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讨会的三个单元13个主题中，有若干主题我曾经做过一些个人评析，写于拙作《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人民宪章》、《十论民运》等文章和短评结集中。我对于已经提及过的，而且暂时没有新的想法、创新性观点的，就只将我的部分主要论点摘录于本文，不再重新评述。而对此前我没有充分提及的问题，我会在本文中谈谈我的个人意见。

当然，由于每个课题都很大，如果完整阐述必须有巨大篇幅、结合实例，全面论证，这需要很长时间。由于我个人条件所限，短期也难以完成，所以只以很简略的方式，讲我大致的、方向性的、某些部分具体细节性的内容，而不是完整、全面、事无巨细皆包含的。此外，因摘录了我在其他文章和短评的内容，因此文章衔接方面不够顺畅。这样书写，难免挂一漏万，阐述不够系统完善，还有些散乱，还请谅解。

讨论会议题的第一单元“对当下中国若干基本问题的辨析”，事关对中国现实的认识，而其他如变革、转型、理论导向实践，均需要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基础上，因此该单元课题的设置是很必要的，也是需要优先研究的问题。

探析当今中国在“崛起”还是“衰退”：迷雾中巨龙变幻的阴影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仍在崛起还是正处于衰退中”，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世界都在瞩目着，它巨大的难以遮掩，也有无数人在审视、探析，但却鲜有人能够对它有全面、客观、具前瞻性的认识和判断。打个比方，这个问题如同“迷雾中的巨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迹象，但是就是难以把握它的全貌，也不知道它奔向何方。不同的人出于主观立场和客观环境，对它的认识大相径庭。

我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所讲的亦为一孔之见，粗疏浅陋，仅供参考（我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以间接的书报网等形式为主，个人直接体会为辅，且已离境一年有余，中国则在不断变化）。

“中国仍在崛起还是衰退中”，这是对中国总体状况的概括视角。我个人更愿意把它拆分分析，然后再组合判断。拆分，可以拆分为经济、制度与政府治理、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当然，如经济还可再拆分为“质”、“量”，乃至科技、产业结构……等次级领域。而其余方面也可类比拆分；同样，对中国崛起/衰退，还可以从国家/政权、人民/各阶层来拆分分析。笼统的讲“中国崛起还是衰退”，是容易偏颇、陷于大而无当的。除“社会”领域过于阔大、涉及内容庞杂，无法在本文中简单讲明外，我在此对其他各方面一一做出简评，然后综合分析当今中国的兴衰。

首先讲经济。如果根据中国官方和国际主流的统计，中国经济每年仍保持略高于6%的增长，虽较以前放缓，但增速仍旧让大多数国家艳羡。但如果根据包括经济学人智库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估算，中国经济实际只有4%左右增速。甚至还有如人大向松祚教授讲另有测算途径得出GDP仅增长1.67%甚至可能为负的论调。

鉴于中国中央和地方统计机构有过多次已被证明造假、篡改数据的“前科”，以及专制下经济的不透明性，官方的统计“注水”几乎是必然的。那么中国经济增速究竟如何？至少我无法知道确切乃至大致确实的数据。从中国近几年经济社会状况看，我认为经济仍处于正增长状态。但是，这个增长是不均衡的（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同阶层从经济增长中收益的巨大差异），不稳定的（如政治环境恶化、贸易战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是处于下行、存在很大风险的。

而且，虽然中国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低于世界平均（据IMF数据，2018年世界人均GDP为11355美元，而中国当年人均GDP为9608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中位数更低，即便官方的统计，人均收入中位数也只是人均收入的86.2%。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则有0.45、0.55、0.61等多个知名机构的不同口径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不高的、贫富差距较大的。而事实上，由于中国国民尤其中上阶层收入的不透明、收入稽核机制的不完善，实际的收入差距只会更大。如果排除统计中的作假部分，低于中位数的占总数50%的国民，收入更低。按照0.55左右的基尼系数，中国贫富差距也很惊人。

因此，中国在经济总量巨大、经济增速较高的背后，则是人均收入的相对低下和收入的严重不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只是总量大），还很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因中下层居民收入不足导致消费动力弱，让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那辆马失前蹄、陷入泥沼，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剧中国经济社会的不稳定。

但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衰落吗？如果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另外四个的表现，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就会发现，中国并不处于更为恶劣的情形下，相反仍处于中上游。

而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看，中国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表现较好的。例如在制造业领域，无论从规模、质量、国产化程度（工业独立性），中国就都明显强于被国际上寄予厚望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而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近些年投入巨大，例如在互联网等高新科技产业领域有明显进展。

但同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是不好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教材和文宣中经常提到的经济纲领之一。但如今的情形是，由于执政权贵的私人利益、执政集团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被政治目的打乱经济政策方向，以及腐败、官僚主义和为政绩讨好等原因，经济结构并没有更好甚至呈恶化趋势，作为国家根本的制造业在总体上被不稳定的第三产业挤向次要位置，国家政策和资源也更倾向于第三产业而非制造业，二者此消彼长之势明显。尤其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导致经济泡沫化，经济运行也因之更趋不稳。

至于科技和经济技术创新，更是呈现严重不平衡的状态。对于因政治需要之类的战略工程，以及与核心权贵利益相关的领域，就会集中资源、不惜巨本的攻坚，自然可以取得重大突破。但这就导致其余的重要领域被忽视、所得的研究经费等资源严重不足。这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集中于“两弹一星”及各种献礼工程（其实改革开放之后也大量存在）、“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工农业发展情况多有类似。而习近平上台后，这种情形再度明显化。此外，创新“量”压过“质”，例如专利申报中国超过美国，但是转化实践率却很低。其实这又是“面子工程”、“斯大林模式”的余毒。

上述问题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趋向恶化、创新能力良莠不齐。也就是说，从“质”的角度讲，中国的经济同样不容乐观。

总体而言，从纵向看，中国经济无论从“量（增速和人均）”还是“质（结构与创新）”，都存在很大问题，并且趋向不好的方向；但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质”“量”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较好的。在无特殊突发事件（如大规模战争）情况下，近十年内不会崩溃或急速衰退，而是呈不稳定的慢速增长、经济结构的“非优化状态（未来可能变成‘劣化状态’）”、创新领域的“十高百低”情形。

此外，中国经济还与“中国模式”密切相关。在我写的柬埔寨与“中国模式”那篇文章中，我具体讲了“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其中“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是最基本的两大特征。而这两个特征恰恰可以冲淡经济下行、结构不良、创新乏力等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不会发生如南非、埃及、乌克兰、阿根廷等国那种经济动荡，也不会发生连锁的政治危机、社会激变，更难触发思想文化尤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向变革。这也间接让“中国衰落”有了一层坚硬的阻力。关于“中国模式”对中国经济兴衰的影响、相互关系，展开说会篇幅过长，我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议题中再论述。

