共统战部的委托，使社经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机全面介入和主导知识界以及学运，又可以与中共对话谈判，为了保改革作一次博弈。

于是社经所介入八九民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关键点走向全面展开。综合整个运动中的表现，可以总结出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总体战略是：整合知识界，力争主导学运，且交通中共，这样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既然要谈判，就要以知识界和学运之进退为实力基础，必然要“以战促谈”。陈子明认为：“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见《反思十年改革》，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第415页)。于是以社经所为主成立首联即“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懵懵懂懂的包遵信被推上召集人的地位，各部门都是社经所的人主导，知识界面对危局没有多想就一下子被整合起来了，社经所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北高联是学生组织中最权威最温和的，却莫名其妙被一时“骗”出广场然后被王军涛等设计劝说而没能够再返回，广场上的学运权力被广场议会和广场指挥部掌握。陈子明等企图以王丹等主导广场指挥部、广场议会，从而主导学运，但王丹缺乏声望，毫无可行性，首联又无指导广场指挥部的权力，主导学运的意图落空。

陈子明、王军涛等重视博弈，希望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以对话和谈判解决政治危机，要在实力和法治的基础上。但是中共国的法治是中共的习惯法之治，也就是中共的“家法之治”，中共国的成文法（从国法到党法）仅仅是“门面”，而且中共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最高领导人的一个指示、一纸红头文件可凌驾于一切法之上，一切程序之上，可以废立任何其他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如此。依中共习惯法，邓小平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最高决策者，依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党和政府、军队皆会听从于邓小平，而不是当时党总书记赵紫阳或者国家主席杨尚昆，更不是人大常委会以及委员长万里。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邓小平如果比作理事长，陈云等中共元老构成的理事会可以发表意见但最终还要听理事长的决策，而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都只是权力有大小的秘书长而已。陈子明王军涛等主张的这种路线显然是不深刻理解中共独特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再者他们也不了解中共残暴统治的历史传统。中共镇压人民毫不手软。土改是夺财且杀人立威，村村见血。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按人口比例杀人，杀人百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但是没有发生大暴动，因为武装拦截使饥民不出村不出乡，使他们分散饿死在乡村。这是中共学习了俄师的经验，苏俄在乌克兰大饥荒时就采取这种措施。像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残暴性远远不如前面列举的中共对待中下层老百姓那么残暴，但是因为打击到中共体制内的众人，所以反而被“深刻反思”且传播得很广。陈子明、王军涛等如果了解到中共的本质和根源，就不会构建那样的路线，也会预见到中共必然发动“六四屠杀”。但是红旗下长大的陈子明、王军涛等是不可能那么深了解中共本质的。同样文革后的大学生更想不到中共会这么邪恶。封从德讲得很直白，八九学运的失败在于学生的无知和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针见血的。学生不懂民主只有依靠革命才能获得的，红旗下成长为中共干部的知识分子只有改良意识，也无知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唯有革命一途。这就是八九民运必然失败的民运方面的根本原因。这失败的根源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有人讲“见好就收”、“和平理性非暴力”、盼望改革等等，八九民运的改良主义旧思想行为还在改革梦破的今天积习成性地发作。这值得人深思再深思。

想以对话和谈判保改革及解决政治危机，这对于极权主义的中共是不可能的事。面对镇压的危险，学生一直面临是否撤出天安门广场的问题？北高联作为各大学联合的纯粹的学生组织必然是温和的，惧怕学运入险境。多数的知识分子如陈明远等依以往中共镇压的经验怕局势恶化也是主张撤出的。而广场上的学生（特别是后来广场人数最多的“外高联”）就激进一些，但是时日一久都身心疲惫，作为不够成熟的大学生有不定性也容易受影响。然而作为最有周密的路线和最有能量的陈子明、王军涛等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是要求坚守广场的。因为赵紫阳下台，中共改革派已经失势，这时再没有广场学运这最大支撑点，整个路线不仅全盘失败而且一无所保，中共保守派就会全面胜利，不会给退场作什么让步，只会全面清算，所以6月20日人大常委会开会成为使保守派作一点让步的最后机会了。但是中共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六四屠杀发生了。要坚守广场的团体撤得比谁都快且早就安排了后路，只有学生和市民去奋战最后撤出天安门广场。

关于广场学生的坚守和撤退的问题。有两个版本，一说“社经所成员自始至终主张学生撤离广场，并以此影响了联席会议的立场”（社经所及首联群体的回忆录《浴火重生》）《王丹回忆录》也说“撤出广场的努力失败了”、“尽管动员广场学生撤出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我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称五二七是“在王军涛的建议下”才议决五三○撤出广场。这些都是集体性的一面之词，是当事一方单方面的说法。从多方来看，刘晓波回忆、包遵信回忆、十七位八九学生领袖写的《回顾与反思》（德国，莱茵笔会，一九九三年六月）、封从德《六四日记》、《八九学运为何未能撤离广场？》（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以及当时的报导等资料都可以互相印证，都可以证实社经所系知识分子影响下的首联是反对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而要坚守的。而且6月2日“四君子绝食”掀起高潮，也是王军涛等支持和刘晓波、周舵策动的。可以说陈子明、王军涛、王丹等社经所一些人的说法是与史实相反的，不但推卸责任，而且还要争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六四之后，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2013年）他们有灵活的机会主义的战略意识。

六四屠杀没有惊醒陈子明、王军涛以及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反血腥和强大的中共国令他们畏惧。六四之后，他们继续走机会主义的改良之路，又因为他们有民间知识分子的经历，所以活动能量、论述力、影响力都比体制内知识分子大而持久，以后三十年他们在公知界和民运界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所谓“自由主义”、“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先求威权的自由化后求民主化）、“改革”等，都有他们的显着的作用力。例如：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最早理论家也是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前民联主席胡平，他在四十年前与王军涛陈子明先是民刊同道，后来“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中，所谓‘联合行动’主要表现为原《北京之春》与《沃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陈子明推崇说：“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见陈子明《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所以说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胡平在八九学运前成为民联主席且执掌《中国之春》，当时刘晓波在美国与其关系密切，刘晓波发文要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中共开明派和《中国之春》（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世界日报》1989年4月22日）。刘氏还起草且由胡平等联署《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学运发生后刘晓波回国，社经所主导的首联“本身的核心层则有王军涛、王丹、包遵信、甘阳、周舵、刘晓波等人。”（陈子华《我所知道的“社经所”》，载《浴火重生》，2004年版第485页。）。1989年6月2日掀起广场士气的“四君子绝食”是王军涛、陈小平等支持的，刘晓波和周舵为主策动的。胡平与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是有很深的关系的，他们在八九时使海外与国内互相呼应。八九以后的三十年里，他们的影响力也都是很大的。八九民运失败后，胡平总结出“见好就收”论，王军涛等认为这是博弈论的金玉良言。这是改良主义的大总结。