而从制度与政府治理方面分析中国崛起还是衰落，要从中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待，以及对“崛起”的诠释。

如今统治中国的政权是专制政权，它的制度和政策根本上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这是大前提。从法理和道义上讲，中国的制度及治理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的。

但如果从它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哪怕是高压下的稳定）、行政效率、科教文卫建设的客观效果看，它又是复杂的。如果把“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那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

一方面，专制政权下的政府机构（广义）腐败、没有法治、缺乏监督、官僚主义、消耗纳税人巨额财富、整体行政效率低下……但另一方面，依托于巨量可调配的资源（尤其通过高税收低福利得到的大量收入盈余）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中国的行政机构及其成员、政府的政策与实践，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也的确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以及通过包括侵犯人权的制度和手段（如户籍制度、公检法的滥权和刑讯逼供、“劳教”和“收容”、强制收治“精神病人”、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下的全面管控）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相对的低犯罪率，以及建立了较完善的文教卫生体系（哪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城乡、区域、阶级分配是极为失衡的）。和南亚、东南亚、南锥体以外的拉美、非洲等区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以上领域的成就更为突出。这些在习近平时代没有明显的倒退。当然还要强调一遍，这一切是建立在许多非法的、侵犯人权的、不平衡的、畸形化的制度和政策之上的。但又要说，如果将“崛起”等同于“强大”、“安定”、“完善”，那中国如今即便不是继续“崛起”，也肯定不是在衰落。

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毫无疑问中国如今处于社会达尔文化、犬儒化、精致利己化的溃烂之中。同时，推动人民觉醒、揭露历史真相和反映现实黑暗、追求光明与正义、呼唤人道和文明、促进社会变革、科学理性的进步主义思想，却饱受压制乃至被全面灭杀。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溃烂、对人文与思想的禁锢，并不直接导致中国在“硬实力”上衰落，但对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也让中国在国际“软实力”上趋向自我堕落。这些伤害的体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长久的。它会让一代乃至许多代国人的正义感与同情心被抹杀、科学与理性思维的缺失、对历史与现实认知的错位、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低下……在海外，与经贸的热络相反，中国大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影响力很低、话语权不增反降。例如对于在最近的香港一系列冲突中，哪怕是非并非那么简单，国际上却一边倒倾向于香港而非大陆，就是典型。另外，“防火长城”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软实力”的扩展、削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严重降低了中国大陆民众在海外的话语权。而那些为中共涂脂抹粉、官僚主义盛行的“孔子学院”，对中国“软实力”起到的更多是负面作用。因此，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处于溃烂、压抑、混乱、衰落、“劣币驱逐良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状态。自中共建政以来，多数时候都处于这种甚至更糟的状态（只有1978-1989年中的大多数年份，还有2000年代及前后，相对较好（当然只是相对而已）），只是习近平时代相对于邓江胡温时代，明显更糟且越发恶化（当然，不是中共执政的古代近代也不好，只是不是同一时代，比较意义不大。而且即便西方，启蒙运动之前绝大多数时候也和中国一样是黑暗为主的（文艺复兴也只是黑暗中的星光））。

至于中国的军事实力，我从不看好。与动辄谈论“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相反，我觉得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很孱弱。由于腐败无能、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以及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的缺乏，军事科技领域的虚浮，尤其中国军队极度不透明化为腐化堕落留下的巨大“发展空间”，让中国表面上的军事发展在实质上大打折扣。而中国军队从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普遍好看胜于实用，花架子和面子工程普遍，也严重削弱了其实质战斗力。而且，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只会自保、对内（大陆）镇压，而不可能对外用兵，即便对台湾也不太可能用兵。哪怕台湾独立，中共只会继续以此增加民族悲愤以维持人心，以及军事上虚声恫吓，而不会真正出兵。因此，中共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也没有着力培养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但是军事方面倒谈不上“衰落”，因为它从未强大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主张未来民主中国，乃至任何抵抗外敌入侵的政权，都应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我所担心的，恰恰是中共指挥下的军队不能担负起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任务。例如对日本扩军缺乏反应、在藏南和拉达克地区的退却政策、对美俄两个军事霸权缺乏反制力和行动、南海地区的欺软怕硬，我都很是反感、认为要改变的。我个人是倾向于既要民主，也要富国强兵，以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正义的）

至于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在前面这几个分项，我其中的一些对比和分析已有涉及。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复杂的，影响力更多是因利益交换、受经济和人口体量影响、以及因“狼狈为奸”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影响力，以及这些方式得到的国际地位，不仅不稳固，更失道义的正当性。而为了维系这个不合法的政权，中共在国际上不惜妥协、出卖国家利益，以及“大撒币”，来赢取一些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

这一切当然不是崛起的象征，而是危机的表现。同样，中国这种国际处境也不是一时半刻，而是六四以来长久的状态。

但同时，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共控制的巨量资源，它不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军政府时的缅甸、萨达姆执政下的伊拉克，即便中国国际处境不好，甚至经常吃亏，但却并不能促成中共政权的倒台。相反，中共利用十多亿人口及其衍生的庞大“量”的资源产出和影响，出卖人民劳动的血汗和民族尊严、国民权益，讨好、收买从美俄到亚非拉在内的世界各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偶尔制造‘不欢心’，如制裁挪威、抓捕瑞典、加拿大人）”，以维系其统治。国家利益被中共窃夺，国际影响力被中共挪用，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尊重和权利，但中共却通过倒卖国家的尊严、责任、利益，让政权更加稳固。

综上所述，中国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总体不算崛起也不算衰落的状态。孙立平教授说的“中国不会崩溃，但社会在加速走向溃败”（当然我不赞同孙教授许多观点，但这句话我赞同），是最接近中国现状的大体描述。它处处都像处于危机（或者的确处于危机），但细究并无崩溃的可能；它到处都有溃烂的疮疤，但没有一处足以致命。中共统治集团强大的社会控制力（尤其信息化下“大数据时代”对管控能力的极大加持）、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基底、政策的高度实用主义与灵活性，让政权一直得以存续。同时，中国大陆内部生存环境的残酷、法治与正义的毁坏、平等与公正的消失、民主与自由的剥夺，都在持续的发生、存在，侵蚀着人道、人权、人性，变成十足的“残酷人民共和国”。

塑造中国与影响世界的“中国模式”：基本要素、特点、作用与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中国模式，构成中国模式的基本要素”，我在《强人洪森治下的柬埔寨：专制的回归与“中国模式”的复制》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我在此仅摘录我的主要观点。

首先，“中国模式”当然是存在的，虽然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内容复杂多样，但其本质和基本框架是确定而明晰的。

所谓“中国模式”，即政治专制与经济开放并行，压制包括劳工运动、维权抗争、女权运动在内的各种争取和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禁止罢工、游行、组党结社等带有政治反抗色彩的行为；依靠军队、武警、公检法人员及机构等国家暴力机器，并纵容、雇佣、扶植黑恶势力，采用武力威吓与镇压、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如户籍制度、留置、“被精神病”、社区矫正、其他“强迫失踪”手段等，及已被取消的劳教、收容、“双规”）、监视、恐吓、骚扰、拘禁、殴打及其他酷刑等暴力手段维持社会稳定；以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会保障压低劳动力成本和民生支出，在此基础上逼迫国民参与生产建设、以高效率拼命劳作以维持生计，而将这些工人、农民、普通职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的绝大多数掠走，用以为特权阶层分肥和投入再生产。此外，该模式还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并不惜代价达成关键目标、以纵容腐败和潜规则来激励官商民较高效工作、政府机构、国企和事业单位有严格的科层等级制等特征。

整个模式以“低人权优势”和“稳定压倒一切”为两大基本点，牺牲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人权、压制相对弱势者对正当权利的追求以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维持社会不平等状态、塑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人们放弃权利维护而转向自我实力增强（且倾向于暗示和纵容不择手段），以刺激国民奋斗积极性和维护特权阶层利益；以损害中下阶层、女性、身心残障者、社会少数群体、边缘化人群等相对弱势、异质群体的权利为代价，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阶层固化加深，“损不足以补有余”赢取既得利益阶层的欢心；有意营造和放任社会不安全感的滋生蔓延，为强化社会控制制造借口，也以此转移国民注意力、刺激劳动积极性，作为“饥饿政治”的一部分；透支资源、环境、人的身心潜能和忍耐力，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经济的繁荣及一部分人（包括大量尸位素餐甚至从不工作的食利者）的高度富裕。然后以上政策不断循环下去，以维持统治存续和社会运转。

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模式”即初露端倪。而1989年六四事件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模式”实现了“标准配置”，即政权采用“形左实右”的理念和政策，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抗争被极大压缩，“闷声发大财”成为国民主动或被动接受的现实。该模式此后又被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名，逐步稳固和“升级”。且它也在吸收、借鉴西方的经济学说和发展模式，例如90年代借鉴了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推动国企改革和货币改革（伴随着悲惨的下岗潮、物价大涨和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贫富分化的迅速加剧）；而如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又得到中国既得利益阶层的青睐。而这两套西方经济学说均主张较低的社会福利、忽视劳工保障，倾向于弱肉强食的发展模式。中共摒弃这两个学派关于政治经济自由的主张，但吸收了其低社会保障、强调效率无视公平的经济理念。这些西方右翼经济理论在中共暴力机器下，将其野蛮残酷一面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中国模式”中保障经济发展的关键部件。40年来，“中国模式”的确刺激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急速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但同时也极大的侵害和压制了人权与自由，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者劳工阶层的权利受损至为严重。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对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国的商品、文化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纷纷“走出去”，有意无意的向他国输出。以西方国家为样板的现代民主制度又存在各种不足且在发展中国家其弊端表现的更为明显，于是“中国模式”逐渐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许多专制、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抗欧美对其人权不佳的制裁，更对“中国模式”青睐有加。柬埔寨的洪森政权就是典型。而塞西的埃及、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穆塞韦尼的乌干达、彼得·奥尼尔及其后继者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多斯桑托斯的安哥拉等国，以及倒台不久的苏丹巴希尔政权、体制民主却敌视人权的匈牙利欧尔班政权等，也都受中国经贸和政治影响，并对“中国模式”多有借鉴。而除此之外，如印度的莫迪政权、越南自开启“革新开放”以来的越共政权、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政权和巴西的博索纳罗政权等，虽未公开和直接学习“中国模式”，但其蔑视乃至践踏人权、强调经济发展、无视社会不公等特点，亦与“中国模式”相合。

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与中国/中国人民在根本上的矛盾、部分领域二者关系的微妙性

第三个问题“中共和中国的关系”，同样是巨大的课题，我只简短节说。

首先，中共不等于中国，而且有着明确的差别。许多极端反共人士乃至反华人士将“中共”与“中国”等同，是完全错误的。将之等同，主观上将中国及中国人民视为“敌国”、“敌人”，客观上将中国乃至中国人民污名化，无论从是非、情感、对改变中国的作用上，全都是极为错误、负面，乃至居心不良、用心险恶的。

其次，中共政权（准确说是中共内部的核心特权阶层组成的统治集团）在对内领域，实质上是管制者，哪怕是非法的；在对外领域，它客观上是中国的代表，在很大程度、许多情形下的确代表着中国、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中共既不等于中国，但在内外某些场合、情形下，它又的确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实体，乃至有时还代表着中国人民。

同时，中共又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及人民构成的国家，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它为了自身利益，对内专制压迫，荼毒中华儿女；对外以政权生存为外交目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例如自建国起就没有积极甚至主动放弃对日本侵华暴行追责、默认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等。中共与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矛盾，是明确且根本的。

总之，我认为绝不能将中共与中国混为一谈，而是将其区分开来。此外，当中共在某些时候既为了自身统治、又符合国家利益时做出的政策，不应该“逢共必反”，而应该将中共的具体政策与其本身的非法、恶劣区分开、分别对待。就像当年邓尼金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他号召俄罗斯人团结起来捍卫祖国；霍布斯鲍姆等西方学者在批判苏东专制的同时，也肯定了苏东国家在男女平等、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而同样的，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同样称赞了中共治下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欧美及联合国也对中国脱贫的速度颇多赞赏，这些赞同并不是赞誉中共独裁统治，而是就事论事。

而中国民主和社会运动人士，更应该客观理性评价中国包括中共治下的成败得失，正确对待中共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对中共的批判，应该基于事实，全面而非片面评价。而且只有如此，才能抓住中共真正的罪行和执政缺陷，有的放矢，博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民主运动及政治反对派人士的信任、尊重和支持。

国家统一与民主政治：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分裂的不必要性乃至危害性；“大一统”与“民主”二者并不矛盾

关于“大一统与未来民主宪制关系”，我曾经在推特上做过很多次发言，评述二者并不矛盾，以及领土、人口、主权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除例如新疆部分地区等特殊情况外，我反对任何地区的独立，主张国家的统一、失地的收复、领土的完整。在此只选择我在推特上评论统独问题、民主与统一问题的一些系列推文，略做修改，摘录于此：

我并不赞同那些支持独立的民运人士的看法和言论。如果某位民运人士是印度人，然后他要求莫迪让克什米尔公投、把军队撤出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及印度东北七邦，看看莫迪会不会同意？会不会以危害国家安全拘捕了他？