八九之后，前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张祖桦也进入社经所。“1990年代以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91年底，闵琦、张祖桦、刘卫华等重新组建‘现代化与中国’课题组”（陈子明发文《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667714 ）。张祖桦后来起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影响很大，刘晓波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并且宣扬《零八宪章》“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张祖桦《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至此力图使中国“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统合起来，以求更高的地位，又为陈子明、刘晓波树立了“丰碑”，还企图为中国未来民主化定下指标。这意图和“雄心”是很大的。

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路线错误之严重后果

但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本质上如何呢？我们先以陈子明和王军涛、王丹这三位领军人物作一分析。

陈子明的《独立政治反对派的正义道路》（《北京之春》2010年2、3月号）提到两处王军涛与胡耀邦的交往。1、《北京之春》停刊了。王军涛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2、胡耀邦曾托二机部401所所长转告军涛，要他“不坠青云之志”。提到陈子明与胡耀邦交往一处：“我本人在79年也曾与耀邦有过一次长谈。那是当时《北京之春》代主编吕朴先生与我登门拜访耀邦。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耀邦还是见了我们。我力促耀邦改革，释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论及改革很动情。……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张思之的《行者思之》（2014年）明确讲陈子明和王军涛是“保皇党”。总而言之，八九年之前陈、王等都是不反共的改良主义的，甚至于可能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谢小庆所言更为传神，说陈子明、王军涛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八九之后的三十年，陈、王二人加上王丹基本上还是主张改良主义的，只不过是反共还是不反共呢？陈子明色彩不清，王军涛翻来覆去，王丹有反共色彩但还是有一点变化无常。我们可以确定社经所及其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是改良主义的本质。王军涛认为中共是“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胡平和陈子明也有类似的说法。尽管这种判断有逻辑上的自我矛盾，如极权国家和威权政权是水火不容的。但是这对于想走改良主义路线的人来说，算是找到了思想依据，因为对于威权政权以压力和劝谏求改良，是可以说得通的。这种判断在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里是流行观念，由此他们得以继续主张改良主义的路线。但是这个主张与世界共产党国家民主化必经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相背，也与王天成、程晓农等中国民主化和世界民主化的深入研究者的结论相违。

在八九民运时，陈、王二人是为了保改革“以战促谈”，以求对话和谈判解决危机。八九之后形势大变，王军涛、王丹先后流亡美国，陈子明守在国内。胡赵时期的宽松政治空间和政治人脉已经大为缩水了。陈子明从1989年11月21日至1990年4月6日，用“上书言事体”写了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并且在4月12日上书。《反思》提出：“‘在最高层党政分开领导体制下，责任政府制度是无法实现的’、‘最高层领导人实行党政合一’比较有利，‘到十四大和八届人大时也未尝不可一试’。果然，经过这两次大会，江泽民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几个职务……”（王之虹《风雨同行》。明报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39页）然后陈子明狱中发表《十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中国之春》1992年第114期），总结出的中共改革经验如“稳定高于一切”、“和为贵”、“面向世界”等，四点教训“理论贫乏、计划阙如、组织涣散、人才匮乏”。同年陈子明出版《反思十年改革》一书（香港《当代》月刊一九九二年出版），思路都是这种机会主义的红色改革论，甚至于对于六四屠杀的说法都很有问题，引起了许良英、丁子霖天安门母亲们等批评。陈子明被中共判刑13年，实际坐牢5年左右。在狱中他可以读书和写作，在香港出书以及在反共民运刊物上发表文章，出狱可以把几百万字的文稿、几十包的书带出来（蔡咏梅《陈子明的传奇人生》），这在中共国有史以来的政治犯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陈子明是在1991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13年徒刑的，但是同年社经所就在北京重新运作，张祖桦等新人正式加入。以后仅仅研究成果出书就达十多本，分别在北京等地和台湾、香港等出版。陈子明用本名以及喻希来、王思睿等笔名，就出了好多部书，如：《中国跨世纪大方略——未来五年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陈子明、王军涛主编，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王思睿、何家栋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喻希来着，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喻希来主笔，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2年版）。以上资料见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独立评论网2007年）。社经所和陈子明在1990年代以来的出书之多在民间知识界可以说无人可及的，就是体制内的自由派学者也较少可比的。异议界更是很少有人可以在北京出书的，毫无可能出这么多书。此外在2004年5月，陈子明与何家栋共同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公开运作，直到2005年8月被当局关闭。

1998年以后学术思想界掀起“自由主义”思潮，陈子明也写了不少文章，海内外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也积极参与。他们还与李慎之关系密切，如李慎之、何家栋合作主编《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社经所的研究成果之一（见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介绍》）。思想界推崇李慎之为“自由主义之领军人物”，就有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何家栋、陈子明还把李慎之列为自由主义道统谱系里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零八宪章》由张祖桦起草，陈子明是首批签署人。陈子明、刘晓波死后，张祖桦发文宣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这应该是改良主义的新宣言，也是社经所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再举旗。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张祖桦等都是社经所派系的。依张祖桦的设计，第三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里陈子明、刘晓波逝者已往，然树起丰碑令自由主义的众生景仰，胡平还在，张祖桦还不老，还要继续拥有自由主义和《零八宪章》的话语权，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一。