同样，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这些民主体制国家，也都对试图独立的区域进行武力镇压，如印尼的亚齐、西巴布亚地区（而东帝汶的独立则付出了10万至30万人即总人口十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惨重代价），菲律宾的棉兰老岛穆斯林聚居区，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区。欧美一方面承认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离”，但对同样为民主政体的乌克兰，克里米亚即便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顿巴斯地区也有两州脱离基辅的管辖，建立了两个“共和国”，西方国家全都拒绝承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也是同样的情况。发达国家中，虽然有苏格兰独立公投，但更多发达国家则是想方设法对分裂和独立运动加以阻挠和镇压。如加拿大对于魁北克独立问题，就设置了《清晰法案》加以法治上的限制，本质上当然是为了阻止魁北克独立。西班牙中央政府，无论在佛朗哥独裁时代，还是1980年代至今的民主时代，对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压制也都是很强力的。在加泰罗尼亚公投后，欧盟和美英法德日韩等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全部声称尊重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日本对于阿依努人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民族自立”运动，以及琉球自治乃至独立运动，也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压，并坚决反对琉球独立。美国的“加州独立”、“德州独立”等运动也被美国联邦政府压制，当年林肯武力捍卫美国统一的南北战争更是血腥残酷。

民主和专制国家，都要维护领土完整。以捍卫主权来维护统治或增加支持率，是一个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就确立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和权利，并成为至今国际秩序的基石。这与民主与专制无关。在没有更好的替代体系，且世界依旧由各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竞合的情况下，这套秩序依旧有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每个地区的人民都需要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每个个体人民的利益。如果独立出去变成人权更糟的国家，对当地国民不利、对其少数族群不利。而且独立出去也会对原属国家造成军事、经济各领域的潜在或明显威胁，危害国家战略利益。王力雄先生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中对西藏问题就做过相关论述。

而且，独立、自决有复杂性、虚伪性。就像台湾有2300万人（有投票权的约1900万人），即便过半同意独立，那不过半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得到保障？表面上看，支持通过公投独立是尊重占原国家少数人的民意。但这少数人中的多数人又剥夺了区域内反对独立的少数人的利益。例如台独者认为，10多亿人的意见不能阻挠2300万人的民意，那2300万人有没有尊重至少几百万反对独立的台湾人的民意？

南周有一篇文章《民族自决权的贫困》就对这种情况分析的很透彻：“倘若苏格兰真的独立了（一阶独立），那支持留在英国的人聚在一起，只要过半是否可以再从苏格兰独立出去（二阶独立）？这个地区再……聚集到更小的地方……独立出去（三阶独立）……如此没完没了……”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空想，苏格兰旁边的北爱尔兰地区，在爱尔兰独立后，就是因为民众有六成支持留在英国，四成主张独立或并入爱尔兰共和国，然后打了几十年仗。难道40%就要服从60%？还有像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和东部三州、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克罗地亚的克洛伊那、波黑的塞族共和国、马其顿的阿族自治区、摩尔多瓦的德左地区、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还有印巴分治和苏联解体后印度和俄罗斯一大串想独立的……都是次阶独立。

虽然以上案例都没有无限分裂下去，但是造成了更多冲突和混乱。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这本身就是对自决、民族自决的讽刺，说明决定能否实现自决的是权力、力量、国际局势，而非自决的法理基础。例如，从法理上来说，既然国际上允许乌克兰脱离苏联，那乌克兰东部自然也有权利脱离乌克兰；台湾的亲大陆和反台独的当然也有权在聚居区脱离台湾独立后的国家再组成个国家；假如新疆独立，新疆的汉族、哈萨克族，同样也有权从那个国家独立出去。如果不允许，那又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支持与参与自决的人普遍使用双重标准、逻辑不自恰，这就等于摧毁了自决的合理性。

以上所述那些地区现在所属或名义所属的国家通过民族自决独立了，但这些地区自己却没有独立，或者不被普遍承认，哪怕它们有和它们名义所属国家自决时同样的理由，难道这不是对自决的最大讽刺吗？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果都这么下去，那就真的“巴尔干化”、“高加索化”，打成一团了。

所以，不要把“独立”、“自决”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不是独立就什么都好了，人权状况甚至更糟。车臣实际独立那些年，极端宗教分子和分离主义者不仅不断制造恐怖袭击，还和地方军阀、乃至有权势有武装的家族，到处劫掠、绑票、杀人。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对方境内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却都反对己方境内的库尔德人独立建国。

李伟东先生曾经发过关于七七事变82周年的推文：“我在想，日本当年为何敢蛇吞象？因为在日本眼中，中国是分裂成很多快儿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实际统治者和军队，他们可以逐步分而取之（先收买勾兑然后武力取之）。为何1937年扩大了武力征服，因为蒋公基本统一了中国并开始现代化并不与日本妥协，如果不趁着中国尚弱，就没机会了。”

这也是我坚持国家统一的原因。领土和人口是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力的核心部分，没有国家肯主动放弃这些比黄金还珍贵的社稷砥柱。印度自诩“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可它为了国土完整和战略利益，多次使用武力，对海德拉巴、果阿、克什米尔、锡金和东北七邦都曾用兵。可许多国人反而怂恿、鼓吹国家分裂。他们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全与利益，这种短视、无知和狭隘是非常可怕的。如果美国分裂为五十一个国家，它还有现在引领世界的能力吗？如果现在的美国只有1776年独立时的十三州，其国力恐怕还不如英法德。如果南北战争时双方都难以胜利，美国分成两块，它如今也不可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对世界有如此影响力。因此，领土、人口的重要性及附着于二者的巨大发展潜力，是任何一个国家出于国家利益都不应该放弃的。

除了外国的例子，直接看中国民主化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二者也没有矛盾。以两岸问题为例，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考虑呢？假如有一天，大陆实行比台湾更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可以统一呢？如果大陆新政权既有民主又防民粹、既要发展更有公正的体制，在制度优越性上超越台湾，统一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呢？看看韩国几十年巨变，大陆怎么就一定做不到？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民族国家，这个能够理解。但是并没有看到有同民族自愿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案例。相反，如朝鲜、越南、德国，人们都有强烈的统一意愿，后两者已由分裂走向统一。只有中国，两岸许多人都吵闹着要分离，甚至大陆内部各汉民族也要独立。如果政治制度差异可以理解，但是民主之后还要分裂，难道不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是很赞同马英九的“新三不”原则即“不排斥统一、不支持台独、不使用武力”的看法的，他还在任上多次提及“六四不平反，统一不可谈（言下之意即大陆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后，统一就可谈了）”。这才是台湾真正理性、有远见和家国情怀的政治家。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巨大差异，的确是阻碍统一的鸿沟，可以维持现状。但未来民主化后，一定是要统一的。而且，台湾有着民主自由的人权和道义优势，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以此推动大陆民主化呢？一个民主的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是更安全、经济文化交流更融洽的。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不止是反对国家分裂，我对联邦制也不赞同，只赞同部分地区自治。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统一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样能够促进全国向最先进区域看齐、破除户籍壁垒、互相交流、举国之力做超级工程、集约调配和使用全国资源，合力参与国际竞争。至于许多人批评“中央集权”的弊端，我觉得集权也分“好的集权”和“坏的集权”，集权本身并没错。中国的问题是，在需要集权的事情上放任、纵容、不负责，而需要保证自由的方面却加以限制和打压。

当然，我主张中国统一，也是希望为世界联合打下基础。我是爱国主义者，更是国际主义者。如果想达成世界联合，必须先实现区域联合，区域联合的前提又是民族内统一。分离主义导致的更多是对立和发展差距拉大（除非像欧洲小分离同时大联合），长远看不利于人类发展，只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族群对立。而如果世界联合不能实现，例如如今国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复兴，中国更需要积极维护国家利益，采取适当的反制和自保。

目前的国际社会，还是相对丛林化的，虽然二战后国际秩序开始向“道理”而非“拳头”倾斜，但根本上国际关系还是由各国和地区的实力决定的。而随着特朗普、莫迪的上台，习近平、普京、博索纳罗等人的得势，民族主义和丛林秩序又卷土重来。即便我们为反对民族主义，也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抵御住他国民族主义的侵凌，在国际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利用自身影响力促进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如果在外部民族主义泛滥、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地缘战略攻击时，单方面抛弃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等于是自毁长城，自我削弱，还谈什么国际合作呢？那时候说话，有哪个国家肯听呢？

关于第二单元“未来中国民主宪制结构设计”中的大部分问题，我都在拙作《人民宪章》中做过清晰、系统、完整的设计、阐述，在此就不全部搬过来了，而如果只摘取一部分，阐述的又会不系统，因此就不摘录了。但是有些在《人民宪章》中未涉及到、没有针对性提及的，我在此补充些个人看法。

对于中国未来司法结构设计的建议：坚持分立原则、赋予适度权力

关于第三点“司法结构：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的关系，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的问题，顺承我在政体（行政结构）上的观点，我主张实行半总统半议会制（典型如法国现有模式（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政治架构）），议会为权力重心，但总统拥有近乎同等权重权力。而司法则应该成为立法和行政机构的监督、制衡力量，但权力不宜过大，更不需要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平齐，且如果设置专家院，可以替代司法机构的部分职责。因此，应该将司法机构定位为监督、制衡、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机构，而不必如美英那样大法官拥有极大权力，更不应实行终身制。

政党制度与代议制度：兼顾多元与秩序、博采各国之长

关于第五点“政党政治：宪政架构内的一党主导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当然认为应该实行两党或多党制，而不应该一党主导。

至于是两党还是多党，我个人倾向于多党制，因为这样更能让不同团体都有自己表达权利的机会，而不是被大党裹挟和垄断。但同时，也应该对政党、议会设置门槛，如得票5%以上才可以进议会、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均有（或三分之二有）支部才能参与全国选举等，以避免出现党派过于细碎、政坛一盘散沙缺乏效率的情形。

在具体的党派权力分配上，不仅议会是多党，政府也应该避免清一色单一执政党执政。我认为德国的议会选举和政府组成很值得借鉴，即联立制选举（一种倾向于比例代表制且利于中小政党的选举模式）+大联合政府（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以促进立法、行政机构组成的多元性、包容性。而英国的“影子内阁”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制度，在野力量可以对执政集团进行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监督。如果实行半总统制而非内阁制，在野联盟同样可以组建“影子政府”监督政府施政。这是我认为相对最为理想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分配状态。

第三单元“民主转型（过渡时期）的制度安排和路线图”是为未来中国变革提供理论基础。虽然我个人对于中国还有多久会出现变革的机遇、在实践上能够实现变革都持悲观态度，但毫无疑问，理论可以为实践指明方向，也让实践有了目标和动力。

未来转型节点与道路：充满不确定性且前路艰险

关于第一点“转型方式：渐进与突变，各自的根据与前提”。其实，“渐进”和“突变”还应分为手段/方式和内容/实质两方面。冒昧揣测，本次研讨会议程设计者应该更多是侧重于中国转型的方式（如是政权逐步改革还是突然垮台；是官民互动改良还是突发性革命）是渐进还是突变，而非实质（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变革）方面的渐进与突变。那么我就以前者而非后者为主要讨论方向。

首先，以如今中国的政治情势看，渐进还是突变，很难由外力刻意塑造，而是由内源性原因和偶然性因素主导的。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专制空前强化，民间政治性组织、公民社会被摧毁殆尽，国内带有政治抗争色彩的人士纷纷被关押或软禁，还有的主动放弃了抗争，转向犬儒或空谈杂谈。因此，无论是从中共统治阶层内部，还是民间政治参与（准确说是无参与）现状，都表明至少在如今至未来十年内（甚至更久），已无渐进改良、逐步实现民主化的可能。

那么这一定会导致“突变”吗？我认为不一定。有人认为，改良的失败恰恰可以刺激革命的兴起。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共政权对国内的控制力，还是如今各国各地区均“自扫门前雪”、逆联合化的国际情势对中共政权的影响，都导向不利于中国正向“突变（或者说‘革命’）”。相反，如无特殊突发事件，中共的统治还会在中短期维持下去。

此外，“突变”一定是变好吗？并非如此。典型如前苏联，解体之后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化，革命果实反而被政治野心家（叶利钦、普京）窃取，而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利益，也被各政治集团、权贵、寡头瓜分。当然，在“突变”中失去的，还有那个版图巨大、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大国家。而分离出去的国家除波罗的海三国和乌、格之外，其余各国均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化，经济政治社会情形与俄罗斯没有二致甚至更差。这种“突变”，中国不要也罢。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中国通过手段上的温和、和平、渐进，以及目的、本质上的彻底变革，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果，让中国早日变成民主、平等、自由、进步、文明的国家。但可惜这些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让中国以好的方式向好的方向改变。但效果如何，我是很悲观的。

“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与“党内民主”：如今不是“多”和“少”之争，而是“有”和“无”之辨

关于“如何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如何看‘党内民主’？”这一问题，虽然我对“体制内”这一政治黑洞不够了解，但还是略做评论。我认为至少在目前乃至未来十年内，中国体制内不会有什么“民主化资源”，或者说即便有、某种程度为数还不少，也都处于“冻结”、“休克”状态。2013年以来中共专制空前强化下，连民间政治、公民力量都被残酷打击，党内只有更甚。“定于一尊”、“习核心”、“严禁妄议中央”……这些还不够说明问题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还有多少意义呢？即便外部（包括我个人）认为开明的名义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现在也只能管管话费涨价、猪肉供应之类细碎问题，以及“给人民一个交代”之类的场面话、习近平不愿意“屈尊纡贵”讲的话。连他都如此，何况其他体制内人士、内心倾向于民主的人士了。