八九民运前，陈子明的“一主两翼”计划，要求“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八九民运时其基本路线是：以整合知识界和学运为实力基础，以战促谈，通过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使中共保守派让步，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八九之后从陈子明的二十多年经历来看，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以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分别作三条线的布局，第一线是保持与中共的联结，适当输诚求和求政治空间，如陈子明狱中要求入党，向中共最高层献计献策，狱中上书20余万字的《十年改革反思》，其中提出反胡赵改革路线而“实行党政合一”。党政合一是产生以后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权力制度的根基，很合中共最高层的心意。社经所也得以重新运作、出书等。此外王军涛等到了海外也另有表现（这留在后面谈）。第二线是保持在知识分子里的影响力。社经所派系把自由主义引向改良主义化，不仅如此还要造史为今用，以改良主义史观粉饰“梁启超时代”为“新中国”。陈子明死前一年还写出了《梁启超时代——被遮蔽的新中国》（共识网2013年）。总之要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行改良主义之实，走“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第三线有两阶段论：1，以战促改革，2、以战促谈判。“以战促改革”就是以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有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战促谈判”就是在“以战促改革”有所成效后，启动追求进一步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让步，举行朝野对话和谈判，从而实现政治自由化，然后再下一步打开民主化之门。举例而言，如暗中支持1998年组党，这是在中共经济发展政治放松时，企图借国际社会的压力寻求政治自由化，结果全面失败。在中共全面建立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后，自由化改革无望，他们发起和推动《零八宪章》，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和起草人张祖桦都是社经所系的，这场求改革的“公民上书”，结果遭遇全面打压。可以说第三线的以战促改革是失败的，以战促成与中共的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更是无以实现。我们可以把这种路线称为“一主三线的路线”，这与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民运时“三线战略”的思维是有源流关系的，其最大变化就是第三线。八九时的“三线战略”是以学运为基础开展的，追求以对话谈判保改革且使学运落幕，更远的理想是：“将民主从马路上引向人民大会堂。”（《浴火重生》明镜出版社2004年，第489—490页）。八九之后，没有如八九学运之势可依托，以战促改革，进而以战促谈成为了现实目标。但是“战”无实力，一切就会成为空想。然而因为奉行温和的改良主义路线使社经所派系出现思维盲区，他们意识不到“战”才是关键，唯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才有“战力”，才可能“战”出胜利之果，只有这样才能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而追求和依靠人民力量，只有如此才能合乎共产党国家转型唯有颜色革命一途的普遍经验和理论。但是这不是改良主义而是革命派的路线了，作为自由派和改良派合体的社经所派系不能接受，他们只好寄托走上层路线的“上书”、“宣言”的压力和劝谏，让统治者良心大发而进行政治改革，然后盼望“天赐”圆桌会议与中共谈判开启民主化。这是妨碍民主化的空想主义的，是八九之前的老朽的保共改良主义余绪“偷渡”到懦弱的自由主义里而产生的“并发症”，毁了三十年大好时光。在客观效果上（非主观的）意外帮了中共“天价”的大忙。

社经所系影响的庸俗自由派没有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反而沿着教训走下去。这“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实就是不要发动社会动员民众的，企图要以知识分子为主推动统治者改革的路线。为什么以思想学术界为主呢？是因为奉行改良主义，惧怕学生或者中下层人民起来冲击统治秩序，中共镇压后会再打压这些知识精英，“六四屠杀”吓住了他们。以知识分子为主，发挥他们有话语权的影响力，施压和劝谏统治者。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党国体制控制住和利诱住、威胁住，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力量支撑的知识分子是软弱无力的。这就注定了“一主三线的路线”必定要做“三面人”。第一面要与中共联结好，讨好中共，向中共献计献策，诱其改革，还要与人民反对力量保持距离以免中共疑心。然后一面暗中与人民反对力量联系以备作万一之利用，这就涉及到第二面了。第二面要作出独立之态，宣扬名为自由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保持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还要低调与反对力量联结。第三面就是一旦改革无望要以“战”促改革，这“战”也不过是上书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借用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会加大声量和压力才形成他们的“战力”。所以改良主义要做好这“三面人”是很不容易的，犹如川剧的“变脸”，必须要为中共献计献策，讲好话，诱其从善。但是这样做就要削弱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损害独立性和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于是在对中共做好“劝谏”后没见什么效果，就要过一段时间反过来在理论上批评中共，大讲自由主义的东西，再赢回知识界的认同。如此反复变化，或者说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以“战”促改革也是这样，做完了上书、宣言等之类的“群体性舆论战”，就要求和，再向中共说好话，缓和紧张关系。过后遇到中共统治不顺了，就进一步说好话和谏话的混合，诱其从善，不然再施以舆论压力，故伎重演促其改革。这就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这改良主义“真谛”的“一主三线的路线”，其博弈术的精要总结起来是：有执有让有讨好，一张一弛，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可是这一切面对极权主义的中共是无效的，反而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反被中共“结构性控制”，被利用统战，最后涣散掉公知和民运的力量，中共政权却因此稳固得很。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改良主义主导了民主力量和公知界三十年，那么我们离民主化是近了还是远了呢？是越来越远了，而且公知和民运的力量萎缩，师疲力衰。只有改良主义利在其中，收获颇丰，那么究竟收获了什么呢？改良主义以“自由主义”大旗收获了“教主之位”，圆了小我之梦，毁了民主化正确路线，这才是真相。而社经所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他们三十年来究竟造就出什么成果呢？是一无所获的政治自由化，还是遥不可及的民主化呢？

我们再谈谈王军涛、王丹。王军涛与王丹流亡美国后皆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国举办奥运。