最根本的，是由于中共统治集团、权贵阶层与习近平利益一致，民主化毫无疑问会剥夺或至少削减其特权，因此出于利益（而非仅仅是因畏惧习近平的淫威），也会普遍支持习近平的强化专制之举。而且，习近平执政以来，实行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政策，让贵者更贵、“贱民”更“贱”，越是接近统治中心、越是掌握权力、金钱、人脉、技术等资源的，得到的分配越多，他们自然会坚定的支持习近平。我们看习近平加强专制、鱼肉人民，是灾难；但从权贵的角度，这恰恰巩固和“发展”了他们的特权和利益。这就是“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根本就没什么用的根本原因。

至于“党内民主”，既然根本没有“民主化体制内资源”或这种资源已经“冻结”、“休克”，又哪里有“民主”呢？当然，权力斗争和政治博弈是有的，但是和“党内民主”完全是两码事。我个人是不相信那些“中南海占星术”的，指望政治斗争改变中国、把权斗当成“党内民主”，我认为是很不现实的。前面已经说了，习近平的统治手段和内容，是符合权贵阶层主流的利益的，是有强大的“权贵群众基础”的，其他倾向于民主、改革的政治势力即便想打倒他，也不可能。习近平的政策在国际社会、民间有识之士那里看是“失道寡助”，但其实他在体制内、在权贵阶层内部，恰恰是“得‘道’多助”的。如果说前几年反腐败还得罪了一些人，现在习的政治对手和追随者都被清洗或转而效忠习了，还有谁冒着丧命的风险去对抗他呢？如今中共高层，还有这样的“义士”吗？只要能够听从习的指挥、会媚上逢迎、表示忠诚，就可以分得绝大多数国人眼馋的巨大利益，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习呢？

高度分化的中国“民间力量”：“民间力量”的复杂性、多样性、激烈的内部矛盾，及多数政治反对派的错误选择

关于“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我在推特上做过一个系列短评，并结集为《十论民运》，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少涉及。不过内容较长，只选择部分内容摘录。在此我重点论述中国“民间力量”的复杂与矛盾，及中国政治反对派/自由派道路选择的误区。

事实上，中国“民间力量”内部是有深刻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大于与中共专制的矛盾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巨大的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差异。例如许志永先生的公盟在未解散时，推动教育平权，反对最强烈的，并不是中共政权，而是京沪等地户籍居民。京沪户籍居民和外地务工者都是“民间力量”，但是却有着近乎生死攸关的矛盾。

从改革开放到邓小平南巡，再到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数十年间中国已经培育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并且正在或已经实现了代际传承，利益逐渐巩固，身份地位越趋清晰，其阶层所属也已稳定下来，形成了庞大的求稳苟安、仰上俯下的精致利己主义群体。

对于这些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的中产阶级中上层、京沪等特大城市户籍居民、部分国企央企及事业单位（如三桶油、医疗、烟草、铁路等行业群体）成员，高知理工“工业党”成员（以上群体部分重合）……他们宁可选择与中共合作，也不愿意放弃相对的特权；他们宁可一边没有民主和政治自由、被上层剥削，一边剥夺比他们更弱势者，保持相对于平民大众更优越的地位和特权，也不要人人平等。这既是这些精致利己、因私为恶者习惯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也是由他们精密的算计决定的。至少从他们角度，成为次于核心特权阶层的“二等人（或称为‘优势集团’）”，以压迫下面“三等人”、“四等人”……也比人人平等更有利于他们（至少从经济上和他们的价值判断上）。

因此，在“民间力量”内部就极度分化、阶层固化且这种分化、固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谈“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必须考虑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异、矛盾，以及选择侧重于与哪些“民间力量”合作。关于这些，我在《十论民运》和《人民宪章》中都做了阐述，我是倾向于维护广义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工薪阶层、普通职员）、农民与农民工、及各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优先的。当然，这更多是基于正当性、急迫性方面的考量。而从实用角度考量，究竟是侧重于动员我前面说的那些“二等人”、“优势集团”，还是相对弱势的工农大众，就各有利弊了。

首先，那些“优势集团”成员掌握着巨量的财富、知识、人脉、话语权等资源，远比工农大众有更强的推动变革的能力。但既然他/她们如今在习近平统治下，享受着较为优越的生活，又缺乏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专制独裁、反自由民主的洗脑教育是其次，更重要是利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在非民主环境下有额外的“自由”，例如在专制而非法治下，这些既得利益者更容易搞潜规则获利、胡作非为乃至违法犯罪更易于免责和“疏通”。相对于弱势者，荫庇于鼓励弱肉强食体制下的“优势集团”成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更便于攫取财富，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倾斜于他们，更能不择手段的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有什么动力去选择变革呢？

这些“优势集团”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很大程度就像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白人与黑人的关系那样。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在专制下过得更好，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户籍特权、相对良好的治安、相对优良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他们为何要选择失去相对特权、甚至面临战乱和财产再分配的风险，去推动中国的改变呢？尤其在如今渐变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更不会赞同革命、“打倒旧社会（如今的社会）”了。对相对弱势者，习近平时代是尊严和权利上相对的“最坏的时代”，但对这些“优势集团”，恰恰是“最好的时代”。（而且，这些“优势集团”中的许多人是有能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或在国外长期生活的，可以既在中国大陆争权夺利、聚敛钱财，又可以去享受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至于中国是否民主，其他国人是否自由，他们并不关心）

还有，中共也在巩固与“优势集团”的关系，也会继续拉拢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即便将中国国内外反现行体制的力量结成合力计算，无论从金钱、人脉、舆论影响力，都与中共统治集团差了十万八千里，又如何有能力与中共争夺既得利益群体的支持呢？当然，我们有道义的正当性。但对于这些精致利己者来说，道义值几个钱呢？能买房换车、享受良好教育医疗服务吗？能在和他们眼中的下等人发生纠纷时“私了”、占便宜吗？能保住阶级、职业、地位、户籍这些带来的特权吗？不能。而这些中共则反而可以给他们。如此一来，道义不仅不是我们争取“优势集团”的长处，而是缺点。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为这些“优势集团”许诺比中共更多的特权、利益，但那我们改变中国意义在哪呢？那不仅没有道义，而是丧心病狂了。哪怕一些自由派、政治反对派已经在思想上倾向于如此了。

而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习近平执政后，无论物质利益、个人权利乃至尊严、地位上，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他/她们（我这里要着重提到代表女性的“她们”）恰恰缺乏能够促进变革的金钱、知识、人脉、话语权，也缺乏起码的革命觉悟、组织力，内部还呈一盘散沙、难于团结。

无论侧重于和既得利益阶层合作，还是召唤中下层民众，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调和二者诉求、利益，让两大群体协作改变中国，更是困难重重。即便短时期组成某种一致的反体制联合阵线，也会在“革命”或其他方式推翻现体制后，重新陷入分化和对立，很难就新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度和社会建设达成一致。