王军涛在八九民运之前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的，他自白说：“我在各种场合坚持认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专制，而在民主化浪潮过激而导致形势失控，演变成动乱和分裂，这在《国情研究》1989年第三期（湖南出版社的一本杂志）曾公开登过。为此，国内学术界与国外舆论都曾将我列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加讨伐”。“我是反对用革命的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个真正的‘反革命派’。”（刘丹红《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1995年3月。电子版）王军涛其实一开始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他如果没有民刊《北京之春》和高校竞选及其反毛泽东演讲的经历，被中共处处打压，很难想象他这样保共改良派会成为坚定的民主派。八九学运给予一些有雄心壮志而被压制的知识分子梦想翻身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军涛、陈子明等就是这样的误判机会的人。王军涛流亡美国后组建“中国战略研究所”，依靠社经所派系在八九时的作用以及八九后依然存在的活动力，以及中共例外给予的社会空间，令美方另眼相看，很快取得丰富资源。同时王军涛也经常与中共方的官员接触（王军涛专访(4) |明镜杂志2013年）。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王军涛还专程去中共大使馆送花圈悼念邓小平。同年获中共方之邀作为指标人物去看香港回归，王氏未去（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同年秋天王军涛有意擅自取消抗议江泽民访美的统筹活动造成混乱，引发合作者如民联、民阵等的批评指责。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据王希哲对笔者说王军涛是幕后有力支持者等。当时在北京组党的徐文立说：“陈子明曾在1997或1998年还专程让他的妻子送交给我一张字条，上写：‘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徐文立《陈子明一生不容易，请不要再强扶他上神坛了》2015年5月4日）1998年组党也是改良主义的产物，其前提是认为中共能够被改良且会接受政治自由化如结社自由等，这个幻想很快被中共严厉镇压打碎。徐文立也讲过第三共和，2009年后曾一度倾向民国派，赞成孔识仁主张的接续中华民国第一共和（临时约法确立的）和第二共和（1946年宪法奠定的），然后建立未来中国的“第三共和”，但是徐氏不赞成革命，2019年弃中华民国的“第三共和”转向混合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这国号源于中共二大和七大的说法），与严家其相近。可见民运上层主流的改良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思维的影响力有多大！由于民运不成气候而渐渐被中共轻视，在这形势下，社经所派系的温和改良路线被日渐强大而骄横的中共所不满。2004年中共情治部门放风台湾媒体称王军涛、王丹领台湾军情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费等等，且围攻之。王军涛在与中共联结上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尊重他。王军涛只好转而赢回民主派的认可，2006年以后，“我现在转向激进化是因为共产党越来越拒绝改革”，所以“一直打到你跟我谈”（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也就是说要以战促谈了，要发动激烈的抗议活动。2010年4月王军涛主导且宣布“中国民主党等团体从此组建为新的中国民主党”，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成了目前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之一，民运和政庇业务兼行。对于王军涛的“激进”，另一个反共改良派人物杨建利还表示过不解，可见改良主义思想的风行之深。其实王军涛还是改良主义者，只不过因为失败和落魄而转向了激进的改良主义，仅此而已。

王丹1998年流亡美国后很活跃，且善用媒体，善于公关。王丹和王军涛的一体合作，也缓解了王军涛因为搅乱抗议江泽民访美的活动而陷入的困境。然后王丹、王军涛与台湾建立较深关系。这依靠的还是社经所派系在民运界和公知界的地位和作用，王军涛说:“台湾看中我和陈子明，从陈王开始，后来又看上二王。”（王军涛专访(6) |明镜杂志）陈水扁第二任期时金援二王数十万美金。马英九上台后，王丹来台湾在媒体上“冲锋陷阵”，打击马英九、国民党不遗余力，然后在“太阳花学运”里推波助澜。王丹深受民进党的器重。王丹在台揭露中共统治的罪恶以及中共对台的统战，也激起了一些台湾纪念六四和支持大陆民运的声浪。

“一主三线的路线”在王丹这些年的表现里也是明显的。王丹曾经对于“胡温新政”抱有超乎情识的期待，如王丹《政治改革已呼之欲出》(自由亚洲电台11/27/2002 19:45) ，王丹“胡温任期内肯定解决西藏问题”（中央社2004年10月6日）。王丹与王军涛等游说美国柯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支持“中国”加入WTO。王丹还支持中共举办奥运。在对于“八九六四”的评价上，当年作为社经所核心去主导首联的王军涛认为李鹏“与学生直接对话”，“电视也直播”了对话，意思说李鹏5月18日已经让步而学生不让“割据广场”。对此封从德写了《六四42个问题──与王军涛商榷》作批判。（见六四档案网,2003-05-30）同为首联核心的刘晓波认为学运“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这是名为反思学运实乃反对由下而上推动民主化的路线，本质是“保共改良主义”的谬论，当时就受到刘宾雁、王若望的严厉批判。（见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王若望《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相比之下王丹要收敛一点，2001年5月王丹提出对六四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2004年王丹在《六四参加者回忆录》里写道六四死亡300人。这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差不多，但是海外的异议界、民运界还没有人这样认可，这可能算是首例，王丹这亲历八九民运的史学专业者不知何故有如此表现呢？社经所派系在八九之后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中共保持联结，保持有执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战略，又在公知和民运里占据制高点企图引导民运和公知的走向，其目的就是以战促谈，追求以对话和谈判启动政治自由化，再渐进走向民主化。所以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王丹等对于中共都不乏有让有讨好及劝谏的言行，充斥了机会主义的不堪入目，但是他们也有严厉批判中共的，然后也有对于自由民主作出理论阐扬和行动追求的，也有“以战促谈”如八九民运时建立首联组织、八九之后发动《零八宪章》等。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路线，遭遇极权主义的中共的结果必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涣散了民运和公知的意志，最终使他们的阵营萎缩，不成气候。这是路线错误的恶果。

改良主义的这些战略战术假设一下，如果遇上威权主义的英国国王贵族，足以打开民主化之门。或许他们“时空超越”去拜英美自由主义为祖宗为师的道理可能就在这里；如果遇上一百多年前的“族天下”的满清皇帝贵族则不灵了，维新派和立宪党的势力和手段要比他们强得多尚不得成果；如果遇上北洋军阀则或许可以赢得一些成果，有可能超过自由主义先贤的“好人政府”，或许因为这个，所以他们一直配合中共这方面的文化统战，大褒北洋政府的民国，大赞梁启超时代的“新中国”，大贬国民政府的民国，分化打击民国派，刻意抹杀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争的实质是民主法统和袁记法统之争、统一与割据之争。可惜了改良主义的这些大小人物们生错了时代。