还有一点很值得提及的，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自由派，包括许多民运人士，难道不是在本质上已背弃工农阶层及弱势群体了吗？中国的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大多数都是里根、哈耶克的信徒，甚至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难道会支持左倾的、类似于1970-1980年代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韩国那样的民主革命？说的更直白一些，中国的自由派本身就是“优势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人考虑问题与那些精致利己、主张弱肉强食、自由放任的“一等之下，百等之上”的相对特权者、处境优越者没有区别。或者再直白一些，这些自由派只是反感头顶上有中共的控制压迫，但根本不在乎平等、公正、平权这些，甚至坚决反对之，不是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实质丛林化，就是想“彼可取而代之”的“在野共”，甚至兼而有之，把两种恶叠加。

这些人德智皆乏，论才智，除了在个别领域有成就，视野普遍狭隘，基本的通识性人文社科常识缺失，认知水平和理性思维能力差；论道德，前面讲的他们的主张已经证明其卑劣了。这些人最多有肤浅的、选择性的同情心（而对异质群体则不仅不同情而是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了），同理心和悲悯心就完全没有影子了。这些话不好听，但是难道不是事实吗？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支持特朗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受苦难的百姓，尤其底层民众的内心想法大抵是：1.我同情你，但那都是共产党干的，与资本主义无关，相反资本主义非常好；2.我虽然同情你，但我们尊卑不同，我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你是底层老百姓；3.即便共党亡了，自由民主了，我还是精英，你还是底层，可以让你不受专制迫害，但平等别想。当然，其他的群体，无论是体制内权贵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还是平民大众，价值观同样乃至更加差劣。但是，作为希望改变中国的力量，就应该对自身有更高要求，而不是去“比烂”。我们要做开拓者、变革者，而不是“取共而代之”者。

我在《十论民运》中对此也有所评论，摘录于此：

中国民运，几乎完全是右翼分子的天下。绝大多数民运分子，都是哈耶克、里根的信徒，乃至是麦卡锡、特朗普的拥趸。而左翼极为微弱，聊胜于无。如此左右失衡的民运结构，既造成中国工人、农民、学生、少数群体等较弱势者在民主运动中失声、失“利”；也导致中国民运丢失了可资动员的庞大根基，是目前民运衰败的关键因素。

反观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左翼往往是中流砥柱。韩国的民主党系、南非的非国大、西班牙的社会民主系、巴西的劳工社民系、波兰的团结工会（当然它和它的继承者后来变成右翼，但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它的诉求很多是左倾的）、缅甸的民盟……都是强调平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左翼扛起民运的大旗，把民主与平等作为首要的政治目标，以工人、学生为基干，以被压迫的平民为基础。

如果是已故美国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式的右翼，即便政策主张不一定好，但品质值得尊敬。可中国民运的右翼多为特朗普式的，从他们的人品到政治主张，还有对特朗普的态度，都让人感觉极为不安。正如秦晖教授所说，无论左右，都要坚守“共同的底线”。而这些特式右翼的主张和行为，则在不断的穿透底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

民主运动，应以革新、进步、民主、重建为基调，实现人民为国家主人的目标。而右翼价值观，则多强调守成、稳妥，倾向于精英主义、利己反智的保守基调，这就注定使其缺乏左翼改变现实的意志，更没有左翼唤醒受压迫平民的动员能力。不为人民争权利，只为自己要自由，民运必然狭隘化。

以上摘录的，因推特字数所限，文字不够严谨系统，还请谅解。

说到“民间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外有识之士一定要为中国未来培养和动员起更多既有丰富知识和广阔视野，更有良心、同情心和责任感、心系人民的新一代学者、社会活动家，要让中国民主和科学事业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中国未来是怎样的，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青年一代，新的“民间力量”是怎样的。如今中国青年普遍沉沦，高知青年群体也绝大多数为精致利己、明哲保身之徒，乃至有些就是新一代的统治阶层、压迫者。这令人心痛。正是如此，进步人士才更需向逆而逆，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培养和动员有家国天下意识、正义感与知识素养兼具的男女青年。

如果中国“民间力量”有了这样的新生力量，哪怕只有少数先驱者，就会如同对封建皇权致命一击的吴樾、彭家珍，如同于专制暴政中点亮反抗星火的林昭、张志新，在万马齐喑的中国投下振聋发聩的变革之声；如同为茹毛饮血的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让中国荡涤裹在现代化表象下的蒙昧与野蛮，重新探寻并走上民主与科学、法治与平等的道路。（当然，这很难，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仅仅找“突破口”，撬动青年启蒙的支点，都非常困难。而且我们还要避免培养出“在野共”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才”，如逆向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我们一定要做、要培养和启蒙“新青年”，即便这需要多方努力、巨大投入和长久的坚持不懈）

中国民主化与国际合作：整体上“合作”方向的错误、为数不多方向正确的却“质”“量”皆乏

关于“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其实与上一个问题（即“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异曲同工，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但本质都是选择走怎样的道路、和怎样的人或者群体联合。许多话在上个问题的评论中已经讲过了。此外我同样在《十论民运》及其他文章（如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过。因此我先摘录一些我在别文的评论，然后再针对“国际合作”的总体上方向的错误和不良的现状做些简要评析。

首先摘录一段我在《十论民运》中相关的评论：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也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可是，中国民运，却鲜少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注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甚至，同为华人的港台，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哪管大陆瓦上霜。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其实。没有民主的中国大陆，港台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台的协助，中国大陆也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闭锁的专制王朝。但许多港台人士与中国政治反对派，依旧在鼓吹分裂和各自为战。

除了以前评论的这些，我在此就这个问题再做些分析和简评。

中国民主化究竟要借助哪些国际力量？中国民运人士、自由派、政治反对派、维权人士、公民运动人士……究竟要和怎样的“国际民主力量”联合？

我所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是，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政治反对派，都选择了和保守主义、宗教势力（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派别）、民粹主义、对华强硬派（甚至反华势力（实实在在的“反华势力”而不仅是反共势力，甚至是反华不反共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合作，和主张自由放任、低人权低福利、弱肉强食的力量合作，和反进步主义、反人本、反理性、反科学的势力合作……总之和各种反动势力合作，而非选择和真正进步的、民主的、革命的、促进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国际力量合作。

中国政治反对派在与国际合作上如此的方向、如此的“主流”，原因、恶果、性质，与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一样。我直言不讳的说，如果中国民运、自由派，乃至整个政治反对派主流，依旧如此“国际合作”，那不是将中国变好，而是和如今中共的政策内质一样，甚至“引狼入室”，再多一重甚至多重外来的危害，让中国社会的腐烂、人心的败坏雪上加霜、蛊内添毒。