社经所派系的遗憾是很多的，王军涛在海外是操盘与中共联系和对话的人。依王氏的夸张说法“他们几乎每月都会找我”（王军涛专访(4)|明镜杂志）。王军涛说90年代曾庆红“曾经在民运中布局。如果中国真的发生变化……或者他主导朝野互动。但事情总是被国安搞砸。”（王军涛专访(6)|明镜杂志）时过境迁了，中共国强大了，“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不再尊重他了。（王军涛专访(1) |明镜杂志）王军涛哀叹道：“因为这个党已经不再是个以极权国家推行自己的理念或发展主义的威权政权了。”中共政权“如果是腐败利益驱动，你讲理没用”。他继续重弹从街头运动走向人民大会堂的老调。（王军涛专访(2)|明镜杂志）其实八九民运之前、八九民运之时，社经所派系都企图要走这个八九时证明走不通的改良路线。问题是这些改良主义者明明知道中共国是极权主义的，又为何说共产党政权是威权政权呢？这是明显的逻辑思维上的自我矛盾。这是为了维护改良的目的，不顾事实自我欺骗呢？还是为了骗取他人不反对改良呢？关于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和特征，仲维光先生阐发得很深入。极权主义国家可不可以改良成功呢？王天成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转型和中国大陆的转型问题，写有《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等。程晓农做苏俄和东欧极权主义国家转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见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王军涛、胡平、杨建利等改良主义者，都粉饰中共政权为威权主义的，而回避其极权主义的事实，因为威权主义政权可以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极权主义政权是没有改良成功的可能性的，这是世界上的民主化的普遍经验确证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非要改良不可呢？因为利益乎？还是因为其他的目的呢？还是有难言之隐呢？

比起王军涛的被迫而无用的应战，王丹要年轻善“战”得多。王丹在台湾很活跃，利用蓝绿斗争格局为绿营“冲锋陷阵”，取得资源和较高知名度，又利用舆论打击中共对台的统战和台湾的红统，激起了台湾反中反共和支持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声浪。王丹在台湾的借力打力，令中共感到了威胁。其实王丹此举还是“以战促谈”的。王丹是深受王军涛等社经所派系内部的熏陶，他在脸书和推特上自称他要“致力于做一个温和，坚定，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2018年王丹、王军涛、胡平等建立“对话中国”智库。所以王丹还是念念不忘社经所系追求的以战促谈，最后通过对话谈判启动自由化，再走向渐进的民主化。这其实是八九时就证明走不通的路线，八九之后三十年更证明这是走不通的路线，而且使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在思想行为上自障自碍，不成气候，让中共窃笑了三十年。

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的胜利和改良主义互为因果

现在我们分析和诠释一下中共如何对付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力量的呢？！中共对付他们首先采取“结构性控制”，且兼行统战和高压统治。高压统治和统战是外在力量，能破其身而不能破其心，要“结构性控制”其心才是上策。如何“结构性控制”民主派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谓“结构性控制”，就是中共通过各种手段和资源来调节、影响民主派内部的结构，使民主派的结构有利于中共。而民主派因为结构错置，结果不知不觉中实行对中共威胁最小的路线，最终危及中共统治最轻的派系和人物反而占据民主阵营的主流、主导地位。然后中共再以统战和高压统治使海内外民主派不足以形成威胁，不成气候。具体直白了讲，就是压制颜色革命派，暗助改良派，这是路线上的“结构性控制”。再有就是能力上的“结构性控制”，压制能力强理念坚定者，暗助徒有高知名度而能力弱者或者机会主义者，使其居上位、占据资源。这样使民主派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其结果必然使其阵营涣散，不能成事。这就是隐蔽性的战略性的“结构性控制”，其作用远胜于统战。统战是分化其力量而打败敌人，“结构性控制”是先控制其心再控制其力，事半功倍，战必胜，不战也胜，比统战更高一筹。再进一步具体而言，“结构性控制”是借异议阵营内的竞争，力图控制民主派的路线，竭力让民主派流行错误路线，白费了力气却离民主化目的越来越远，并且暗暗促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边缘化，助成威胁较小的对手做大且成为主流者甚至于主导者。所以这三十年里，中共与民主派不战而胜负已分，战则必胜。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了三十年的首要原因。我们再拿昔日的西方对苏俄东欧的“和平演变”打比方说明，中共这种“结构性控制”犹如对于民运和公知的“和平演变”，使之最终走向自身的溃败。

民运界和公知界过去对于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等反思了比较多，对于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也反思得比较多。其实这两者是建立在被中共“结构性控制”的基础上的，有了民运和公知的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必定人心涣散，不成气候，中共的渗透破坏和统战分化必然活跃无阻，民运和公知的不团结和争权夺利必定层出不穷，无人可止。

从更大的视野来分析，六四之后中共丧失民心，党内也涌起不满，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崩溃加剧民心思变，也令中共胆寒，且国际社会的压力较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孤立无援的中共要生存就必然要与西方和解，同时可以削弱民主派的国际支持力。中共国更要追求发展才能避免苏俄式的崩溃，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大陆使其经济起飞，然后以经济红利和党国民族主义这“两手”安顿和收买人心，同时让西方资本家赚钱影响西方的政策，这样的内外结合更进一步化解了民主派的国内和国际的支持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最终使中共国崛起，使西方国家望而生惧。但是中共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漫长而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里中国大陆的社会两极分化，各种矛盾空前涌现，群体抗议事件迅速增长，腐败泛滥成灾，人心思变。中共面临统治危机，但是只要民运和公知不起领头作用，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和遍地开花的维权运动就不会升级化和自觉化，更不会大规模集中发作，也就是说要使社会矛盾和民心不满不能危及到中共政权，只要“擒贼先擒王”，控制住民运和公知就好了。这样做就会使人民失去指路之“火炬”，民众一旦群龙无首就会堕落成乌合之众，不能成事。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味依靠维稳力量是不够的，还要“结构性控制”住民运和公知，使其内部发生演变，形成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资源错置，使其不成气候，以利于中共。改良主义的盛行，改良主义占据自由主义的主流，改良主义惧“民粹”走上层路线，知名度高的机会主义者占据上位和资源，等等，这一切正是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追求的结果。但是中共毕竟是外在的，无法独力达成这些目标。所以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战略，民运和公知里的改良主义路线，这两者既是互相斗争又是互相利用的，这两者相反相成而造就出民运和公知的结构错置，改良派利在其中，受暗助从而占据了领导权和资源，执行必定失败的路线，这一切正中共产党“结构性控制”的“下怀”。应该讲老道的改良派——社经所派系是一个典型。

再举一个例子。中共过去需要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所以要向国际社会摆出开明形象，所以例外允许民运和公知里的一些危险度小且知名度高的派系和名人有政治自由的空间，满足西方国家对中共国“自由化”的期待。同时促成其“梦寐以求”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些是达成其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无此就无以后的经济起飞。当年有多少民运名人和公知人物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表示支持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等。这是路线错置、领导权错置等交织出的恶果。

习近平上台后自以为中共国“羽翼丰满”不惧西方，一改江胡时期的假装开明专制的“韬光养晦”，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于是自由派的改良梦断而且受到打压和限制。可惜了，在过去中共的危机四伏的发展过程中，自由派的错误路线使得民运和公知没有革命意识，没有利用一时宽松空间发动社会，无所作为错过二十余年的时光和多次良机，到头来受到中共毫不怜惜的打压。

极权主义下的大小资产阶级和颜色革命的正确性

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极权主义和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问题，因为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呢？皆取决于这个前提。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认为：中国大陆兴起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会追求话语权、利益和政经权力，最后朝野互动直至“对话和谈判”开启自由化，走渐进民主化之路。这是对于极权主义政权抱有幻想，刻意“错”把极权主义政权当成了威权主义的开明政权，制造理论认知和路线上的错误。如社经所派系的主张就是一大典型。

仲维光是深入研究极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他认为：中国极权主义产生于现代化和俄化，相反中华文化与之是对立的。所以我们说苏俄扶持的中共一入主中原就必须摧毁中华文化，因为现代中华文化是民国追求民主宪政的文化根基。中共必须以党文化配合党天下“紧缚”人心，外来模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才能巩固。那么改革开放后，中产阶级是否是民主化的动力呢？党天下控制人身，党文化的熏陶“束缚”人心，这样产生的中产阶级不同于民国的中产阶级，更与西方的不同。仲维光认为现阶段中共统治者的基础除了红色资本势力，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工业化创造的对权力充满饥渴与贪婪的中产阶级。”“极权主义不会自行演变结束”，“极权主义专制一定要通过革命来改变，当然这个革命可能是和平革命，但是一定是革命”。（仲维光《传统专制、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电子版）

程晓农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载《中国战略分析季刊》第六期）认为：“在转型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接受一种理想主义假定，即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说，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其理由是，中产阶级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中逐渐壮大，他们会支持民主化，而红色精英在现代市场环境中将接受西方文明和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在中欧国家，这一看法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已完成，而政治转型却在走回头路；而中国模式则证明，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红色权贵们操纵，其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会阻滞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红色权贵们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如果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便已完成，例如中国的情形，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民主化不仅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同样可能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富。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保守的老共产党人更仇恨民主化”。“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本文的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都是革命的产物，没有改良成功的，这是普遍经验，所以王天成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著文《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等，明确作出了“革命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唯一的选择”的答案。程晓农、王天成、仲维光从不同的思路和研究领域作出了中共国只有“革命才能转型”的同样结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世界共产党国家转型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共国特殊的国情。

中产阶级成为中共的统治基础，其前提是享受到中共国的经济起飞带来的利益，而忍受住不公不义且缺乏权利保障的专制统治。中共国的中产阶级大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市场和社会而存在的中产阶级，这是多数。他们在有利可图时就会对中共有“忠心”,利益受伤害了就会失掉“忠心”甚至于产生“贰心”。另一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府财政而存在的中产阶级。如军警、公务员、垄断国企的干部等，这是比较效忠中共的力量，但这是中产阶级的少数。也就是说大多数中产阶级会以利益得失为前提的，而滋生“忠心”或者“贰心”，他们虽然缺乏独立性和自觉性，但是以利益为首。如果中共发生经济大危机，他们遇上变革的形势，长期积累的不满就会发作，就会变成民主化的主力。红色资产阶级是效忠中共反民主化的，但是他们主要是上层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里中下层甚至于中上层，在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秩序下，大多是“跪着赚钱”的，利益和财产缺乏法治的保障，自身正当的权力欲也被压制住。如果中共国经济发生大危机，他们遇上变革的形势，民主化将会建立法治且保障他们的财产和权利，结束国家权贵资本主义将会使他们获得私有化的经济动力，还可以让他们得到民主赋予的政治权力，这对于资产阶级犹如“久旱逢甘霖”，所以中下层的大资产阶级也会成为民主化的主力。

也就是说，有没有变革的形势才是关键，只有颜色革命才能造成变革的形势，有了形势，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大资产阶级就会随之而动，民主化大势就会确立，和平革命就会完全成为可能。反之如果没有变革形势的话，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即使心怀不满，抱残守缺，也只会依附于中共统治者表忠心而不敢反对。那么如何发动颜色革命造成形势呢？这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思想，引导下层社会酝酿革命，为什么选择下层社会呢？因为下层社会得益最少、地位最低、受害最多，所以不满最大，反抗意识最强，而且对于广大的下层社会，中共控制力有限。所以要捕捉良机，发动下层社会开展颜色革命造成形势，就能使“跪着赚钱”的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加入民主化进程，革命形势下的官僚集团就会“首鼠两端”最后分化瓦解，官僚系统的中下层特别是技术官僚会汇入民主化潮流里。只剩下中共统治集团和红色权贵资产阶级才是最后的敌人，民主化就会成功。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可以说是世界民主化史上空前的大博弈，不能有任何教条可以当框框架架，没有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没有颜色革命的自觉意识，就没有博弈的实力和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所谓社经所系指望的“对话谈判”，也只会沦为统治者牵制民主派的小伎俩，甚至于对话者和谈判者反而会成为中共牵制整个民主力量、知识分子力量的“棋子”，这样的“对话和谈判”值得追求吗？会不会成为牵制革命发生的博弈术上的“麻醉剂”呢？所谓的“对话谈判”充其量是民主化程序过程中一个结果，不是原因。我们民主力量不能本末倒置，所以要追求的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这个小结果，而是要追求民主化的动力之源，要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开展民主化进程，这民主化的动力之源就是颜色革命的理念和路线以及发动社会动员民众，无他者也。有了颜色革命，然后逼迫统治者来“对话和谈判”才有实质性的作用和意义。颜色革命只有从广大的下层社会发动，才能使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相继投入革命，革命和民主转型就会成功，并且强渡民主化过程中一时的纷乱，迅速全面转型，迈向统一的文明崛起的民主中国。

结语

要迈向这伟大的民主化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要发动颜色革命，这是艰巨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要全面反省这三十年来的失败，我们已经愧对了六四亡灵和这三十年里无数志士的牺牲和付出。我们必须省察：无论是自由派的反共的改良主义，还是改革派的保共改良主义，都是走“死胡同”。但是走了三十年的“死胡同”，自由派和改良派为什么还要释放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方法论的改良主义的梦幻，遮蔽民主化唯一正途的颜色革命路线呢？这是值得人深思的。