和国际进步力量的联系，不仅很少，而且没有形成实质的、紧密的、有充分联动性的联盟与合作关系。例如一部分中国学者与西方进步学者乃至国会议员、国家领导人有些联络，但并未将关于中国人权的诉求清晰、有力的传达，得到的支持明显不足、不力，双方的沟通并不顺畅，甚至有些浮于表面。当然，我对于具体沟通过程不了解，但就从公开的信息和后续的效果看，足以看出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例如中国民运人士与奥巴马、南希·佩洛西都有过会晤，但有多少作用？究竟是美方能力有限、无法做更多的事，还是民运人士缺乏沟通能力和正确的交流方式，以及请求力度不够，导致效果不彰？

例如基数仅数百万的藏人，其流亡于海外的藏人在人权呼吁上的影响，就多于（或至少不弱于）代表十几亿中国大陆人民的民运人士。同样，如南非的曼德拉和他的同仁、缅甸的昂山素季与民盟、韩国与葡西及拉美专制期间的民主人士，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沟通和联系都更强，得到的国际支援都更多，哪怕他/她们所代表的国家和人口规模都远不如中国（例如缅甸、南非人口都不足中国二十分之一）。有些反对派领袖还常年处于被软禁状态，但依旧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支援。相比之下，中国的呢？十多亿国人尤其汉族人中，有多少参与推动整个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人？其中德才兼备、思想进步的又占多少？愿意付诸实践、付出巨大牺牲的呢？三扣两扣还剩几个人？

当然，这一切和中国高度犬儒化和社会达尔文化的大环境有关。十多亿国人中，绝大多数都是鲁迅说的“做惯了奴隶”的普罗大众（中下层的麻木的民众，如《药》中的华老栓、康大叔、红眼阿义之流）和“一阔脸就变”的社会精英（以上流权势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主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已参与政治反对和民主运动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前面我已经评论过其中大多数是怎样的人、做了什么事了。

至于中国民运乃至国内反对派，与明显比美国更重视人权、更可能帮助中国民主化和人权事业的欧盟和西北欧各国，如法德荷及北欧三国，更是鲜少接触（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如上段所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根本就不愿意与进步力量联合）。而为数不多的接触，成果有多少？相对理性和进步的那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反对派人士，有没有竭尽全力，去和马克龙、默克尔这些领导人积极会晤和请求呢？而和学界的联系，虽然相对较多（就例如这次研讨会），但是接触仍然明显不足，接触的国外知名进步、正派、有责任心的学者，人数太少、频次太低、联系太疏。当然，即便没有成果，也比前面提及的心术不正，且与外国保守顽固势力勾兑的要好的多，最起码接触的对象是好的。

说到这里，也到了尾声。我有些话说的是激烈了些，但我认为是有必要讲的。其余的话，在我的《人民宪章》等其他文章中。当然，还有百倍千倍字数乃至更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或者永远都说不完。

总之，如今的中国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各领域是繁荣与腐烂交织的；而民间力量是多样性的、高度分化的。选择走怎样的变革之路，关系着十多亿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兴衰，乃至影响着世界未来的走向。

相对于在国内身陷囹圄以致饱受摧残的抗争者、世界各处受难挣扎的人民，我是幸运的、相对自由的。而相对更幸福、更自由、更有物质基础和知识条件的人们，难道不该更加将心比心，为那些失声者发声、利用相对优越的条件努力行动、做更多实事和开拓性的事吗？我经历过失去自由、尊严被践踏，也体会了民生疾苦，耳闻目睹乃至亲历了社会的黑暗。因此，我希望远比弱势者有条件和能力的有识之士，珍惜现有的条件，尤其宝贵的自由和发声的机会，为不能发声者发出呐喊，替缺乏知识与表达能力的受难者说出心声，为被侮辱被损害者争取尊严。而我虽人微言轻，但也会略尽绵薄，死而后已。

我们要把光与热送进黑暗的地方，让饥寒交迫的人们得到温暖与饱餐，唤起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站起来争取权利和平等，带领被权贵践踏的弱者挣脱锁链。锦上不需添花，雪中亟待送炭。期望法治与公正的新制度早日建立，愿世间生灵不再为苦难悲叹。而这一切，绝不能只停留在言论，而要用更具建设性和实践性的行动去改变。

当然，在如今的中国国内和国际大环境下，行动本身就是很难的，至于成效则更不容乐观。但我们总要做些事，不能干等着“天下有变”之类的“好事”。我们或许可以等待，但是那些在基本生存上挣扎、饱受屈辱的工农大众，尤其弱势群体，则每天都在煎熬，或逐渐麻木而绝望，沉沦的活着与死去。何况，等到的“有变”并不一定是好的，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是祖国和民族恶性的“改变”/“突变”，那不要也罢。当然，如发生这种“恶变”，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选择做更多建设性的事乃至必要的妥协、降温，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保住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和思想之魂，而不是幸灾乐祸、火上浇油、趁火打劫。

同样，我们推动的改变，应是让祖国走向民主和繁荣、使人民得到平等与自由的改变，而不是不惜摧毁祖国、让民族再受内乱外侵荼毒的“改变”。例如，我们要对劳工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女权运动、教育平等运动、民间反腐败运动、反官商勾结与反垄断运动、要求公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收支运动、各类分散和弱势的受害者维权运动、身心障碍者等弱势群体平权运动等促进平等公正和社会进步的运动进行更多实质的帮助，如对相关运动提供合理合情也合国际法例的资金支持、人力援助、物资补给等物质保障；建立与之相关的系统性的知识、智力、学术支持；提供平台、帮助建设组织、为他/她们与国际先驱/前辈人士和组织牵线搭桥；深度理性的挖掘真相、客观求实的揭露黑暗，发起务实而又打动人心的舆论呼吁、为人微言轻的弱势者提供话语权的支援……并让这些支持系统化、细密化、常态化、固定化（当然，更具体的行动方案非常复杂，不是一个人、一篇文章可以说清（几部书的篇幅恐怕也不够），在此就不展开讲了）。

至于这些实际行动必需的人力、智力（知识）、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则需要多方筹措、参与、贡献（当然，具体如何筹措、使用，也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和开拓），尤其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还要对资源的使用（尤其是涉及金钱方面）进行稽核与监督。国际进步力量应优势互补、平粜扶弱，受助者也要在不助恶不偏帮的原则下在未来反哺援助者，构建起国际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互助与良性循环机制。

最后，我希望中外善良而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思国之忧、晓民之苦，集思广益，并早日将思想付诸实践、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共同挽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改变不公不义的现状，让中国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让 祖国和世界迎来崭新的时代。

2019年9月8日

共和历227年菓月榛日（初稿）

2019年10月27日

共和历228年雾月芥日（修订）

（王庆民系旅欧青年政治学者）