民运和公知里这些争名位、争资源的主流者，为什么以错误路线影响整个民运界、公知界呢？你们自障自碍牵制大局而实有利于中共，甚至于有意无意自我审查配合中共，有执有让有讨好，有什么所求和所得呢？你们的以战促改革，以战促谈判，其实没有什么实力基础，只有借势借力而“战”的博弈术的小聪明，早被中共看穿。你们在八九之后不够强大且有危机感的中共眼里还算有利用价值。但是21世纪之后，你们在中共眼里越来越不值钱，在你们的面前中共“现在一个科级干部都在耀武扬威”。你们应该想一想整个改良派在中共眼里是“玩偶”呢？还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呢？极权主义之下哪来的“独立的反对派”呢？你们长期奉行误导民运和公知的错误路线，现在知道不知道忏悔呢？虽然中共的“结构性控制”是对付海内外的民运和公知的“第一法宝”，破坏力极大且让人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没有老道的改良派的有意无意的配合作用，这“法宝”也就黯然失色了。这是民运和公知失败三十年的“病根”之所在。你们有意无意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不是应该清醒清醒了呢？！

伍、自由主义是正本清源呢？还是被庸俗自由派与改良派的合体误导下去呢 ?

自由主义在海内外现状之鸟瞰

八九之前，由于被断裂了民国民主传统和“文化铁幕”的熏陶，没有几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受六四屠杀刺激，思想学术界有了大转向，1998年思想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学者正式举“自由主义”旗帜，开展自由主义的言说。但是严格讲，所谓自由主义思潮至今二十余年，真正思想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不多，但是有真诚心态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中青年人很多，他们构成自由主义的广大的中下层。中共国的最早的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启蒙主义”时期，姑且称之为“启蒙的自由主义”如袁伟时、雷颐等人，其多数人有些偏左。后来的李慎之、谢韬等则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在1992年之后到2003年风行朝野一时，2003年之后被冷落和压制。同时20世纪90年代民国自由主义如胡适等以及新文化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传统被怀旧出来，借助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怀旧，也借助于经济自由主义流行的东风，19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思想学术上的政治自由主义出现并且发展了，如刘军宁、朱学勤、秦晖、徐友渔、贺卫方、张维迎、高全喜、许章润、秋风、张千帆、许纪霖、任剑涛等。其中除了刘军宁等人之外，有些人偏左，再如许章润、秋风则偏右翼的儒家，还有其他倾向的。21世纪还出现了一些更深入研究自由主义的专业学者。以上是大陆思想性的自由主义的状况。

作为政治性的自由主义，我们在前面也讲到，八九之后民运和公知思想转向，转向自由主义接上普世价值，以专制为敌。国内的自由主义有思想性和政治性之分，有思想界和异议界之分。而海外是自由空间，自由主义里这样的分界不明显，多数人有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属性，反共色彩鲜明。但是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的自由主义还是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大多或明或暗都是反共的改良主义的，极少人有革命立场。也有不少人在反共改良和保共改良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

社经所系和“ 自由主义新道统 ” 的误导性和大谬误

21世纪一开始，社经所系的何家栋就写了《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提出了“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是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陈子明立刻随之写出《政统、道统与学统——对何家栋“新道统”说的一些思考》。这是高举“自由主义道统”大旗和编出自由主义的谱系，树立权威。也可以说这旗帜和权威谱系是自由派与改良派右翼（如李慎之）的合体，顾准则是一个从共产党里叛离且不深的自由主义者，是当前改良主义需要的象征性“英雄”，符合出身“一二九学运”的“两头真”群体（如李锐、何家栋等）的意趣，这样的谱系可谓费尽政治心机。尽管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谱系里只有胡适是，梁启超还算是，顾准不深，李慎之不算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这谱系里政治机会主义色彩太重，显得有点“乱点鸳鸯谱”而失真。但是社经所派系能量大，当然会有不少人吹捧扩大影响力。年轻的王怡在《宪政卮言》中直白：“如果说宪政主义是新政统，自由主义就是新道统。”攻击民国国统法统最甚的老改良派的袁伟时则写出《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此外徐友渔进一步说：“宪政的基础和理论框架只能是自由主义”。综合而言，他们是说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民主的新道统，这样也就是拥有“宪政主义”话语的主导权，这样就把其他的主义挤入边缘地位。《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张祖烨，则近来写出《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论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一文，提出了“严复、梁启超、蔡元培三位先贤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成为公认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七六年‘四五’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民主墙，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再加上顾准。胡平、陈子明、刘晓波都是社经所系的，都是改良主义的。张祖烨这种新说法不仅“雄心壮志”很大，而且把社经所系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合体的特质强加到整个自由主义运动里，企图使之成为正统。

但是真正看破中共文教“铁幕”而有历史文化常识的人，应当知道“道统”指即仁道即天道，也就是自周公、孔孟以降之“心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文理性的，任何制度规范和价值系统的终极本源应该是“良知”，用传统的话来讲：仁乃礼之本。道统同时也指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历史文化大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如果用西方话语来打比方说，道统犹如自然法，是中国的人文性的“自然法”。中国讲道统至上，政统学统等等次之，这是价值等差也是文明传统的规定。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天下为公”、尧舜之道为政治理想，以君子社会的“大同”为社会理想，并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孙文讲三民主义是继承道统而来的，中华民国也是以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为主流，又以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辅，所以在严重内乱外患中顽强建立起民主国统法统和现代中华文化，并且至今存续于台湾。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的道统政统，无他者也。但中共国的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是非传统非民国的，所以不认同中华道统的，也不认同民国的现代中华文化和民主法统国统构成的现代中华文明。

所以说“自由主义是新道统”是“拔帜易帜”。中共国和马列文化是对于中华民国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从此外来的极权主义统治了大陆，这是苏俄大力扶持的产物，也是现代化和西化（俄化）合体的产物。而当代大陆的自由主义有西方背景，也是现代化和西化（英美化）合体的产物，是在对抗新左派、马列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这自由主义有改良主义色彩，甚至于相当多的人出身于改革派然后才转到自由主义思想上的，这自由主义的成员都出身于中共国的文化教育环境里，他们避免不了党文化和党天下的背景的深刻影响。所以这自由主义不可能成熟，何况八九之后至今走了三十年的改良主义路线。可以说这是有 “中共国自由主义”的色彩的。所以他们继承了中共国的反中国文化反民国的习性。所以他们竭力要反对的是主张颜色革命的民国派，他们竭力歪曲中华民国奉行的民主革命精神，竭力遮蔽民主革命的产物——民国的民主法统国统（这恰是蔡元培、胡适等全然认同和参与缔造的），抹黑民主革命和缔造民主法统的国父、蒋公等领袖人物，贬低民国主流的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他们的主张和行径也是与民国自由主义先贤背道而驰的，是反第一代、第二代自由主义先贤的。因此可以说社经所系首倡的“自由主义是新道统”，这内涵上必然是对于民国民主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拔帜易帜”，并且不仅要树立自由主义一派独大的权威，还要树立改良主义路线的权威，或者说借树立自由主义权威之名，行巩固改良主义权威之实。这是耐人寻味的。

徐友渔说：“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这是婉转表达了自由派的非中国文化的立场。这种立场和观念在自由派里很有市场。那么这个“传统文化”指的是什么呢？是古代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民国现代中华文化传统呢？还是这两者都是呢？其实无论否定哪部分传统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现代中华文化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含古代的）且融合西方文化的结果，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都是这样的硕果，民国民主法统、知识分子精神、社会传统等都由此产生。这句“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里的“自由主义”，指的是洋自由主义的，是特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而不是指特殊的自由主义里包含的普世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必定在任何文化传统里都能找到同样的“因子”，否则就不是普世价值了。把自由主义当成普遍性的东西，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出于“普遍真理”的老朽思维习性，二是出于占据话语霸权和政治目的之企图心。所以应该反省的是“学步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对于洋自由主义的“学步”和“失步”才是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的异质性”的根源。再深究而言，自由派所谓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民国自由主义者如蔡元培、胡适等悉心参与的国家建构以及现代中华文明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成就——中华民国的法统国统，这些都是我们的大传统。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反传统反的是古代中华文化里的专制传统，但是自由主义终始不是民国民主化现代化的主流，更不是民国社会与文化的主流，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才是民国的主流精神，才是缔造现代中华文明的主流者。胡适等民国自由主义者是不反民国的，更不反民国建立的现代中华文化，自由主义在民国是批评者的地位和角色，与三民主义和新儒家文化构成相反相成的张力。但是被断裂了传统的大陆自由主义，却无视步入民主化现代化的民国的现代中华文明，要做“新道统”。这是浅薄的“自大”呢？还是出于当代“反革命的渐进民主化路线”和“未来中国必须自由主义化”的政治企图呢？如果说有“新道统”的话，那应该是有民国自由主义参与形成的现代中华文化，而不是他者，不是当下自由派自大自夸的“大王旗”。当代大陆自由主义要吸取的是民国自由主义的“西化”教训，然后升级为中华化、本土化的自由主义，没有本土化就没有中国自由主义可言。连中国自由主义都没有建构成，还谈什么“新道统”呢？难道“学步”和“失步”也能成“新道统”吗？幻想而已。

我们看看断裂了传统且“出身”于中共铁幕下的大陆自由派建构的“新道统”是什么呢？他们既不讲从古至今的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道统，也不讲民国道统——现代中华文化，更回避民国道统推动的产物——民主国统法统，也就是说不讲现当代的中国道统和政统，绕过现代中华文明，把自由派的改良主义色彩的一家一派的思想当成全中国“新道统”。这才是社经所系的陈子明和何家栋等人攀上政治制高点而呐喊“新道统”的真相。社经所系也因此可以占据话语霸权。

我们不禁要问社经所系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们在八九之前是改良主义的出身，八九之后奉行过机会主义，后来成为“半路出家”的自由派，可以说是标标准准的改良派和自由派的“同床同梦”的第一位的合体。那么自由主义所谓的“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以及英雄榜是什么色彩的人物呢？是参加过苏俄扶持的中共叛乱、血腥土改、极权主义建政的，然后没有彻底忏悔的顾准、李慎之、林昭等，而且他们都没有多少自由主义理念，没有彻底反共，只是在受迫害和不义统治下有对于自由的追求。他们年青时的民主观太单薄而选错了主义和道路，与民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和反共抗俄的道路作无知的对抗，后来在亲手参与的极权主义秩序的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转向回到初衷，所谓“两头真”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审视一下被硬推上“道统谱系”的陈子明、刘晓波、胡平等人，他们都是“反革命求改良”的。这哪里是什么“新道统”呢？不如说是借自由主义道统之名树立陷入“死胡同”的改良主义的权威，是挽救屡战屡败被众人质疑的改良主义。在习近平上台全面巩固极权主义的当下，整个改良派面临全面破产和被民主阵营“大拍卖”的下场，他们害怕在未来一无所得。

中国自由主义者应当站出来正本清源

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的主体是真诚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庞大的中青年群体，社经所系等是谋略强、活动力大，起到引导性作用，然而是少数，是少数人起到了误导多数人的作用。社经所系对于自由主义这三十年的政治上的挫折和不堪，应当负有责任。

作为松散性的和理想性尚在的自由主义主体应该有所反省和有所作为了，不能再被别有用心的派系误导下去了。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合一难道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吗？红色的“中共国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特征吗？改良主义与中共有互相利用一面，被其裹胁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体制难道要发生关系吗？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合体，改良主义借中共“结构性控制”战略对于自由主义“恶紫夺朱”、喧宾夺主，中国自由主义要容忍吗？这一切恶果其实都是老道的改良派出身的庸俗自由派误导出的“杰作”，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水平和气象吗？习近平上台后，极权主义得到全面巩固和改良主义遭遇全面失败，广大的自由主义者应该站出来正本清源，应该捍卫自由主义的真面目，还自由主义的清白，应该站出来把改良主义从自由主义里清理出去，难道让改良主义的失败拖累自由主义也失败吗？自由主义者起来，结束中共对于自由派的“结构性控制”，清理与中共联结的企图主导中国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派系，这些人误导过八九民运，也误导了中国自由主义三十年，这一切应当结束了。否则的话，自由主义没有前途。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能拒绝拯救自由主义，不能拒绝结束极权主义拯救中国。在此时在此地，真诚的自由主义者站出来，让人民看到你们的担当！

108年7月26日于台湾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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